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作家屠绅（1744—1801）有一部《六合内外琐言》，“六合”可指宇宙，如此则万事万物皆在其内，无所谓外。不过他是作志怪小说，随便说说，亦无不可。我的生活基本上在书斋之内，当然也有出去的时候，偶有所读所见所思所感，往往写一点下来。
　　肃静回避
　　旧时代县官老爷出行总是坐轿子代步，前面还有四个开道的，第一排二人，各扛一块牌子，分别大书“肃静”、“回避”;第二排二人，手执水火棍——这意思分明是说，如果有人不守规矩，那就要挨棍子了。
　　这个办法后来当然是不用了，但前面有些开道的车（例如摩托车）和人，曾经比较常见的，不过近些年也都看不见了。现在比较厉害的是上面来的检查团，查公共卫生，查城市文明，查交通安全，意思都是很好的。凡是碰到这样的时候，平时在街头上修鞋、修车、缝缝补补以至沿街乞讨的，就统统不见了。
　　检查团一走，照来不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弱者兵法历来如此。
　　其实只要不影响交通，不造成脏乱差，有点修鞋、修车的小摊子，可以让市民的生活比较方便，从业者也得以谋生，允许存在是有道理的。即使上面有人来检查，我以为也还可以照常经营——但是地段上的城管总是很不放心，远不如“肃静”、“回避”的好。
　　我认识一个修鞋师傅，他对时不时地要收摊子回避一事并无意见，说平时很辛苦，正可以趁此休息两天，只要城管事先打好招呼就行。有一次新到任的小伙子事先没有讲，弄得自己很狼狈。“这城管肯定是个新手，也太不专业了！”
　　修改旧稿的难处
　　近来我的主要工作是收拾旧稿，分为若干束，其中有几束大加整理，编成书稿准备出版;剩余的也略加编辑，打包挂起——总之，要在八十岁以前精力尚可之时做好收摊子的事情，以免沦为一盘散沙或乌合之众。
　　编辑之际，顺手做了若干修改，主要是改正错别字和不妥的句子、标点，删掉一些重复累赘的地方。这些都比较好办，现在时间比较宽裕，在电脑上打字也比过去初学时水平要高许多。但涉及内容和写法的地方，虽然也有许多不满意之处，但要改得好却很难——除非“大动干戈”，甚至彻底推倒重来，而即使如此，可能还是不容易改好。
　　修改旧作，技术性的操作无须伤筋动骨，是可行的，也不难，而涉及思想和笔法的改动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这正如我们对付旧时的照片，重印的技术水平可以有提高，而当年的风貌是无从改变的了。
　　务必做好当下的自己！
　　改文章要在写作的当时或稍后进行。杜甫诗有句云“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其七），长吟以后还有什么要改的，就立刻再改一改。趁热打铁，一气呵成，这样效果才会好。多少年后再来打铁，晚矣。晚唐诗人郑谷有两句诗道：“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中年》）这个办法不算好。郑谷诗的水平比杜甫差太远，改诗失之太晚，应当也是原因之一吧。
　　“苦海”
　　近若干年来，因为普遍实行量化管理的关系，人文社科方面的论著数量极大，虽同一专业的工作者也来不及细看，而其中垃圾相当多，更让人没有勇气去拜读。
　　撰写这些垃圾论著的人们其实自己心里也很苦，他们努力制造这些东西原是不得已而为之，否则就不合格;而一旦过关了，这些东西也就没有用处，可以抛弃了。古人之所谓“敲门砖”正是形容这一类文本的妙喻。
　　这样的砖头最后怎样处理，是不大好办的事情。唐朝人曾有一怪法，就是专门为之安排一只箱子，但并不称为垃圾箱，而名之曰“苦海”。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二载晚唐郑光业的轶事道：
　　光业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献，辞有可嗤者，即投其中，号曰“苦海”。昆季或从容用咨谐戏，即命二仆舁“苦海”于前，人阅一编，靡不极欢而罢。
　　唐代的考生在应试前往往会将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写成卷轴，呈送给有权势有影响的大人物，希望得到赏识，有助于及第;这一类卷轴数量巨大，其中固然有某些佳作，而垃圾自然也不少。接受者未必有时间和兴趣认真来读，有时就束之高阁或干脆扔掉了。光业兄弟专门安排一只巨大的皮箱来收容这些垃圾，是比较罕见的举措。
　　这一则故事被归入“轻佻”一类。“苦海”中的大作大可不必重讀，如果读了，也只能充满怜悯和哀伤。以别人的“苦海”为取乐之资，有伤厚道，确实失之于轻佻。
　　据说现在有些高校和科研单位业已取消量化管理，采用代表作一类的新办法，以鼓励沉潜深入的研究了。虽然只是一点听来的新闻，却令人深感光明已经开始。
　　赞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阿弥陀佛！
　　“礼”与“神”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一时不容易弄清楚，最好要有若干句简明中肯的话作为纲领，放在头脑里垫底。只要抓住其中一个“纲”，就可以拎起一长串有关的道理和知识来——此即所谓“纲举目张”。
　　鲁迅先生有一句话就是这样的“纲”：“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所谓“礼”就是以一套思想、规矩、仪式为代表的秩序和原则，必须人人执行，如此则社会稳定，尊卑上下各守其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都遵守规矩，非礼不视、不言、不动、不想，全都是君子——这样天下就太平，民生也就有保障了。
　　孔夫子教他的学生六门功课：礼、乐、射、御、书、数，“礼”放在首位，其他具体知识皆在其次。
　　做人的原则是“克己复礼”，克制自己的私欲，按“礼”来指导自己的言行。把“礼”灌输到人们头脑里去，就是“礼教”。大家按“礼教”来说话做事，来安身立命，这样的时代就是盛世，落实得不好的是衰世，更糟的则是乱世。
　　乱世也不怕，因为这时总会有圣贤大人物出来“拨乱反正”，总能由“乱”复归于“正”，这就叫天下一乱一治，前后反差比较大的则称为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这时的领导人就是圣君贤相，如此等等。治国平天下，靠的都是“礼”。 　　那么还有没有“神”呢？也有，但只起到多少帮帮忙的作用。除了少数信教的，绝大部分中国人不会一有危急就请求“上帝保佑”，不做礼拜，也没有一本至高无上的《圣经》。到庙里去一般只是看看玩玩，随喜赞叹一番而已。有什么心事了，也有人可能烧点香，许个愿。并不是每个星期都到庙里去——“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普通人大抵如此。这其实也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
　　在过去的民间信仰里，各路神灵很多，有不少是属于所谓“地方粮票”，换个地方就不被承认了。中国古代大抵没有最高的“神”，而种种杂牌军的“神”一多，那也就不大灵验了。
　　要了解“礼”与“神”的关系，有一个简明的办法，就是读一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由此可知，即使在世外桃源里，因为还是中国人（“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所以仍然慎终追远，讲究祭祀祖先的礼节（“俎豆犹古法”），在他们的生活中并没有什么神。曾经有人认为桃花源是神仙世界，那是很大的误解。
　　在中国古代，君临的是“礼”，不是神。弄清楚这一点，传统文化就可算明白了一小半。
　　“理障”
　　诗歌的本性或曰“诗意”的基本点是形象和感情，能够打动人。诗中涉及理论或暗中指向理论而仍然大有诗意，是为“理趣”;而如果诗中的理论破坏了诗意，那就叫“理障”。
　　常见的“理障”有两种，一是直截了当地大谈理论，形成一篇押韵的微型论文，令读诗者失去胃口。用诗的形式写理论，就诗而言是没有诗意，就理论而言又嫌太简单了：两头皆不讨好，堪称一无是处。两晋时代的玄言诗里多有这种枯燥无味的纯哲理诗，举两首来看：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
　　机过患生，吉凶相拂。
　　智以利昏，识由情屈。
　　野有寒枯，朝有炎郁。
　　失则震惊，得必充诎。
　　——孙绰《答许询诗》九章之一
　　傲兀乘尸素，日往复月旋。
　　弱丧困风波，流浪逐物迁。
　　中路高韵益，窈窕钦重玄。
　　重玄在何许？采真游理间。
　　苟简为我养，逍遥使我闲。
　　寥亮心神莹，含虚映自然。
　　亹亹沉情去，彩彩冲怀鲜。
　　踟蹰观物象，未始见牛全。
　　毛鳞有所贵，所贵在忘筌。
　　——支遁《咏怀诗五首》其一
　　孙綽的诗“平典”得像哲学讲义，而内容无非是关于吉凶得失的老生常谈，既没有提供什么新的思想，更没有什么诗味。支遁的诗运用了不少《庄子》中的语汇，讲的是他对“逍遥游”的新理解，这是一般读者很难理解，也不会有兴趣的。
　　赵宋时代的理学家和理学信徒的作品中也不乏这样纯粹说理的大作，同样不受读者欢迎。有些和尚写诗，则往往像押韵的佛教论文。这些文本同文学无关，只与哲学或宗教有关。
　　另一种“理障”是前面还多少有一点形象的东西，稍后就迫不及待地端出那些形象所能说明或表达的理论，一一对应，干巴巴，令读者觉得自己只配接受硬灌进去的心灵鸡汤，因而失去兴味。例如晋人张华《励志诗》九章之七有云：
　　山不让尘，川不辞盈。
　　勉尔含弘，以隆德声。
　　这也是老生常谈，写法则与《荀子·劝学》没有什么不同。对青少年做励志讲演中有这么几句也还可以，单列出来写成诗，则不尽相宜。教训读者的东西很难成为诗。
　　《唐诗三百首》今昔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华彩段落，名篇杰作层出不穷，鲁迅先生甚至极而言之地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1934年12月20日致杨霁云的信，《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612页）
　　清代官方编撰的《全唐诗》凡九百卷，录诗近五万首，后贤拾遗补缺，为数更多有增加。一般读者只能读选本。唐诗的选本极多，两百多年来影响最大的是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这部成书于乾隆癸未（1762）的读本压倒了前前后后的全部唐诗选本，以及兼收唐宋近体诗而长期以来流行最广的启蒙读物《千家诗》。
　　孙洙做自己的选本时，预定的目标正是要超越《千家诗》，他在书前题辞中写道：
　　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言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编验之。
　　可知他的目标其实也不算很高，只是想成为一部较好的私塾课本。不料时事变易，后来竟渐渐成了经典。为《唐诗三百首》做注释的次生产品甚多，早一点的有章燮、陈婉俊，晚一点的有喻守真、朱大可、金性尧诸家，此后仍多有后起之秀。作为选家，孙洙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入选《唐诗三百首》的诗人凡七十七家，初、盛、中、晚唐皆有，其中初唐不足十家，盛、中、晚唐各有二十多家。这里选得比较多的有：杜甫三十六首、王维二十九首、李白二十八首、李商隐二十四首、孟浩然十五首、韦应物十二首、刘长卿十一首、杜牧十首。这八家的诗占了全书的一半以上，这样的比例大体是比较合适的，只是白居易选得略少了一点。
　　但是《唐诗三百首》也有两大问题：一是受到篇幅的限制，集外遗珠不少;特别是他要考虑这是一册儿童读本，所以有些诗虽然也脍炙人口，但不便选入，典型的例子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杜甫的《秋兴八首》等。现在此书读者的面甚广，似宜补选若干进来。
　　二是入选的未必全是脍炙人口的精品。鲁迅在论述杂文之价值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要背出一首诗来比一比：‘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鄹氏邑，宅接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犹与梦时同。’这是《唐诗三百首》里的第一首，是‘文学概论’诗歌门里的所谓‘诗’。但和我们不相干，那里能够及得这些杂文的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92页）。他在这里背出来的是李隆基的《经鲁祭孔子而叹之》，这首诗虽然列为五律之首，但确实不算高明。当然，按作者的地位，当年选进来也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解决这两个老问题，近贤做了很好的工作，相关的成果已经陆续问世。前一方面有李元洛先生的《唐诗分类品赏》（中华书局2019年1月版），此书在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之外，新选了三百三十七首唐诗，按内容分为自然、社会、人生、艺术四大类，更细分为二十八小类，逐首加以品味欣赏。这部书的岳麓书社初版题为《李元洛新编今读唐诗三百首》，他的工作正是为蘅塘退士拾遗补缺，更上层楼。
　　同时解决前后两方面问题的成果有陈引驰先生编著的新版《唐诗三百首》（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5月版），此书在蘅塘退士本《唐诗三百首》的基础上删去二十八首，新补二十二首，形成一部包括三百零七首的新选本。各诗皆有精要的注释和解析，文字精彩，发人深省。书中附有名画五十五幅，图文并茂，赏心悦目。
　　李元洛、陈引驰两位，皆可谓孙洙的知音和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