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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布洛赫的希望原理的理论逻辑由弥赛亚主义的末世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等思想构成。布洛赫基于传统犹太文化精神的研究，提出希望之乡需要人的自我拯救，描绘了人类最终要到达的哲学世界的未来图景。他的希望哲学从乌托邦哲学发展而来，却摒弃了乌托邦中空想的成分。从希望哲学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变革关系；由人道主义的乌托邦、具体的乌托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来理解具体的希望是基于现实的客观趋势，面向未来的唯物主义是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定位。
关键词：希望的原理；弥赛亚文化精神；乌托邦精神；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6-0065-03
恩斯特·布洛赫（ Ernst Bloch，1885 - 1977）的著作跨越人类学、生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领域。布洛赫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上都有乌托邦精神的痕迹：柏拉图的理想国愿景是“轻浮和狂热的抽象的乌托邦”，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建构是“空洞的愿望”，康德倡导的是自由意志的至善，当然这也是布洛赫所批判的，后来汉娜·阿伦特对于人的境况提出了生命至善的论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至善原则对于人的重要性。布洛赫提出的概念比较零散又颇具诗意，他的思想是基于乌托邦原型的至善原则，为了更透彻地理解文本，我们以至善原则和弥赛亚主义的乌托邦精神来源进行分析，再从希望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联系等方面进行类比分析，进而来判定布洛赫希望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性质。
一、基于至善原则的希望哲学建构
布洛赫“乌托邦原型”的至善是对康德“自由意志”的至善进行了总体的扬弃，康德认为至善是幸福和德行的综合体，意志自由产生于寻求幸福的人和遵循道德的人。自由意志至善是最高準则，人们不得不去追求它。“通过意志自由产生至善，这在道德上是先天必然的”，可以说布洛赫是位哲学家也是位感性的诗人，他不侧重于经验的实证知识，而是从内在原则汲取知识，倡导人们从感性世界中寻求自我满足。《希望的原理》的内容丰富了康德至善原则，使其更加形象化或者说图像化，唯一的区别是康德认为舍与得，行善与回报在现实世界不可能发生的，只有期待灵魂转世来完成圆满的至善。与其相比布洛赫是位立足于现实的唯物主义者，他认为生活中幸福的形态就是点滴的至善，“康德强调宗教的道德伦理功能，康德认为至善只有设想在彼岸世界实现，在现实世界是达不到的。“要想设想在彼岸世界里实现至善，我们不仅需要进一步设定意志自律即自由，而且必须进一步设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希望神学的至善原则是康德理性范围的宗教建构，同样布洛赫提出具有乌托邦原型的至善也是出自康德这里，它具有幸福形态，“至善原理不是柏拉图回忆说这种太古的，它是拥有最幸运惊讶的不变性内容，它的显现近似的满足其图像即更美好生活梦的尖端。”而这并非可验证的知识，而是做出一种理想的假设图景。
从发展性质来看，一般认为布洛赫提出的希望哲学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未来是处在一种“尚未”的状态中，认为人和世界是向前运动的、开放着的一种未完成过程，希望的基本原理是未来以无限多的可能性向人敞开，由此人便对未来（世界的未来和人自身的未来）产生各种“希望”。希望也就是文本中所描述的饥饿，它是人类种种激情中最富于人性的激情。因为现实的人总是局部的，不完全的。充分的人性、真正的人性仍存在于前面，人要不断地朝前。希望的法则对于人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它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本体论现象，是植根于人性之中的固有的人类需要。
二、弥赛亚主义的末世论
（一） 弥赛亚色彩下的乌托邦精神
1912年，布洛赫与卢卡奇在海德堡参加了马克思·韦伯研讨班，进行了“认识对象的乌托邦趋势”的主题构思，这也是1918年《乌托邦的精神》前期雏形。根据《圣经》的说法，信仰、愿望的必要条件是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体验。布洛赫没有做过像《圣经》中关于信仰、愿望的表述。与传统犹太的弥赛亚思想相比，布洛赫希望哲学更具有科学性和自然历史性，更多是对革命实践的因果联系做了表述。比如布洛赫认为的“拯救”是理想化的自然世界以人为作用对象反馈的结果，当然充要条件是人要怀着“信、望、爱”之心面对自然和人。在此前提之下，希望之乡就是人被“拯救”的境界。马克思·韦伯和布洛赫的思想碰撞在于信仰、忍耐和期待对革命实践起到动力助推的作用。“信仰虽然归根结底是物质与精神的利益，而不是思想支配人们的行动，各种宗教所设计的理想社会或世界形象能够像扳道工一样，决定行为为利益动机推动而沿着他前进的轨道，决定人们希望将要从什么地方得救和为什么得救并且能够得救这样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么拯救是改变不平等的、固化的存在方式，自我拯救是保持一种向善的动态运动。
（二）布洛赫对传统犹太文化精神的升华
布洛赫不仅研习了哲学、物理、音乐还对希伯来神秘主义产生兴趣，1907年他主要从事拉比宗教主义的研究，布洛赫的思想来源于犹太传统的文化精神，传统的文化精神有其自身的展望性和革命性，弥赛亚思想对欧洲现实起了补偿和精神解脱，也构成了解放运动的动力因素。第一，弥赛亚即末日救赎者源于希伯来语“受膏者”（Mashi’ah）最早见于《利未记》“受膏的祭司”这样任何被赋予神的使命者。“夹杂着乌托邦和灾难性层面的重建内容。客观上形象反映民族宗教衍化过程中现实历史层面。末日救赎思想是复国重建民族主义层面，普世主义指向乌托邦层面，互为表里，相互依托。”第二，“回归锡安”与弥赛亚思想。“回归锡安”这一说法最初在公元6世纪即犹太人第一圣殿被毁约五十年后开始出现。“希伯来圣经记载索罗巴伯、以斯拉及尼希米带领的民族整合性回归渴望的锡安运动，并在犹太教中弥赛亚信仰及末日论思想得到宗教力量的诠释性支持。”除了思想背景外更具有某种乌托邦性质，这也是古代早期环境下宗教在社会意义上文化整合功用的独特表现。第三，喀巴拉（原意指传统）与犹太弥赛亚主义。二者最初无直接关联，二者结合于1492年西班牙大驱逐的阴影笼罩下 ，无论群体和个人命运都是灾难性的未被救赎的存在，喀巴拉将其转向现世和末世的时空范畴。“喀巴拉体系的三个范畴分别是上帝自身的一种自我放逐；拯救‘失落的神光’而进行的不懈努力；神性统一不在创造开始的过去，而在修复完成后的末日。”拉比犹太主义在《摩西五经》之后还编撰了《密西那》《塔木德》，其目的在于借宗教行为和宗教组织来巩固宗教信仰、宗教观念、宗教情感。“耶和华的诗篇记载旧约第二次编纂是在公元5世纪初。耶和华的诗篇在希伯来原意是赞美诗，其实除了赞美之外还有泣诉、感谢、祈祷、教训、喜怒哀乐各种情绪的表达，犹太教基本教义：圣洁祈祷十诫（法的形式和结构、法的内容、共同基本伦理的基础）安息日、家庭、犹太妇女、外邦人”。按照犹太神秘主义的说法，救世主并非专程解救而是赐人以智慧，使人得以解放，思想主导向善，肉体主导向恶，人有需求和情绪的表达，那就应该刻苦禁欲，剔除恶因，才可以得到拯救。而按照布洛赫的说法：性冲动、死亡冲动对于人来讲，这是自身的自我（Ich），布洛赫的伦理观也是基于犹太教教义。布洛赫在批判弗洛伊德、阿德勒精神分析论指出“按照人的个别阶级状况和时代状况，冲动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因此冲动也是按照人的意向，或作为冲动方向加以把握的”。 “作为世界以及人类的创造者，上帝让他所创造的万物都为各自的行为负责。上帝对人类的判刑绝不偏心绝不遗忘绝不势力绝不受贿”，意思是人要有十诫教义的约束，人的行为要遵从戒律，不违背人的伦理和人性道德的基础上追求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泯灭人性的资本家和惨无人道的侵略者应当反思的。布洛赫从犹太经典和希腊理性主义出发，对希伯来精神进行展开，将弥赛亚思想历程的探究和希望之乡的假设分析，都必须服从于人的思想解放和人的身心解放这一核心。一战时期西方世界文化危机，物化泛滥，布洛赫认为人类都应该寻求救赎，跟犹太传统不同，布洛赫寻求的是人的自我拯救而不是神的拯救，旨在唤醒人的乌托邦冲动。布洛赫在这三种主要的传统弥赛亚文化精神的影响之下，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拉比犹太主义的思想联系，批判扬弃地汲取了文化精神中对理想社会的政治思想变革。共产主义思想和末世论下的信仰相比，“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无神论，而无神论最初还远不是共产主义：那种无神论毋宁说还是一种抽象。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只是哲学的、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布洛赫在弥赛亚思想的熏陶下也有强烈的犹太复国主义渴望，但他希望的复国是国际人道主义的，他希望和平开放，不掺杂任何地域、势力、信仰争端。布洛赫与传统弥赛亚思想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承认有神论。与费尔巴哈无神论相比，无神的弥赛亚王国既克服了虚无主义和迷信庸俗，也奠定了宗教末世论。“无非是‘人类生存’从个人（信仰主体）中心向实体（信仰对象）中心的转变和神人之间的同一。转变同一思想构成了宗教经典和宗教教义的主题思想。”人本真的希望是本体论上的追求，道德、音乐、自然、至善这些生活理想不是抽象的，在乌托邦当下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那么怀有乌托邦梦想的实践者才能在生活之中发现这些美妙的东西，布洛赫认为抓住作为真正的当下的真正东西，“如果乌托邦不指明现在，寻找他所分给的当下，它就徒劳无功，毫无价值。”而我们每个人都应成为这个具体乌托邦的实践者，尚未形成的现实理想汇集之后就是乌托邦形态的同一。 三、布洛赫乌托邦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
希望哲学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变革关系来看，布洛赫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希望具体的、现实的含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含有希望的成分，指出希望的真正意义是指引当下、引领未来。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归的一个现实的，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是将来必然的形式和能动的原则。从“紧迫的需求”与人本质活动的“需要”分析来看，布洛赫“紧迫的需求”与马克思关于人本质活动的“需要”相对比，布洛赫认为人活着、思考着、行动着，这本身就是一种贫困，这贫困即饥饿、憧憬和探求。他认为最紧迫的需求是人自身最饱满的愿望，人的原始冲动有很多，相对于饥饿，权利和爱情需求等都是次要的。这里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人最原初需求是无法压抑的。马克思认为，“对象性的本质在我身上的统治，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爆发在这里是一种成为我的本质活动的激情”。第二，人不得不在此需求之下发挥能动作用。乌托邦冲动不是人与生俱来，人的需要要在哲学启蒙下唤醒，人的思想在新奇的创造性自由王国引导下踏上求知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人自己的实现表现在内在必然性，表现为需要。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迫使人感觉到需要最大的财富。”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生命表现力。布洛赫在批判弗洛伊德、阿德勒精神分析论指出“饥饿是人自我保存的冲动，在一切变化无常的冲动中，也许这是人最基本的冲动，因为只有这冲动才使其他冲动开始进行工作”。作为个人都有对和平、美好生活的“饥饿”，这种紧迫的需求迫使人参与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
布洛赫以自身流亡经历为例，累垮的失业者见证了生存的古老窘境。“无论如何，对饥饿者的同情感是人们拥有唯一广泛的情感，或者能够广泛拥有的情感。”那么这种人道主义也是人和人联系的纽带，因此布洛赫认为冷酷的妇女看见乞丐满足地喝下送给他的一碗汤时，她也得到了相应的满足感，她不会嫌麻烦，也不会有吝啬小气心理。布洛赫认为这是一种“充满的和期待的情绪”的人道主义。他从人性角度出发，认为在社会中，人在同情感中包含对自身困境的思考和自身饱满的愿望。马克思从自然界和人在社会中普遍的关系得出人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社会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人的希望如同饥饿是人的原初冲动，是压抑不住的，人的存在就应该把这种希望导向正轨，乌托邦精神是人为希望的存在，人是乌托邦的主体更具有人道主义的乌托邦实践的意味。
四、“具体的乌托邦实践”与马克思主义
20世纪初，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哲学代替了实证主义、黑格尔主义、新康德主义登上历史舞台，韦伯、齐美尔、布洛赫等哲学家反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战争行径和罪恶剥削，他们痛恨战争，期望一个理想的社会降临，渴望一个持久和平没有敌意的国度。布洛赫认为“斯巴达军事国家是远离理想世界的。直观的表述就是，理想世界只限于最好的体制（Best constitution），而不是抽象的体制，而是在有形的整体（The concrete totality of being）中被感知和培养。”按照布洛赫的表述，社会进步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种最好的体制（Best constitution）是趋近于希望世界的一种社会形态下的必然产物。那么这里以古代斯巴达军事国家为例，暗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国家是与充满希望的理想国家背道而驰的，他们不存在希望，不是通过修正、改良可以步入正軌，由此可以从逻辑上推出资本工业是为战争侵略服务的，资本主义和平就是个悖论。同时布洛赫也是批判欧文、傅立叶抽象化的乌托邦世界，与卢卡奇的思想相似，布洛赫认为，一方面，资本主义将劳动和劳动者相剥离，在现实生产过程中，资产阶级往往把生产从总体生产过程中分离，把工人作为人的个性湮灭，把工人劳动过程分化为部分所得。另一方面，法西斯军国主义是支离破碎的病态体系，战争中的人面对丧失总体性的世界缺乏批判和超越维度，“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合理化导致形式规律的创造，全部这些事物都的确要归入肤浅的观察者看来是构成一般的规律的统一体系中。”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关系而形成的具体的总体性是人与人之间的有机统一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前提，卢卡奇认为“分化破坏了一切劳动和生活的有机统一的过程，并且把这个过程分解成其组成部分。”由此比较分析可以推出，布洛赫和卢卡奇在思想上有共同之处，布洛赫希望哲学是面向未来的辩证法，卢卡奇是致力于总体性原则和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他们都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同程度地受韦伯等人的文化哲学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渗透，“面对人受各种异己力量的压迫与统治现状，布洛赫关注人类解放或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使现存世界面向未来发生变革，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希望哲学的基本原理是富有创造性的理论，有极强的实践性和导向意义，希望实质上是预言者的一种预言，意味着永恒理想的具体实践，在这里布洛赫更加强调自己非未来的预言者而是参与现实历史进程的实践者。布洛赫打破了固有的绝对社会形态，对资产阶级的文化功利主义、虚无主义和市侩主义进行了强烈批判，布洛赫希望哲学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分化与演进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在《希望的原理》这部关于希望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中，更加明确布洛赫分析和揭示了白日梦对人们的作用，探寻出希望对人们追求美好世界的积极动力，定义尚未确定的概念和范畴，描绘了人类最终要到达的乌托邦世界的未来图景。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布洛赫本人也是一位对人类社会发展充满希望的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辩证法中寻找乌托邦希望，在希望中运用辩证法，卓有成效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广阔视域。
参考文献：
[1][德]伊曼努尔·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42.
[2]段德智.宗教学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311.
[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 王伟光，张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01，104.
[5]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4.
关键词：希望的原理；弥赛亚文化精神；乌托邦精神；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6-0065-03
恩斯特·布洛赫（ Ernst Bloch，1885 - 1977）的著作跨越人类学、生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领域。布洛赫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上都有乌托邦精神的痕迹：柏拉图的理想国愿景是“轻浮和狂热的抽象的乌托邦”，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建构是“空洞的愿望”，康德倡导的是自由意志的至善，当然这也是布洛赫所批判的，后来汉娜·阿伦特对于人的境况提出了生命至善的论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至善原则对于人的重要性。布洛赫提出的概念比较零散又颇具诗意，他的思想是基于乌托邦原型的至善原则，为了更透彻地理解文本，我们以至善原则和弥赛亚主义的乌托邦精神来源进行分析，再从希望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联系等方面进行类比分析，进而来判定布洛赫希望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性质。
一、基于至善原则的希望哲学建构
布洛赫“乌托邦原型”的至善是对康德“自由意志”的至善进行了总体的扬弃，康德认为至善是幸福和德行的综合体，意志自由产生于寻求幸福的人和遵循道德的人。自由意志至善是最高準则，人们不得不去追求它。“通过意志自由产生至善，这在道德上是先天必然的”，可以说布洛赫是位哲学家也是位感性的诗人，他不侧重于经验的实证知识，而是从内在原则汲取知识，倡导人们从感性世界中寻求自我满足。《希望的原理》的内容丰富了康德至善原则，使其更加形象化或者说图像化，唯一的区别是康德认为舍与得，行善与回报在现实世界不可能发生的，只有期待灵魂转世来完成圆满的至善。与其相比布洛赫是位立足于现实的唯物主义者，他认为生活中幸福的形态就是点滴的至善，“康德强调宗教的道德伦理功能，康德认为至善只有设想在彼岸世界实现，在现实世界是达不到的。“要想设想在彼岸世界里实现至善，我们不仅需要进一步设定意志自律即自由，而且必须进一步设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希望神学的至善原则是康德理性范围的宗教建构，同样布洛赫提出具有乌托邦原型的至善也是出自康德这里，它具有幸福形态，“至善原理不是柏拉图回忆说这种太古的，它是拥有最幸运惊讶的不变性内容，它的显现近似的满足其图像即更美好生活梦的尖端。”而这并非可验证的知识，而是做出一种理想的假设图景。
从发展性质来看，一般认为布洛赫提出的希望哲学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未来是处在一种“尚未”的状态中，认为人和世界是向前运动的、开放着的一种未完成过程，希望的基本原理是未来以无限多的可能性向人敞开，由此人便对未来（世界的未来和人自身的未来）产生各种“希望”。希望也就是文本中所描述的饥饿，它是人类种种激情中最富于人性的激情。因为现实的人总是局部的，不完全的。充分的人性、真正的人性仍存在于前面，人要不断地朝前。希望的法则对于人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它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本体论现象，是植根于人性之中的固有的人类需要。
二、弥赛亚主义的末世论
（一） 弥赛亚色彩下的乌托邦精神
1912年，布洛赫与卢卡奇在海德堡参加了马克思·韦伯研讨班，进行了“认识对象的乌托邦趋势”的主题构思，这也是1918年《乌托邦的精神》前期雏形。根据《圣经》的说法，信仰、愿望的必要条件是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体验。布洛赫没有做过像《圣经》中关于信仰、愿望的表述。与传统犹太的弥赛亚思想相比，布洛赫希望哲学更具有科学性和自然历史性，更多是对革命实践的因果联系做了表述。比如布洛赫认为的“拯救”是理想化的自然世界以人为作用对象反馈的结果，当然充要条件是人要怀着“信、望、爱”之心面对自然和人。在此前提之下，希望之乡就是人被“拯救”的境界。马克思·韦伯和布洛赫的思想碰撞在于信仰、忍耐和期待对革命实践起到动力助推的作用。“信仰虽然归根结底是物质与精神的利益，而不是思想支配人们的行动，各种宗教所设计的理想社会或世界形象能够像扳道工一样，决定行为为利益动机推动而沿着他前进的轨道，决定人们希望将要从什么地方得救和为什么得救并且能够得救这样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么拯救是改变不平等的、固化的存在方式，自我拯救是保持一种向善的动态运动。
（二）布洛赫对传统犹太文化精神的升华
布洛赫不仅研习了哲学、物理、音乐还对希伯来神秘主义产生兴趣，1907年他主要从事拉比宗教主义的研究，布洛赫的思想来源于犹太传统的文化精神，传统的文化精神有其自身的展望性和革命性，弥赛亚思想对欧洲现实起了补偿和精神解脱，也构成了解放运动的动力因素。第一，弥赛亚即末日救赎者源于希伯来语“受膏者”（Mashi’ah）最早见于《利未记》“受膏的祭司”这样任何被赋予神的使命者。“夹杂着乌托邦和灾难性层面的重建内容。客观上形象反映民族宗教衍化过程中现实历史层面。末日救赎思想是复国重建民族主义层面，普世主义指向乌托邦层面，互为表里，相互依托。”第二，“回归锡安”与弥赛亚思想。“回归锡安”这一说法最初在公元6世纪即犹太人第一圣殿被毁约五十年后开始出现。“希伯来圣经记载索罗巴伯、以斯拉及尼希米带领的民族整合性回归渴望的锡安运动，并在犹太教中弥赛亚信仰及末日论思想得到宗教力量的诠释性支持。”除了思想背景外更具有某种乌托邦性质，这也是古代早期环境下宗教在社会意义上文化整合功用的独特表现。第三，喀巴拉（原意指传统）与犹太弥赛亚主义。二者最初无直接关联，二者结合于1492年西班牙大驱逐的阴影笼罩下 ，无论群体和个人命运都是灾难性的未被救赎的存在，喀巴拉将其转向现世和末世的时空范畴。“喀巴拉体系的三个范畴分别是上帝自身的一种自我放逐；拯救‘失落的神光’而进行的不懈努力；神性统一不在创造开始的过去，而在修复完成后的末日。”拉比犹太主义在《摩西五经》之后还编撰了《密西那》《塔木德》，其目的在于借宗教行为和宗教组织来巩固宗教信仰、宗教观念、宗教情感。“耶和华的诗篇记载旧约第二次编纂是在公元5世纪初。耶和华的诗篇在希伯来原意是赞美诗，其实除了赞美之外还有泣诉、感谢、祈祷、教训、喜怒哀乐各种情绪的表达，犹太教基本教义：圣洁祈祷十诫（法的形式和结构、法的内容、共同基本伦理的基础）安息日、家庭、犹太妇女、外邦人”。按照犹太神秘主义的说法，救世主并非专程解救而是赐人以智慧，使人得以解放，思想主导向善，肉体主导向恶，人有需求和情绪的表达，那就应该刻苦禁欲，剔除恶因，才可以得到拯救。而按照布洛赫的说法：性冲动、死亡冲动对于人来讲，这是自身的自我（Ich），布洛赫的伦理观也是基于犹太教教义。布洛赫在批判弗洛伊德、阿德勒精神分析论指出“按照人的个别阶级状况和时代状况，冲动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因此冲动也是按照人的意向，或作为冲动方向加以把握的”。 “作为世界以及人类的创造者，上帝让他所创造的万物都为各自的行为负责。上帝对人类的判刑绝不偏心绝不遗忘绝不势力绝不受贿”，意思是人要有十诫教义的约束，人的行为要遵从戒律，不违背人的伦理和人性道德的基础上追求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泯灭人性的资本家和惨无人道的侵略者应当反思的。布洛赫从犹太经典和希腊理性主义出发，对希伯来精神进行展开，将弥赛亚思想历程的探究和希望之乡的假设分析，都必须服从于人的思想解放和人的身心解放这一核心。一战时期西方世界文化危机，物化泛滥，布洛赫认为人类都应该寻求救赎，跟犹太传统不同，布洛赫寻求的是人的自我拯救而不是神的拯救，旨在唤醒人的乌托邦冲动。布洛赫在这三种主要的传统弥赛亚文化精神的影响之下，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拉比犹太主义的思想联系，批判扬弃地汲取了文化精神中对理想社会的政治思想变革。共产主义思想和末世论下的信仰相比，“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无神论，而无神论最初还远不是共产主义：那种无神论毋宁说还是一种抽象。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只是哲学的、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布洛赫在弥赛亚思想的熏陶下也有强烈的犹太复国主义渴望，但他希望的复国是国际人道主义的，他希望和平开放，不掺杂任何地域、势力、信仰争端。布洛赫与传统弥赛亚思想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承认有神论。与费尔巴哈无神论相比，无神的弥赛亚王国既克服了虚无主义和迷信庸俗，也奠定了宗教末世论。“无非是‘人类生存’从个人（信仰主体）中心向实体（信仰对象）中心的转变和神人之间的同一。转变同一思想构成了宗教经典和宗教教义的主题思想。”人本真的希望是本体论上的追求，道德、音乐、自然、至善这些生活理想不是抽象的，在乌托邦当下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那么怀有乌托邦梦想的实践者才能在生活之中发现这些美妙的东西，布洛赫认为抓住作为真正的当下的真正东西，“如果乌托邦不指明现在，寻找他所分给的当下，它就徒劳无功，毫无价值。”而我们每个人都应成为这个具体乌托邦的实践者，尚未形成的现实理想汇集之后就是乌托邦形态的同一。 三、布洛赫乌托邦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
希望哲学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变革关系来看，布洛赫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希望具体的、现实的含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含有希望的成分，指出希望的真正意义是指引当下、引领未来。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归的一个现实的，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是将来必然的形式和能动的原则。从“紧迫的需求”与人本质活动的“需要”分析来看，布洛赫“紧迫的需求”与马克思关于人本质活动的“需要”相对比，布洛赫认为人活着、思考着、行动着，这本身就是一种贫困，这贫困即饥饿、憧憬和探求。他认为最紧迫的需求是人自身最饱满的愿望，人的原始冲动有很多，相对于饥饿，权利和爱情需求等都是次要的。这里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人最原初需求是无法压抑的。马克思认为，“对象性的本质在我身上的统治，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爆发在这里是一种成为我的本质活动的激情”。第二，人不得不在此需求之下发挥能动作用。乌托邦冲动不是人与生俱来，人的需要要在哲学启蒙下唤醒，人的思想在新奇的创造性自由王国引导下踏上求知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人自己的实现表现在内在必然性，表现为需要。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迫使人感觉到需要最大的财富。”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生命表现力。布洛赫在批判弗洛伊德、阿德勒精神分析论指出“饥饿是人自我保存的冲动，在一切变化无常的冲动中，也许这是人最基本的冲动，因为只有这冲动才使其他冲动开始进行工作”。作为个人都有对和平、美好生活的“饥饿”，这种紧迫的需求迫使人参与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
布洛赫以自身流亡经历为例，累垮的失业者见证了生存的古老窘境。“无论如何，对饥饿者的同情感是人们拥有唯一广泛的情感，或者能够广泛拥有的情感。”那么这种人道主义也是人和人联系的纽带，因此布洛赫认为冷酷的妇女看见乞丐满足地喝下送给他的一碗汤时，她也得到了相应的满足感，她不会嫌麻烦，也不会有吝啬小气心理。布洛赫认为这是一种“充满的和期待的情绪”的人道主义。他从人性角度出发，认为在社会中，人在同情感中包含对自身困境的思考和自身饱满的愿望。马克思从自然界和人在社会中普遍的关系得出人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社会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人的希望如同饥饿是人的原初冲动，是压抑不住的，人的存在就应该把这种希望导向正轨，乌托邦精神是人为希望的存在，人是乌托邦的主体更具有人道主义的乌托邦实践的意味。
四、“具体的乌托邦实践”与马克思主义
20世纪初，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哲学代替了实证主义、黑格尔主义、新康德主义登上历史舞台，韦伯、齐美尔、布洛赫等哲学家反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战争行径和罪恶剥削，他们痛恨战争，期望一个理想的社会降临，渴望一个持久和平没有敌意的国度。布洛赫认为“斯巴达军事国家是远离理想世界的。直观的表述就是，理想世界只限于最好的体制（Best constitution），而不是抽象的体制，而是在有形的整体（The concrete totality of being）中被感知和培养。”按照布洛赫的表述，社会进步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种最好的体制（Best constitution）是趋近于希望世界的一种社会形态下的必然产物。那么这里以古代斯巴达军事国家为例，暗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国家是与充满希望的理想国家背道而驰的，他们不存在希望，不是通过修正、改良可以步入正軌，由此可以从逻辑上推出资本工业是为战争侵略服务的，资本主义和平就是个悖论。同时布洛赫也是批判欧文、傅立叶抽象化的乌托邦世界，与卢卡奇的思想相似，布洛赫认为，一方面，资本主义将劳动和劳动者相剥离，在现实生产过程中，资产阶级往往把生产从总体生产过程中分离，把工人作为人的个性湮灭，把工人劳动过程分化为部分所得。另一方面，法西斯军国主义是支离破碎的病态体系，战争中的人面对丧失总体性的世界缺乏批判和超越维度，“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合理化导致形式规律的创造，全部这些事物都的确要归入肤浅的观察者看来是构成一般的规律的统一体系中。”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关系而形成的具体的总体性是人与人之间的有机统一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前提，卢卡奇认为“分化破坏了一切劳动和生活的有机统一的过程，并且把这个过程分解成其组成部分。”由此比较分析可以推出，布洛赫和卢卡奇在思想上有共同之处，布洛赫希望哲学是面向未来的辩证法，卢卡奇是致力于总体性原则和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他们都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同程度地受韦伯等人的文化哲学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渗透，“面对人受各种异己力量的压迫与统治现状，布洛赫关注人类解放或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使现存世界面向未来发生变革，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希望哲学的基本原理是富有创造性的理论，有极强的实践性和导向意义，希望实质上是预言者的一种预言，意味着永恒理想的具体实践，在这里布洛赫更加强调自己非未来的预言者而是参与现实历史进程的实践者。布洛赫打破了固有的绝对社会形态，对资产阶级的文化功利主义、虚无主义和市侩主义进行了强烈批判，布洛赫希望哲学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分化与演进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在《希望的原理》这部关于希望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中，更加明确布洛赫分析和揭示了白日梦对人们的作用，探寻出希望对人们追求美好世界的积极动力，定义尚未确定的概念和范畴，描绘了人类最终要到达的乌托邦世界的未来图景。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布洛赫本人也是一位对人类社会发展充满希望的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辩证法中寻找乌托邦希望，在希望中运用辩证法，卓有成效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广阔视域。
参考文献：
[1][德]伊曼努尔·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42.
[2]段德智.宗教学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311.
[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 王伟光，张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01，104.
[5]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