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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货币和金融合作成为区域内关注的热点,危机使东亚地区认识到,缺乏合作的货币和汇率安排将成为区域经济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本文以最优货币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东亚地区进行最优货币区标准检验,来考察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需求和潜力,并就我国应对策略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区域货币合作;东亚;最优货币区理论;亚洲货币基金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0)06-54-06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的头十年,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而区域经济合作则是经济全球化的一大特色。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和影响。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在反思危机原因、积极应对危机以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在深刻思考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以及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所可能带来的影响。长期以来,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现行的“美元体制”下东亚地区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并成为现阶段“美元体制”的主要受益者和支撑者。正因为如此,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可能使东亚地区成为最主要的受害者。中国与美国之间所谓“恐怖的金融均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在当今“美元体制”1下东亚地区面临的诸多困境。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各国、各地区明显加快了货币金融合作的步伐,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共识日益强化。
本文通过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相关讨论,结合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建立货币同盟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在建立的途径和方式上,既要参照欧洲的经验,也要兼顾东亚经济体自身的特点。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发展
有关区域货币合作及其实践的研究包括多种理论,而在探讨特定地区是否具备进行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即决定货币合作是否可行时),人们普遍采用最优货币区理论(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作为研究视角。该理论是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核心部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基于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争论,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Mundell)开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以下简称为OCA)的研究先河,他不仅率先提出“最优货币区”的概念,还奠定了货币一体化的理论经济的基础。
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是这样一个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是互相盯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一)早期最优货币理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由经济学家Robert. A. Mundell (1961)2 提出。他认为,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的高度流动,可以作为各国间需求转移和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使几个国家或地区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并保持物价的稳定和充分就业。当生产要素在某个区域内能自由流动,而在该区域与外部区域之间则存在流动障碍时,生产要素具有流动性的区域就适合建立一个共同货币区。
McKinnon(1963)3 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最优货币区》一文,在Mundell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经济的高度开放。他假设一个经济体的产出可分为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可贸易商品在社会总产出中所占比例越大,该国的经济开放度越高。
Mundell和McKinnon的研究均着眼于经常账户的国际收支平衡,而Ingram(1969) 4则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账户研究出发,提出以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作为划分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把最优货币区问题的研究由商品贸易领域引申到了金融区域。他认为在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的区域,可以通过利率的变动引起充足且有效的跨国界资本流动,使区域内各国国际收支趋于平衡,从而大大降低汇率调节的必要性。
这些关于最优货币区标准的探讨,指出了一国是否应该加入货币区的某些原则。然而,很明显的是,“没有任何一国可能拥有成为货币联盟理想成员国所应具备的所有特性,而且所提出的指标并不能正式地相互权衡” 5,由于标准本身具有多样性,由不同标准出发得出的结论相互矛盾时,难以确定应以何种标准为主要的判断依据,或者那些标准是成立货币合作所必需满足的。
(二)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新发展
最优货币区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70年代下半期和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研究取得的成果不多。
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国际货币领域的发展,特别是欧洲迈向货币一体化进程重现活力,以及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使得最优货币区理论在学术界完全得到复兴。
Eichengreen和Bayoumi(1994) 6就经济冲击对称性进行了一系列数量分析。他们认为,如果外部经济冲击对于共同货币区域内各经济体的冲击是对称的,区域内各经济体可联合采取相似的宏观经济对策,共同抵御冲击。
Frankel和Rose(1998) 7对最优货币区检验标准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他们提出了货币区自我强化的“内生性假设”:如果国家间的贸易程度与其收入水平以及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之间具有内生性关系,那么当一国加入共同货币区后,其与该区域内各国的贸易水平将会大幅增加,同时带动其收入水平和经济周期与该区域其他国家逐渐趋同。
最优货币区理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提出后不断发展。发展至今,对经济学,尤其是国际经济学影响极大。它在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中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指导和理论支持的作用,其提出者Mundell也因此被誉为“欧元之父”。
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展与可行性分析
东亚地区被认为是世界上三大经济区之一,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目前,虽然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在不同的层面上得以迅速开展,但与世界其他经济区域相比,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一直没有真正开展起来。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亚各国(地区)意识到,在经济、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仅靠松散的、缺乏约束力的“共识”是无法阻止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的。可以说,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给东亚各国敲响了警钟,开始启动了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程。
(一)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展
迄今为止,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虽然东亚区域内的贸易投资与技术联系已经相当紧密,在一些局部地区或整个亚太地区出现了一些贸易或投资领域的区域合作的机制,如1977年建立的东盟多边互换安排(ASA)与1991年建立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官员会议(自1996年起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央行行长会议,EMEAP)等,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在货币金融领域却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合作机制。
2、1997年至2000年期间
金融危机爆发至2000年期间,主要是该地区大国纷纷提出救援计划或构想,如日本政府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构想 ,并实际以“新宫泽构想”为核心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救援措施,中国政府提出的“人民币不贬值”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危机的蔓延,但这一时期东亚各经济体尚未就区域货币合作问题达成基本共识。
3、2000年至今
第三阶段是2000年“清迈倡议”(CMI)提出以来的实际推进阶段,东亚各经济体就区域货币合作达成共识,并开展了一系列的积极行动,在诸如信息沟通与共同监管机制、货币互换和推进亚洲债券市场建设等许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实际进展,特别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后,触发了各经济体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意愿,2008年5月ASEAN10+3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马德里会议就有关CMI多边化问题达成了一致,2009年2月22日于泰国普吉召开的ASEAN10+3特别财长会议发表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扩大了“清迈倡议多边机制”(CMIM)共同储备基金的规模,并提议建立独立的区域经济监控实体。2009年5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ASEAN10+3财长会议公布,总值1 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将于2009年底前完成筹建。中、日、韩国三国财长3日还就三方筹建中的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出资份额达成共识。根据这项共识,中国出资384亿美元,日本出资384亿美元,韩国出资192亿美元,分别占储备库总额的32%、32%和16%(ASEAN占20%)。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储备库以借贷方式向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成员提供资金帮助。
(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1、东亚地区最优货币区标准检验
由于对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研究在90年代以后才开始,此时理论界对最优货币区的检验标准已经从单一指标检验发展到多指标检验了,因此对东亚是否最优货币区的检验从一开始就是使用多种指标综合检验。
(1)东亚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程度
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相互之间的汇率合作。Bayoumi,Eichengreen和Mauro(1999)的研究发现,1990-1998年间,东亚经济体中45%的出口,49%的进口和47% 的总出口发生在区域之内,区域内的这种紧密贸易关系和欧元区内的贸易关系近似。东亚区域内进出口比例也均呈现明显提高的趋势(见表2-1),东亚区域内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1980年仅为32.0%,1990年为39.6%,2000年这一比例提高位54.9%。说明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强,从而带来经济的高度相关性和同步性,构建东亚固定汇率区。
(2)对外贸易依存度
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对外开放度很高,并且逐年递增,其平均贸易依存度由2000年71.6上升到2004年87.64(表2-2),高于欧盟实施货币合作前的平均水平。虽然东亚各国和地区总的对外开放度较高,但是个别地区差别较大,这也成为了东亚各国进行货币合作的障碍之一。但由于东亚经济体的相互依存性越来越高,奠定了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也在客观上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加强相互间汇率的稳定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3)生产要素流动性
从主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的流动情况来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仍然存在较多的障碍。前者主要来自语言、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后者是由于东亚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金融开放程度各异所致。亚洲各国(地区)金融发展的水平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由中国香港、新加坡组成,它们金融深化的程度较高,是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基本不存在资本流动的障碍;第二层次由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日本组成,这些国家和地区正处于金融深化的过程中,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已大大放松,金融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第三层次由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组成,这些国家金融自由化起步较晚,目前还存在较多的政府对金融的管制,资本流动的政策和市场障碍都很大。由于亚洲区域的大国——中国、韩国、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致使整个亚洲区域的资本流动性不高。
(4)外部冲击的对称性
李晓洁(2004)通过对东亚实际产出波动的冲击分析 9,研究亚洲货币联盟可行性,认为东亚各国整体看,外部冲击并不对称。东盟成员国的冲击高度相关,日本与韩国比较相关,东盟成员国于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相关性有趋强的迹象,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呈不相关甚至负相关。
因此,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东亚各国和地区在各经济指标上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标准尚有一定距离,目前建立货币联盟的条件尚未成熟。要在东亚实行统一的货币安排,还需要建立货币合作体系、通过措施有步骤地推进一体化进程。
2、东亚实现货币金融合作已具备的条件
东亚地区经济联系密切、经济差异较小,可以先建立货币联盟,实行单一货币。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从各项经济指标的趋同上来看,该地区都具有实行统一货币的可行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增长较快,综合经济实力增强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后期,东亚地区经济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创造了“东亚奇迹”。在1965至1990年这段时期中,整个亚洲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3.8%,其中东亚地区尤为突出,达到了6.7%, 1966年东亚地区的GNP仅占当时世界的4%,而30年后的1996年比例上升到24%,并且90年代上半期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在8%左右。21世纪的头十年,虽然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东亚地区仍然保持全球增长的领头羊地位。
(2)经济互补性较强,区域内贸易、投资呈上升趋势
东亚地区在贸易、资本、技术、经营和资源方面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建立货币联盟后,区域内各国的资源就可以得到充分流动,实现有效分配和合理利用,从而促进区域内贸易经济的发展。
(3)东亚十国和地区的主要经济指标已渐趋同
东亚地区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GDP逐年增长且差异不大,失业率均在3%-6%左右,消费者物价指数均在较小幅度内波动,基本利率除了菲律宾和印尼之外,其他国家的利率水平较接近,汇率波动幅度也不大,外债占GDP的比率除菲律宾、泰国、印尼外,其余均在欧盟国家所制订的60%标准以下,这些充分说明了这十国和地区的主要经济指标已渐趋同,在走向统一货币的道路上已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
三、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安排
东亚选择多重货币联盟模式表明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因此,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具体来说,东亚货币合作可分以下四个阶段10进行:首先,建立危机救助机制;其次,汇率政策协调和合作;第三步,建立共同的汇率联动机制;最后,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
(一)建立信息沟通和危机救助机制
在区域范围内对金融危机进行预防和紧急救援,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在政策和制度两个层面共同做出努力。由于东亚长期以来在区域合作中具有“非正规化、非制度化”的特点,建立系统的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分层次逐步进行。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五个步骤。
(1)确立信息共享与共同检测机制;(2)建立经济政策协调机制;(3)扩大区域性融资便利机制;(4)建立区域性紧急救援机构;(5)加强各国金融部门的合作,推动区域内金融市场一体化。
目前,东亚地区普遍认同的一种关于完善危机紧急解救机制的建议是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因为,从技术条件看,东亚已基本具备建立AMF的条件。这是由于东亚各国和地区具有高贸易盈余、高外汇储备和高储蓄率的特征而形成的。如果区域内各经济体联手货币金融合作,无疑会使东亚地区对抗国际游资冲击的力量大大增强。因此,东亚各国和地区应通过更多的协商,提高相互信任度,以进一步加强各国在货币金融方面的合作。
(二)汇率政策的协调和合作(AERM)
在局部层面上,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体具有稳定双边汇率的共同要求,有条件采取盯住共同货币篮子制度。可以根据货币篮子构成与经济贸易结构的相似性,局部区域范围内选择共同的货币篮子目标,确定(公开或非公开的)中心汇率,并对各国币值对中心汇率的偏离进行某种程度的波幅限制,建立次区域范围的汇率联动机制。考虑到次区域范围内经济规模相对有限、各经济体仍将存在一定差异,应规定较为宽泛的汇率波幅以防止投机冲击,可以采取所谓“BBC”(basket-band-crawling)11 汇率制度,以便在保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提供一定的灵活性。
在区域整体层面上,应以次区域汇率合作为基础,构建整个区域对外部货币的汇率目标区(目标区的边界可以设置得宽松一些),可以将ACU作为主要的参考目标,以便协调区域对外汇率政策、保证价格环境的相对稳定并防止各国间的恶性竞争。当然,考虑到各个局部地区的差异,目标区的范围可以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同时,除了进一步强化AMF的机能以外,考虑到东亚地区的具体情况,还应当参照主权财富基金的模式建立一个主要对区域内金融资产进行投资的多国合作投资基金(Asian Cooperative Investment Fund,ACIF)12,主要用于投资于区域内国际货币(如美元)计价的主权或半主权债券。ACIF可以有效地实现各国储备资产多元化和分散风险的目的,使储备资产更多地配置在本地区,特别是可以将东亚地区储备资源的合作与区域性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建设结合起来。
(三)建立共同的汇率联动机制(AERM)
在局部层面上,在各局部区域盯住共同货币篮子制度确立之后,逐步建立各个局部区域的固定汇率制度,推进次区域范围内的货币一体化,由于盯住货币篮子制度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因此从长期来看,如果既要维持汇率稳定,又要保证汇率制度的可持续性,只有用比较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替代盯住共同货币篮子制度,即实现区域货币一体化。根据OCA理论,货币区的范围或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最有可能发展成为最优货币区。在建立东亚区域货币体系的过程中,可以先在次区域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基础上进行局部的货币一体化尝试。
同时,在区域整体层面上,应建立东亚区域的共同货币篮制度,形成统一的汇率联动机制,将ACU设想推进到实际操作和应用阶段,用以作为各经济体共同盯住的区域货币篮,并确定对该货币篮的中心汇率,但各局部区域的原有盯住目标要继续保持。在次区域范围内,各国、各地区货币维持相对严格的固定汇率,再根据各局部区域的原有盯住目标与ACU(亚洲货币单位)之间的关系,分别确定各局部区域盯住ACU的波动幅度,即以ACU为目标,构建宽窄不同的“蛇洞” 13。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货币一体化的“自我推动效应”,使各局部区域的“蛇洞”逐步收敛,进而建立东亚地区统一的汇率机制(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汇率机制——EMS)。实质上,这就是逐步将双边“蛇洞”体制扩展为区域性“蛇洞”体制的过程。
(四)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ACA)
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会进一步认识到,东亚的货币金融合作不能只停留在基金合作和汇率协调阶段。因为,由于世界经济中资本流动性的不断提高,在曾经固定但现在可以调整的汇率体制下,汇率变得越来越脆弱。Mundell指出,在货币联合与浮动之间,必须选择货币联合。因为,统一货币有助于改变国家间的政治和权力对比,这对于货币区内的每一个国家都是有利的。如果汇率不稳定,还会导致外国投资的枯竭,从而为金融危机推波助澜。而基金合作和汇率协调都只能增强东亚地区共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内源性危机。14 大量研究成果也表明,不论是民族国家独立的钉住汇率制,还是区域联合的汇率浮动制,非常狭窄的汇率走廊很难顺利地维持五年以上(M. Obstfeld & K. Rogoff, 1995)。所以,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
目前,关于创建ACA模式的建议主要有三种:一是以人民币为核心建立ACA,二是以日元为核心建立ACA,三是模仿欧元的演进模式创立东亚元。由于中国和日本有着较为明显的局限性,故前两种建议的现实可行性不大。而目前东亚仍有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从这种汇率制度转向盯住亚洲货币单位(ACU)则无疑意味着走非美元化道路,而这种模式显然与欧洲汇率机制(ERM)相类似。
具体的实施步骤,理应选择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来实现货币一体化。首先建立中华货币区、东盟货币区以及日元货币区三个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过程中,三大次区域货币区会在整个东亚货币合作的背景下,随着彼此之间贸易和投资关系的不断加强而逐步融合,最终实现东亚单一货币。
四、中国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中的战略安排
作为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大国,中国在历经20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经济金融实力已经明显增强,任何东亚地区货币合作要排除中国的参与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中国对亚洲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应该持有积极态度,而且我国还应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中国当前的货币金融政策仍然存在诸多障碍,因此需要加快完善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并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一)中国参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收益分析
1、加强与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系
作为东亚重要的政治、经济大国,对外关系的重点在东亚地区,据统计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高度集中于东亚地区。2006年,中国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额占中国总进出口额的40%强。因此,中国积极参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并在其中起到一个大国的领头作用,使东亚能获得稳定亚洲周边环境,并使东亚经济合作朝着有利于中国和其他成员经济的方向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
2、降低金融风险,防范金融危机
东亚固定汇率制可以避免汇率波动对中国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东亚货币协调机制不但能够降低周边经济体的金融风险,同时也会为我国金融系统提供一个安全阀。可利用东亚集体的抗风险冲击能力来扩大和补充自身的能力,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浪潮中维护应有的国家利益。
3、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进而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
(二)中国参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重要意义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日益加强,一方面中国经济越来越大地受到来自外界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对其他国家地区发生作用。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中,中国必然也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中国的参与,东亚货币合作难以实行。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不仅应扮演推动者的角色,更要力争成为领导者。
1、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对外贸易有了长足发展,进出口总额屡创新高,使得中国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在东亚居于大国位置。
2、中国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投资重点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商机也吸引了广大外资的投入,截至2008年底,在实际使用金额累计排名的前十位国家或地区中,有5位是在东亚,因此,东亚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地。2008年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合计为952.53亿美元,其中,来自东亚国家和地区577.1亿美元,占73.7%(见表4-1)。
3、中国具有协调金融市场稳定的巨额外汇储备
中国日益增长的外汇储备有助于建立区域性的资金援助与危机解救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东亚各经济体储备不均衡问题。90年代后,随着中国出口能力的提高和对外商投资吸引力的增大,国际储备逐年增加。截至2009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23991.52亿美元,连续四年居世界第一。中国完全有能力拿出一部分储备资源参与货币互换机制和组建货币合作基金,支持建立有利于本地区和本国贸易与投资发展、促进金融稳定的货币合作机制。
(三)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的战略对策
1、改善自身的不足
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首先要发展经济,加强同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系,同东亚各国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整体。目前,东亚地区在中国的贸易、投资和对外劳务合作总量基本上占到了50%左右。中国GDP增长率连续十几年在8%以上。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在东亚,在整个世界也是个奇迹。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还处于中下游,中国要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同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系,成为东亚经济体的领头羊。
2、加强同东亚区域内各成员的政策协调
首先,推进政府间对话机制的建立。东亚的对话机制可在各个层面下展开:如“10+1”机制,“10+3”机制,即东盟和中、日、韩的财政和央行对话的机制;三边机制,即中、日、韩财政与央行对话的机制;多边机制,即东亚区域内的多边对话机制,通过平等的磋商来解决各成员之间的政策冲突、金融监管的透明度、金融政策的协调、相关信息的披露、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一致性以及官方共同行动等方面的问题,在各方充分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寻求深层共识。
其次,加强东亚区域内贸易政策的协调。我国应推进产业升级,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避免与东亚各国(地区)的产业趋同以及由产品趋同而导致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保证各国出口的可持续性和国际收支的平衡,并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国门,对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
第三,加强东亚区域内汇率政策的协调。中国应积极推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汇率政策协调,在“10+3”框架下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签订双边或多边汇率协调协议,并进一步就汇率波动的幅度以及官方干预的程度、时机和方式等问题建立协商通道,进而实现“在稳定区域内汇率的同时保持对外汇率调节的灵活性”的目标,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稳定器和协调主体。
3、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
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是我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和增强我国国际金融竞争力的迫切需要。我国改革开放为此奠定了深厚的经济基础,建立了良好的信用机制。因此,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首先应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稳步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实现货币一体化与贸易投资一体化在时点上的一致:其次,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人民币汇率适应全球资本市场变化的体制变革,增强汇率体制的弹性和适应性,建立开放性金融监管体系及稳定而灵活的汇率体制;其三,应主动适应东亚货币一体化的要求,开放中国市场,实现对东亚其他各国贸易的无限畅通,促进亚洲内部贸易的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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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伊藤隆敏曾提出“亚洲金融稳定化基金”(Asian Financial Stabilization Fund,AFSF)构想,并认为它与日本政府AMF构想的最大差别在于,AFSF不仅包括提供外汇储备支援的内容,还包括对民间领域的金融支持(伊藤隆敏.提倡亚洲金融稳定化基余[J].[日]周刊东洋经济,1998,(10).)。
13李晓。[日]平山健二郎.东亚货币体系的构建与日元的亚洲化(4)[J].(日)世界经济评论,2002,(4).
14如果将这些机制看作免费的“最终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那么东亚货币合作之路必将陷入两难。即,缺乏这样的机制时,就不能对未来可能的危机事先构筑“防火墙”;存在这样的机制时,则又担心亚洲各国对其应负责的危机预警和损失承担采取松懈的态度,结果“道德风险”(moral risk)的上升反而造成了更频繁的区域动荡。所以,东亚货币合作最终仍需过渡到东亚单一货币区。
15数据来源:中国外汇管理局。
作者简介:
贾慧峰,男,中共党员,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在读),现任三江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秘书,研究方向:计算机网络化在商业模式中的发展、工商战略管理。
关键词:区域货币合作;东亚;最优货币区理论;亚洲货币基金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0)06-54-06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的头十年,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而区域经济合作则是经济全球化的一大特色。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和影响。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在反思危机原因、积极应对危机以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在深刻思考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以及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所可能带来的影响。长期以来,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现行的“美元体制”下东亚地区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并成为现阶段“美元体制”的主要受益者和支撑者。正因为如此,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可能使东亚地区成为最主要的受害者。中国与美国之间所谓“恐怖的金融均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在当今“美元体制”1下东亚地区面临的诸多困境。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各国、各地区明显加快了货币金融合作的步伐,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共识日益强化。
本文通过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相关讨论,结合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建立货币同盟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在建立的途径和方式上,既要参照欧洲的经验,也要兼顾东亚经济体自身的特点。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发展
有关区域货币合作及其实践的研究包括多种理论,而在探讨特定地区是否具备进行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即决定货币合作是否可行时),人们普遍采用最优货币区理论(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作为研究视角。该理论是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核心部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基于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争论,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Mundell)开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以下简称为OCA)的研究先河,他不仅率先提出“最优货币区”的概念,还奠定了货币一体化的理论经济的基础。
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是这样一个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是互相盯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一)早期最优货币理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由经济学家Robert. A. Mundell (1961)2 提出。他认为,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的高度流动,可以作为各国间需求转移和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使几个国家或地区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并保持物价的稳定和充分就业。当生产要素在某个区域内能自由流动,而在该区域与外部区域之间则存在流动障碍时,生产要素具有流动性的区域就适合建立一个共同货币区。
McKinnon(1963)3 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最优货币区》一文,在Mundell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经济的高度开放。他假设一个经济体的产出可分为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可贸易商品在社会总产出中所占比例越大,该国的经济开放度越高。
Mundell和McKinnon的研究均着眼于经常账户的国际收支平衡,而Ingram(1969) 4则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账户研究出发,提出以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作为划分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把最优货币区问题的研究由商品贸易领域引申到了金融区域。他认为在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的区域,可以通过利率的变动引起充足且有效的跨国界资本流动,使区域内各国国际收支趋于平衡,从而大大降低汇率调节的必要性。
这些关于最优货币区标准的探讨,指出了一国是否应该加入货币区的某些原则。然而,很明显的是,“没有任何一国可能拥有成为货币联盟理想成员国所应具备的所有特性,而且所提出的指标并不能正式地相互权衡” 5,由于标准本身具有多样性,由不同标准出发得出的结论相互矛盾时,难以确定应以何种标准为主要的判断依据,或者那些标准是成立货币合作所必需满足的。
(二)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新发展
最优货币区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70年代下半期和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研究取得的成果不多。
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国际货币领域的发展,特别是欧洲迈向货币一体化进程重现活力,以及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使得最优货币区理论在学术界完全得到复兴。
Eichengreen和Bayoumi(1994) 6就经济冲击对称性进行了一系列数量分析。他们认为,如果外部经济冲击对于共同货币区域内各经济体的冲击是对称的,区域内各经济体可联合采取相似的宏观经济对策,共同抵御冲击。
Frankel和Rose(1998) 7对最优货币区检验标准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他们提出了货币区自我强化的“内生性假设”:如果国家间的贸易程度与其收入水平以及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之间具有内生性关系,那么当一国加入共同货币区后,其与该区域内各国的贸易水平将会大幅增加,同时带动其收入水平和经济周期与该区域其他国家逐渐趋同。
最优货币区理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提出后不断发展。发展至今,对经济学,尤其是国际经济学影响极大。它在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中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指导和理论支持的作用,其提出者Mundell也因此被誉为“欧元之父”。
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展与可行性分析
东亚地区被认为是世界上三大经济区之一,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目前,虽然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在不同的层面上得以迅速开展,但与世界其他经济区域相比,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一直没有真正开展起来。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亚各国(地区)意识到,在经济、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仅靠松散的、缺乏约束力的“共识”是无法阻止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的。可以说,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给东亚各国敲响了警钟,开始启动了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程。
(一)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展
迄今为止,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虽然东亚区域内的贸易投资与技术联系已经相当紧密,在一些局部地区或整个亚太地区出现了一些贸易或投资领域的区域合作的机制,如1977年建立的东盟多边互换安排(ASA)与1991年建立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官员会议(自1996年起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央行行长会议,EMEAP)等,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在货币金融领域却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合作机制。
2、1997年至2000年期间
金融危机爆发至2000年期间,主要是该地区大国纷纷提出救援计划或构想,如日本政府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构想 ,并实际以“新宫泽构想”为核心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救援措施,中国政府提出的“人民币不贬值”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危机的蔓延,但这一时期东亚各经济体尚未就区域货币合作问题达成基本共识。
3、2000年至今
第三阶段是2000年“清迈倡议”(CMI)提出以来的实际推进阶段,东亚各经济体就区域货币合作达成共识,并开展了一系列的积极行动,在诸如信息沟通与共同监管机制、货币互换和推进亚洲债券市场建设等许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实际进展,特别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后,触发了各经济体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意愿,2008年5月ASEAN10+3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马德里会议就有关CMI多边化问题达成了一致,2009年2月22日于泰国普吉召开的ASEAN10+3特别财长会议发表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扩大了“清迈倡议多边机制”(CMIM)共同储备基金的规模,并提议建立独立的区域经济监控实体。2009年5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ASEAN10+3财长会议公布,总值1 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将于2009年底前完成筹建。中、日、韩国三国财长3日还就三方筹建中的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出资份额达成共识。根据这项共识,中国出资384亿美元,日本出资384亿美元,韩国出资192亿美元,分别占储备库总额的32%、32%和16%(ASEAN占20%)。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储备库以借贷方式向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成员提供资金帮助。
(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1、东亚地区最优货币区标准检验
由于对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研究在90年代以后才开始,此时理论界对最优货币区的检验标准已经从单一指标检验发展到多指标检验了,因此对东亚是否最优货币区的检验从一开始就是使用多种指标综合检验。
(1)东亚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程度
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相互之间的汇率合作。Bayoumi,Eichengreen和Mauro(1999)的研究发现,1990-1998年间,东亚经济体中45%的出口,49%的进口和47% 的总出口发生在区域之内,区域内的这种紧密贸易关系和欧元区内的贸易关系近似。东亚区域内进出口比例也均呈现明显提高的趋势(见表2-1),东亚区域内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1980年仅为32.0%,1990年为39.6%,2000年这一比例提高位54.9%。说明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强,从而带来经济的高度相关性和同步性,构建东亚固定汇率区。
(2)对外贸易依存度
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对外开放度很高,并且逐年递增,其平均贸易依存度由2000年71.6上升到2004年87.64(表2-2),高于欧盟实施货币合作前的平均水平。虽然东亚各国和地区总的对外开放度较高,但是个别地区差别较大,这也成为了东亚各国进行货币合作的障碍之一。但由于东亚经济体的相互依存性越来越高,奠定了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也在客观上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加强相互间汇率的稳定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3)生产要素流动性
从主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的流动情况来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仍然存在较多的障碍。前者主要来自语言、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后者是由于东亚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金融开放程度各异所致。亚洲各国(地区)金融发展的水平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由中国香港、新加坡组成,它们金融深化的程度较高,是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基本不存在资本流动的障碍;第二层次由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日本组成,这些国家和地区正处于金融深化的过程中,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已大大放松,金融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第三层次由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组成,这些国家金融自由化起步较晚,目前还存在较多的政府对金融的管制,资本流动的政策和市场障碍都很大。由于亚洲区域的大国——中国、韩国、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致使整个亚洲区域的资本流动性不高。
(4)外部冲击的对称性
李晓洁(2004)通过对东亚实际产出波动的冲击分析 9,研究亚洲货币联盟可行性,认为东亚各国整体看,外部冲击并不对称。东盟成员国的冲击高度相关,日本与韩国比较相关,东盟成员国于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相关性有趋强的迹象,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呈不相关甚至负相关。
因此,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东亚各国和地区在各经济指标上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标准尚有一定距离,目前建立货币联盟的条件尚未成熟。要在东亚实行统一的货币安排,还需要建立货币合作体系、通过措施有步骤地推进一体化进程。
2、东亚实现货币金融合作已具备的条件
东亚地区经济联系密切、经济差异较小,可以先建立货币联盟,实行单一货币。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从各项经济指标的趋同上来看,该地区都具有实行统一货币的可行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增长较快,综合经济实力增强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后期,东亚地区经济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创造了“东亚奇迹”。在1965至1990年这段时期中,整个亚洲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3.8%,其中东亚地区尤为突出,达到了6.7%, 1966年东亚地区的GNP仅占当时世界的4%,而30年后的1996年比例上升到24%,并且90年代上半期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在8%左右。21世纪的头十年,虽然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东亚地区仍然保持全球增长的领头羊地位。
(2)经济互补性较强,区域内贸易、投资呈上升趋势
东亚地区在贸易、资本、技术、经营和资源方面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建立货币联盟后,区域内各国的资源就可以得到充分流动,实现有效分配和合理利用,从而促进区域内贸易经济的发展。
(3)东亚十国和地区的主要经济指标已渐趋同
东亚地区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GDP逐年增长且差异不大,失业率均在3%-6%左右,消费者物价指数均在较小幅度内波动,基本利率除了菲律宾和印尼之外,其他国家的利率水平较接近,汇率波动幅度也不大,外债占GDP的比率除菲律宾、泰国、印尼外,其余均在欧盟国家所制订的60%标准以下,这些充分说明了这十国和地区的主要经济指标已渐趋同,在走向统一货币的道路上已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
三、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安排
东亚选择多重货币联盟模式表明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因此,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具体来说,东亚货币合作可分以下四个阶段10进行:首先,建立危机救助机制;其次,汇率政策协调和合作;第三步,建立共同的汇率联动机制;最后,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
(一)建立信息沟通和危机救助机制
在区域范围内对金融危机进行预防和紧急救援,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在政策和制度两个层面共同做出努力。由于东亚长期以来在区域合作中具有“非正规化、非制度化”的特点,建立系统的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分层次逐步进行。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五个步骤。
(1)确立信息共享与共同检测机制;(2)建立经济政策协调机制;(3)扩大区域性融资便利机制;(4)建立区域性紧急救援机构;(5)加强各国金融部门的合作,推动区域内金融市场一体化。
目前,东亚地区普遍认同的一种关于完善危机紧急解救机制的建议是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因为,从技术条件看,东亚已基本具备建立AMF的条件。这是由于东亚各国和地区具有高贸易盈余、高外汇储备和高储蓄率的特征而形成的。如果区域内各经济体联手货币金融合作,无疑会使东亚地区对抗国际游资冲击的力量大大增强。因此,东亚各国和地区应通过更多的协商,提高相互信任度,以进一步加强各国在货币金融方面的合作。
(二)汇率政策的协调和合作(AERM)
在局部层面上,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体具有稳定双边汇率的共同要求,有条件采取盯住共同货币篮子制度。可以根据货币篮子构成与经济贸易结构的相似性,局部区域范围内选择共同的货币篮子目标,确定(公开或非公开的)中心汇率,并对各国币值对中心汇率的偏离进行某种程度的波幅限制,建立次区域范围的汇率联动机制。考虑到次区域范围内经济规模相对有限、各经济体仍将存在一定差异,应规定较为宽泛的汇率波幅以防止投机冲击,可以采取所谓“BBC”(basket-band-crawling)11 汇率制度,以便在保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提供一定的灵活性。
在区域整体层面上,应以次区域汇率合作为基础,构建整个区域对外部货币的汇率目标区(目标区的边界可以设置得宽松一些),可以将ACU作为主要的参考目标,以便协调区域对外汇率政策、保证价格环境的相对稳定并防止各国间的恶性竞争。当然,考虑到各个局部地区的差异,目标区的范围可以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同时,除了进一步强化AMF的机能以外,考虑到东亚地区的具体情况,还应当参照主权财富基金的模式建立一个主要对区域内金融资产进行投资的多国合作投资基金(Asian Cooperative Investment Fund,ACIF)12,主要用于投资于区域内国际货币(如美元)计价的主权或半主权债券。ACIF可以有效地实现各国储备资产多元化和分散风险的目的,使储备资产更多地配置在本地区,特别是可以将东亚地区储备资源的合作与区域性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建设结合起来。
(三)建立共同的汇率联动机制(AERM)
在局部层面上,在各局部区域盯住共同货币篮子制度确立之后,逐步建立各个局部区域的固定汇率制度,推进次区域范围内的货币一体化,由于盯住货币篮子制度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因此从长期来看,如果既要维持汇率稳定,又要保证汇率制度的可持续性,只有用比较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替代盯住共同货币篮子制度,即实现区域货币一体化。根据OCA理论,货币区的范围或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最有可能发展成为最优货币区。在建立东亚区域货币体系的过程中,可以先在次区域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基础上进行局部的货币一体化尝试。
同时,在区域整体层面上,应建立东亚区域的共同货币篮制度,形成统一的汇率联动机制,将ACU设想推进到实际操作和应用阶段,用以作为各经济体共同盯住的区域货币篮,并确定对该货币篮的中心汇率,但各局部区域的原有盯住目标要继续保持。在次区域范围内,各国、各地区货币维持相对严格的固定汇率,再根据各局部区域的原有盯住目标与ACU(亚洲货币单位)之间的关系,分别确定各局部区域盯住ACU的波动幅度,即以ACU为目标,构建宽窄不同的“蛇洞” 13。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货币一体化的“自我推动效应”,使各局部区域的“蛇洞”逐步收敛,进而建立东亚地区统一的汇率机制(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汇率机制——EMS)。实质上,这就是逐步将双边“蛇洞”体制扩展为区域性“蛇洞”体制的过程。
(四)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ACA)
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会进一步认识到,东亚的货币金融合作不能只停留在基金合作和汇率协调阶段。因为,由于世界经济中资本流动性的不断提高,在曾经固定但现在可以调整的汇率体制下,汇率变得越来越脆弱。Mundell指出,在货币联合与浮动之间,必须选择货币联合。因为,统一货币有助于改变国家间的政治和权力对比,这对于货币区内的每一个国家都是有利的。如果汇率不稳定,还会导致外国投资的枯竭,从而为金融危机推波助澜。而基金合作和汇率协调都只能增强东亚地区共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内源性危机。14 大量研究成果也表明,不论是民族国家独立的钉住汇率制,还是区域联合的汇率浮动制,非常狭窄的汇率走廊很难顺利地维持五年以上(M. Obstfeld & K. Rogoff, 1995)。所以,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
目前,关于创建ACA模式的建议主要有三种:一是以人民币为核心建立ACA,二是以日元为核心建立ACA,三是模仿欧元的演进模式创立东亚元。由于中国和日本有着较为明显的局限性,故前两种建议的现实可行性不大。而目前东亚仍有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从这种汇率制度转向盯住亚洲货币单位(ACU)则无疑意味着走非美元化道路,而这种模式显然与欧洲汇率机制(ERM)相类似。
具体的实施步骤,理应选择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来实现货币一体化。首先建立中华货币区、东盟货币区以及日元货币区三个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过程中,三大次区域货币区会在整个东亚货币合作的背景下,随着彼此之间贸易和投资关系的不断加强而逐步融合,最终实现东亚单一货币。
四、中国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中的战略安排
作为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大国,中国在历经20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经济金融实力已经明显增强,任何东亚地区货币合作要排除中国的参与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中国对亚洲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应该持有积极态度,而且我国还应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中国当前的货币金融政策仍然存在诸多障碍,因此需要加快完善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并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一)中国参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收益分析
1、加强与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系
作为东亚重要的政治、经济大国,对外关系的重点在东亚地区,据统计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高度集中于东亚地区。2006年,中国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额占中国总进出口额的40%强。因此,中国积极参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并在其中起到一个大国的领头作用,使东亚能获得稳定亚洲周边环境,并使东亚经济合作朝着有利于中国和其他成员经济的方向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
2、降低金融风险,防范金融危机
东亚固定汇率制可以避免汇率波动对中国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东亚货币协调机制不但能够降低周边经济体的金融风险,同时也会为我国金融系统提供一个安全阀。可利用东亚集体的抗风险冲击能力来扩大和补充自身的能力,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浪潮中维护应有的国家利益。
3、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进而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
(二)中国参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重要意义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日益加强,一方面中国经济越来越大地受到来自外界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对其他国家地区发生作用。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中,中国必然也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中国的参与,东亚货币合作难以实行。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不仅应扮演推动者的角色,更要力争成为领导者。
1、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对外贸易有了长足发展,进出口总额屡创新高,使得中国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在东亚居于大国位置。
2、中国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投资重点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商机也吸引了广大外资的投入,截至2008年底,在实际使用金额累计排名的前十位国家或地区中,有5位是在东亚,因此,东亚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地。2008年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合计为952.53亿美元,其中,来自东亚国家和地区577.1亿美元,占73.7%(见表4-1)。
3、中国具有协调金融市场稳定的巨额外汇储备
中国日益增长的外汇储备有助于建立区域性的资金援助与危机解救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东亚各经济体储备不均衡问题。90年代后,随着中国出口能力的提高和对外商投资吸引力的增大,国际储备逐年增加。截至2009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23991.52亿美元,连续四年居世界第一。中国完全有能力拿出一部分储备资源参与货币互换机制和组建货币合作基金,支持建立有利于本地区和本国贸易与投资发展、促进金融稳定的货币合作机制。
(三)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的战略对策
1、改善自身的不足
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首先要发展经济,加强同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系,同东亚各国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整体。目前,东亚地区在中国的贸易、投资和对外劳务合作总量基本上占到了50%左右。中国GDP增长率连续十几年在8%以上。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在东亚,在整个世界也是个奇迹。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还处于中下游,中国要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同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系,成为东亚经济体的领头羊。
2、加强同东亚区域内各成员的政策协调
首先,推进政府间对话机制的建立。东亚的对话机制可在各个层面下展开:如“10+1”机制,“10+3”机制,即东盟和中、日、韩的财政和央行对话的机制;三边机制,即中、日、韩财政与央行对话的机制;多边机制,即东亚区域内的多边对话机制,通过平等的磋商来解决各成员之间的政策冲突、金融监管的透明度、金融政策的协调、相关信息的披露、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一致性以及官方共同行动等方面的问题,在各方充分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寻求深层共识。
其次,加强东亚区域内贸易政策的协调。我国应推进产业升级,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避免与东亚各国(地区)的产业趋同以及由产品趋同而导致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保证各国出口的可持续性和国际收支的平衡,并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国门,对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
第三,加强东亚区域内汇率政策的协调。中国应积极推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汇率政策协调,在“10+3”框架下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签订双边或多边汇率协调协议,并进一步就汇率波动的幅度以及官方干预的程度、时机和方式等问题建立协商通道,进而实现“在稳定区域内汇率的同时保持对外汇率调节的灵活性”的目标,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稳定器和协调主体。
3、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
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是我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和增强我国国际金融竞争力的迫切需要。我国改革开放为此奠定了深厚的经济基础,建立了良好的信用机制。因此,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首先应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稳步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实现货币一体化与贸易投资一体化在时点上的一致:其次,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人民币汇率适应全球资本市场变化的体制变革,增强汇率体制的弹性和适应性,建立开放性金融监管体系及稳定而灵活的汇率体制;其三,应主动适应东亚货币一体化的要求,开放中国市场,实现对东亚其他各国贸易的无限畅通,促进亚洲内部贸易的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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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谓“美元体制”,是指由不能与黄金相兑换的美元发挥关键货币功能的国际货币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由以美元为核心的短期及中、长期国际信用周转体系所形成的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奥田宏司.美元体制与欧元、日元[M].日本经济评论社,2002 )。它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在80年代有所衰退,并从90年代初呈现明显复归态势。
2Robert. A. Mundell, “A Theory of Optimal Currency Area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 1961), pp.657-665.
3R. I. McKinnon,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 1963), pp. 717-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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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 A. Frankel & A. K. Rose, “The Endogeneity of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 Economic Journal, (Jul. 1998).
8EA1=印尼、马来西亚、韩国、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以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EA2=EA1+中国;EA3=EA2+日本。
9李晓洁:“亚洲货币联盟可行性研究——东亚实际产出波动的冲击分析”,《财经研究》,2004年第6期。
10李晓。丁一兵.东亚区域货币体系的构建:必要性、可行性与路径选择[J].社会科学战线,2003,(4).
11Williamson,John(1999).Exchange Rate Regimes For Emerging Markets: Reviving the Intermediate Option[R].IIE working paper.
12伊藤隆敏曾提出“亚洲金融稳定化基金”(Asian Financial Stabilization Fund,AFSF)构想,并认为它与日本政府AMF构想的最大差别在于,AFSF不仅包括提供外汇储备支援的内容,还包括对民间领域的金融支持(伊藤隆敏.提倡亚洲金融稳定化基余[J].[日]周刊东洋经济,1998,(10).)。
13李晓。[日]平山健二郎.东亚货币体系的构建与日元的亚洲化(4)[J].(日)世界经济评论,2002,(4).
14如果将这些机制看作免费的“最终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那么东亚货币合作之路必将陷入两难。即,缺乏这样的机制时,就不能对未来可能的危机事先构筑“防火墙”;存在这样的机制时,则又担心亚洲各国对其应负责的危机预警和损失承担采取松懈的态度,结果“道德风险”(moral risk)的上升反而造成了更频繁的区域动荡。所以,东亚货币合作最终仍需过渡到东亚单一货币区。
15数据来源:中国外汇管理局。
作者简介:
贾慧峰,男,中共党员,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在读),现任三江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秘书,研究方向:计算机网络化在商业模式中的发展、工商战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