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进出口总值43030.4亿美元，同比增长3.4%。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说，中国外贸保持平稳增长，进出口增速快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继续保持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同时，他也坦承，外贸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已经进入“新常态”。
朱天（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和决策科学系主任）
流行的“中国经济失衡论”通常认为由于中国内需不足，尤其是消费不足，因此经济增长必须依赖大量出口。
但出口作为需求的一部分并非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后者需依靠生产能力的扩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是个供给问题，而非需求问题。
中国的出口之所以被看得如此重要，可能是因为其增长速度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是世界最快的，也快于中国GDP的增长速度。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出口占当时很低的GDP水平的不到10%，在世界贸易舞台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现在占居世界第二位的GDP水平的近30%，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
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应该看成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如果一个国家真的可以通过出口达到高速经济增长的话，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国家）都可以，也都应该这么做，世界上很快也就不会再有落后国家了。
由于中国经济的体量本身就很大，出口的绝对量多并不奇怪。比如，中国的出口总量是韩国的3.5倍，而经济总量是韩国的7倍多，可以说韩国经济比中国经济更依赖于出口。
如果用出口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某国家对出口的依存度，中国并不比其他发展中大国，比如印度、墨西哥和土耳其，更依赖于出口。
作为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国家，中国的出口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这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结果。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首席教授）
对外贸易增速早在2011年后就开始放缓。目前，某些国家主导的新的经贸协定安排，试图把中国排除在外，这对中国外贸不利。
形势所逼，中国必须扩大国内消费。而且，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满打满算才35年，韩国等都在40年以上，他们经济增长快的结果是城市化率达到了80%，而我们才50%多一点。
内需这驾马车能否正常前行，关乎经济增长未来。但内需不振是慢性病，尤其是一到经济吃紧时就发作。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这么多年，迟迟没有实质性进展。原因在于市场发挥的作用一直不够。
要加快深度开放的力度，比如金融、保险、证券、电信、物流、电商等领域还未享受到开放带来的红利。税收政策可以进一步减免税，但如果对外开放的力度不够，政策的激励也很难体现出来。
要推动未来发展必须抓好政府自身的改革。上海试点自由贸易区首先明确的一件事就是转换政府职能，投资、金融等领域尽量向国际最高标准看齐。
新一轮产业革命已经来临，新技术带来生产力的发展和变革，游戏规则也会随之改变，若不改革在未来将无所适从。
朱海就（浙江工商大学教授，经济学家）
外贸高速增长时代结束，对中国经济是个转折点。
过去政府主导大规模投资，鼓励出口，的确可刺激经济一时增长，但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取竞争优势的时代不再，中国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机会。
新机会在哪？在国内。中国是人口大国，内需和市场潜力巨大，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
要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措施落到实处，用“改革红利”代替“出口红利”。这是我们的不二选择。
一些经济领域的重大改革迟迟不能推进，原因之一是人们把“反市场化的改革”措施也视为“改革”。
必须树立“市场化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的观念，才能消除经济、社会领域的垄断，把减少干预、开放市场落到实处。
外贸作用被夸大，人才和制度更关键
林采宜（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以前老说的“出口创汇”是很奇怪的词，美国从来不出口创汇，都是拿外汇进口，却成了全球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可以说，外贸顺差并非越大越好，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一定要靠外贸立国。
外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实际上被过分夸大了。中国经济下一轮的崛起要靠人力资源优势，而非劳动力成本优势。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国际竞争力提高都需要提高勞动力素质。
随着过去靠低成本劳动力来实现扩张的时代结束，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高附加值的贸易商品输出、服务性输出。
在未来的开放经济中，中国要想真正获得制造大国的地位，在对外贸易中提高产业竞争力，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口素质。
因此，中国要调整结构，首先应从教育开始。劳动力红利优势不再，我们必须转而学习德国、日本，靠高附加值的产业制造的专业技能、管理技能，才能在国际上建立起真正的制造大国的地位。
其次，要有制度创新的环境。为什么中国出不了苹果、微软？核心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中国要实现以劳动效率和技术创新所推动的增长发展机制，最重要的改革就是知识产权制度应该迅速建立起来，这是立国之本，也是实现长久发展的核心制度保障。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说，中国外贸保持平稳增长，进出口增速快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继续保持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同时，他也坦承，外贸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已经进入“新常态”。
外贸新常态再正常不过
朱天（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和决策科学系主任）
流行的“中国经济失衡论”通常认为由于中国内需不足，尤其是消费不足，因此经济增长必须依赖大量出口。
但出口作为需求的一部分并非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后者需依靠生产能力的扩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是个供给问题，而非需求问题。
中国的出口之所以被看得如此重要，可能是因为其增长速度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是世界最快的，也快于中国GDP的增长速度。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出口占当时很低的GDP水平的不到10%，在世界贸易舞台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现在占居世界第二位的GDP水平的近30%，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
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应该看成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如果一个国家真的可以通过出口达到高速经济增长的话，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国家）都可以，也都应该这么做，世界上很快也就不会再有落后国家了。
由于中国经济的体量本身就很大，出口的绝对量多并不奇怪。比如，中国的出口总量是韩国的3.5倍，而经济总量是韩国的7倍多，可以说韩国经济比中国经济更依赖于出口。
如果用出口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某国家对出口的依存度，中国并不比其他发展中大国，比如印度、墨西哥和土耳其，更依赖于出口。
作为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国家，中国的出口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这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结果。
内需不振是慢性病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首席教授）
对外贸易增速早在2011年后就开始放缓。目前，某些国家主导的新的经贸协定安排，试图把中国排除在外，这对中国外贸不利。
形势所逼，中国必须扩大国内消费。而且，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满打满算才35年，韩国等都在40年以上，他们经济增长快的结果是城市化率达到了80%，而我们才50%多一点。
内需这驾马车能否正常前行，关乎经济增长未来。但内需不振是慢性病，尤其是一到经济吃紧时就发作。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这么多年，迟迟没有实质性进展。原因在于市场发挥的作用一直不够。
要加快深度开放的力度，比如金融、保险、证券、电信、物流、电商等领域还未享受到开放带来的红利。税收政策可以进一步减免税，但如果对外开放的力度不够，政策的激励也很难体现出来。
要推动未来发展必须抓好政府自身的改革。上海试点自由贸易区首先明确的一件事就是转换政府职能，投资、金融等领域尽量向国际最高标准看齐。
新一轮产业革命已经来临，新技术带来生产力的发展和变革，游戏规则也会随之改变，若不改革在未来将无所适从。
以“改革红利”代替“出口红利”
朱海就（浙江工商大学教授，经济学家）
外贸高速增长时代结束，对中国经济是个转折点。
过去政府主导大规模投资，鼓励出口，的确可刺激经济一时增长，但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取竞争优势的时代不再，中国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机会。
新机会在哪？在国内。中国是人口大国，内需和市场潜力巨大，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
要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措施落到实处，用“改革红利”代替“出口红利”。这是我们的不二选择。
一些经济领域的重大改革迟迟不能推进，原因之一是人们把“反市场化的改革”措施也视为“改革”。
必须树立“市场化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的观念，才能消除经济、社会领域的垄断，把减少干预、开放市场落到实处。
外贸作用被夸大，人才和制度更关键
林采宜（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以前老说的“出口创汇”是很奇怪的词，美国从来不出口创汇，都是拿外汇进口，却成了全球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可以说，外贸顺差并非越大越好，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一定要靠外贸立国。
外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实际上被过分夸大了。中国经济下一轮的崛起要靠人力资源优势，而非劳动力成本优势。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国际竞争力提高都需要提高勞动力素质。
随着过去靠低成本劳动力来实现扩张的时代结束，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高附加值的贸易商品输出、服务性输出。
在未来的开放经济中，中国要想真正获得制造大国的地位，在对外贸易中提高产业竞争力，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口素质。
因此，中国要调整结构，首先应从教育开始。劳动力红利优势不再，我们必须转而学习德国、日本，靠高附加值的产业制造的专业技能、管理技能，才能在国际上建立起真正的制造大国的地位。
其次，要有制度创新的环境。为什么中国出不了苹果、微软？核心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中国要实现以劳动效率和技术创新所推动的增长发展机制，最重要的改革就是知识产权制度应该迅速建立起来，这是立国之本，也是实现长久发展的核心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