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改革事项多是攻坚战，相比于户籍和财税改革，金融和资源能源价格改革更容易取得进展。
　　不少官员、专家都在呼吁释放改革红利，以破解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难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届时一些改革方案会陆续推出，哪些改革会有所推进也将会逐步清晰。
　　7月份央行宣布取消贷款利率下限，不仅对于利率市场化而言具有较强的象征意义，也是全面改革的重要一步。但像这种相对轻松的改革事项已经所剩不多，未来的改革更多情况下会是攻坚战。
　　目前看来，已有迹象会实施的改革方案包括取消对农村土地流转和城镇户口的限制，调整税收体系，减少对资源能源价格的管制，还包括放松对资本跨境流动和存款利率的管制。
　　高层已经将城镇化定调为人的城镇化，但是具体措施一直迟迟没有公布，如果这一改革遭到了部分政府部门的反对，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让2.6亿农民工进城不仅会让众多领域尤其是公共服务和保障性住房变得更加拥挤，也会给本已债台高筑的各级政府增添财政压力。因此，不难看出，人的城镇化需要财政先行付出巨大成本，但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消费需求的红利则相对而言不那么确定。
　　在这方面，可能出台的改革措施主要围绕土地和户籍制度开展。如果政府能破解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推动农村土地交易市场化，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改变土地收益分配不公的格局，则是改革的重大突破。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分类推进，县级和大部分地市级地区将加快开放户籍，让落户人员享受到完善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可以在大城市推行居住证制度，推动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拓展。这些设想能够在什么程度上实现应当关注。
　　财税改革同样是重头戏，虽然现行制度饱受诟病，但实施过程中更可能是修补完善而非推倒重建。基于人的城镇化的需要，财政支出将会向民生倾斜。对于目前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问题，预计未来中央政府更倾向于上收事权，而不是下放财权。为了弥补“营改增”后地税收入的下降，中央政府很可能会推动房产税和消费税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税种。目前颇受关注的地方债务问题难以一蹴而就地解决，在保证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增加中央代地方发债的规模、控制地方政府表外融资规模等方式逐步化解。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任何对现有财政体制的改变都会触碰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分配的格局，博弈双方都不会轻易让步。因此在财税改革方面，对取得成果期望也相对谨慎。
　　相比于前两项改革，金融改革的阻力会稍小，并会继续向市场化的方向挺进。部分国有企业可以减少国家持股，提高直接融资规模和比例来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也将会继续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目前最大的争议在于存款利率市场化，为了避免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一方面可以按照“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的路径实施，另一方面相关的配套措施需要先予完善。
　　与利率市场化并行推进的是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汇率政策可能会继续增加弹性，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也将得到进一步完善。资本项目开放可以按照“先直接后间接、先增量后存量”的步骤进行。不过在中国金融业和国际接轨后，维护中国金融安全也将面临更大的考验。
　　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加快步伐，这也是诸多改革领域中社会呼声最高的。政府简政放权可以引入民间投资，打破公用事业和服务业的垄断。资源能源价格改革已经比2012年加快，不同行业进展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煤水油气电运”，而改革由易到难依次为“水煤油气电运”。相比于城镇化和财税改革，这些行业层面的改革措施应当较容易得到推进，但成本同样需要社会去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