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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认为，政府拉动经济增长只是短期的，随着明年政策刺激作用减弱，失业率还会上升，美国经济增长将会出现第二次回落。而中国经济面临着比危机前、危机中更加严峻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考验。
经济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三季度GDP增长了3.5％，为连续4个季度下滑后的首次增长，超过了市场预期。这一数据是否意味着美国经济已经走出衰退的泥潭?美国总统奥巴马评价说，最近的经济数据说明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发挥了作用，美国经济正在恢复。但奥巴马也坦言，美国经济重新恢复繁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承认，目前的经济状况改善并没有带动工作岗位增加，如果经济不恢复增长，就业就没有复苏可能。
经济复苏还看就业
就业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GDP的增长也许并没有比就业好转来得更具实际意义。在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看来，经济是否恢复，不能只看GDP数据，更应该看就业情况。现在美国每6个工人中就有1人找不到全职工作，失业率达到了9.8％，而且还不包括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劳动力市场非常的疲软。
斯蒂格利茨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并从1995年6月起任该团主席。1997年起他担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对公共经济政策研究造诣颇深。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的第二届全球管理论坛上，斯蒂格利茨表示：“现在我们还没有足够多的经济增长可以实现完全就业。现在所看到的增长，实际上一部分的原因是靠政府的政策刺激。比如说，让人们去买车、鼓励人们买房子，实际上相当于把未来的消费拉到现在，‘透支’了未来。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可持续的项目，比如说，美联储已经决定将逐步退出美国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机构债市场，但如果真的退出的话，利率和按揭率一下子就会上去，房价又会一下子跌下来。另外，还有信用卡等等很多的问题。”
“在看到GDP增长3.5％后，我并不觉得我们现在完全走出了经济危机。”斯蒂格利茨十分平静地说，“政府拉动经济增长只是短期的，随着明年政策刺激作用减弱，失业率还会上升，经济增长可能又会减缓，将会出现第二次回落。”
刺激政策退出还未到时候
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经济未来仍然存在较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目前的经济增长不足以解决就业问题，未来还有很多危险因素，比如公司收入下降、商业房地产市场中的上百万抵押房屋主面临破产。虽然房地产价格缓慢上升，但是与过去最高水平相比仍然还有30％以上的差距。
而美国宽松的流动性助长了风险资产投机，并可能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增长作用并不大。“实际上，在金融危机之前，支持世界经济或者说支持美国经济的就是不可持续的消费、金融资产和房产的泡沫。我们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状况，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制造一个新的泡沫，制造下一轮的危机。这就会使我们面临一个非常黯淡的情况。”斯蒂格利茨说。
就目前经济界关注的刺激政策退出问题。斯蒂格利茨在论坛间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就退出经济刺激政策还为时过早。美国计划在2011年上半年开始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如果现在退出，情况就会更糟糕，失业率可能会更高。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位负责人曾经说过，如果你要考虑退出经济刺激政策，那么一个衡量指标就是失业率是否正常。但是现在离正常水平还很远。
明年上半年政策收紧
“美国第三季度经济数据转好并不奇怪，因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其实是核心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而美国救市措施思路非常清晰，就是注入流动性。当然，美国的救市措施也会导致全球性货币的泛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教授说。
对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而言，财政政策恐怕必须要先于货币政策退出，因为英美等国的财政状况比较糟糕，只能通过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系其经济的进程。而中国的做法可能相反，中国财政状况相对不错，可能先退出货币政策。
“随着宏观经济情况的变化，明年上半年到年中，中国政府肯定会对货币政策进行思考和讨论，有可能会出台比较灵活、比较新颖的收缩性政策，目标是应对全球越来越明显的流动性过剩。”李稻葵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表示。
至于何为比较新颖的政策，他举例说，在流动性较多的情况下，除了直接回收流动性外，扩大金融资产的供给也是一种解决方式，如扩大股市IPO规模、创业板的推出、扩大在香港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的发行都属于新颖货币政策。
“特别是在香港扩大人民币计价的国债发行，可以一定程度上使得境外想炒作人民币升值的热钱留在香港，做大市场后可以化解部分人民币升值压力。”李稻葵说，“同时，要在香港建立境外人民币交换市场，可以鼓励大型国企如宝钢、首钢、中国移动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如果在香港也可以分享人民币升值的收益，热钱就没有必要来买内地的房地产和股票了。”
但在建立境外人民币交易市场时，一定要和内地人民币交易市场进行隔离，不能对内地市场形成冲击，可以考虑对境外人民币市场的参与者进行限制。他认为，一年涌进中国内地的外资大约在300亿～500亿美元，如果香港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债券能够挡住这部分资金，那将是很大的成功。”李稻葵说。
扩大内需已成当务之急
在李稻葵看来，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面临着比危机前、危机中更加严峻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考验。因此，中国要通过扩大内需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李稻葵具体解释说，扩大内需有两大块，一块是投资，一块是消费。为什么中国家庭消费占CDP的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左右，下降到今天35％?主要是我们的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问题。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我们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收入不断下降，从70％多下降到了50％多。这就使得百姓不能花钱。因此要尽可能地提高可支配收入。短期来看，要想方设法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替中小企业制造业提供一些就业的保险等。通过多种途径提高个人收入，经过努力，提高5～10个百分点应该不成问题。
第二方面是国内投资，国内投资不等于增加生产能力。我们可以搞一些消费型的投资，包括基础的投资，改善空气质量、改善水资源的投资。另外更重要的是，应该花10年时间，改变我们的产能，把我们的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置换出去。绿色产业投资可以大幅度地提升我们的效率。
中国经济会否“二次探底”
调整经济结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关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在论坛上表示，现在随着越南等国家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竞争优势的越来越明显，中国模式已很难持久下去了，中国需要变革其整体经济结构。斯宾塞认为，中国经济已表现出有能力进行调整，尤其在劳动力市场上，中国也愿意在无形资产和人力资源方面进行投资。
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目前的宏观政策过分注重了短期分析和短期对策，而要解决短期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解决长期增长中的问题。
吴敬琏认为，政府希望居民多消费，这就需要有收入，短期政策很难提供长时间消费需求的支持。比如，农民兄弟消费水平很低，他不是不想消费，而是没有购买力。购买力从哪里来，是总收入分配上来的。所以要转变我们现在的增长模式。转变增长模式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振兴产业，进行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就是要提高其附加值。这在于依靠技术进步和提升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就业率及专业人员的收入。
“如果拒绝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可能二次探底。”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录制央视《对话》节目时说，“金融危机让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迫切性提前摆到了国人面前，中国经济必须转到消费上来，对内开放。”
许小年直言，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持续，也不应该持续。目前国家财政已经比较紧张，税收部门正想尽各种办法增加今年的税收。增加税收和扩大内需，无异于自相矛盾。
他担忧地指出，从中长期来看，由于经济结构无法得到调整，财政的问题、银行资产的问题、企业盈利和就业等问题将在三五年内显露出来。
而目前不断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做法，使得经济中原有结构失衡问题进一步恶化，错过了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
许小年表示，今年前3个季度宏观数据的好转，完全出于政府积极的财政和信贷政策，而当政策力度减弱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要出现再次下滑，即“二次探底”。他预言，美国经济已经探底，但中国经济由于拒绝结构调整，那么，“二次探底”会在明年年中发生。
经济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三季度GDP增长了3.5％，为连续4个季度下滑后的首次增长，超过了市场预期。这一数据是否意味着美国经济已经走出衰退的泥潭?美国总统奥巴马评价说，最近的经济数据说明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发挥了作用，美国经济正在恢复。但奥巴马也坦言，美国经济重新恢复繁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承认，目前的经济状况改善并没有带动工作岗位增加，如果经济不恢复增长，就业就没有复苏可能。
经济复苏还看就业
就业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GDP的增长也许并没有比就业好转来得更具实际意义。在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看来，经济是否恢复，不能只看GDP数据，更应该看就业情况。现在美国每6个工人中就有1人找不到全职工作，失业率达到了9.8％，而且还不包括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劳动力市场非常的疲软。
斯蒂格利茨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并从1995年6月起任该团主席。1997年起他担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对公共经济政策研究造诣颇深。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的第二届全球管理论坛上，斯蒂格利茨表示：“现在我们还没有足够多的经济增长可以实现完全就业。现在所看到的增长，实际上一部分的原因是靠政府的政策刺激。比如说，让人们去买车、鼓励人们买房子，实际上相当于把未来的消费拉到现在，‘透支’了未来。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可持续的项目，比如说，美联储已经决定将逐步退出美国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机构债市场，但如果真的退出的话，利率和按揭率一下子就会上去，房价又会一下子跌下来。另外，还有信用卡等等很多的问题。”
“在看到GDP增长3.5％后，我并不觉得我们现在完全走出了经济危机。”斯蒂格利茨十分平静地说，“政府拉动经济增长只是短期的，随着明年政策刺激作用减弱，失业率还会上升，经济增长可能又会减缓，将会出现第二次回落。”
刺激政策退出还未到时候
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经济未来仍然存在较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目前的经济增长不足以解决就业问题，未来还有很多危险因素，比如公司收入下降、商业房地产市场中的上百万抵押房屋主面临破产。虽然房地产价格缓慢上升，但是与过去最高水平相比仍然还有30％以上的差距。
而美国宽松的流动性助长了风险资产投机，并可能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增长作用并不大。“实际上，在金融危机之前，支持世界经济或者说支持美国经济的就是不可持续的消费、金融资产和房产的泡沫。我们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状况，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制造一个新的泡沫，制造下一轮的危机。这就会使我们面临一个非常黯淡的情况。”斯蒂格利茨说。
就目前经济界关注的刺激政策退出问题。斯蒂格利茨在论坛间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就退出经济刺激政策还为时过早。美国计划在2011年上半年开始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如果现在退出，情况就会更糟糕，失业率可能会更高。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位负责人曾经说过，如果你要考虑退出经济刺激政策，那么一个衡量指标就是失业率是否正常。但是现在离正常水平还很远。
明年上半年政策收紧
“美国第三季度经济数据转好并不奇怪，因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其实是核心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而美国救市措施思路非常清晰，就是注入流动性。当然，美国的救市措施也会导致全球性货币的泛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教授说。
对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而言，财政政策恐怕必须要先于货币政策退出，因为英美等国的财政状况比较糟糕，只能通过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系其经济的进程。而中国的做法可能相反，中国财政状况相对不错，可能先退出货币政策。
“随着宏观经济情况的变化，明年上半年到年中，中国政府肯定会对货币政策进行思考和讨论，有可能会出台比较灵活、比较新颖的收缩性政策，目标是应对全球越来越明显的流动性过剩。”李稻葵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表示。
至于何为比较新颖的政策，他举例说，在流动性较多的情况下，除了直接回收流动性外，扩大金融资产的供给也是一种解决方式，如扩大股市IPO规模、创业板的推出、扩大在香港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的发行都属于新颖货币政策。
“特别是在香港扩大人民币计价的国债发行，可以一定程度上使得境外想炒作人民币升值的热钱留在香港，做大市场后可以化解部分人民币升值压力。”李稻葵说，“同时，要在香港建立境外人民币交换市场，可以鼓励大型国企如宝钢、首钢、中国移动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如果在香港也可以分享人民币升值的收益，热钱就没有必要来买内地的房地产和股票了。”
但在建立境外人民币交易市场时，一定要和内地人民币交易市场进行隔离，不能对内地市场形成冲击，可以考虑对境外人民币市场的参与者进行限制。他认为，一年涌进中国内地的外资大约在300亿～500亿美元，如果香港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债券能够挡住这部分资金，那将是很大的成功。”李稻葵说。
扩大内需已成当务之急
在李稻葵看来，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面临着比危机前、危机中更加严峻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考验。因此，中国要通过扩大内需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李稻葵具体解释说，扩大内需有两大块，一块是投资，一块是消费。为什么中国家庭消费占CDP的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左右，下降到今天35％?主要是我们的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问题。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我们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收入不断下降，从70％多下降到了50％多。这就使得百姓不能花钱。因此要尽可能地提高可支配收入。短期来看，要想方设法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替中小企业制造业提供一些就业的保险等。通过多种途径提高个人收入，经过努力，提高5～10个百分点应该不成问题。
第二方面是国内投资，国内投资不等于增加生产能力。我们可以搞一些消费型的投资，包括基础的投资，改善空气质量、改善水资源的投资。另外更重要的是，应该花10年时间，改变我们的产能，把我们的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置换出去。绿色产业投资可以大幅度地提升我们的效率。
中国经济会否“二次探底”
调整经济结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关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在论坛上表示，现在随着越南等国家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竞争优势的越来越明显，中国模式已很难持久下去了，中国需要变革其整体经济结构。斯宾塞认为，中国经济已表现出有能力进行调整，尤其在劳动力市场上，中国也愿意在无形资产和人力资源方面进行投资。
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目前的宏观政策过分注重了短期分析和短期对策，而要解决短期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解决长期增长中的问题。
吴敬琏认为，政府希望居民多消费，这就需要有收入，短期政策很难提供长时间消费需求的支持。比如，农民兄弟消费水平很低，他不是不想消费，而是没有购买力。购买力从哪里来，是总收入分配上来的。所以要转变我们现在的增长模式。转变增长模式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振兴产业，进行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就是要提高其附加值。这在于依靠技术进步和提升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就业率及专业人员的收入。
“如果拒绝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可能二次探底。”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录制央视《对话》节目时说，“金融危机让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迫切性提前摆到了国人面前，中国经济必须转到消费上来，对内开放。”
许小年直言，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持续，也不应该持续。目前国家财政已经比较紧张，税收部门正想尽各种办法增加今年的税收。增加税收和扩大内需，无异于自相矛盾。
他担忧地指出，从中长期来看，由于经济结构无法得到调整，财政的问题、银行资产的问题、企业盈利和就业等问题将在三五年内显露出来。
而目前不断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做法，使得经济中原有结构失衡问题进一步恶化，错过了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
许小年表示，今年前3个季度宏观数据的好转，完全出于政府积极的财政和信贷政策，而当政策力度减弱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要出现再次下滑，即“二次探底”。他预言，美国经济已经探底，但中国经济由于拒绝结构调整，那么，“二次探底”会在明年年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