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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重刑主义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及盛行，历经古代社会四千余年，有着相当久远的岁月。“治乱世用重典，治平世用轻典”正是这一思想的经典表述。在我国古代君主高度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统治下，以重刑主义为主的刑法思想观念在每个人的心中早已根深蒂固。因此，重刑主义有着强大的民意，广泛的社会认同感和依赖感。它时刻考验着我们的理性，就如有时它是民众泄愤的工具，而有时却是司法机关完成任务追求效率的借口。在当今努力建设法治文明的今天，我们必须要认真考量重刑主义思想，严防其蔓延，危及国家和人民。本文从重刑主义的思想起源、特点、形成原因，它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在当代中国，如何应对重刑主义这一传统这些方面进行详细地介绍，以便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和掌握重刑主义思想，为我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进行合理的借鉴。
关键词：中国；法家；韩非；重刑主义
一、中国古代重刑主义的内容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制国家夏朝时期，墨、劓、剕、宫、大辟等完备的刑罚体系就已经具备齐全了。因此，以重刑主义特色为主的早期法律制度已经开始初露端倪。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式形成，以商鞅、韩非等人为其主要代表人物。其主要内容有，轻罪重刑，刑种繁多，原心定罪等。 商鞅的主张是“重刑轻赏，重刑轻德”，他提出：“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这句话的含义是说，对微小的犯罪要用重刑严惩，这样的话，人们就不敢犯罪，轻罪就不会再出现，重罪也就消失了，这就叫用刑罚来废止刑罚，刑罚去除了，国家事业也就成功，圆满了。而他所谓的“重其轻者”的“轻者”，在我们看来，是指那些有轻微犯罪的人，而商鞅认为的却不是这样，它还包括了那些仅仅有犯罪意图的人。这些理念若在现代社会实行，是多么不人道的一件事情。他还认为：“刑加罪所终，则奸不去。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其意是说如果已经发生了犯罪再对犯罪人处以刑罚，那么奸邪就不会消除。如果在人们刚要犯罪的时候就加以处罚，那么就不会产生邪恶了。这样的观点促使他最终形成了“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的法治观念。而韩非的刑罚思想主要是严刑和重罚。他认为，实施重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可以维护君主权威，二是能够严防犯罪。要想达到法治这一阶段，就必须要实施重刑，这不是单单惩罚犯罪者本人，而是要使广大民众不敢轻易触碰法律，即“以刑去刑”，来达到杀一儆百的震慑效果。“刑种繁多”是重刑主义其中的一个表现内容。夏朝时期，“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已经具备齐全。西周时期，又出现“圜土之制、嘉石之制、赎刑”等刑种。刑罚制度在秦汉时期进一步发展完善，有身体刑、生命刑、财产刑、身份刑、徒刑和流刑的细化分类。隋唐时期，规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种法定刑罚，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封建制五刑”，这五刑一直为后世王朝所沿用。原心定罪，出自《汉书.哀帝纪》：“《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它类似于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春秋决狱，其含义是从犯罪人的主观思想来审判他的犯罪是否成立，其主要表现是追究他的主观动机，如果一个人的主观动机是好的，是合乎儒家道德的，那么，这个人就没有犯罪，如果一个人的主观动机是坏的，是不符合儒家道德的，那么，即使没有发生危害结果，也是要定罪的。汉朝学者把它奉为司法审判中的其中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审判原则极端崇尚道德至上，过分强调犯罪人的主观动机，实则是一种动机论，把一个人的动机来作为评判其是否有罪的标准，而不是行为的效果究竟如何。这样的话，把动机“善恶”作为定罪量刑之根据，为统治者开脱罪责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使他们“合理”地肆意残害无辜民众，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二、中国古代重刑主义的历史影响
重刑主义思想是传统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一面，在古代当时特定的历史大背景下，有其积极有利的一面。法家的重刑主义思想，可以在较短的时期内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平复人心，使广大人民“嫉恶如仇”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所以它被统治阶级所认可接受，最初在维护中央集权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当时惩治犯罪，安定社会方面发挥过积极的功效，在一定时期内使广大人民畏惧而不敢犯罪。我们不能否认它曾经有过正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正面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它无法从根本上遏制犯罪。从长远角度看，其弊大于利。在重刑主义思想的长期影响下，统治者所希望的太平盛世并没有到来，反而是社会危机四伏、国家动荡不安、人民苦不堪言。历史也证明了长期盛行“重刑主义”没有好结果。正如马克斯所说“利用重刑来感化或威吓的世界从来没有成功过”。因此，我们应该清楚的明白：所谓的重刑主义与公平的法律原则是背道而驰的。随着人类的快速进步，我们应当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重刑主义思想，而不是一味接受，把它“发扬光大”。
三、在当代中国，如何应对重刑主义传统
首先，树立科学的刑罚观念，提高法官素质修养。必须要端正审判人员的刑罚观念，使他们重定罪轻量刑和随意量刑的不良习惯要得到有效地更改，要有专门的人员对这种情况负责，进行合理地监督。要确保证法官不能受其他外来事件之影响，要根据证据和事实说话。这是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更是刑法科学化的一大进步。其次，赋予检察官量刑建议权，将会改变以往检察官只要求法官定罪而不求刑的程序。实行量刑建议制度，可以节约司法资源。最后，慎用死刑，对轻罪犯人合理地适用非监禁刑。目前，就我国来讲，在保留死刑的罪名数量方面，仍然居世界前列。在當今社会，人权意识逐渐受到重视，人们普遍认识到，即使是犯罪人，也值得拥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慎用死刑，预示着我们对“重刑主义”的传统说再见，向文明现代的法治社会进军。
参考文献：
[1]薛静丽.探析中国古代的刑罚权思想[N].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4-06-10.
[2]丁辰.对我国刑法史上重刑主义的思考[N].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4-05-31.
[3]罗健.法家重刑主义思想之反思[N].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01-05.
[4]张腾龙.论我国重刑主义思潮下刑法谦抑性的时代性亮点[N].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3-31.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关键词：中国；法家；韩非；重刑主义
一、中国古代重刑主义的内容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制国家夏朝时期，墨、劓、剕、宫、大辟等完备的刑罚体系就已经具备齐全了。因此，以重刑主义特色为主的早期法律制度已经开始初露端倪。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式形成，以商鞅、韩非等人为其主要代表人物。其主要内容有，轻罪重刑，刑种繁多，原心定罪等。 商鞅的主张是“重刑轻赏，重刑轻德”，他提出：“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这句话的含义是说，对微小的犯罪要用重刑严惩，这样的话，人们就不敢犯罪，轻罪就不会再出现，重罪也就消失了，这就叫用刑罚来废止刑罚，刑罚去除了，国家事业也就成功，圆满了。而他所谓的“重其轻者”的“轻者”，在我们看来，是指那些有轻微犯罪的人，而商鞅认为的却不是这样，它还包括了那些仅仅有犯罪意图的人。这些理念若在现代社会实行，是多么不人道的一件事情。他还认为：“刑加罪所终，则奸不去。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其意是说如果已经发生了犯罪再对犯罪人处以刑罚，那么奸邪就不会消除。如果在人们刚要犯罪的时候就加以处罚，那么就不会产生邪恶了。这样的观点促使他最终形成了“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的法治观念。而韩非的刑罚思想主要是严刑和重罚。他认为，实施重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可以维护君主权威，二是能够严防犯罪。要想达到法治这一阶段，就必须要实施重刑，这不是单单惩罚犯罪者本人，而是要使广大民众不敢轻易触碰法律，即“以刑去刑”，来达到杀一儆百的震慑效果。“刑种繁多”是重刑主义其中的一个表现内容。夏朝时期，“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已经具备齐全。西周时期，又出现“圜土之制、嘉石之制、赎刑”等刑种。刑罚制度在秦汉时期进一步发展完善，有身体刑、生命刑、财产刑、身份刑、徒刑和流刑的细化分类。隋唐时期，规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种法定刑罚，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封建制五刑”，这五刑一直为后世王朝所沿用。原心定罪，出自《汉书.哀帝纪》：“《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它类似于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春秋决狱，其含义是从犯罪人的主观思想来审判他的犯罪是否成立，其主要表现是追究他的主观动机，如果一个人的主观动机是好的，是合乎儒家道德的，那么，这个人就没有犯罪，如果一个人的主观动机是坏的，是不符合儒家道德的，那么，即使没有发生危害结果，也是要定罪的。汉朝学者把它奉为司法审判中的其中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审判原则极端崇尚道德至上，过分强调犯罪人的主观动机，实则是一种动机论，把一个人的动机来作为评判其是否有罪的标准，而不是行为的效果究竟如何。这样的话，把动机“善恶”作为定罪量刑之根据，为统治者开脱罪责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使他们“合理”地肆意残害无辜民众，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二、中国古代重刑主义的历史影响
重刑主义思想是传统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一面，在古代当时特定的历史大背景下，有其积极有利的一面。法家的重刑主义思想，可以在较短的时期内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平复人心，使广大人民“嫉恶如仇”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所以它被统治阶级所认可接受，最初在维护中央集权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当时惩治犯罪，安定社会方面发挥过积极的功效，在一定时期内使广大人民畏惧而不敢犯罪。我们不能否认它曾经有过正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正面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它无法从根本上遏制犯罪。从长远角度看，其弊大于利。在重刑主义思想的长期影响下，统治者所希望的太平盛世并没有到来，反而是社会危机四伏、国家动荡不安、人民苦不堪言。历史也证明了长期盛行“重刑主义”没有好结果。正如马克斯所说“利用重刑来感化或威吓的世界从来没有成功过”。因此，我们应该清楚的明白：所谓的重刑主义与公平的法律原则是背道而驰的。随着人类的快速进步，我们应当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重刑主义思想，而不是一味接受，把它“发扬光大”。
三、在当代中国，如何应对重刑主义传统
首先，树立科学的刑罚观念，提高法官素质修养。必须要端正审判人员的刑罚观念，使他们重定罪轻量刑和随意量刑的不良习惯要得到有效地更改，要有专门的人员对这种情况负责，进行合理地监督。要确保证法官不能受其他外来事件之影响，要根据证据和事实说话。这是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更是刑法科学化的一大进步。其次，赋予检察官量刑建议权，将会改变以往检察官只要求法官定罪而不求刑的程序。实行量刑建议制度，可以节约司法资源。最后，慎用死刑，对轻罪犯人合理地适用非监禁刑。目前，就我国来讲，在保留死刑的罪名数量方面，仍然居世界前列。在當今社会，人权意识逐渐受到重视，人们普遍认识到，即使是犯罪人，也值得拥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慎用死刑，预示着我们对“重刑主义”的传统说再见，向文明现代的法治社会进军。
参考文献：
[1]薛静丽.探析中国古代的刑罚权思想[N].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4-06-10.
[2]丁辰.对我国刑法史上重刑主义的思考[N].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4-05-31.
[3]罗健.法家重刑主义思想之反思[N].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01-05.
[4]张腾龙.论我国重刑主义思潮下刑法谦抑性的时代性亮点[N].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3-31.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