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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奥兰多·费吉斯
译者：曾小楚 郭丹杰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理想国
定价：139元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古话是中国智慧的结晶。但在现实中，我们的思维一般都是二元的，什么“古今之争”“南北之争”“左右之争”……各种二选一是我们生活的常态。
俄罗斯是个巨型国家，国土之广袤为世界第一，然而到过俄罗斯的人，回来都会互相问：“你喜欢莫斯科还是圣彼得堡？”再没有第三种选择。俄罗斯人自己也是如此，两个城市总得亲近其一。扩而论之，这片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三百年来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向东，要么向西。向东意味着坐保斯拉夫主义的民族传统，雄踞东方;向西则意味着“脱亚入欧”，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
奥兰多·费吉斯的《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观点并无太大新意——俄罗斯文化的核心，说来说去就是这个二选一的问题。他所能做的，就是把这事的缘起讲清楚。
俄国古来只有一个首都，就是莫斯科。那是一座森林之城，城市从树木之中生长出来，似乎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古俄国是一个纯正的农业国家，但到了彼得一世时期，这位渴望有一番作为的君主决心新造一座首都，带领国人搭上工业化的列车，跻身欧洲强国之林。
1703年春天一个雾蒙蒙的清晨，他带着十几名骑兵，穿过荒凉而贫瘠的沼泽地，来到涅瓦河流入波罗的海的入海口考察。他下马，用剑尖在沼泽地上画出一个十字架，宣布：“此地甚好。”
圣彼得堡拔地而起。它的意义就是从“一”推进到“二”。但不会再有三，因为光是这个“二”，就够俄国人忙活的了。
彼得一世厌恶莫斯科，觉得那个“大农村”把俄罗斯民族局限在愚蠢、闭塞、只会大吃大喝的习性里，他的新都是用来自欧洲的建筑材料建成的，设计师都是欧洲人，来自欧洲的服饰、饮食和交通工具纷至沓来。社会地位最高、最有教养的阶层接受了彼得一世的改革，修去长髯，学外语，住欧化的别墅，摆脱原先乡下土包子的面貌。不过，构成社会基础的广大农民依然活在传统的、虔敬的生活方式里，被老爷们所驱策。与此同时，欧化人士也会感到斯拉夫之根的召唤，也会厌烦从巴洛克到洛可可的繁复建筑风格，厌烦服饰和社交方面的各种陌生礼节，他们会在住所里保留东正教圣像和木色森然的传统陈设，也会在假期回归田园的牧猎时光。
进入19世纪，风起云涌。1812年拿破仑入侵、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在这两件大事的影响下，东西之争喧嚣起来。
拿破仑来自发达文明的欧洲，可是他却是敌人，还放火烧了莫斯科，这引发了民族主义的回潮，欧化的热情似乎大大减弱，然而贵族家庭学习法语的热情依然不减，法语依然被上流社会视为高级语言。
而十二月党人起义又是怎么回事？那是一批年轻的俄国贵族，在1812年战争里看到上阵杀敌的都是农奴，而本来以国家栋梁自居的贵族们都缩在后边，遂良心震撼，产生了推翻沙皇统治、建立欧洲那样的立宪共和国的愿望。然而，事败后大批起义者遭流放又点燃了众多俄国知识分子心中的本土情结，他们歌颂人民的纯朴善良，更从起义者的妻子们身上看到俄国女性的传统美德。
费吉斯用丰富的征引来描绘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在不同时代的风俗。两个城市的存在，为向西与向东这两种思潮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它们之间有冲突也有对话，总的来说是形成了一种“张力”，一种互为镜像的效应。显然，最优秀的俄罗斯思想者不可能只坚持一方而无视另一方，例如普希金，其伟大之处就在于用俄语这一农民的语言谱写出令欧化的精英都热爱的诗歌。俄罗斯的标志是双头鹰，一个头向西，一个头向东。19世纪文化名人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说，双头鹰有两个头，却只有一个心脏。
《娜塔莎之舞》这个书名所指的，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里的一个场景。贵族之女娜塔莎某次随家人来到叔叔的乡下庄园，她啃着黑麦蛋糕，喝着伏特加，这时，巴拉莱卡乡村音乐响起来了，叔叔拿过吉他开始自弹自唱。接受欧化教育的娜塔莎从未听过这种音乐，却立时生出一种熟悉的感觉，情不自禁地翩然起舞。通过娜塔莎这个人物，托翁描绘出他心中俄国“新女性”的形象。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两个城市都成了离开俄国的旧俄精英心目中的“祖国”。双城之争以这样一种方式告一段落，也称得上是历史的叹息了。
作者：【美】格雷格·格兰丁
译者：陈晓霜 叶宪允
出版：社科文献出版社·索恩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
定价：79元
1805年，一艘载有数十名西非奴隶的西班牙船只行驶在南太平洋上。这群男女奴隶精心策划，伺机谋杀军官。这是一起真实的历史事件。历史学家格雷格·格兰丁带我们回到那艘船上，记录下诡计、反抗与剑拔弩张的时刻，书写了一部全新的美洲奴隶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