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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孔茨发表了著名的《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拉开了管理学派之争的序幕。按照孔茨的观点,丛林中不同学派能够独立成派的标准,是坚持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并对管理学理论和实践作出了较大贡献,且在管理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中,以戴尔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在管理学方法论上做出了独特贡献。
经验学派同其他学派的方法论之争,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知识分子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方法论论战。20世纪初的欧洲大陆,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针对工业化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流派提出了自身的主张和见解。刚刚统一不久的德国,继承了普鲁士深厚的国家主义思想传统。然而,由于国家主义存在着束缚个人自由的弊端,所以,出现了一批与之针锋相对的学者,他们倡导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抗衡,人称奥地利学派。这一思想源头,后来发展为对全世界有着重大影响的新奥地利学派,一批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云集于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米塞斯(Ludwig E. von Mises)、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波普尔(Karl Popper)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高举自由主义大旗,引领着20世纪的的学术潮流。
这些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发展观上,是演化的而不是建构的;在认识论上,是经验的而不是唯理的。以波普尔为例,他系统考察了历史决定论,毅然决然地站到了这种建构理论的对立面,坚定地主张“零星社会工程”。这种社会观,同哈耶克主张的“自发秩序”具有很多相同点。对他们珍视的个人自由而言,因为社会工程是“零星”的和“自发”的,所以,在社会进化过程中,个人自由才不会被抹杀,人性才有自由伸张的空间。
而国家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则与之针锋相对,他们在发展观上主张建构论,在认识论上主张理性主义。国家主义者大多同黑格尔哲学有着一定的继承关系,认为历史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个人的作用就是“帮助实现不可避免的事”(波普尔语),在实践中,这种认识必然会抹杀个人的作用,极端一点,则必将扼杀个人自由。
管理学中经验学派同其他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争论,其实质就是经验主义同理性主义、演化主义同建构主义之间的争论在管理学领域的继续。以戴尔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管理学者,主张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演化主义的发展观,他们同其他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争论,主要有以下表现。
认识论方面,经验学派注重企业经理人的管理经验,关注他们的管理实践和管理行为,认为决定组织绩效的关键在于“组织者”。戴尔对管理者个人的关注,可以从《伟大的组织者》中窥其全貌,在此不再赘述。这种方法论的核心在于坚信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小心翼翼地一点一滴地推进知识的增长,以归纳法作为增进知识的基本方法,而对演绎法保持足够的警惕。具体说来,就是要学伽利略,而不是学牛顿。要通过像测量大小不同的铁球落地时间那样的琐事扩展自己的知识,而不是演绎出一个普遍原则后再把它推广到可观测的领域中。学牛顿的危险在于,有了一个宏大的体系,当现实与这个体系不符合时,就会强迫现实向理论屈服,一旦经验不足以满足理论假设,就会向先验靠拢。戴尔在推崇经验比较方法时特别强调,“比较方法并不打算像哥白尼或爱因斯坦那样囊括一切,用少数简要公式解释所有的组织,而至多只是在一些有限的组织问题上得出一般结论”。
然而,这种强调归纳的经验主义方法论,遭到了理性主义者的无情奚落,有人曾经尖刻地讽刺归纳方法说:“一只每天都被喂饱的猪,绝对不可能由此经验归纳出终有一天会被宰杀。”这个批评虽然不雅,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经验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经验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的缺憾。
与经验主义者相对应的理性主义者,可以追溯到笛卡尔。在管理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发端于古典时期的泰罗和韦伯,他们认为人的理性几乎是万能的,是“完全的”。在当代,继承泰罗衣钵的流派为数理学派,其成员多为运筹学家,他们坚持认为:“如果管理、组织、计划或决策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那么它就能用数学符号和关系来表示。”理性主义学派在管理学的逻辑建构上有着卓越的贡献,但是,其中的数学学派尤其热衷于模型构建,将管理完全等同于数理逻辑,只要具备自变量和相应规则,那么因变量就是确定无疑的,管理者个人的直觉和个人的情感在管理中没有价值,进一步推论就是管理者的功能类似于计算机,并且可以被计算机所替代。西蒙开创的决策理论学派修正了数理学派的绝对化偏差,针对古典管理者的“完全理性”观,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重视研究管理中的“非逻辑因素”。然而,西蒙仍然试图尽可能扩大理性的领地,并且“严重倾向于模型构造和数学”。这种理性扩大化的倾向,有可能会导致忽视管理者、组织成员个人的直觉和经验,过于关注决策程序和决策条件。
发展观方面,经验学派坚持演化主义。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认为,社会发展是“人之行动而非设计”的结果。同样,戴尔主张,管理学理论也是来源于经理人的实际管理行为,即针对不规范、不成文、不正式的经验,通过运用一定的方法,总结出在特定环境下成功者的共同经验。这样总结出来的管理理论,虽然可能不如建构主义者的原则符合逻辑,可能没有美感,但却更加切中实际,有利于解决管理中面临的问题。戴尔在《伟大的组织者》中认为,通过这种途径得出的管理理论,虽然“不会立即建立起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但也许可以建立起当前有用而最终普遍适用的理论的某些部分”。
在管理学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管理过程学派,既不同于经验学派,又不同于数理学派。与前者的区别在于过程学派采取的是明显的建构主义方法,与后者的区别在于过程学派特别注重现实经验总结而反对纯粹数理分析。管理过程学派的创始人法约尔创立的宏观管理学体系,立足于自己几十年的管理经验,而其构建理论的做法则显然属于建构主义。这个学派发展到二战之后,建构色彩日益浓厚,经验色彩逐渐变淡。由此,管理过程学派在体系日益完善和精微化的同时,也与经理人的管理实际渐行渐远。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经验学派否定普遍主义、否定建构主义的做法,貌似偏激,实属必要。在学术上,没有偏激则没有深刻。经验学派面对其他学派的不妥协态度,有力地校正着数理学派的“机械化”偏失,打挫着过程学派的普适化扩张,使这些学派不得不正视来自经验学派的挑战而收敛自己的理论阵地,使其更为切合实际。而数理学派和过程学派对经验学派的反驳,也在时时提醒着经验归纳的局限,促使经验学派发展出带有一定普适性的准则。
经验学派在同其他学派在方法论上存在巨大分歧,并不代表争论的双方老死不相往来,相反,真正有价值的争论,会促进学派之间的互相吸收融合。戴尔同管理过程学派虽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对于过程学派的经验总结成分,他是服膺并且接受的。所以,戴尔在他的著作中对法约尔以后的过程学派第二三代学者大加鞭挞,但对法约尔本人则很少批评,原因无他,概出于对经验总结的尊重。更有意思的是,戴尔对于管理有无普遍性问题可以和过程学派的厄威克在文章中针尖对麦芒,但不妨碍他们两个人在运用比较法研究管理经验中的密切合作。两人合写的《组织中的参谋工作》就是一个例证。反过来,经验学派对过程学派的批评,促使着过程学派吸纳其中的合理成分,开始把宏观管理学体系视做一个开放系统,并且日益重视管理者的实际经验。所以,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演化主义与建构主义,双方并非不兼容,相反,双方的有效融合,形成一种推动学术进步的“必要的张力”,对于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般认为,管理学诞生于泰罗时期的科学管理运动,正因为泰罗把管理由经验变为了科学,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才有了坚实的基础。正如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所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企业管理者,大都是工程师出身,这其中包括泰罗、法约尔、皮埃尔·杜邦、斯隆等人,在某种意义上,工程师教育训练了他们的逻辑理性思维,而这种思维恰恰满足了当时大型工商企业组织对管理进行系统化的现实需要。
工程师的专业训练,使得他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把企业管理中面临的问题有序化、合理化,使之符合“科学”的标准。既然管理是科学,那么就有自身的体系和结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法约尔构建了管理过程学派的理论体系。需要注意的是,法约尔对管理学体系的建构,显然并不排斥经验,或者说,法约尔坚持的是经验建构主义,这就为后来该体系的完善预留了空间。同法约尔的经验建构主义不同,马克斯·韦伯的体系显然是理性建构主义的,这种理论由于坚持“工具理性”,而容易演变为日益封闭的系统。
在管理学诞生时期,建构主义发展观,有利于管理学体系的及时建立,从而建立该学科的理论基础,这对一门学科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时至今天,古典管理时期建构起来的管理学学科体系(无论是法约尔的体系还是韦伯的官僚制)尚未被完全超越,在一定意义上,后人所做的只是对法约尔、韦伯等人体系的完善和补充。
如果说建构主义者一开始就追求建立宏伟的管理学大厦,那么反建构主义者追求的则是一点一滴的改进和完善。反建构主义同经验主义相结合,产生的就是柏克(Edmund Burke)式的保守主义,重视一个社会的宗教和传统,反对激烈的变革。
由于反建构主义者往往只关注经验,反对盲目“推广”经验,所以,就有可能囿于经验而在知识领域难以迅速打开局面,创立新体系。与之相对应,建构主义由于往往片面相信人的理性,而将个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的传统和习俗丢弃,所以往往导致建立的理论成为“想象之知”,而不能成为和现实紧密联系的“熟知之知”。因之,反建构主义的贡献不在于自身的理论体系,因为反建构主义者本身就反对逻辑体系的构建。相反,他们的贡献在于对建构主义的有力矫正。建构主义同反建构主义,恰好构成理论发展中相反相成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局面。正因为有了反建构主义(包括戴尔代表的经验学派)的批判,管理学才逐渐矫正了过于理论化的倾向;同样,正因为有了建构主义(包括经验理性的建构主义和数理逻辑的建构主义),管理学才能形成自己的体系。
正如孔茨所言,管理学各学派犹如一个理论的“丛林”,研究方法、理论倾向、关注侧重点以至研究结论,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很大不同。如果将认识论和发展观分别作为纵横坐标轴,那么就可以大致勾画出如下的二维坐标系,各个主要学派在这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位置大致如上图。
由孔茨在1960年划分的六大学派在该坐标系中的位置,我们不难理解,正是因为不同学派秉持不同的认识论和发展观,所以才导致了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的截然不同甚至对立。随着时代的发展,管理学派还会发展变化,按照孔茨的说法,80年代,六大学派已经变成了十一个学派,然而,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无论学派有多少,任何学派都可以在这个坐标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从宏观上鸟瞰不同学派的方法论,有利于我们看清相关争论的来龙去脉及其实质,也有助于我们把握管理学发展的总体趋势。
经验学派同其他学派的方法论之争,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知识分子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方法论论战。20世纪初的欧洲大陆,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针对工业化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流派提出了自身的主张和见解。刚刚统一不久的德国,继承了普鲁士深厚的国家主义思想传统。然而,由于国家主义存在着束缚个人自由的弊端,所以,出现了一批与之针锋相对的学者,他们倡导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抗衡,人称奥地利学派。这一思想源头,后来发展为对全世界有着重大影响的新奥地利学派,一批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云集于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米塞斯(Ludwig E. von Mises)、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波普尔(Karl Popper)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高举自由主义大旗,引领着20世纪的的学术潮流。
这些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发展观上,是演化的而不是建构的;在认识论上,是经验的而不是唯理的。以波普尔为例,他系统考察了历史决定论,毅然决然地站到了这种建构理论的对立面,坚定地主张“零星社会工程”。这种社会观,同哈耶克主张的“自发秩序”具有很多相同点。对他们珍视的个人自由而言,因为社会工程是“零星”的和“自发”的,所以,在社会进化过程中,个人自由才不会被抹杀,人性才有自由伸张的空间。
而国家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则与之针锋相对,他们在发展观上主张建构论,在认识论上主张理性主义。国家主义者大多同黑格尔哲学有着一定的继承关系,认为历史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个人的作用就是“帮助实现不可避免的事”(波普尔语),在实践中,这种认识必然会抹杀个人的作用,极端一点,则必将扼杀个人自由。
管理学中经验学派同其他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争论,其实质就是经验主义同理性主义、演化主义同建构主义之间的争论在管理学领域的继续。以戴尔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管理学者,主张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演化主义的发展观,他们同其他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争论,主要有以下表现。
认识论方面,经验学派注重企业经理人的管理经验,关注他们的管理实践和管理行为,认为决定组织绩效的关键在于“组织者”。戴尔对管理者个人的关注,可以从《伟大的组织者》中窥其全貌,在此不再赘述。这种方法论的核心在于坚信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小心翼翼地一点一滴地推进知识的增长,以归纳法作为增进知识的基本方法,而对演绎法保持足够的警惕。具体说来,就是要学伽利略,而不是学牛顿。要通过像测量大小不同的铁球落地时间那样的琐事扩展自己的知识,而不是演绎出一个普遍原则后再把它推广到可观测的领域中。学牛顿的危险在于,有了一个宏大的体系,当现实与这个体系不符合时,就会强迫现实向理论屈服,一旦经验不足以满足理论假设,就会向先验靠拢。戴尔在推崇经验比较方法时特别强调,“比较方法并不打算像哥白尼或爱因斯坦那样囊括一切,用少数简要公式解释所有的组织,而至多只是在一些有限的组织问题上得出一般结论”。
然而,这种强调归纳的经验主义方法论,遭到了理性主义者的无情奚落,有人曾经尖刻地讽刺归纳方法说:“一只每天都被喂饱的猪,绝对不可能由此经验归纳出终有一天会被宰杀。”这个批评虽然不雅,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经验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经验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的缺憾。
与经验主义者相对应的理性主义者,可以追溯到笛卡尔。在管理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发端于古典时期的泰罗和韦伯,他们认为人的理性几乎是万能的,是“完全的”。在当代,继承泰罗衣钵的流派为数理学派,其成员多为运筹学家,他们坚持认为:“如果管理、组织、计划或决策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那么它就能用数学符号和关系来表示。”理性主义学派在管理学的逻辑建构上有着卓越的贡献,但是,其中的数学学派尤其热衷于模型构建,将管理完全等同于数理逻辑,只要具备自变量和相应规则,那么因变量就是确定无疑的,管理者个人的直觉和个人的情感在管理中没有价值,进一步推论就是管理者的功能类似于计算机,并且可以被计算机所替代。西蒙开创的决策理论学派修正了数理学派的绝对化偏差,针对古典管理者的“完全理性”观,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重视研究管理中的“非逻辑因素”。然而,西蒙仍然试图尽可能扩大理性的领地,并且“严重倾向于模型构造和数学”。这种理性扩大化的倾向,有可能会导致忽视管理者、组织成员个人的直觉和经验,过于关注决策程序和决策条件。
发展观方面,经验学派坚持演化主义。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认为,社会发展是“人之行动而非设计”的结果。同样,戴尔主张,管理学理论也是来源于经理人的实际管理行为,即针对不规范、不成文、不正式的经验,通过运用一定的方法,总结出在特定环境下成功者的共同经验。这样总结出来的管理理论,虽然可能不如建构主义者的原则符合逻辑,可能没有美感,但却更加切中实际,有利于解决管理中面临的问题。戴尔在《伟大的组织者》中认为,通过这种途径得出的管理理论,虽然“不会立即建立起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但也许可以建立起当前有用而最终普遍适用的理论的某些部分”。
在管理学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管理过程学派,既不同于经验学派,又不同于数理学派。与前者的区别在于过程学派采取的是明显的建构主义方法,与后者的区别在于过程学派特别注重现实经验总结而反对纯粹数理分析。管理过程学派的创始人法约尔创立的宏观管理学体系,立足于自己几十年的管理经验,而其构建理论的做法则显然属于建构主义。这个学派发展到二战之后,建构色彩日益浓厚,经验色彩逐渐变淡。由此,管理过程学派在体系日益完善和精微化的同时,也与经理人的管理实际渐行渐远。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经验学派否定普遍主义、否定建构主义的做法,貌似偏激,实属必要。在学术上,没有偏激则没有深刻。经验学派面对其他学派的不妥协态度,有力地校正着数理学派的“机械化”偏失,打挫着过程学派的普适化扩张,使这些学派不得不正视来自经验学派的挑战而收敛自己的理论阵地,使其更为切合实际。而数理学派和过程学派对经验学派的反驳,也在时时提醒着经验归纳的局限,促使经验学派发展出带有一定普适性的准则。
经验学派在同其他学派在方法论上存在巨大分歧,并不代表争论的双方老死不相往来,相反,真正有价值的争论,会促进学派之间的互相吸收融合。戴尔同管理过程学派虽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对于过程学派的经验总结成分,他是服膺并且接受的。所以,戴尔在他的著作中对法约尔以后的过程学派第二三代学者大加鞭挞,但对法约尔本人则很少批评,原因无他,概出于对经验总结的尊重。更有意思的是,戴尔对于管理有无普遍性问题可以和过程学派的厄威克在文章中针尖对麦芒,但不妨碍他们两个人在运用比较法研究管理经验中的密切合作。两人合写的《组织中的参谋工作》就是一个例证。反过来,经验学派对过程学派的批评,促使着过程学派吸纳其中的合理成分,开始把宏观管理学体系视做一个开放系统,并且日益重视管理者的实际经验。所以,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演化主义与建构主义,双方并非不兼容,相反,双方的有效融合,形成一种推动学术进步的“必要的张力”,对于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般认为,管理学诞生于泰罗时期的科学管理运动,正因为泰罗把管理由经验变为了科学,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才有了坚实的基础。正如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所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企业管理者,大都是工程师出身,这其中包括泰罗、法约尔、皮埃尔·杜邦、斯隆等人,在某种意义上,工程师教育训练了他们的逻辑理性思维,而这种思维恰恰满足了当时大型工商企业组织对管理进行系统化的现实需要。
工程师的专业训练,使得他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把企业管理中面临的问题有序化、合理化,使之符合“科学”的标准。既然管理是科学,那么就有自身的体系和结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法约尔构建了管理过程学派的理论体系。需要注意的是,法约尔对管理学体系的建构,显然并不排斥经验,或者说,法约尔坚持的是经验建构主义,这就为后来该体系的完善预留了空间。同法约尔的经验建构主义不同,马克斯·韦伯的体系显然是理性建构主义的,这种理论由于坚持“工具理性”,而容易演变为日益封闭的系统。
在管理学诞生时期,建构主义发展观,有利于管理学体系的及时建立,从而建立该学科的理论基础,这对一门学科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时至今天,古典管理时期建构起来的管理学学科体系(无论是法约尔的体系还是韦伯的官僚制)尚未被完全超越,在一定意义上,后人所做的只是对法约尔、韦伯等人体系的完善和补充。
如果说建构主义者一开始就追求建立宏伟的管理学大厦,那么反建构主义者追求的则是一点一滴的改进和完善。反建构主义同经验主义相结合,产生的就是柏克(Edmund Burke)式的保守主义,重视一个社会的宗教和传统,反对激烈的变革。
由于反建构主义者往往只关注经验,反对盲目“推广”经验,所以,就有可能囿于经验而在知识领域难以迅速打开局面,创立新体系。与之相对应,建构主义由于往往片面相信人的理性,而将个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的传统和习俗丢弃,所以往往导致建立的理论成为“想象之知”,而不能成为和现实紧密联系的“熟知之知”。因之,反建构主义的贡献不在于自身的理论体系,因为反建构主义者本身就反对逻辑体系的构建。相反,他们的贡献在于对建构主义的有力矫正。建构主义同反建构主义,恰好构成理论发展中相反相成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局面。正因为有了反建构主义(包括戴尔代表的经验学派)的批判,管理学才逐渐矫正了过于理论化的倾向;同样,正因为有了建构主义(包括经验理性的建构主义和数理逻辑的建构主义),管理学才能形成自己的体系。
正如孔茨所言,管理学各学派犹如一个理论的“丛林”,研究方法、理论倾向、关注侧重点以至研究结论,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很大不同。如果将认识论和发展观分别作为纵横坐标轴,那么就可以大致勾画出如下的二维坐标系,各个主要学派在这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位置大致如上图。
由孔茨在1960年划分的六大学派在该坐标系中的位置,我们不难理解,正是因为不同学派秉持不同的认识论和发展观,所以才导致了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的截然不同甚至对立。随着时代的发展,管理学派还会发展变化,按照孔茨的说法,80年代,六大学派已经变成了十一个学派,然而,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无论学派有多少,任何学派都可以在这个坐标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从宏观上鸟瞰不同学派的方法论,有利于我们看清相关争论的来龙去脉及其实质,也有助于我们把握管理学发展的总体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