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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并购变得频繁起来，然而由于企业文化的冲突，往往导致并购失败。施工管理企业的并购和整合，也面临着如何做好企业文化融合这项难题。
通过一个实际案例来说明企业文化融合在企业并购中的作用。S公司是一家快速成长的民营股份制企业，但是由于企业成立时间短、不具备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的条件，希望通过收购B公司获得总承包一级资质。B公司是一家成立时间较早的国资参股的企业，具有施工总承包一级、建筑设计一级资质，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从前的国有企业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市场环境，以致经营不善。双方对并购都充满了信心，迅速开始了操作进程。并购开始没有进行正面宣传，并购过程也没有对核心骨干进行文化的沟通，等投资方的资金到位，股权变更完成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B公司人员离职率达到60％，一年后除去基层岗位的几个职员已经没有B公司的职员。然后就是大量隐藏的问题都逐渐暴露出来，大量的诉讼、大量的应付帐款，由于B公司常年没有进行项目总承包，在年检的过程当中一级资质被建设部取消。经过两年的并购A公司投入数千万，但是公司的经营由于历史问题很难进入正常的运营，目前B公司已经进入破产边缘。S公司是丢了夫人又折兵，总裁为此大为恼火但是又无可奈何。
通过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此次并购目的是优势互补和资源整合，但却事与愿违，为什么呢?其中文化的融合工作无论从思路和策略都非常欠缺，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
并购的目的决定了必须重视文化差异并根据目标进行文化调整和文化融合。无论何种并购，都是以实现并购方的目标为出发点，正如s公司希望通过B公司来提升企业的资质水平满足自身快速发展的需要。但是这一目标最后却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因为被并购企业的职员不稳定让企业的资质风险没有得到及时的发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企业并购要成功一定是一种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的关系的基础至上，在没有形成这种信任关系或者根本不重视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企业并购行为本身就已经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因此在并购行为开始之前，企业文化工作者就应该介入并通过细致的安排确保并购成功。
文化调研和评价
只有对目标企业进行细致的文化调研和评价，对其文化有了基本了解以后才能找到目标企业与自身文化的差异点和结合点，从而拟定文化融合的策略。
文化融合是一个听起来很抽象做起来却有很细致的工作，首先是被并购企业的文化特点的信息收集。一般并购企业都会委托律师进行尽职调查来了解被并购企业的基本情况，这些情况主要是与法律风险相关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文化工作者应该通过系统科学的方法来进行被并购企业的文化特点分析以及文化融合的思路。
如果企业经过多方面的评估确立了并购方案，此阶段也开启了文化融合的工作，文化融合的策略步骤及实施方案也应有效地支持企业的并购决策。
稳定“关键人物”
一般来讲，主动并购方往往是在企业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相对比较好的状态，在文化方面自然有他的主动、积极、强势的特点，而被并购企业往往是在经营管理中出现了困境需要外部资源来解困，因此它的文化状态往往会被动、消极、弱势的特征。因此稳定关键的少数，确立积极的合作氛围成为文化融合的关键一环。并购的目的虽有不同，但是并购的过程一定是以人为主导的过程，如果我们留住了关键的人，那么就会降低企业的并购风险和经营风险。但是关键的人关键在哪里呢7就是对很多影响企业的事件，信息和相应的关系资源了解的人。因为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运营，任何企业都会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知情人是少数，这些知情人和能够帮助企业改善现状的人都是关键人物。有了这些人的理解和支持，并购成功的机会就会增加很多，同时还要做好群体思维融合的工作，消除大家的顾虑。
确定阶段性文化建设方针
如果得到了关键人物的支持，就要通过明确的规划和方针去影响更多的人，为目标企业确定阶段性的企业文化建设规划和方针，为大家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通过各种企业文化活动去塑造并购企业的职员向促进企业发展的文化靠拢，把积极的力量系统引入到并购企业中。
如果能将被并购企业的阶段性的企业文化建设规划和方针能明确并进行发布，这样就给了大家一个共同合作的规则和积极的氛围，有了大家的参与，就能及时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再好的企业文化规划通过企业管理制度来强化，也需要通过针对性的企业文化活动进行强化，这种文化活动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目的是在短的时间内塑造促进企业成长的价值观和工作思维的方式，从而带来群体行为的改变以确保企业在获得新的资源后能够获得新生。
企业并购不单纯是资金的往来，企业文化融合的成功才能让并购跨越层层风险，实现并购目标。
深圳的旧城改造，比如南山区、罗湖区、福田区，发展都是不平衡的，如果同步开展，会遇到相当大的阻力。
我觉得深圳现在的旧改首先要解决旧屋村的改造，深圳特区内的城中村还是充满活力的，甚至是朝阳的。为了解深圳市内的城中村，我经常去城中村里吃饭，特别有一种木屋烧烤，那种模式就是城中村模式，在白石洲那里有两个店，它的生意非常好，价格低廉，人也讲信用，虽然卫生差一点，但它确实满足了社会庞大阶层的生活和文化需求。
第二个是改造的方式。我是比较反对开发商在特区内核心位置，通过提高容积率、抬高房价来解决改造，因为香港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造成城市的交通、医疗、教育、安全负荷更加严重，深圳承受不起这样一种开发模式。比如现在的金地模式和京基模式，都是值得探讨的。
特区内可以先把这些村保留了，当然违建的不行，防火、安全是要强制的，城市公共管理不能放松，消防车进不去，可以特制消防车；路进不去，可以直升飞机进去救火，这些问题都不大，国外都有案例的。
地铁3号线的拆迁是第一个按照市场化方式，先定规则、然后进行拆赔的典范。具体由街道办进行协商，我们是从技术方面进行把关，这是第一次以市场价格去做拆赔的政府重点工程，所以我觉得整个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也就是说即便是政府的公共项目，为公共需求强制拆迁也需要以市场的价格对待，包括一些违章建筑都有赔偿，这也是促进和谐社会，政府不能与民争利。
在这个方案中，首先是整个市场估价的标准，估价体系进一步市场化，基本原则就是按照市场的原则去进行估值，同时引入了估价的技术督导系统，进一步让评估体系更公平、更准确、更完善。再其次，实行项目管理制。我去过3号线两次，他们的工作比较严谨、技术性强。据我所知，市领导非常重视3号线的模式，希望在其它的项目中加以推广，包括马上进行的广深港拆迁评估技术督导也是我们在做，这是一个能够达到社会和谐、利益共赢的体系。
深圳的旧改还不能拆得太快，除非一些重大工程。我最近在掀起一个“拯救深圳古村落”的行动，在一年时间里，我研究了有700年历史的清湖社区。宝安有331个旧屋村，其中，有20多个百年历史的古村落，现在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成都、上海、浙江、江苏，坚决要保护这些古村，除了在水源保护区、工程的覆盖范围，否则轻易不要去拆建，我们想抢救几个出来，能够保护一些，然后再复建一些，我们也正在做旧改的前期研究，也准备做旧改开发。
我们搞房地产的，整天谈时尚，到了上海不还是“新天地”吗？我跟罗建中谈了很久，谈这些事儿的时候，不还是石库门建筑的更新吗？我们谈来谈去，最有魅力的城市不还是丽江吗？因为它破坏得不多，而且是地震破坏的，不是人为破坏。可我们每天都在破坏，为什么不能把这些客家的古村落文化保存下来？难道这种保留就不利于经济发展吗？深圳富土康的人，华为的人去哪儿玩啊？去丽江，多贵呀，还不如就在旁边。看到南头古城所遭到的破坏，很痛心，发展和保护不是矛盾的，这些东西的价值在未来经过修缮、改建、复建，总体运营、招商，它们会比房地产的价值更高。
不光是这些东西，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些产业文明也是遗产。第一个中外合资的厂不就要拆了吗？它是我们的博物馆，这样的建筑不能随便拆，中电就不能拆，因为是第一个工程兵建的大厦，基建工程，建筑物的名字不能换。
二元结构包括城市形态上的二元结构，包括人口、产业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微观的，像城中村，里面其实也是生机勃勃。深圳没有什么农村了，但有城中村。没有农村可以，没有农民可以，但没有古村落不行，你看发达国家还保留了一些原始的东西，甚至中世纪的都有。
2006年有一则信息讲，香港万裕集团与罗湖的三个城中村，草铺吓屋、新屋吓、吓围签约旧改并将在未来五年投入30亿元对这三个村进行重建。外资企业对深圳的旧城改造如此之感兴趣，这里边有三种驱动，首先是利益驱动；第二是政府政绩的驱动；第三，现在只是有这样一个的信息，至于能不能搞成，搞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
现在真正做起来的只有渔民村和渔农村。实力不是最重要的，在旧改这个问题上主要是方案和思路，以后政府可公开征集方案，谁的方案好就给谁。首先要把方案做好，符合不符合政府的要求、村民的要求和公共利益的要求。现在招拍挂也不是最高的价格中标，应该让万科这样的企业多参与旧改。
发展商在旧城改造的时候，政府已经在给他们赋予了更多的责任。比如宝安有一块地在拍卖的时候就是要配经济适用房。其实这也是国际惯例，美国有些社区10%是公共住宅。
总的来讲，深圳特区内通过提高容积率，通过政策来发展房地产的这种旧改模式，将会增加深圳城市运营的成本和未来改造的难度，应该持谨慎的态度。我们确实需要通过借鉴国外经验研究深圳的情况，但也要学习内地，北京前几年破坏得严重，现在也开始注重保护了。
希望越来越多的发展商能够研究深圳的旧改“金矿”，更多地从政府、业权人和市场多个方面去研究，创造更多的模式，这样才能在深圳的地产上创造第二次硅谷甚至第三次硅谷。
（本文作者系深圳市英联国际不动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通过一个实际案例来说明企业文化融合在企业并购中的作用。S公司是一家快速成长的民营股份制企业，但是由于企业成立时间短、不具备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的条件，希望通过收购B公司获得总承包一级资质。B公司是一家成立时间较早的国资参股的企业，具有施工总承包一级、建筑设计一级资质，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从前的国有企业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市场环境，以致经营不善。双方对并购都充满了信心，迅速开始了操作进程。并购开始没有进行正面宣传，并购过程也没有对核心骨干进行文化的沟通，等投资方的资金到位，股权变更完成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B公司人员离职率达到60％，一年后除去基层岗位的几个职员已经没有B公司的职员。然后就是大量隐藏的问题都逐渐暴露出来，大量的诉讼、大量的应付帐款，由于B公司常年没有进行项目总承包，在年检的过程当中一级资质被建设部取消。经过两年的并购A公司投入数千万，但是公司的经营由于历史问题很难进入正常的运营，目前B公司已经进入破产边缘。S公司是丢了夫人又折兵，总裁为此大为恼火但是又无可奈何。
通过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此次并购目的是优势互补和资源整合，但却事与愿违，为什么呢?其中文化的融合工作无论从思路和策略都非常欠缺，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
并购的目的决定了必须重视文化差异并根据目标进行文化调整和文化融合。无论何种并购，都是以实现并购方的目标为出发点，正如s公司希望通过B公司来提升企业的资质水平满足自身快速发展的需要。但是这一目标最后却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因为被并购企业的职员不稳定让企业的资质风险没有得到及时的发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企业并购要成功一定是一种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的关系的基础至上，在没有形成这种信任关系或者根本不重视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企业并购行为本身就已经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因此在并购行为开始之前，企业文化工作者就应该介入并通过细致的安排确保并购成功。
文化调研和评价
只有对目标企业进行细致的文化调研和评价，对其文化有了基本了解以后才能找到目标企业与自身文化的差异点和结合点，从而拟定文化融合的策略。
文化融合是一个听起来很抽象做起来却有很细致的工作，首先是被并购企业的文化特点的信息收集。一般并购企业都会委托律师进行尽职调查来了解被并购企业的基本情况，这些情况主要是与法律风险相关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文化工作者应该通过系统科学的方法来进行被并购企业的文化特点分析以及文化融合的思路。
如果企业经过多方面的评估确立了并购方案，此阶段也开启了文化融合的工作，文化融合的策略步骤及实施方案也应有效地支持企业的并购决策。
稳定“关键人物”
一般来讲，主动并购方往往是在企业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相对比较好的状态，在文化方面自然有他的主动、积极、强势的特点，而被并购企业往往是在经营管理中出现了困境需要外部资源来解困，因此它的文化状态往往会被动、消极、弱势的特征。因此稳定关键的少数，确立积极的合作氛围成为文化融合的关键一环。并购的目的虽有不同，但是并购的过程一定是以人为主导的过程，如果我们留住了关键的人，那么就会降低企业的并购风险和经营风险。但是关键的人关键在哪里呢7就是对很多影响企业的事件，信息和相应的关系资源了解的人。因为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运营，任何企业都会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知情人是少数，这些知情人和能够帮助企业改善现状的人都是关键人物。有了这些人的理解和支持，并购成功的机会就会增加很多，同时还要做好群体思维融合的工作，消除大家的顾虑。
确定阶段性文化建设方针
如果得到了关键人物的支持，就要通过明确的规划和方针去影响更多的人，为目标企业确定阶段性的企业文化建设规划和方针，为大家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通过各种企业文化活动去塑造并购企业的职员向促进企业发展的文化靠拢，把积极的力量系统引入到并购企业中。
如果能将被并购企业的阶段性的企业文化建设规划和方针能明确并进行发布，这样就给了大家一个共同合作的规则和积极的氛围，有了大家的参与，就能及时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再好的企业文化规划通过企业管理制度来强化，也需要通过针对性的企业文化活动进行强化，这种文化活动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目的是在短的时间内塑造促进企业成长的价值观和工作思维的方式，从而带来群体行为的改变以确保企业在获得新的资源后能够获得新生。
企业并购不单纯是资金的往来，企业文化融合的成功才能让并购跨越层层风险，实现并购目标。
深圳的旧城改造，比如南山区、罗湖区、福田区，发展都是不平衡的，如果同步开展，会遇到相当大的阻力。
我觉得深圳现在的旧改首先要解决旧屋村的改造，深圳特区内的城中村还是充满活力的，甚至是朝阳的。为了解深圳市内的城中村，我经常去城中村里吃饭，特别有一种木屋烧烤，那种模式就是城中村模式，在白石洲那里有两个店，它的生意非常好，价格低廉，人也讲信用，虽然卫生差一点，但它确实满足了社会庞大阶层的生活和文化需求。
第二个是改造的方式。我是比较反对开发商在特区内核心位置，通过提高容积率、抬高房价来解决改造，因为香港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造成城市的交通、医疗、教育、安全负荷更加严重，深圳承受不起这样一种开发模式。比如现在的金地模式和京基模式，都是值得探讨的。
特区内可以先把这些村保留了，当然违建的不行，防火、安全是要强制的，城市公共管理不能放松，消防车进不去，可以特制消防车；路进不去，可以直升飞机进去救火，这些问题都不大，国外都有案例的。
地铁3号线的拆迁是第一个按照市场化方式，先定规则、然后进行拆赔的典范。具体由街道办进行协商，我们是从技术方面进行把关，这是第一次以市场价格去做拆赔的政府重点工程，所以我觉得整个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也就是说即便是政府的公共项目，为公共需求强制拆迁也需要以市场的价格对待，包括一些违章建筑都有赔偿，这也是促进和谐社会，政府不能与民争利。
在这个方案中，首先是整个市场估价的标准，估价体系进一步市场化，基本原则就是按照市场的原则去进行估值，同时引入了估价的技术督导系统，进一步让评估体系更公平、更准确、更完善。再其次，实行项目管理制。我去过3号线两次，他们的工作比较严谨、技术性强。据我所知，市领导非常重视3号线的模式，希望在其它的项目中加以推广，包括马上进行的广深港拆迁评估技术督导也是我们在做，这是一个能够达到社会和谐、利益共赢的体系。
深圳的旧改还不能拆得太快，除非一些重大工程。我最近在掀起一个“拯救深圳古村落”的行动，在一年时间里，我研究了有700年历史的清湖社区。宝安有331个旧屋村，其中，有20多个百年历史的古村落，现在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成都、上海、浙江、江苏，坚决要保护这些古村，除了在水源保护区、工程的覆盖范围，否则轻易不要去拆建，我们想抢救几个出来，能够保护一些，然后再复建一些，我们也正在做旧改的前期研究，也准备做旧改开发。
我们搞房地产的，整天谈时尚，到了上海不还是“新天地”吗？我跟罗建中谈了很久，谈这些事儿的时候，不还是石库门建筑的更新吗？我们谈来谈去，最有魅力的城市不还是丽江吗？因为它破坏得不多，而且是地震破坏的，不是人为破坏。可我们每天都在破坏，为什么不能把这些客家的古村落文化保存下来？难道这种保留就不利于经济发展吗？深圳富土康的人，华为的人去哪儿玩啊？去丽江，多贵呀，还不如就在旁边。看到南头古城所遭到的破坏，很痛心，发展和保护不是矛盾的，这些东西的价值在未来经过修缮、改建、复建，总体运营、招商，它们会比房地产的价值更高。
不光是这些东西，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些产业文明也是遗产。第一个中外合资的厂不就要拆了吗？它是我们的博物馆，这样的建筑不能随便拆，中电就不能拆，因为是第一个工程兵建的大厦，基建工程，建筑物的名字不能换。
二元结构包括城市形态上的二元结构，包括人口、产业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微观的，像城中村，里面其实也是生机勃勃。深圳没有什么农村了，但有城中村。没有农村可以，没有农民可以，但没有古村落不行，你看发达国家还保留了一些原始的东西，甚至中世纪的都有。
2006年有一则信息讲，香港万裕集团与罗湖的三个城中村，草铺吓屋、新屋吓、吓围签约旧改并将在未来五年投入30亿元对这三个村进行重建。外资企业对深圳的旧城改造如此之感兴趣，这里边有三种驱动，首先是利益驱动；第二是政府政绩的驱动；第三，现在只是有这样一个的信息，至于能不能搞成，搞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
现在真正做起来的只有渔民村和渔农村。实力不是最重要的，在旧改这个问题上主要是方案和思路，以后政府可公开征集方案，谁的方案好就给谁。首先要把方案做好，符合不符合政府的要求、村民的要求和公共利益的要求。现在招拍挂也不是最高的价格中标，应该让万科这样的企业多参与旧改。
发展商在旧城改造的时候，政府已经在给他们赋予了更多的责任。比如宝安有一块地在拍卖的时候就是要配经济适用房。其实这也是国际惯例，美国有些社区10%是公共住宅。
总的来讲，深圳特区内通过提高容积率，通过政策来发展房地产的这种旧改模式，将会增加深圳城市运营的成本和未来改造的难度，应该持谨慎的态度。我们确实需要通过借鉴国外经验研究深圳的情况，但也要学习内地，北京前几年破坏得严重，现在也开始注重保护了。
希望越来越多的发展商能够研究深圳的旧改“金矿”，更多地从政府、业权人和市场多个方面去研究，创造更多的模式，这样才能在深圳的地产上创造第二次硅谷甚至第三次硅谷。
（本文作者系深圳市英联国际不动产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