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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如何评价奥巴马的执政8年，如何认知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未来世界体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近日，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刘昌明教授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
相对衰落的美国霸权
《齐鲁周刊》：金融危机以后，美国霸权地位受到了挑战，这是否意味着美国——这个二战后的“新罗马帝国”霸权的衰落？
刘昌明：美国GDP在上世纪60年代占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二，现在其GDP占整个世界的份额相对比较小了。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与其他国家相比，应该来说是处在一个相对衰落的过程中。
从经济层面来看，中美两国的差距越来越小，这体现在国际权力结构上的变化。比如世界经济决策的平台正逐渐由七国集团转为二十国集团。中国在G20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相对的，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
再比如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危机以后，这个组织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改革来反映当今世界的力量结构。改革干什么？关于投票权份额的改革。中国经济总量成了世界第二，在这个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怎么反映这个现实？这就涉及到投票权的争斗。这种争斗本质上反映了中美之间经济实力的变化。
所谓衰落是相对而言的，从绝对意义上来看，无论是科研实力还是军事实力，美国还占有绝对优势。美国的国家政治制度，还有相当大的内在调整能力。危机不一定就把美国搞垮了，它可能从危机中进行变革，会使美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有可能会推动美国新的经济发展。
《齐鲁周刊》：特朗普的上台被认为是一种“新孤立主义”思潮的复活，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刘昌明：每一个领导人都有一些独特的执政理念，美国的国内政治，始终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摇摆，共和党倾向保守主义，民主党倾向自由主义。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新孤立主义、新保守主义思潮始终存在。特朗普主要打保守主义的牌，通过他的一些言论可以看到，他认为经济比安全更重要，国内比国外更重要。这就反映了他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执政特点。
不过，从我们这些年观察来看，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上台以后，都没有和他的执政理念完全一致。特朗普现在走的很右，但上台以后执政理念或许慢慢向中间靠拢。口号与实际操作都是有偏差的。
《齐鲁周刊》：奥巴马执政8年，为美国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挖下了什么样的“坑”？
刘昌明：我个人认为，奥巴马是一个相对弱势的带有理想主义理念的一个民主党总统。
如今，整个世界是强人政治时代，普京、莫迪、安倍晋三，都是很强势的。奥巴马与他们相比，是相对弱势的。另外国内种族冲突、枪支问题、移民问题、改革问题，都没有解决好，这与其上台时的执政理念相比，大为缩水。
从经济方面来看，奥巴马还是做出了一些贡献。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相比，如今美国的就业率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国际政治方面，奥巴马也留下一些积极的政治遗产，我个人感觉奥巴马打破了单边主义，推行在多边主义框架下解决一些问题。在解决伊朗问题上，美国做出了一定的妥协，获得了重大进展，还与古巴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此外，结束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虽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但与过去的单边政策相比，这应算比较积极的政治遗产。
奥巴马执政时期也有很多问题，特别是他搞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强化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强化美韩同盟，强化美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强化美国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打破了整个亚太地区相对稳定的力量结构。而且目标比较明确，就是针对中国，这是用冷战思维来解决问题，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患。另外在欧洲乌克兰问题上，我个人感觉奥巴马也不能算是得分的。
继续对中国进行干预的目标不会变
《齐鲁周刊》：作为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能否从特朗普的相关言行上推断一下他的亚太政策以及中国政策？
刘昌明：谈到美国的亚太政策以及中国政策，首先要看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演变过程。上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全球战略重点放在大西洋地区，那时候主要是冷战的需要，就是对抗苏联。
1991年，苏联解体，这个时候的克林顿已经意识到，美国的战略重点不应该在欧洲，应该在亚太地区，他提出美国是个亚太国家。2001年的9·11事件打乱了美国战略部署，小布什认为对美国形成战略挑战的并不是具体某一个国家，而是恐怖主义。这就使得中国在2001年到2010年获得了重大战略机遇期。
奥巴马上台后，他注意到美国过多关注中东，消耗了实力。在他看来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在东亚地区、亚太地区的霸权是一个挑战，就加速了亚太战略，把战略重点放在了东亚地区，在这个地区搞“亚洲再平衡”。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至少有两个支点，一个是安全支点，一个是贸易支点，这两个支点，现在看效果并不是那么明显。它搞双边同盟体系，以前真正跟着美国跑的无非就一个日本，韩国也是在观察，不过从去年开始，韩国立场发生了变化。
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名义上不会搞“亚太再平衡”，但其核心本质不会变。这很显然，美国基础的战略目标就是维持霸权，而唯一对这个国家形成挑战的国家就是中国，它怎样重返霸权？继续对中国进行干预。这个目标不改变，其他政策也不会变。
《齐鲁周刊》：与奥巴马时期相比，特朗普的亚太政策会有哪些变化？
刘昌明：这里面可能有这么几个变化，一个就是在美韩同盟、美日同盟，让更多同盟国承担美国的责任。这与民主党有一定区别。第二，尽管美国让同盟国承担责任，但美国可能会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形成对中国战略围堵。
第三，特朗普虽然宣布退出TPP，但是我个人感觉中国不要太乐观。我個人判断特朗普之所以不加入，是为了要价。他认为美国做出的让步太多了，其他国家总是搭美国的便车。
与传统政治家相比，特朗普是一个相对比较怪的人。他性格多变，又是个商人。相对来说他处理事务没有外交经验、政治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感觉特朗普上台以后，会有明显独特的执政风格。这可能主要体现在：第一，施政带有强烈的个人性格，第二，可能会比较多变，第三，内阁班子对他影响会比较大。我们已经注意到他选择了很多对华强硬派进入到其内阁。
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会进入到一个新的调整期。特别是在特朗普执政的一到两年之内，这个调整会比较大，中美关系都会有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大的框架不会变。中美关系就是相互依赖的关系，谁都离不开谁，但是从共和党的保守风格，以及特朗普的执政理念、内阁班子成员的选拔来看，特朗普可能会在执政初期给中国制造一些麻烦。
如何评价奥巴马的执政8年，如何认知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未来世界体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近日，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刘昌明教授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
相对衰落的美国霸权
《齐鲁周刊》：金融危机以后，美国霸权地位受到了挑战，这是否意味着美国——这个二战后的“新罗马帝国”霸权的衰落？
刘昌明：美国GDP在上世纪60年代占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二，现在其GDP占整个世界的份额相对比较小了。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与其他国家相比，应该来说是处在一个相对衰落的过程中。
从经济层面来看，中美两国的差距越来越小，这体现在国际权力结构上的变化。比如世界经济决策的平台正逐渐由七国集团转为二十国集团。中国在G20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相对的，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
再比如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危机以后，这个组织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改革来反映当今世界的力量结构。改革干什么？关于投票权份额的改革。中国经济总量成了世界第二，在这个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怎么反映这个现实？这就涉及到投票权的争斗。这种争斗本质上反映了中美之间经济实力的变化。
所谓衰落是相对而言的，从绝对意义上来看，无论是科研实力还是军事实力，美国还占有绝对优势。美国的国家政治制度，还有相当大的内在调整能力。危机不一定就把美国搞垮了，它可能从危机中进行变革，会使美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有可能会推动美国新的经济发展。
《齐鲁周刊》：特朗普的上台被认为是一种“新孤立主义”思潮的复活，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刘昌明：每一个领导人都有一些独特的执政理念，美国的国内政治，始终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摇摆，共和党倾向保守主义，民主党倾向自由主义。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新孤立主义、新保守主义思潮始终存在。特朗普主要打保守主义的牌，通过他的一些言论可以看到，他认为经济比安全更重要，国内比国外更重要。这就反映了他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执政特点。
不过，从我们这些年观察来看，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上台以后，都没有和他的执政理念完全一致。特朗普现在走的很右，但上台以后执政理念或许慢慢向中间靠拢。口号与实际操作都是有偏差的。
《齐鲁周刊》：奥巴马执政8年，为美国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挖下了什么样的“坑”？
刘昌明：我个人认为，奥巴马是一个相对弱势的带有理想主义理念的一个民主党总统。
如今，整个世界是强人政治时代，普京、莫迪、安倍晋三，都是很强势的。奥巴马与他们相比，是相对弱势的。另外国内种族冲突、枪支问题、移民问题、改革问题，都没有解决好，这与其上台时的执政理念相比，大为缩水。
从经济方面来看，奥巴马还是做出了一些贡献。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相比，如今美国的就业率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国际政治方面，奥巴马也留下一些积极的政治遗产，我个人感觉奥巴马打破了单边主义，推行在多边主义框架下解决一些问题。在解决伊朗问题上，美国做出了一定的妥协，获得了重大进展，还与古巴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此外，结束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虽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但与过去的单边政策相比，这应算比较积极的政治遗产。
奥巴马执政时期也有很多问题，特别是他搞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强化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强化美韩同盟，强化美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强化美国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打破了整个亚太地区相对稳定的力量结构。而且目标比较明确，就是针对中国，这是用冷战思维来解决问题，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患。另外在欧洲乌克兰问题上，我个人感觉奥巴马也不能算是得分的。
继续对中国进行干预的目标不会变
《齐鲁周刊》：作为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能否从特朗普的相关言行上推断一下他的亚太政策以及中国政策？
刘昌明：谈到美国的亚太政策以及中国政策，首先要看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演变过程。上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全球战略重点放在大西洋地区，那时候主要是冷战的需要，就是对抗苏联。
1991年，苏联解体，这个时候的克林顿已经意识到，美国的战略重点不应该在欧洲，应该在亚太地区，他提出美国是个亚太国家。2001年的9·11事件打乱了美国战略部署，小布什认为对美国形成战略挑战的并不是具体某一个国家，而是恐怖主义。这就使得中国在2001年到2010年获得了重大战略机遇期。
奥巴马上台后，他注意到美国过多关注中东，消耗了实力。在他看来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在东亚地区、亚太地区的霸权是一个挑战，就加速了亚太战略，把战略重点放在了东亚地区，在这个地区搞“亚洲再平衡”。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至少有两个支点，一个是安全支点，一个是贸易支点，这两个支点，现在看效果并不是那么明显。它搞双边同盟体系，以前真正跟着美国跑的无非就一个日本，韩国也是在观察，不过从去年开始，韩国立场发生了变化。
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名义上不会搞“亚太再平衡”，但其核心本质不会变。这很显然，美国基础的战略目标就是维持霸权，而唯一对这个国家形成挑战的国家就是中国，它怎样重返霸权？继续对中国进行干预。这个目标不改变，其他政策也不会变。
《齐鲁周刊》：与奥巴马时期相比，特朗普的亚太政策会有哪些变化？
刘昌明：这里面可能有这么几个变化，一个就是在美韩同盟、美日同盟，让更多同盟国承担美国的责任。这与民主党有一定区别。第二，尽管美国让同盟国承担责任，但美国可能会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形成对中国战略围堵。
第三，特朗普虽然宣布退出TPP，但是我个人感觉中国不要太乐观。我個人判断特朗普之所以不加入，是为了要价。他认为美国做出的让步太多了，其他国家总是搭美国的便车。
与传统政治家相比，特朗普是一个相对比较怪的人。他性格多变，又是个商人。相对来说他处理事务没有外交经验、政治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感觉特朗普上台以后，会有明显独特的执政风格。这可能主要体现在：第一，施政带有强烈的个人性格，第二，可能会比较多变，第三，内阁班子对他影响会比较大。我们已经注意到他选择了很多对华强硬派进入到其内阁。
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会进入到一个新的调整期。特别是在特朗普执政的一到两年之内，这个调整会比较大，中美关系都会有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大的框架不会变。中美关系就是相互依赖的关系，谁都离不开谁，但是从共和党的保守风格，以及特朗普的执政理念、内阁班子成员的选拔来看，特朗普可能会在执政初期给中国制造一些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