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世界品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目前中国的商业社会，还没有建立出现世界品牌的深厚根基。
　　
　　在刚刚出炉的2007年世界500强中，中国非国有企业无一家上榜，联想到更早一些时候，有关部门宣布，要逐步增加员工收入。这两件事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其中却有很深的渊源。
　　中国为什么没有世界品牌？这是个令无数人困惑的话题。而事实上，我们看一看世界500强的分布，即可发现，世界500强的企业群落分布，与其所在国的经济母体有惊人的重合性。最强大的商业国家美国，有200多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其余的入选企业比较多的如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瑞士，瑞典、意大利、韩国等，无一不是当今世界上强大的商业国家。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没有世界品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目前中国的商业社会，还没有建立出现世界品牌的深厚根基。
　　
　　国际化，征服还是突围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更像是一种突围。
　　考究一些企业出口的增长，我们可以发现，恰恰是其本土业绩的不佳，迫使其向仓促向海外转移。格兰仕在进入空调领域后，头几年竟然占据中国空调企业出口的头名，而在此背后，是其国内市场的萎缩。海外市场的增长竟成为其救命稻草。海尔在美国建厂，在其牧歌式的宣传中也无法掩盖的事实是，在国内，海尔的业绩遭遇重大挫折，在空调，冰箱的领域均面临新势力的挑战，2006年甚至出现亏损传言，其国际化更像是寻求新的利润来源，平衡国内市场的手段，而非要征服世界。最典型的是TCL，可以说，TCL的两次跨国并购，更像是一场突围而非征服。其大规模的国际化之旅的背景，在于手机和家电领域的利润普遍下滑，企业增长遭遇极限。而此背后，其根本原因，就是国内消费无力。
　　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历程，则更像是一种征服世界的过程。丰田1968年进军美国市场，而早在1962年，丰田产量已经达到100万辆，1966年上市的皇冠轿车作为家用轿车掀起了汽车普及运动；80年代中期，韩国现代汽车在开始国际化之前，拜韩国消费普及所赐，产销也已经过百万辆，基本未出国门就已经成为世界性行业巨头。其后进军加拿大和美国，才比较顺利。现代与中国在北京的合资，不仅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一方，更是领先的一方。
　　另外，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还将遭遇无法解决的人力危机，国内人力资源成本，与国外差距太远，制约中国企业在欧美等主流商业社会吸引一流本土人才。只有国内员工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才能解决这一落差。最终走向大规模的国际化之路。相反，国内外人力成本的巨大落差，成为国内企业在国际化历程中的噩梦。无论是TCL还是明基，在其并购后，外方工资竟然成为其沉重负担，乃至最后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日本上世纪70年代的海外生产和80年代开始的全面的国际化战略，其中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当时日本国内工资与欧美差距缩小，在国内市场的劳工成本与海外差距并不大，而韩国，在80年代后，其国民收入水平从美国的5%，增加至50%，人力成本与世界先进水平基本持平，也为其国际化奠定了人力基础。
　　
　　“消费革命”与日韩企业崛起
　　很多中国企业家，都非常羡慕日本和韩国企业崛起，而其实，考究日本和韩国崛起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肇始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并由此带来的商业繁荣和产业升级，对于日本、韩国企业崛起至关重要。
　　上世纪60年代初，当时日本的劳资关系也十分紧张。在南九州岛Miike矿场发生了长时间的罢工。在当时日本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
　　1960年年底，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为期1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第一个措施，就是提高工资，并且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险体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并成为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也成为日本企业崛起的助推器，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日本国民收入的增加，引发了消费革命。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日本发生了三次消费革命，开始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适化”、追求“实现物质需求欲望”发展，而消费革命，也引发了日本的产业升级，1965-1974年，日本的“3C”时代终于到来了、所谓“3C”，指的就是汽车、彩电和空调，这就是“新三大件”。彩电、空调当时的平均价格为20万-25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2-3个月的工资(按制造业平均月工资计算，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工资在20-25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100万日元。大约等于一般工人5月的工资。
　　日本的松下，索尼，电器，汽车等企业，正是在此宏大的背景下，应国民需求而生，并进一步扩张海外，成就世界性巨头。
　　


　　1980年韩国经济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全斗焕总统上台后，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变革，提出了“安定化、开放化和自律化”的“三化”方针。其两大措施值得深思，一是韩国把昔日政府主导的模式转变为市场主导模式；减少对大企业的特别优惠，限制垄断，其二就是普遍提高国民收入。 此外，韩国在农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新村运动”，政府在政策和财政上反哺农业，农民收入迅速提高。
　　韩国经济再次进入高速增长期，年均增长率达10%以上。人均收入在8年内增长2倍，国民的普遍富裕，为其本土品牌提供了庞大的消费群体，使其获得了前期的充分积累，作为韩国企业标志的现代汽车，就是在此时期崛起，并且迅速成为普及品。
　　
　　低收入制约中国企业登顶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增速已经连续多年低于GDP增速。普通民众收入多年徘徊不前。
　　收入的不足，制约了国民消费能力，由此导致的一个问题是低端商品迅速普及但是无法升级，彩电已经进入千家万户，但是彩电企业普遍亏损的多。微波炉也是，格兰仕利润最低的时候，一台微波炉竟然只有1元钱的利润。目前，中国企业都呼喊要从走出价格战的泥潭，开始品牌时代。现状却是，价格战依旧风行了十几年，而且没有停止的迹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没有足够的利润投入技术研发和品牌建设，企业只能在低端徘徊。近年来，众多家电企业在液晶，等离子等高端领域的突围一直无法实现，根本原因就是受制于国民收入的水平低下。很多人总喜欢说中国没有大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精神，所以诞生不了世界性企业，这无疑是一种偏见和无知。
　　很多企业的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消费结构的畸形，而非真正的过剩，据统计，2006年，空调行业产能达到了近8000万套，而其库存竟达到近1000万套，看似过剩，而事实上，很多贫困家庭无力购买空调，广大的农村市场，更是一片空白，相对潜在需求，产能不是过剩，而是不足。但是，在消费者收入无法增加的情况下，产能的增加，就转变为过剩。
　　最典型的“过剩”表现在汽车行业，去年有关部门曾就汽车产能过剩问题，宣布吊销124家汽车企业的牌照，而事实上，去年的轿车产能不过200万辆，远远谈不上过剩。而其本质在于，小轿车的价格相对于一般民众而言相对比较高，还属于高端消费。在国内，一般中档车的价格为15万左右，相当于平均水平的国民近7年的收入，而在美国，买一辆汽车却只需要几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了。国民收入的低下，使汽车无法在一般家庭普及，国内汽车企业无法达到一定规模。在国际领域，一般产能达到500万辆以上才可以称得上国际性巨头，在国内，恐怕达到50万辆就是巨头了。
　　在日本，正是国民收入的提高，不仅使电器得到了90%以上的普及，更促使使日本从彩电、洗衣机等老三件向|空调、彩电、汽车等新三件的过度。由此为众多企业提供产业升级的机会与广大的利润空间。以汽车行业为例，在国民增收的大背景下，日本的汽车市场在60年代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1967年国内总生产量达到300万辆，超出了当时的西德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大国。
　　而在中国，消费的不足，制约着中国企业在规模、技术、品牌等领域的普遍落后，此时的所谓进入世界500强，无异于在一片灌木从中寻找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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