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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津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在中国出版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天津出版业呈现繁盛之势；近代以降，天津出版业尤其是报刊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其重要性更加凸显。以《天津出版史志》辑刊和《天津报海钩沉》《南开新闻出版史料》为代表的一批史料编撰、整理成果，展现了天津地区的出版风貌与成就。
[关键词] 《天津出版史料》 区域出版史料 《天津出版史志》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2-0097-04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古为“天子经由之渡口”的天津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据专家考证，天津的出版业至迟在17世纪初叶即明代万历年间，已略具规模。到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天津出版业呈现繁兴的势头。但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出版文化史上，天津的贡献和地位都不那么突出。
咸丰十年（1860）天津开埠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与各国租界的开辟，城市社会机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宗教的传入，教会学校、医院的设立，以及传播西方文化思潮报刊的出现，导致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融。19世纪80年代新兴印刷技术输入天津以后，变革了传统的图书生产手段，而洋务运动中的译书活动，则标志着天津近代出版业的萌兴。
晚清民国时期，天津在全国新闻出版总格局中的地位有所提升和凸显。这期间，由于天津毗邻京畿，加之仅次于上海的多国租界及公共租界存在，为报刊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此间前后出版过三四百种报纸，一千多种期刊，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北方报业中心。特别是“五四”时期，周恩来等为代表的革命先辈，以进步报刊为武器，同反动腐朽势力进行斗争，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1930年代以后，天津的进步报刊出版，蓬勃发展，紧随上海之后。全国解放前夕，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读者书店和知识书店，异常活跃，出版发行了大量进步书刊。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天津的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都有了长足发展，其出版物以鲜明的特色，出版机构以自身的品牌，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了加强天津出版史的研究，特别是完成作为《天津通志》一个重要分志《出版志》的编纂任务，早在1986年，天津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就专门成立了出版研究会，明确提出撰修天津出版史的任务，组织开展史料的搜集与研究。从当年第二季度开始，研究会发动出版界内外的老专家、老领导、老出版人撰写专题史料和回忆文章，征集新中国成立前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出版史料与图书目录。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1988年底，在没有专门机构、没有专职人员的情况下，征集到《天津图书出版史料》《天津近代出版事业的回顾》以及部分出版社社史资料、专题文章等约30万字，并开始编辑出版《天津出版史料》丛刊。
这套不定期刊行的《天津出版史料》丛刊，前后出版了8辑。从1988年10月推出第一辑，到最后第八辑1997年3月面世，前后经历了十个年头。据笔者统计，史料丛刊全8辑，正文总页码1622页，总字数103.2万，总计刊文132篇（另有小资料、补白13则），书影、历史照片等14页，总印数13000册。这个丛刊从规模上看，虽然不及16册本的《北京出版史志》，但考虑到天津的出版底蕴远不及北京深厚、丰饶，这样的一个总结也算是比较好地反映了天津出版历史的方方面面和来龙去脉，是一个不错的劳绩。相比而言，天津地区古代的出版史料十分稀少，近现代倒是有自己的特色和独到贡献，因此，丛刊也更多地侧重在天津晚清民国以降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第一辑的《天津出版史料》于1988年10月面世。组织这项工作的是：天津市新闻出版管理局史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天津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研究会、《天津书讯》编辑部。其中，起核心作用且一以贯之的是天津市新闻出版管理局的那个领导小组，后面两个单位在此后有的丛刊中没再出现。第一辑另署主编孙五川、林呐。第一主编孙五川于1979—1985年间任市新闻出版管理局局长，1985年起任天津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林呐则早在1950年代就曾任天津人民出版社社长，是资深出版人。可见，天津出版史料的征集、编辑、出版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后面担任过丛刊主编的李树人也多年担任新闻出版管理局主要领导职务。对于第一辑乃至整个出版史料征集工作的有关情况，丛刊《前言》有详细说明。
天津出版史料征集工作是从1986年开始的。最初由天津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研究会主持其事。从1986年4月着手组织第一批文章（几个老出版社的简史），到1987年初基本完成，同年上半年，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进行补充修正。下半年，组织第二批文章（即本辑中的专题文章），1988年初完成，亦随之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1988年下半年，根据新闻出版署有关指示，市新闻出版管理局成立出版史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筹备组（领导小组已于1989年3月正式成立），随后拟定了第三批选题。与此同时，决定将第一、二批史料文稿加以整理，交《天津书讯》编辑部负责组织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前言》落款日期是1989年6月，中间还提及1989年3月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事；但第一辑出版、印刷时间都标注为1988年10月，显然是个矛盾。笔者揣摩，丛刊第一辑编辑工作及印制准备早在1988年即已就绪，《前言》是后来加上去的，实际付印应该是到了1989年六七月份。第一辑奠定的开本基础为850×1168的大32开本，正文171页，另有附表21页（未标注页码），字数为15万字，印数1000册，定价3.15元。顺便一提，丛刊最后一辑第八辑约17万字，定价11.60元，笔者从孔夫子旧书网等了许久，待这“孔网孤本”降价为58元时购得（卖家一直单册标价100元）。
史料第一辑有12篇文章，两个附录，按照内容分成3个板块。第一组两篇文章分别是《天津近代出版事业的回顾》（杨大年）、《从部分出版物看二十至五十年代天津出版业的侧面》（吴云心）。杨文从宏观入手，立足天津出版业最有特色的重点和亮点，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勾勒近现代天津出版业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脉络清晰，评价公允。第二篇的作者吴云心（1906—1989）是报刊出版界的老前辈，他的文章主要是写自己关于天津出版界的亲历亲闻，涉及津门晚清民国时期的出版机构、人物、期刊、报纸、图书等，客观求实，娓娓道来，别具特色。他的个人集子《吴云心文集》1990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刊行，也有一定的出版史料价值，值得参阅。本辑第二组文章，是几家出版机构的简要历史初稿，包括读者书店——知识书店（1949—1952）、天津通俗出版社（1952—1956）、天津人民出版社（1956—1966）、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1966）、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简史；另有一篇附录《天津人民出版社大事记（1979—1989）》。本辑第三组文章则是就几家出版社有特色的出版物进行介绍和分析，其中有《百花文艺出版社中长篇小说出版情况简述》《在散文园地上耕耘：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书籍编辑工作回顾》《天津“人美”年画翻身记》《二十九年历程（1949—1978天津少儿读物出版简况）》《博采海外名篇 介绍寰宇人杰：丛书〈外国名人传记〉走向系列化》；最后有一篇《知识书店 通俗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百花文艺出版社（1949—1978）部分出版物情况表》。从上面简介可以看到，史料第一辑，详今略古，重点是天津地区当代出版史，着眼于出版社历史的梳理，有特色的出版物评述。若从史料价值与意义看，前两篇谈天津近代出版的专题文章无疑更难能可贵，值得珍视。 史料的第二辑刊行时间是1990年6月。此辑约10万字，主题相对集中，重点是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版事业的历史资料及研究。首篇《天津图书出版史略（1946年5月—1966年5月部分）》（任希儒），对自解放战争时期直到“文革”前党领导的天津图书出版事业发展演进进行了全面记述。这篇长达52页的长文，版面占到这一辑丛刊的40%，资料丰富，分段清晰，论述全面。另有多篇文章包括《狱中斗争的真实记录：〈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觉悟〉与〈觉邮〉》（上）《“华新印刷公司”始末》，以及“小资料”中的《向叔保谈天津知识书店》《天津早期团组织的出版活动》等，都属于“红色出版”的个案材料及探讨。顺便一提的是，2013年初，政协天津市河北区委员会编纂刊行了史料集《觉悟社》，文字超过70万字，图片500多幅，其中也蕴涵着重要的出版史料内容。
史料第二辑中的《天津新闻出版资料编目》（范文光、金荣光编）值得特别关注，编者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天津历史资料》《天津出版工作》《天津书讯》等丛刊、期刊上有关天津出版史的资料编纂和研究文章，搜集汇编，提供了很重要的史料线索。但有点遗憾的是，编者忽略了天津日报新闻研究室编印的《新闻史料》辑刊（1982年刊行第1辑，至1990年出至第21辑）。近现代所谓新闻史料，内容主要是关于报纸和刊物的；报刊史料的出版史价值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而天津地区晚清民国时期报刊比起图书来，作用更加突出，资料当然也就更为丰赡。
第三辑的史料在上一辑的基础上，承续中有所拓展。说承续，是指它仍然把党及其领导下革命的、进步的出版活动作为重要内容，这类文章和小资料有《五四时期的天津学生报刊》、《〈觉悟〉和〈觉邮〉》（下）、《〈天津导报〉把革命书籍送入天津》等。此辑还专设《读者书店专栏》，一口气发表了6篇相关的研究性、回忆性文章。说有所拓展，是指此辑的文章在出版、印刷、发行等多领域全面出击，展示了天津出版业的丰富多彩。其中这样几篇文章值得注意：《天津的出版印刷业》《天津市新华书店简史》《杨柳青木版年画的源流及其艺术特色》《春风吹又生：复苏杨柳青年画纪实》。这里的资料搜集和研究视角是“大出版”的，而关于杨柳青的重点论述又是在特色上下工夫，宏观与微观、综合与个案结合得很好。
史料第四辑中，红色出版方面资料的搜集与研究依然受到特别重视，其中有对李大钊在天津出版活动的记述，有对《向导》周报在天津传播情况的描摹，有关于知识书店的片断回忆，有三联书店天津分店的简史勾画等。此辑几篇有关北洋政府时期与民国时期出版活动的史料爬梳，尤其值得注意。《徐东海编书处》《天津徐世昌著书及刻书述略》《天津金浚宣著书及刻书叙略》诸文，以人物为中心，论述其出版活动及业绩，发掘出有价值的史料。而郭武群《建国前天津新文学出版物概观》一文，是作者对“五四”时期至建国前天津出版发行的新文学书刊的综合性简介和论述。文章的撰写是以作者在天津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处查阅大量一手资料为基础的，内容较为丰富，资料扎实可信。作者的专著《打开历史的尘封：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亦多涉及天津报纸，有兴趣者可以浏览。
这一辑中有关古代出版的《康熙间天津的私人刻书》一文，在此类资料不足、研究奇缺的状况下，显得十分珍贵，惜乎史料发掘还较单薄，论析也欠深入。联想到北京古代出版史的资料搜集与总结，成果斐然，这一方面固然有其本身底子厚实、宝藏众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有李致忠这样一些潜心学术、深挖史料、注重规范的学院派专家有关。
1992年10月，天津市新闻出版管理局史志办举办了天津市第一届出版史志研讨会。会议的成果形成专辑作为《天津出版史志》第五辑推出。此辑《编者的话》介绍说：
参加这次会议的论文作者与来宾共数十人，聚会在盘山脚下。古稀老人、青年新秀、巾帼学者，欢聚一堂，热烈研讨，议论风生。会上共提交论文30余篇，上自明、清，下迄民国时期出版事业的考察、书刊出版纪实，举凡撰著、刊刻、出版、印刷、发行，古、近、现代皆有所录。其行文方式，则或对一人、一书、一刊的微观的剖析，或对一个历史时期出版状况的宏观概释，或对某一时间书刊反映的社会思潮的论述，或对某些不同观点、不同记录、不同评价的商讨，或对学习出版史意义的议论，以至对一个家族历代刊刻活动的记述，等等。大都是新的史料、新的见解。
在全八辑出版史料中，这一辑是分量最重、内容最厚实的，30篇长短论文确实各有各的特点。《明代天津出版事业考》《浅探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传统出版方式》《〈书谱〉在天津的刊刻》《天津徐氏著述及刊刻活动述略》等文，或宏观，或具体，补天津古代出版史料之不足。《北洋大学出版物之管窥》《天津体育出版史上的“一报一书”》《民国时期天津通俗小说出版散记》等文章，皆有开拓性的价值。
六、七两辑史料中，出版、发行、印刷机构的简史、志稿成为重点，涉及百花文艺出版社、新蕾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黄河出版社、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天津新华印刷二厂、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天津市书刊发行协会等。此外，还有《严复在津著译及出版活动》《直隶书局创办始末考》《津河广仁堂刻书考录》《天津卫志纂要》《中国近代私营印刷出版业》等视野开阔、内容充实、考证谨严的优秀论文。
第八辑《天津出版史料》是收官之作。此辑沿袭上两辑的路数，以出版、印刷、发行、管理机构的历史为重点，关涉十几家单位。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早期南开大学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志稿》《天津大学出版社志稿》等文章，加上第五辑中谈北洋大学出版物的文章，在大学出版史料方面给予了特别关注。这些成果在后来成书的《天津通志·出版志》中有所反映。笔者近期所见，南开大学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来新夏先生还发表了《南开大学出版社三十年》一文（2013年5月10日《文汇读书周报》），亦不乏史料价值。其实，晚清以降，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大学出版也是很有特点和价值的，可惜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不够，天津在这方面开了好头。第八辑中《沦陷时期天津的出版事业》《20年代至建国初期天津碱厂重要出版物》等，或着眼一个特殊历史阶段，或抓住一家历史悠久的企业，梳理其与出版活动密切相关的历史资料，论述细密而深入，别开生面。 天津地区出版史料方面的著作，还有两本书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其一是《南开新闻出版史料》（崔国良、张世甲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编者收录南开学校自1909年到1999年的出版物，内容包括各种报纸、期刊和图书出版机构的创立、历史沿革、组织机构、报刊和图书的出版情况，以及对南开出版的图书报刊的概述和评论。“书分《南开早期新闻出版理论》《南开新闻出版组织机构》《南开新闻出版史话》《南开新闻出版报刊汇览》《南开新闻出版文论选》等六大部分，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手此一编，南开大学数十年新闻出版事业，历历在目，无庸他求。”（来新夏《序言》语）其二是《天津报海钩沉》（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内容有五个部分：近代天津报业概述；近代天津报刊一览；天津报刊史料选辑（以创刊时间先后为序）；近代天津报人小志；其他新闻机构。另有附录《近代天津新闻史料要目》。这一《报海钩沉》大大丰富、完善了《天津出版史料》中报纸、报人、报业资料的不足，且提供了像“新闻史料要目”之类其他相关的有用信息。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河北与天津关系特殊，二者的出版史料往往有交叉重叠现象。明清时期，河北成为直隶，天津属于直隶省。民初，仍袭清制，称为直隶省，省会设在天津。1928年6月，才正式改称为河北省，天津划为特别市。此后，河北省会仍驻天津，直到1935年6月方移至保定。因此之故，我们研读天津、河北两地出版史料时，不妨互相参照。
参考文献
[1]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出版史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等.天津出版史料（1—8辑）[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1997
[2]崔国良，张世甲.南开新闻出版史料（1909—1999）[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3]天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天津通志·出版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报海钩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5]马艺.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6]杨爱芹.益世报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7]侯福志.天津民国的那些书报刊[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
[8]鲍国华.二十世纪天津文学期刊史论[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
（收稿日期：2013-12-05）
[关键词] 《天津出版史料》 区域出版史料 《天津出版史志》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2-0097-04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古为“天子经由之渡口”的天津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据专家考证，天津的出版业至迟在17世纪初叶即明代万历年间，已略具规模。到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天津出版业呈现繁兴的势头。但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出版文化史上，天津的贡献和地位都不那么突出。
咸丰十年（1860）天津开埠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与各国租界的开辟，城市社会机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宗教的传入，教会学校、医院的设立，以及传播西方文化思潮报刊的出现，导致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融。19世纪80年代新兴印刷技术输入天津以后，变革了传统的图书生产手段，而洋务运动中的译书活动，则标志着天津近代出版业的萌兴。
晚清民国时期，天津在全国新闻出版总格局中的地位有所提升和凸显。这期间，由于天津毗邻京畿，加之仅次于上海的多国租界及公共租界存在，为报刊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此间前后出版过三四百种报纸，一千多种期刊，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北方报业中心。特别是“五四”时期，周恩来等为代表的革命先辈，以进步报刊为武器，同反动腐朽势力进行斗争，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1930年代以后，天津的进步报刊出版，蓬勃发展，紧随上海之后。全国解放前夕，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读者书店和知识书店，异常活跃，出版发行了大量进步书刊。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天津的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都有了长足发展，其出版物以鲜明的特色，出版机构以自身的品牌，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了加强天津出版史的研究，特别是完成作为《天津通志》一个重要分志《出版志》的编纂任务，早在1986年，天津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就专门成立了出版研究会，明确提出撰修天津出版史的任务，组织开展史料的搜集与研究。从当年第二季度开始，研究会发动出版界内外的老专家、老领导、老出版人撰写专题史料和回忆文章，征集新中国成立前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出版史料与图书目录。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1988年底，在没有专门机构、没有专职人员的情况下，征集到《天津图书出版史料》《天津近代出版事业的回顾》以及部分出版社社史资料、专题文章等约30万字，并开始编辑出版《天津出版史料》丛刊。
这套不定期刊行的《天津出版史料》丛刊，前后出版了8辑。从1988年10月推出第一辑，到最后第八辑1997年3月面世，前后经历了十个年头。据笔者统计，史料丛刊全8辑，正文总页码1622页，总字数103.2万，总计刊文132篇（另有小资料、补白13则），书影、历史照片等14页，总印数13000册。这个丛刊从规模上看，虽然不及16册本的《北京出版史志》，但考虑到天津的出版底蕴远不及北京深厚、丰饶，这样的一个总结也算是比较好地反映了天津出版历史的方方面面和来龙去脉，是一个不错的劳绩。相比而言，天津地区古代的出版史料十分稀少，近现代倒是有自己的特色和独到贡献，因此，丛刊也更多地侧重在天津晚清民国以降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第一辑的《天津出版史料》于1988年10月面世。组织这项工作的是：天津市新闻出版管理局史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天津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研究会、《天津书讯》编辑部。其中，起核心作用且一以贯之的是天津市新闻出版管理局的那个领导小组，后面两个单位在此后有的丛刊中没再出现。第一辑另署主编孙五川、林呐。第一主编孙五川于1979—1985年间任市新闻出版管理局局长，1985年起任天津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林呐则早在1950年代就曾任天津人民出版社社长，是资深出版人。可见，天津出版史料的征集、编辑、出版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后面担任过丛刊主编的李树人也多年担任新闻出版管理局主要领导职务。对于第一辑乃至整个出版史料征集工作的有关情况，丛刊《前言》有详细说明。
天津出版史料征集工作是从1986年开始的。最初由天津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研究会主持其事。从1986年4月着手组织第一批文章（几个老出版社的简史），到1987年初基本完成，同年上半年，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进行补充修正。下半年，组织第二批文章（即本辑中的专题文章），1988年初完成，亦随之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1988年下半年，根据新闻出版署有关指示，市新闻出版管理局成立出版史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筹备组（领导小组已于1989年3月正式成立），随后拟定了第三批选题。与此同时，决定将第一、二批史料文稿加以整理，交《天津书讯》编辑部负责组织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前言》落款日期是1989年6月，中间还提及1989年3月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事；但第一辑出版、印刷时间都标注为1988年10月，显然是个矛盾。笔者揣摩，丛刊第一辑编辑工作及印制准备早在1988年即已就绪，《前言》是后来加上去的，实际付印应该是到了1989年六七月份。第一辑奠定的开本基础为850×1168的大32开本，正文171页，另有附表21页（未标注页码），字数为15万字，印数1000册，定价3.15元。顺便一提，丛刊最后一辑第八辑约17万字，定价11.60元，笔者从孔夫子旧书网等了许久，待这“孔网孤本”降价为58元时购得（卖家一直单册标价100元）。
史料第一辑有12篇文章，两个附录，按照内容分成3个板块。第一组两篇文章分别是《天津近代出版事业的回顾》（杨大年）、《从部分出版物看二十至五十年代天津出版业的侧面》（吴云心）。杨文从宏观入手，立足天津出版业最有特色的重点和亮点，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勾勒近现代天津出版业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脉络清晰，评价公允。第二篇的作者吴云心（1906—1989）是报刊出版界的老前辈，他的文章主要是写自己关于天津出版界的亲历亲闻，涉及津门晚清民国时期的出版机构、人物、期刊、报纸、图书等，客观求实，娓娓道来，别具特色。他的个人集子《吴云心文集》1990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刊行，也有一定的出版史料价值，值得参阅。本辑第二组文章，是几家出版机构的简要历史初稿，包括读者书店——知识书店（1949—1952）、天津通俗出版社（1952—1956）、天津人民出版社（1956—1966）、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1966）、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简史；另有一篇附录《天津人民出版社大事记（1979—1989）》。本辑第三组文章则是就几家出版社有特色的出版物进行介绍和分析，其中有《百花文艺出版社中长篇小说出版情况简述》《在散文园地上耕耘：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书籍编辑工作回顾》《天津“人美”年画翻身记》《二十九年历程（1949—1978天津少儿读物出版简况）》《博采海外名篇 介绍寰宇人杰：丛书〈外国名人传记〉走向系列化》；最后有一篇《知识书店 通俗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百花文艺出版社（1949—1978）部分出版物情况表》。从上面简介可以看到，史料第一辑，详今略古，重点是天津地区当代出版史，着眼于出版社历史的梳理，有特色的出版物评述。若从史料价值与意义看，前两篇谈天津近代出版的专题文章无疑更难能可贵，值得珍视。 史料的第二辑刊行时间是1990年6月。此辑约10万字，主题相对集中，重点是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版事业的历史资料及研究。首篇《天津图书出版史略（1946年5月—1966年5月部分）》（任希儒），对自解放战争时期直到“文革”前党领导的天津图书出版事业发展演进进行了全面记述。这篇长达52页的长文，版面占到这一辑丛刊的40%，资料丰富，分段清晰，论述全面。另有多篇文章包括《狱中斗争的真实记录：〈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觉悟〉与〈觉邮〉》（上）《“华新印刷公司”始末》，以及“小资料”中的《向叔保谈天津知识书店》《天津早期团组织的出版活动》等，都属于“红色出版”的个案材料及探讨。顺便一提的是，2013年初，政协天津市河北区委员会编纂刊行了史料集《觉悟社》，文字超过70万字，图片500多幅，其中也蕴涵着重要的出版史料内容。
史料第二辑中的《天津新闻出版资料编目》（范文光、金荣光编）值得特别关注，编者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天津历史资料》《天津出版工作》《天津书讯》等丛刊、期刊上有关天津出版史的资料编纂和研究文章，搜集汇编，提供了很重要的史料线索。但有点遗憾的是，编者忽略了天津日报新闻研究室编印的《新闻史料》辑刊（1982年刊行第1辑，至1990年出至第21辑）。近现代所谓新闻史料，内容主要是关于报纸和刊物的；报刊史料的出版史价值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而天津地区晚清民国时期报刊比起图书来，作用更加突出，资料当然也就更为丰赡。
第三辑的史料在上一辑的基础上，承续中有所拓展。说承续，是指它仍然把党及其领导下革命的、进步的出版活动作为重要内容，这类文章和小资料有《五四时期的天津学生报刊》、《〈觉悟〉和〈觉邮〉》（下）、《〈天津导报〉把革命书籍送入天津》等。此辑还专设《读者书店专栏》，一口气发表了6篇相关的研究性、回忆性文章。说有所拓展，是指此辑的文章在出版、印刷、发行等多领域全面出击，展示了天津出版业的丰富多彩。其中这样几篇文章值得注意：《天津的出版印刷业》《天津市新华书店简史》《杨柳青木版年画的源流及其艺术特色》《春风吹又生：复苏杨柳青年画纪实》。这里的资料搜集和研究视角是“大出版”的，而关于杨柳青的重点论述又是在特色上下工夫，宏观与微观、综合与个案结合得很好。
史料第四辑中，红色出版方面资料的搜集与研究依然受到特别重视，其中有对李大钊在天津出版活动的记述，有对《向导》周报在天津传播情况的描摹，有关于知识书店的片断回忆，有三联书店天津分店的简史勾画等。此辑几篇有关北洋政府时期与民国时期出版活动的史料爬梳，尤其值得注意。《徐东海编书处》《天津徐世昌著书及刻书述略》《天津金浚宣著书及刻书叙略》诸文，以人物为中心，论述其出版活动及业绩，发掘出有价值的史料。而郭武群《建国前天津新文学出版物概观》一文，是作者对“五四”时期至建国前天津出版发行的新文学书刊的综合性简介和论述。文章的撰写是以作者在天津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处查阅大量一手资料为基础的，内容较为丰富，资料扎实可信。作者的专著《打开历史的尘封：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亦多涉及天津报纸，有兴趣者可以浏览。
这一辑中有关古代出版的《康熙间天津的私人刻书》一文，在此类资料不足、研究奇缺的状况下，显得十分珍贵，惜乎史料发掘还较单薄，论析也欠深入。联想到北京古代出版史的资料搜集与总结，成果斐然，这一方面固然有其本身底子厚实、宝藏众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有李致忠这样一些潜心学术、深挖史料、注重规范的学院派专家有关。
1992年10月，天津市新闻出版管理局史志办举办了天津市第一届出版史志研讨会。会议的成果形成专辑作为《天津出版史志》第五辑推出。此辑《编者的话》介绍说：
参加这次会议的论文作者与来宾共数十人，聚会在盘山脚下。古稀老人、青年新秀、巾帼学者，欢聚一堂，热烈研讨，议论风生。会上共提交论文30余篇，上自明、清，下迄民国时期出版事业的考察、书刊出版纪实，举凡撰著、刊刻、出版、印刷、发行，古、近、现代皆有所录。其行文方式，则或对一人、一书、一刊的微观的剖析，或对一个历史时期出版状况的宏观概释，或对某一时间书刊反映的社会思潮的论述，或对某些不同观点、不同记录、不同评价的商讨，或对学习出版史意义的议论，以至对一个家族历代刊刻活动的记述，等等。大都是新的史料、新的见解。
在全八辑出版史料中，这一辑是分量最重、内容最厚实的，30篇长短论文确实各有各的特点。《明代天津出版事业考》《浅探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传统出版方式》《〈书谱〉在天津的刊刻》《天津徐氏著述及刊刻活动述略》等文，或宏观，或具体，补天津古代出版史料之不足。《北洋大学出版物之管窥》《天津体育出版史上的“一报一书”》《民国时期天津通俗小说出版散记》等文章，皆有开拓性的价值。
六、七两辑史料中，出版、发行、印刷机构的简史、志稿成为重点，涉及百花文艺出版社、新蕾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黄河出版社、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天津新华印刷二厂、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天津市书刊发行协会等。此外，还有《严复在津著译及出版活动》《直隶书局创办始末考》《津河广仁堂刻书考录》《天津卫志纂要》《中国近代私营印刷出版业》等视野开阔、内容充实、考证谨严的优秀论文。
第八辑《天津出版史料》是收官之作。此辑沿袭上两辑的路数，以出版、印刷、发行、管理机构的历史为重点，关涉十几家单位。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早期南开大学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志稿》《天津大学出版社志稿》等文章，加上第五辑中谈北洋大学出版物的文章，在大学出版史料方面给予了特别关注。这些成果在后来成书的《天津通志·出版志》中有所反映。笔者近期所见，南开大学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来新夏先生还发表了《南开大学出版社三十年》一文（2013年5月10日《文汇读书周报》），亦不乏史料价值。其实，晚清以降，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大学出版也是很有特点和价值的，可惜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不够，天津在这方面开了好头。第八辑中《沦陷时期天津的出版事业》《20年代至建国初期天津碱厂重要出版物》等，或着眼一个特殊历史阶段，或抓住一家历史悠久的企业，梳理其与出版活动密切相关的历史资料，论述细密而深入，别开生面。 天津地区出版史料方面的著作，还有两本书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其一是《南开新闻出版史料》（崔国良、张世甲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编者收录南开学校自1909年到1999年的出版物，内容包括各种报纸、期刊和图书出版机构的创立、历史沿革、组织机构、报刊和图书的出版情况，以及对南开出版的图书报刊的概述和评论。“书分《南开早期新闻出版理论》《南开新闻出版组织机构》《南开新闻出版史话》《南开新闻出版报刊汇览》《南开新闻出版文论选》等六大部分，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手此一编，南开大学数十年新闻出版事业，历历在目，无庸他求。”（来新夏《序言》语）其二是《天津报海钩沉》（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内容有五个部分：近代天津报业概述；近代天津报刊一览；天津报刊史料选辑（以创刊时间先后为序）；近代天津报人小志；其他新闻机构。另有附录《近代天津新闻史料要目》。这一《报海钩沉》大大丰富、完善了《天津出版史料》中报纸、报人、报业资料的不足，且提供了像“新闻史料要目”之类其他相关的有用信息。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河北与天津关系特殊，二者的出版史料往往有交叉重叠现象。明清时期，河北成为直隶，天津属于直隶省。民初，仍袭清制，称为直隶省，省会设在天津。1928年6月，才正式改称为河北省，天津划为特别市。此后，河北省会仍驻天津，直到1935年6月方移至保定。因此之故，我们研读天津、河北两地出版史料时，不妨互相参照。
参考文献
[1]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出版史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等.天津出版史料（1—8辑）[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1997
[2]崔国良，张世甲.南开新闻出版史料（1909—1999）[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3]天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天津通志·出版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报海钩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5]马艺.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6]杨爱芹.益世报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7]侯福志.天津民国的那些书报刊[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
[8]鲍国华.二十世纪天津文学期刊史论[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
（收稿日期：2013-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