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朱乃正在晚年解答了“什么是中国人的油画”这一困惑了中国画家100多年的问题。从近百年来在中国油画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油画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就不难发现，这个问题一再地被提出，一再地得到深刻的讨论和实践，但是却一再地受不同的思维或政治环境的干扰而未能得到一个带有共同性的回答。面对这样的文化状况和环境，朱乃正自信而坚定地认为：“中国油画不需要获得西方人的认可。”朱乃正长期以来将他作为书法大家的功力、心得直接引入了他的油画创作。他与赵无极、吴冠中出发于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殊途同归，在传统文脉之上接力完成当代油画审美的一个本土回归的历史进程，但是在对传统视觉文化的研究深度上，朱乃正又比前两者更深厚。朱乃正在晚年以书法入油画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因而被誉为“中国油画”领军人。
朱乃正的作品丰富，早年主要的作品有《金色的季节》、《新曼巴》、《春华秋实》、《青海长云》、《大漠》、《国魂·屈原颂》等。他的书法、水墨、素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可谓影响了两三代人。进入21世纪以来，朱乃正不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尤其是在他经历了1998年的第二次中风之后，从握笔写字练起而形成了朱体字的成功令朱乃正再次思索了他一生所从事的油画事业：必须找到适切中国文化传统的路子。中国传统绘画强调的是表现性和胸中逸气的抒发，而不是局限在对对象的描绘。朱乃正晚年的艺术追求是建立一个以民族传统为核心的当代文化旋律，他晚年的作品如《苏东坡像》《烟江叠嶂图》《黄河之水天上来》《执薄·悟深》等都贯穿了上述思想。
2013年7月25日，朱乃正先生与世长辞，享年77岁。作为当代油画泰斗，朱先生在身后留下精湛作品无数。所幸的是他已在去世两年前留下遗嘱为自己的后事做了细致的安排：遗嘱的重点是要将毕生书画作品悉数捐给社会，并特别指定他的艺术和感情上的知己曹星原女士全权处理所有遗作、遗物、以及所涉及知识产权的事务。曹星原是一位很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现执教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同时也是在朱先生生命的最后六年里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人。
《中华儿女》：朱先生生前曾多次诚挚地说：“多亏当年到了青海，终生受用不尽！”可以说青海是改变了他一生的地方，您之前与他去过吗，此次青海寻源之行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曹星原：在2010年我跟朱老师一块去过青海，他带着我、他的几个学生还有我的两个孩子一起去了他当年在青海活动的几个主要的地方。我强调说：“既然你认定我来给你总结梳理您一生艺术和生活，可是我不能够在不知青海，没见过青海的情况下来进一步研究您的生活和艺术。”我要和他一起亲自看看他常常说到的那种青海的壮阔，西北文化的包容，以及令人绝望的孤寂是什么。虽然朱老师对过去的生活无怨无悔。但是在我面前却不止一次地说：“我刚刚被打成右派的时候，被分配到西北，到青海后我乘马车走在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所感觉到的那种绝望是无法形容的。”所以我坚持要和朱老师一起去看一下给予他那种绝望感的自然景观。当我到了那里之后明白了那种绝望感不是一般的“西出阳关无故人”，而是真的什么都没有。没有一样是熟悉的；没有树，没有河，没有建筑，没有人烟，更没有蜿蜒的阡陌，没有星星点点的灌木丛，连最有生命力的野草也见不到，眼前无限延伸出去的除了砂石就是砂石。我明白了这半个多世纪乃正藏在心里的壮志和委屈。
前几天是我第二次和两个女友一起去的青海，见了很多朱老师生前的好朋友。他们表达了对朱老师的怀念，尤其特别感谢我为朱老师做的事并且关注我如何处理朱老师身后留下的一切事情。他们坚定而明确地表示： 既然他们爱戴的朱乃正把一切都托付给了我，作为朱乃正的好朋友一定要给我力量和帮助。这次青海之行的另一个目的是去给朱老师寻找一块做墓碑的石头。夏天时，朱老师的几个学生去青海看中了几块石头，我这次去做最后选择。虽然这些事情由我最后拍板，但是我希望朱老师的朋友和学生一起参与，一起享有参与感。以后我还要去青海很多次，要把朱老师在青海的整个艺术经历以及他如何汲取茫茫西北文化之源及他所吸收的艺术营养再梳理一遍。
《中华儿女》：请您谈谈陪伴朱先生最后六年中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曹星原：他在这最后六年里最明确的目的是要抓紧时间，在艺术上再登上一层台阶。2007年，我们“隔绝”12余年后重逢，他最痛悔的是这一辈子还没真正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就进入古稀了。现在终于如愿和我在一起，特别盼望我能够辅佐他实现在艺术、人生等各方面的期望，希望能够在晚年为自己的艺术信仰再搏击一次。我当仁不让，不遗余力地陪着他、帮着他，在灿烂的人生晚霞中搏击。
《中华儿女》：从油画进入中国100多年来，在传统复古浪潮和现代艺术市场化的双重语境中，中国油画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您回国在2008年策划筹备2009年展出的第一个展览叫“悟象化境——传统思维的当代重述”十二家联展，此次展览回应了什么？
曹星原：“悟象化境”展览是我们第一次在油画界呼出以传统文化为当代文化的核心的呼声：我们的传统没有断！以往我们常常听到耸人听闻的错误呼声：“我们的传统是支离破碎的，不像西方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我们要向西方学习。”语言和文字是思维的载体、是文化的核心，如果一个文化的文字与语言没有断，其传承就不会断。中国文化传统是世界上唯一传承有序五千年的历史，中文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语言文字。因此我们展览明确的定位是在当代的语境中重新梳理中国文化传统对当代的强大影响力。这个理念也是我一向在理论上坚持的学术信仰：我们的传统不但没断，而且是流传有序。古埃及的传统断了，因为现代埃及人多不懂古埃及文字，古印度的传统断了，今天的印度人很少会古梵文。学习西方是战术，坚持传统是战略。
在2009年之前，国内的展览动辄“中国抽象艺术”，“中国表现主义”，似乎不冠上一个西方流派的名字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正宗。所以在 2009年“悟象化境”这个展览正式地在中国呼出这种呐喊就是：中国的传统不但没断，而且是世界上最完整的传统。所以这个展览叫做“传统思维的当代重述”，在当代的语境下，把传统思维重新梳理一遍，落在以朱老师为核心的12位画家身上，那么他的理论核心是“悟象化境”，并提出用当代的语汇再重新看中国传统思维在当代日常生活当中和艺术体验当中是怎么样延续下来，传承下来，体现出来的。那么我想在这个展览里面，通过朱老师从书法到艺术创作，而且运用了他在80年代画室的名称“悟未悟斋”，即体悟未有体悟的东西，在这个展览上是以他的艺术成就和艺术思维为核心，参展人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他所领导过的美院油画系三画室的艺术特点。 今年五月份中国美术馆建馆50周年的时候，中国美术馆范迪安馆长对我说：“你们2009年的展览是我们建馆以来最重要的展览之一，放在圆厅正中央中间。无论从理论梳理、作品的分析以及作品质量和展示方式本身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个在朱老师领军下举办的展览所引起的文化震荡是有目共睹的，其后很久，在许多展览的名字上都体现出这个展览的影响。尤其令我振奋的是最近在北京开幕的一个大型油画回顾展的展览名字是《国风》，而不再是什么认祖西方的提法。
《中华儿女》：作为一名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对国家、人民和社会应有强烈的责任感。从2009年朱先生重新担当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以来，他是如何从实践上指出了一条重要途径来实现其人生价值的？
曹星原：朱老师是继徐悲鸿之后一位重要的美术教育家，我之所以将朱乃正和徐悲鸿相提并论是由于这一百年中唯独他们两位身体力行地将油画借入传统文化以达到改良更新，而不是以民族虚无主义的心态强调全盘西化。早在1980年代他刚刚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时就疾呼在美术学院展开书法教育。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最终在中央美术学院建立了书法专业。
2009年以来朱乃正老师再次承担了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主任的工作。在这个中国油画掌门人的的位置上，重新梳理油画在中国所起到的作用，被朱老师视为他和他所带领的油画艺术委员会的责任。油画给20世纪的中国带来的变化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通过体制化的美育所达到的全民美术普及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了便于协助朱老师的工作，我接受了他邀我承担油画艺术委员会特邀学术顾问的职务，在过去的五年中，朱老师带领大家完成了五个他给这一届艺委会提出来的展览系列《吾土吾民：系列油画邀请展》。这个系列展览强调的是油画如何反过来在中国的文化传承中表现自己人民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五个展览涵盖了国内（不包括定于2014年开幕的中原地区展的四五个省市）的所有地区，港澳台地区也参与；参加展览的人数和送展作品达到2000多件。因此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展览系列是美术界空前的盛举、是油画进入中国100多年后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很多人说，从来没有这么大范围、高层次、高水平的作品，真正做到了把“吾土吾民”的精神弘扬出来，把艺术回归于人民，回归于国民教育的美育上来了。在朱老师的艺术思想号召下，“吾土吾民”系列展才会在全国得到了完美的实现和热烈的响应。
《中华儿女》：您在策划朱先生生前的最后一个展览“黑白东西”中，曾与他产生了您们相处期间唯一的一次意见分歧甚至争执？
曹星原：最后一个展览“黑白东西：朱乃正艺术思行研究展”，是在他的病情发现后做的，是我给他设计的一个向公众告别的方式。朱老师不同意我做这个展览，原因是怕我承担太多累坏了。但我一定要做，因为我怕他看不见这个个展，这也是我们交往30多年中唯一一次分岐和争执。说服他后，我一边带他治病、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同时完成他的个展和两个“吾土吾民”的展览计划，一个是“鼎新华南”，一个是“丰域西南”。最后展出效果令人满意；也就是在这个展览中，我撰文高调提出：朱乃正对中国油画的贡献是引文人精神入当代，借书法笔法进油画。也就是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朱老师对世界自信地宣称：中国的油画不需要西方的认可。
这个争执是出于相互的深切关爱。从他的发病到去世，整整一年，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人在照顾，一天24小时我都陪伴他，他也不愿意我离开一步，更不愿被人打搅。只要忙完了在他身边一坐下，他就会伸出手让我握着。朱老师的好朋友、学生们也一直在身边鼎力帮助，比如联络医院检查治疗、采买、安排准备等。今年七月底，朱老师握着我的手平静地走了。面对他留下的万分信任的嘱托，无论多么困难，无论多大的阻力和压力，我一定不打折扣地按他的遗愿做完。
《中华儿女》：“朱乃正艺术研究中心”的建立是朱老师生前的愿望之一，目前中心正在您的主持下紧锣密鼓筹建，对于中心下一步的工作开展，您都做了哪些安排？
曹星原：朱乃正艺术研究中心的建立是朱老师生前的意愿，本来已经通知他的学生们在7月7日到门头沟家里来做个成立仪式，但是由于他存在家里一生的作品在7月5日被盗，活动被迫推迟。现在中心已经成立了，第一个任务是收集朱老师的资料、文献，汇聚到一起，然后梳理、整理、研究、出版、展览、传播等。第二个任务是利用这个中心作为平台，进一步弘扬朱老师的艺术思想和他的美术教育理念。未来我们将组织一系列围绕朱老师的艺术展开的学术活动，也将组织朱老师的作品展览和出版。我们已经设立以朱老师命名的艺术奖项，将来也会以朱老师的名义设立奖学金或研究基金。
第三个重要任务是在梳理展出和出版朱老师的作品后有序地将全部作品捐赠。他希望他的作品最后全部归于社会，但是，为了避免自己作品捐赠给美术馆或其他收藏单位后不能够成为公共知情资产，他明确地在遗嘱中强调要求我在捐赠前一一为他的作品进行研究梳理，出版展览后再做捐赠。朱老师的生命停止了，但他的精神不能定格。我决然放下一切，按他的遗愿全力以赴为他做完他没做完的事。朱老师临终前，亲自做了他一生最后几个捐赠，一是将“黑白东西”展览的全部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接着中央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厦门中华儿女美术馆等受到了朱老师的作品捐赠。我还在继续跟很多地方谈捐赠，比如在朱老师的家乡和其他几处建立纪念馆的方案。再比如我已经为捐赠的事宜接洽了包括国家博物馆在内的一些公共机构。
责任编辑 陈晰
朱乃正的作品丰富，早年主要的作品有《金色的季节》、《新曼巴》、《春华秋实》、《青海长云》、《大漠》、《国魂·屈原颂》等。他的书法、水墨、素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可谓影响了两三代人。进入21世纪以来，朱乃正不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尤其是在他经历了1998年的第二次中风之后，从握笔写字练起而形成了朱体字的成功令朱乃正再次思索了他一生所从事的油画事业：必须找到适切中国文化传统的路子。中国传统绘画强调的是表现性和胸中逸气的抒发，而不是局限在对对象的描绘。朱乃正晚年的艺术追求是建立一个以民族传统为核心的当代文化旋律，他晚年的作品如《苏东坡像》《烟江叠嶂图》《黄河之水天上来》《执薄·悟深》等都贯穿了上述思想。
2013年7月25日，朱乃正先生与世长辞，享年77岁。作为当代油画泰斗，朱先生在身后留下精湛作品无数。所幸的是他已在去世两年前留下遗嘱为自己的后事做了细致的安排：遗嘱的重点是要将毕生书画作品悉数捐给社会，并特别指定他的艺术和感情上的知己曹星原女士全权处理所有遗作、遗物、以及所涉及知识产权的事务。曹星原是一位很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现执教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同时也是在朱先生生命的最后六年里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人。
《中华儿女》：朱先生生前曾多次诚挚地说：“多亏当年到了青海，终生受用不尽！”可以说青海是改变了他一生的地方，您之前与他去过吗，此次青海寻源之行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曹星原：在2010年我跟朱老师一块去过青海，他带着我、他的几个学生还有我的两个孩子一起去了他当年在青海活动的几个主要的地方。我强调说：“既然你认定我来给你总结梳理您一生艺术和生活，可是我不能够在不知青海，没见过青海的情况下来进一步研究您的生活和艺术。”我要和他一起亲自看看他常常说到的那种青海的壮阔，西北文化的包容，以及令人绝望的孤寂是什么。虽然朱老师对过去的生活无怨无悔。但是在我面前却不止一次地说：“我刚刚被打成右派的时候，被分配到西北，到青海后我乘马车走在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所感觉到的那种绝望是无法形容的。”所以我坚持要和朱老师一起去看一下给予他那种绝望感的自然景观。当我到了那里之后明白了那种绝望感不是一般的“西出阳关无故人”，而是真的什么都没有。没有一样是熟悉的；没有树，没有河，没有建筑，没有人烟，更没有蜿蜒的阡陌，没有星星点点的灌木丛，连最有生命力的野草也见不到，眼前无限延伸出去的除了砂石就是砂石。我明白了这半个多世纪乃正藏在心里的壮志和委屈。
前几天是我第二次和两个女友一起去的青海，见了很多朱老师生前的好朋友。他们表达了对朱老师的怀念，尤其特别感谢我为朱老师做的事并且关注我如何处理朱老师身后留下的一切事情。他们坚定而明确地表示： 既然他们爱戴的朱乃正把一切都托付给了我，作为朱乃正的好朋友一定要给我力量和帮助。这次青海之行的另一个目的是去给朱老师寻找一块做墓碑的石头。夏天时，朱老师的几个学生去青海看中了几块石头，我这次去做最后选择。虽然这些事情由我最后拍板，但是我希望朱老师的朋友和学生一起参与，一起享有参与感。以后我还要去青海很多次，要把朱老师在青海的整个艺术经历以及他如何汲取茫茫西北文化之源及他所吸收的艺术营养再梳理一遍。
《中华儿女》：请您谈谈陪伴朱先生最后六年中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曹星原：他在这最后六年里最明确的目的是要抓紧时间，在艺术上再登上一层台阶。2007年，我们“隔绝”12余年后重逢，他最痛悔的是这一辈子还没真正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就进入古稀了。现在终于如愿和我在一起，特别盼望我能够辅佐他实现在艺术、人生等各方面的期望，希望能够在晚年为自己的艺术信仰再搏击一次。我当仁不让，不遗余力地陪着他、帮着他，在灿烂的人生晚霞中搏击。
《中华儿女》：从油画进入中国100多年来，在传统复古浪潮和现代艺术市场化的双重语境中，中国油画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您回国在2008年策划筹备2009年展出的第一个展览叫“悟象化境——传统思维的当代重述”十二家联展，此次展览回应了什么？
曹星原：“悟象化境”展览是我们第一次在油画界呼出以传统文化为当代文化的核心的呼声：我们的传统没有断！以往我们常常听到耸人听闻的错误呼声：“我们的传统是支离破碎的，不像西方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我们要向西方学习。”语言和文字是思维的载体、是文化的核心，如果一个文化的文字与语言没有断，其传承就不会断。中国文化传统是世界上唯一传承有序五千年的历史，中文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语言文字。因此我们展览明确的定位是在当代的语境中重新梳理中国文化传统对当代的强大影响力。这个理念也是我一向在理论上坚持的学术信仰：我们的传统不但没断，而且是流传有序。古埃及的传统断了，因为现代埃及人多不懂古埃及文字，古印度的传统断了，今天的印度人很少会古梵文。学习西方是战术，坚持传统是战略。
在2009年之前，国内的展览动辄“中国抽象艺术”，“中国表现主义”，似乎不冠上一个西方流派的名字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正宗。所以在 2009年“悟象化境”这个展览正式地在中国呼出这种呐喊就是：中国的传统不但没断，而且是世界上最完整的传统。所以这个展览叫做“传统思维的当代重述”，在当代的语境下，把传统思维重新梳理一遍，落在以朱老师为核心的12位画家身上，那么他的理论核心是“悟象化境”，并提出用当代的语汇再重新看中国传统思维在当代日常生活当中和艺术体验当中是怎么样延续下来，传承下来，体现出来的。那么我想在这个展览里面，通过朱老师从书法到艺术创作，而且运用了他在80年代画室的名称“悟未悟斋”，即体悟未有体悟的东西，在这个展览上是以他的艺术成就和艺术思维为核心，参展人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他所领导过的美院油画系三画室的艺术特点。 今年五月份中国美术馆建馆50周年的时候，中国美术馆范迪安馆长对我说：“你们2009年的展览是我们建馆以来最重要的展览之一，放在圆厅正中央中间。无论从理论梳理、作品的分析以及作品质量和展示方式本身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个在朱老师领军下举办的展览所引起的文化震荡是有目共睹的，其后很久，在许多展览的名字上都体现出这个展览的影响。尤其令我振奋的是最近在北京开幕的一个大型油画回顾展的展览名字是《国风》，而不再是什么认祖西方的提法。
《中华儿女》：作为一名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对国家、人民和社会应有强烈的责任感。从2009年朱先生重新担当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以来，他是如何从实践上指出了一条重要途径来实现其人生价值的？
曹星原：朱老师是继徐悲鸿之后一位重要的美术教育家，我之所以将朱乃正和徐悲鸿相提并论是由于这一百年中唯独他们两位身体力行地将油画借入传统文化以达到改良更新，而不是以民族虚无主义的心态强调全盘西化。早在1980年代他刚刚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时就疾呼在美术学院展开书法教育。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最终在中央美术学院建立了书法专业。
2009年以来朱乃正老师再次承担了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主任的工作。在这个中国油画掌门人的的位置上，重新梳理油画在中国所起到的作用，被朱老师视为他和他所带领的油画艺术委员会的责任。油画给20世纪的中国带来的变化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通过体制化的美育所达到的全民美术普及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了便于协助朱老师的工作，我接受了他邀我承担油画艺术委员会特邀学术顾问的职务，在过去的五年中，朱老师带领大家完成了五个他给这一届艺委会提出来的展览系列《吾土吾民：系列油画邀请展》。这个系列展览强调的是油画如何反过来在中国的文化传承中表现自己人民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五个展览涵盖了国内（不包括定于2014年开幕的中原地区展的四五个省市）的所有地区，港澳台地区也参与；参加展览的人数和送展作品达到2000多件。因此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展览系列是美术界空前的盛举、是油画进入中国100多年后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很多人说，从来没有这么大范围、高层次、高水平的作品，真正做到了把“吾土吾民”的精神弘扬出来，把艺术回归于人民，回归于国民教育的美育上来了。在朱老师的艺术思想号召下，“吾土吾民”系列展才会在全国得到了完美的实现和热烈的响应。
《中华儿女》：您在策划朱先生生前的最后一个展览“黑白东西”中，曾与他产生了您们相处期间唯一的一次意见分歧甚至争执？
曹星原：最后一个展览“黑白东西：朱乃正艺术思行研究展”，是在他的病情发现后做的，是我给他设计的一个向公众告别的方式。朱老师不同意我做这个展览，原因是怕我承担太多累坏了。但我一定要做，因为我怕他看不见这个个展，这也是我们交往30多年中唯一一次分岐和争执。说服他后，我一边带他治病、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同时完成他的个展和两个“吾土吾民”的展览计划，一个是“鼎新华南”，一个是“丰域西南”。最后展出效果令人满意；也就是在这个展览中，我撰文高调提出：朱乃正对中国油画的贡献是引文人精神入当代，借书法笔法进油画。也就是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朱老师对世界自信地宣称：中国的油画不需要西方的认可。
这个争执是出于相互的深切关爱。从他的发病到去世，整整一年，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人在照顾，一天24小时我都陪伴他，他也不愿意我离开一步，更不愿被人打搅。只要忙完了在他身边一坐下，他就会伸出手让我握着。朱老师的好朋友、学生们也一直在身边鼎力帮助，比如联络医院检查治疗、采买、安排准备等。今年七月底，朱老师握着我的手平静地走了。面对他留下的万分信任的嘱托，无论多么困难，无论多大的阻力和压力，我一定不打折扣地按他的遗愿做完。
《中华儿女》：“朱乃正艺术研究中心”的建立是朱老师生前的愿望之一，目前中心正在您的主持下紧锣密鼓筹建，对于中心下一步的工作开展，您都做了哪些安排？
曹星原：朱乃正艺术研究中心的建立是朱老师生前的意愿，本来已经通知他的学生们在7月7日到门头沟家里来做个成立仪式，但是由于他存在家里一生的作品在7月5日被盗，活动被迫推迟。现在中心已经成立了，第一个任务是收集朱老师的资料、文献，汇聚到一起，然后梳理、整理、研究、出版、展览、传播等。第二个任务是利用这个中心作为平台，进一步弘扬朱老师的艺术思想和他的美术教育理念。未来我们将组织一系列围绕朱老师的艺术展开的学术活动，也将组织朱老师的作品展览和出版。我们已经设立以朱老师命名的艺术奖项，将来也会以朱老师的名义设立奖学金或研究基金。
第三个重要任务是在梳理展出和出版朱老师的作品后有序地将全部作品捐赠。他希望他的作品最后全部归于社会，但是，为了避免自己作品捐赠给美术馆或其他收藏单位后不能够成为公共知情资产，他明确地在遗嘱中强调要求我在捐赠前一一为他的作品进行研究梳理，出版展览后再做捐赠。朱老师的生命停止了，但他的精神不能定格。我决然放下一切，按他的遗愿全力以赴为他做完他没做完的事。朱老师临终前，亲自做了他一生最后几个捐赠，一是将“黑白东西”展览的全部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接着中央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厦门中华儿女美术馆等受到了朱老师的作品捐赠。我还在继续跟很多地方谈捐赠，比如在朱老师的家乡和其他几处建立纪念馆的方案。再比如我已经为捐赠的事宜接洽了包括国家博物馆在内的一些公共机构。
责任编辑 陈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