2021年4月14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驻阿富汗美军将于9月11日前全面撤出，结束这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5月1日以来，随着美国加速撤军，阿富汗塔利班乘机加紧攻城略地。8月15日，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阿总统加尼逃往邻国，阿富汗又一次来到了“岔路口”，国内政治再次迎来“大洗牌”。几番沧海桑田，碎片化仍是阿富汗政治浪潮冲击下的“基本地貌”，是阿富汗实现和平与稳定必须考虑的基本国情。

政治传统中的碎片化

　　阿富汗地处欧亚大陆中心，有“亚洲心脏”之称，也因此在某些地缘政治理论中被赋予特殊战略意涵。然而，自15世纪帖木儿帝国崩溃以来，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亚洲腹地便在政治上呈现破碎状态。地理上，阿富汗沟壑纵横的地貌形态更是为政治的地方化、碎片化提供了肥沃土壤。1747年，杜兰尼王朝建立了第一个阿富汗近代国家，其政权建立在部落联盟基础之上。氏族部落等地方性政治权威横亘于民众与国家之间，依据血缘由近及远构成一个个“同心圆”，成为阿富汗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单元。部落首领、宗教人士和由全体成年男性组成的“支尔格”议事制度，构成了部落社会的基本政治结构，使得权力在实践中进一步分散。
　　近现代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对建立在部落联盟基础上的阿富汗国家构成挑战。近代以来，掌握政权的普什图人依据自身历史、语言和文化推动民族国家建构，遭遇碎片化政治的抵制，非但不足以打破氏族部落的权力藩篱，反而激化了族群之间的矛盾冲突。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穆沙希班王朝时期的阿富汗国家推行了一系列“普什图化”政策，加深了普什图人与其他族群之间的隔阂。穆沙希班王朝被推翻后，阿富汗又实行了若干“去普什图化”政策，进一步造成族际界限的固化。这使得族群成为现当代阿富汗政治中一条清晰可见的断层线。
　　近代以来，内陆亚洲破碎的地缘政治使阿富汗成为大国博弈的“缓冲区”和“角力场”，成为当代阿富汗社会动乱的历史根源。19世纪英国和俄国“大博弈”的历史结果是将阿富汗变为两大帝国之间的缓冲地带，确立了近代阿富汗国家的地理边界。但也正是在缓冲区战略构画下，两大帝国为了确保阿富汗不被对方独占，都没有放弃对阿富汗施加影响力。这使得近代阿富汗难以建构出内部同质、对外中立的国家，沦为一个能够同时“容纳”两大帝国势力的政治联合体。缓冲区往往成为“角力场”，使得缓冲区国家无法实现政治稳定，这也构成了当代阿富汗政治中族群矛盾、跨境族群问题以及代理人政治的历史根源。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入侵阿富汗将后者推上冷战中的热战前线，长期的武装冲突和无政府状态将阿国内碎片化政治进一步嵌入国际政治博弈的方程式之中。
　　在碎片化的政治传统中，阿富汗国内外势力频繁的利益调整使阿政治深陷进一步碎片化的漩涡。基于利益、道义或情感的结盟与背叛是阿富汗政治的基本行为逻辑。在部落社会中，道义与情感往往同习俗与传统相关，具有相对稳定性。利益的调整则具有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也更容易受到外部影响。现实利益牵引着阿富汗政治结构的分化重组，而一次次国内国际利益调整都是对既有政治生态的“定向爆破”，造成的后果就是进一步碎片化。

美国入侵加剧了阿富汗碎片化

　　21世纪初，美国入侵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权，而后引入西式选举民主体制，启动战后政治重建进程。然而，历经20年的“政治重建”不仅未能逆转政治碎片化，反而为之“同化”，成为碎片化政治的一种新形式。在西式选举体制中，政党是参与政治的基本单元，但阿富汗却没能发展出良性的政党政治制度。在长期战乱中，阿富汗孕育出一系列与地域、族群或宗教派别相结合的军事势力和军阀人物，其中不乏顶着政党名号，但实际上是以强人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它们平行于传统的血亲同心圆结构，具有更加扁平化、碎片化的特征。于是，在战后阿富汗选举制度下，受利益集团影响与控制的选民成为可供交换的新政治资源，选举政治则变成利益置换的一种方式。
　　作为西式选举政治的弊端，身份政治同样在阿富汗政坛横行，在选举过程中对阿富汗政治族群不断“再分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期的战乱与无政府状态造成阿富汗国家与国民之间脱节，氏族、部落、族群等地方性政治权威成为联系二者的中介，这与选举制度结合便形成身份政治。在民族主义知识扩散的时代，族裔身份成为选举动员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因此，战后任何一个政治利益集团都带有族裔身份标签，而任何权力分配都必须考虑族群身份平衡。但事实上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无法代表其所标榜的族群全体，并且随时都可能在现实利益的牵引下分化重组。于是可以观察到，在选举中各个竞选团队似乎都能推出跨族群的候选人班子，但这并不意味着阿政治中族群“断层线”的弥合，反而折射出族裔身份政治内部的进一步碎片化。

　　在美国占领的20年间，阿富汗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结构发生巨变，它带来的价值观与利益多元化客观上加剧了政治碎片化。战争难民潮和外军服务业加快推动了阿富汗城市化进程，城镇人口迅速增长，达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城市经济样态产值已经占到了阿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以上，喀布尔成为人口超过400万的大型城市，原本以农村和部落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在美国主导的政治重建中，阿富汗民众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权利意识快速增长，政治参与的热情升高。战后“可乐一代”成长在利益多元和价值多元的时代，高等教育和互联网也加快了多元化价值观的傳播。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塔利班统治时期全国仅有一所高等学校正常教学，如今阿富汗已经建立了39所公立大学和128所私立大学，宽带互联网覆盖了全国22%以上的人口，网民总数超过970万。愈加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进一步冲击了建立在农村社会样态上的血亲同心圆结构，但在主流政治失序失范的背景下，多元价值、多元利益之间的张力势必更加激烈，客观上加剧了政治碎片化。

后美军时代政治重构中的碎片化

　　随着2020年2月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和平协议的签署，塔利班日益走向合法化。在该协议规定的美国完成撤军最终时限2021年5月1日之后，阿塔重开战端、急速扩张。正如近年来国际社会所意识到的，阿塔是一支根植于阿富汗社会的力量。在美国撤军背景下，塔利班猛烈的武力冲击正引发新一轮利益调整，催生碎片化政治进行新的分化与重组。
　　对于前阿富汗政府各派的政治精英而言，与塔利班进行阿富汗全面政治和解及权力和平过渡谈判，不仅事关阿和平前景，更与自身在未来政治架构中的权力地位利害攸关。对于前总统卡尔扎伊等政治人物而言，参与到谈判中来可能是其重返政坛的现实途径。对于发迹于上世纪军阀混战的部分政治精英而言，他们的政治权力很大程度上与其军事权力正相关，而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政治重建中的军队国家化进程事实上削弱了其权力来源。在塔利班攻城略地的背景下，以武装抵抗塔利班的旗帜重建军事权力或者与塔达成协议保存实力，都是其在未来政治重构中确立自身地位的重要方式。
　　对于阿富汗塔利班而言，无论是打还是谈，都是重夺政权的手段方法。阿塔内部存在多个派别，在长期的武装活动中，组织结构存在去中心化倾向，强化内部团结既依赖于宗教化的政治主张，也依赖于武力扩张所获利益的分配。现阶段而言，阿塔与阿富汗各派推进实质性和谈就必然涉及对自身政治主张的妥协，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领域的调整以及对内部组织结构的“清理”。这也就意味着对内部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随之而来的分化重组。相反，武力掠地夺权实质是向外攫取利益，有利于内部利益格局的相对稳定。这也构成了自5月1日以来塔利班在全国发起大规模攻势的重要背景。

　　對于外部势力而言，美国全面撤军证明了大国独占阿富汗不是历史的常态。美国战略撤退成为“离岸”玩家，阿富汗从“全球反恐战争”回归本地区地缘政治现实之中。大国及地区国家对阿富汗有着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和关切，包括塔利班在内的阿政治派别，都是外部势力可兹利用的资产。为此，外部势力也同样乐于利用阿国内政治的裂痕并为其内斗提供资源。然而，这一切都建立在阿富汗不能为任何一方所独占的前提基础上。倘若外部势力对阿富汗种种或真或伪、或虚或实的利益得不到协调共存，防止他人利益的实现显然先于自身诉求的达成。
　　因此，在后美军时代，审视阿富汗国内各股政治力量之间或打或谈、或分化或重组，碎片化政治利益的交换是最关键的线索。现有条件下实现阿富汗和平与稳定，关键是要建立一套阿国内国际各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分享机制。在美军占领时代，选举政治和美国独占是一套不公正但相对可以运转的机制，但现在这个机制已随美军撤出而瓦解。在后美军时代，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若要取得实质性进展，既取决于阿人自主建立符合阿自身国情、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也取决于大国与地区国家为阿人自主建政提供适宜的国际环境。
　　国际社会有必要凝聚建设性共识，推动对话谈判，贡献维稳促和的正能量。阿国内各派别应该及时止战止暴、启动和谈，继续推进和平和解进程。只有真正把“阿人主导、阿人所有”原则落到实处，通过政治谈判组建包容性政府才是阿富汗问题的光明出口。
　　（截稿于8月19日）
　　（王旭为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