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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第六十一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作为主宾国,中国派出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百人作家代表团,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几乎都被网罗其中。有报道称:“在10月14日至18日的5天会期内,通向世界文学舞台的大门似乎前所未有地洞开了。”这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作家,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书展开幕式上致辞,她谈到中国的文学,认为“它有能力表现一个民族最富活力的呼吸,有能力传达一个时代最生动、最本质的情绪,有能力呈现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想象力”;她也提到中国的作家,她说:“他们年龄不同,艺术追求各异,他们对现实敏锐而大胆的把握,对人的精神深处犀利而透彻的挖掘,对当代中国人复杂而又多彩的生活的表现,对未来明亮而坚定的希望,以及对优美汉语的娴熟运用,共同构成了今天的中国文学不容忽视的风景。”
铁凝有理由表达自己的自信和乐观,事实上,近些年来,中国作家在当今世界越来越受到关注。今年2月,徐小斌的长篇小说《羽蛇》英文版由世界著名出版公司西蒙·舒斯特推出,在全球同步上市。这是该公司面向全球优秀小说出版计划中第一本被确定并翻译成英文的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同样在世界上引起一定反响的作品还有阿来的《尘埃落定》和姜戎的《狼图腾》,前者的版权几年前就已卖到15万美元,陆续还有近30个国家引进该书;后者的全球英文版也于去年3月问世,10%的版税和10万美元预付款的价码则创造了国内版权输出的最高纪录。据说,《狼图腾》在全球总共销售了25种文字版权,其中,仅企鹅出版集团就得到了德、法、意、荷等16种语言文字的代理权。而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更因为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大力推荐,一夜之间为世界所了解。
固然,中国文学走出国门并不自今日始。上个世纪80年代,恰逢改革开放蓬勃兴起之际,世界对中国的兴趣大增,从而引发、推动、形成了在世界各地翻译、介绍、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的第一个高潮。当时在国内得风气之先的一批作家及其作品被介绍到国外,其中尤以王蒙、刘心武、张洁、冯骥才等人的作品最受欢迎。接下来又有知青一代,像史铁生、张承志、贾平凹、张抗抗、王安忆、徐小斌、残雪、阿城等人的作品,亦备受关注。进入90年代以来,余华、苏童、格非、刘恒、莫言、王朔等人的作品更得到国外出版界的青睐,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有调查显示,仅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英、法、德、意、西等欧洲语种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译作就超过了400种,中国有作品被译介成其他国家文字的当代作家在150位以上。其中英文译本就有190多种,日文译本70多种。俄罗斯在80年代也出现过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热潮,据说,王蒙小说的俄文译本可以印到10万册以上。冯骥才是新时期作家中第一个在俄罗斯出版小说集的,其俄文译本的印数也高达5万册。在日本,残雪、莫言、张承志、阎连科都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日文译本出版最多的作家,我就曾几次听到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盛赞莫言的小说写作。莫言的作品在法国也受到读者的喜爱,他的《红高粱》、《酒国》、《丰乳肥臀》等13部作品都已经出版了法文译本。苏童也是法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作家,他的《妻妾成群》在法国的发行量已达到6万册。
应当看到,中国当代文学正以稳健的步伐向着世界文学舞台大踏步地迈进,这不仅表现为许多作家个人所做的巨大努力,也表现为越来越强有力的国家行为。据有关报道,早在数年前,中国政府就启动了一项被称为“金水桥”计划的图书出版项目,资助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首批资助出版的70种法文版中国图书,曾经亮相于第二十四届“巴黎图书沙龙”,在短短一周内,就有1.5万册中国作家的法文版作品被当地读者购买。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也曾与俄罗斯著作权协会策划并代理了“缅怀过去,展望未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丛书,其中收入六十多位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八十余部,全部由俄罗斯中央书局出版发行。这恐怕是目前我国在对俄版权贸易中最大的一笔版权输出交易。这些都为中国当代作家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开辟了美好前景。余华在一次讲话中乐观地宣称:“现在,无论是在韩国也好,还是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好,包括美国,中国作家出版作品不仅变得非常容易,而且他们已经开始竞争了。从这一点来看,一方面就是莫言所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达到了世界文学出版的标准;另一方面还是与我们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明星,当然,第一大明星还是美国,现在出去到处都是‘中国热’,大家都讨论着中国,我们这一代作家很幸运的就是我们遇到了一个好的时代,这也是必须要承认的。”
这种乐观我以为是必要的。很久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上缺席,或者被边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以为是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缺少有效的沟通机制和渠道。翻译是文化的桥梁,说起来,我们的这座桥梁倒很像是一座独木桥。很多人也许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具体情况,却敢于武断地下结论说中国作家写得不好,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公正的。一位名叫何三坡的文化批评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在这条叙述心灵的道路上,我要说我们的小说家干得相当不错,你如果看过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鲁羊的《九三年的后半夜》、残雪的《苍老的浮云》,余华的《活着》、王朔的《动物凶猛》、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阎连科的《受活》、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张万新的《马口鱼》、狗子的《在深圳飞》、魏微的《流年》,就会明白我们的小说作品在叙述才华与揭示人性的深邃上,丝毫也不比任何一位西方大师逊色。”他还提到散文写作的突出成就:“钟鸣的寓言格物体随笔与周涛粗粝张扬的文字相映成趣,都具有东方性灵文学中独抒胸臆的特质;史铁生的生命言说与陈村的机智小品都在传达着人性深处的光辉;而张晓枫与阿简诗意飘扬的随笔,像秋天蓝色苍穹上雪白的云朵,让人迷醉;苇岸的那本弥漫着朴素乡土气息的《大地上的事情》,是一个伟大的乡村诗人对美好自然的颂歌!它的清澈的质地闪着黄金般的光芒,相信任何一位热爱汉语的人看上一辈子也不会厌弃。”
很可惜的是,这一切都很少为世界文坛所了解。这些年来,汉学家们和版权交易机构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是,如果和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实际情况相比较,特别是和我们所引进的外国文学数量相比较,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上还是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声音也显得太微弱了。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时至今日,中国文学(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电影)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恐怕还是师生关系,虽然我们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学传统,我们的当代文学写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这样一种格局在短时间内我想也是不会改变的。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文学都很难摆脱做学生的宿命。这样说不是要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而是希望我们能看清自己和世界文学相比客观存在的差距。实际上,我们对于世界文学舞台的渴望和期待,更多的还是平等地沟通、交流和学习,从而获得更加深入的相互间的了解。然而,长久以来所形成的老师的傲慢和学生的谦卑,扭曲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正常关系,并且深刻影响到双方在交往中的心态,调整起来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风生水起,高速发展,我们国家的实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很大提高,当今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也与日俱增。这些都使得中国文学有了新的机会,世界文学会用新的眼光打量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也应学会以更加健康的心态,应对世界文学的挑战。伟大的中国文学的复兴,或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划出一个新时代。
铁凝有理由表达自己的自信和乐观,事实上,近些年来,中国作家在当今世界越来越受到关注。今年2月,徐小斌的长篇小说《羽蛇》英文版由世界著名出版公司西蒙·舒斯特推出,在全球同步上市。这是该公司面向全球优秀小说出版计划中第一本被确定并翻译成英文的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同样在世界上引起一定反响的作品还有阿来的《尘埃落定》和姜戎的《狼图腾》,前者的版权几年前就已卖到15万美元,陆续还有近30个国家引进该书;后者的全球英文版也于去年3月问世,10%的版税和10万美元预付款的价码则创造了国内版权输出的最高纪录。据说,《狼图腾》在全球总共销售了25种文字版权,其中,仅企鹅出版集团就得到了德、法、意、荷等16种语言文字的代理权。而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更因为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大力推荐,一夜之间为世界所了解。
固然,中国文学走出国门并不自今日始。上个世纪80年代,恰逢改革开放蓬勃兴起之际,世界对中国的兴趣大增,从而引发、推动、形成了在世界各地翻译、介绍、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的第一个高潮。当时在国内得风气之先的一批作家及其作品被介绍到国外,其中尤以王蒙、刘心武、张洁、冯骥才等人的作品最受欢迎。接下来又有知青一代,像史铁生、张承志、贾平凹、张抗抗、王安忆、徐小斌、残雪、阿城等人的作品,亦备受关注。进入90年代以来,余华、苏童、格非、刘恒、莫言、王朔等人的作品更得到国外出版界的青睐,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有调查显示,仅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英、法、德、意、西等欧洲语种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译作就超过了400种,中国有作品被译介成其他国家文字的当代作家在150位以上。其中英文译本就有190多种,日文译本70多种。俄罗斯在80年代也出现过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热潮,据说,王蒙小说的俄文译本可以印到10万册以上。冯骥才是新时期作家中第一个在俄罗斯出版小说集的,其俄文译本的印数也高达5万册。在日本,残雪、莫言、张承志、阎连科都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日文译本出版最多的作家,我就曾几次听到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盛赞莫言的小说写作。莫言的作品在法国也受到读者的喜爱,他的《红高粱》、《酒国》、《丰乳肥臀》等13部作品都已经出版了法文译本。苏童也是法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作家,他的《妻妾成群》在法国的发行量已达到6万册。
应当看到,中国当代文学正以稳健的步伐向着世界文学舞台大踏步地迈进,这不仅表现为许多作家个人所做的巨大努力,也表现为越来越强有力的国家行为。据有关报道,早在数年前,中国政府就启动了一项被称为“金水桥”计划的图书出版项目,资助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首批资助出版的70种法文版中国图书,曾经亮相于第二十四届“巴黎图书沙龙”,在短短一周内,就有1.5万册中国作家的法文版作品被当地读者购买。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也曾与俄罗斯著作权协会策划并代理了“缅怀过去,展望未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丛书,其中收入六十多位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八十余部,全部由俄罗斯中央书局出版发行。这恐怕是目前我国在对俄版权贸易中最大的一笔版权输出交易。这些都为中国当代作家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开辟了美好前景。余华在一次讲话中乐观地宣称:“现在,无论是在韩国也好,还是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好,包括美国,中国作家出版作品不仅变得非常容易,而且他们已经开始竞争了。从这一点来看,一方面就是莫言所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达到了世界文学出版的标准;另一方面还是与我们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明星,当然,第一大明星还是美国,现在出去到处都是‘中国热’,大家都讨论着中国,我们这一代作家很幸运的就是我们遇到了一个好的时代,这也是必须要承认的。”
这种乐观我以为是必要的。很久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上缺席,或者被边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以为是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缺少有效的沟通机制和渠道。翻译是文化的桥梁,说起来,我们的这座桥梁倒很像是一座独木桥。很多人也许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具体情况,却敢于武断地下结论说中国作家写得不好,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公正的。一位名叫何三坡的文化批评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在这条叙述心灵的道路上,我要说我们的小说家干得相当不错,你如果看过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鲁羊的《九三年的后半夜》、残雪的《苍老的浮云》,余华的《活着》、王朔的《动物凶猛》、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阎连科的《受活》、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张万新的《马口鱼》、狗子的《在深圳飞》、魏微的《流年》,就会明白我们的小说作品在叙述才华与揭示人性的深邃上,丝毫也不比任何一位西方大师逊色。”他还提到散文写作的突出成就:“钟鸣的寓言格物体随笔与周涛粗粝张扬的文字相映成趣,都具有东方性灵文学中独抒胸臆的特质;史铁生的生命言说与陈村的机智小品都在传达着人性深处的光辉;而张晓枫与阿简诗意飘扬的随笔,像秋天蓝色苍穹上雪白的云朵,让人迷醉;苇岸的那本弥漫着朴素乡土气息的《大地上的事情》,是一个伟大的乡村诗人对美好自然的颂歌!它的清澈的质地闪着黄金般的光芒,相信任何一位热爱汉语的人看上一辈子也不会厌弃。”
很可惜的是,这一切都很少为世界文坛所了解。这些年来,汉学家们和版权交易机构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是,如果和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实际情况相比较,特别是和我们所引进的外国文学数量相比较,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上还是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声音也显得太微弱了。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时至今日,中国文学(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电影)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恐怕还是师生关系,虽然我们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学传统,我们的当代文学写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这样一种格局在短时间内我想也是不会改变的。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文学都很难摆脱做学生的宿命。这样说不是要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而是希望我们能看清自己和世界文学相比客观存在的差距。实际上,我们对于世界文学舞台的渴望和期待,更多的还是平等地沟通、交流和学习,从而获得更加深入的相互间的了解。然而,长久以来所形成的老师的傲慢和学生的谦卑,扭曲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正常关系,并且深刻影响到双方在交往中的心态,调整起来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风生水起,高速发展,我们国家的实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很大提高,当今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也与日俱增。这些都使得中国文学有了新的机会,世界文学会用新的眼光打量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也应学会以更加健康的心态,应对世界文学的挑战。伟大的中国文学的复兴,或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划出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