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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一生没有子女。1922年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怀有身孕的宋庆龄在逃难中因过度劳累和紧张导致流产，导致终生不能再生育。于是，不能再做母亲的她，把满腔的母爱全献给了普天下千千万万的孩子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她数十年如一日关怀少年儿童的成长，为儿童事业呕心沥血，倾注了大量精力与心血，堪称中国儿童的慈祥祖母。
一
当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后，中国大地上无数无辜生灵惨遭涂炭，儿童更是遭受了空前劫难，他们或死于战火，或流离失所。特别是那些失去了双亲的难童，举目无亲，啼饥号寒。有些还被日军掳掠，施以奴化教育，充当战争的炮灰。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中国妇女界以宋庆龄为首的一批著名人士，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在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武汉，发出了“欲救中国，必先救儿童”的呼声，宋氏三姐妹风尘仆仆多方奔走，帮助各地建立孤儿院、托儿所来收养难童。宋蔼龄和宋美龄领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国统区共收养儿童2500名，而宋庆龄则把着眼点更多地投入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宋庆龄牵头在香港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她通过保盟向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国外友好人士和侨胞发出了“救救战灾儿童”的呼吁。在国内，她积极促进我国各阶层、各党派妇女团结合作，发起为战灾儿童服务的运动，建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收容难童。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陕甘宁边区有不少烈士遗孤和抗日将士的子女需要抚育。但是，由于当时的物资非常缺乏，缺医少药的状况始终困扰着人们。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宋庆龄通过洛杉矶的国际友人和华侨募集到了一批物资和款项，马上设法辗转运到了延安，在窑洞里建立了托儿所。为了纪念这种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延安还专门把这个托儿所命名为“洛杉矶托儿所”。
1939年春，宋庆龄牵挂着约300万之众的战灾儿童的命运，考虑着如何加大对他们的救济工作。为此，保盟发起了一个为战灾儿童服务的运动。
在1939年3月28日的开幕式上，宋庆龄慷慨激昂地说：“现在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战灾儿童。其中有的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牺牲的战士的遗孤；有的是被空袭炸死父母的子女；有的是流离失所并被饥饿和疾病夺去生命的难民的后代。另外，还有成百万的儿童，虽然他们的父母还活着，但有的是战斗在前线的战士，有的是被日本侵略者赶出家园的难民，他们无力照顾这些孩子。”“这些因战争变得无家可归的无所依靠的儿童……他们代表着我们未来的一代，他们将来要在他们的父母正在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如此鲜明的、高瞻远瞩的思路，同她以后一再强调的“缔造未来”的思想完全一致。她还向人们介绍了已在陕西三原建立的收养有500个儿童的孤儿院的情况，除为孩子们提供医疗、食物衣服、住所外，还对他们进行常规教育，以便训练他们成为有用的公民，能够在将来担当起国家交给他们的重任。最后，她以极富感召力的语言，向全世界人民呼吁：“请你们把对中国的同情心表现在帮助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中。”
宋庆龄这篇打动人心、极具鼓舞力的演说文稿，随后被保盟配上插图制成传单，向全世界人民发出强烈的呼吁——“救救我们的战灾儿童！”
在宋庆龄等人的努力下，各种募捐活动取得很大成功，筹得了数量可观的保盟战灾儿童基金，使不少保育机构得到援助，更多的战灾儿童得到了救济和照护。尤其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因陋就简开办了不少儿童保育院，而保盟给予的物质与精神上的支援，使一些保育机构得以维持和扩展。宋庆龄自己还不断写信给各国友好人士、爱国侨胞进行宣传联络。她以“洛杉矶托儿所”为例，写信给澳大利亚响应呼吁的筹赈会主席黄家权说：“我们向世界上某些社会团体筹款，以供应一个特定的托儿所或者创办一所新的托儿所，新托儿所将以某一捐款的城市命名，例如‘悉尼托儿所’，这种方式有一个先例，那就是设在延安的‘洛杉矶托儿所’是用洛杉矶华侨的捐助兴建的，或许悉尼市能参与诸如此类的创举。”
为了把募捐活动搞得卓有成效，宋庆龄和保盟想方设法举行义演、义映、义展、义卖、义赛和嘉年华会等方式来推动募捐活动。
在宋庆龄直接领导下，保盟对中国战灾儿童给予了有力的救济和援助。在1939年至1940年2月间，资助战灾儿童款就达5789.47元(港币)。1942年至1945年间，保盟资助儿童工作款项共有55万多美元和4700多万元（港币）。
宋庆龄和保盟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有鲜明的原则性，如果捐赠者指定是给谁的，那么一定按捐赠者的意愿办理。宋庆龄对钱财方面的事情特别认真，严格管理，把每一笔捐款都用于为战灾儿童服务。对每一笔给保盟的捐款不论数额大小，她都要开给收据，并亲笔签上她的名字。
不仅自己亲力亲为关爱战灾儿童，宋庆龄还与姐姐宋霭龄、妹妹宋美龄一起积极参与关爱儿童的活动。1940年4月4日是当时的儿童节，宋氏三姐妹以个人的名义向歌乐山第一儿童保育院赠送500份糖果，祝贺儿童节。这一天，三姐妹还一起参观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中苏儿童照片展览”和“儿童科学玩具展览”。
二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把保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开展为劳动群众和少年儿童服务的工作。除了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把大批募集来的医药、医疗器械和救济物资,通过各种渠道运往解放区支援解放战争外，宋庆龄还用很大的精力在上海举办儿童福利站、儿童剧团，为贫苦儿童提供生活和医疗援助。
1945年12月，宋庆龄怀着喜悦的心情从重庆返回阔别整整8年的上海。抗战后，经历战火而幸存的孩子们处境十分悲惨。宋庆龄和她所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把注意力转向为广大贫苦儿童服务上。从1946年到1947年间，在上海先后创办了3所儿童福利站，分别设在胶州路、许昌路和乍浦路。
进行群众性的扫盲活动是儿童福利站主要的工作。宋庆龄十分赞赏陶行知先生在识字教育方面倡导的“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这些儿童福利站把那些没有机会进学校的儿童组织起来，成立了几十个识字班，运用在校儿童做小先生，以“即知即传”的精神，帮助失学儿童识字（由福利站教师培训小先生，再由小先生带着小黑板到弄堂里、棚户区或失学儿童家中去教他们识字），教唱进步歌曲和扭秧歌，组织观看幻灯，传播革命思想。 宋庆龄热情关怀“小先生”们的成长，多次来到儿童福利站看望孩子，并到识字班指导孩子们读书，与孩子们一道看书、交谈，鼓励“小先生”们为小伙伴们服务，将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有用之人。
到上海解放前夕，儿童福利站已经培养出了170名“小先生”，开办了几百个识字班。里弄、阁楼、天井、晒台，都成了失学孩子们读书识字的课堂。对于这项具有开创性、收效大的工作，在写给国外捐助机构的信中，宋庆龄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说：“每天在福利站开放前几小时，已有孩子们在门外排队等候。我们可以说，自创办以来，这些福利站一直极受欢迎。目前已约有5000名儿童来到这里，得到靠自己没有办法享受到的益处。”
1946年，宋庆龄在光华大戏院观看陈白尘的讽刺粤剧《升官图》的演出，对这个剧极为赞赏，她立刻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创办儿童剧团。
几天后，宋庆龄把著名戏剧家黄佐临请来，向他表示：“对于贫苦儿童，不能只给他们吃饭和穿衣，还要给孩子们精神食粮，要使他们看到未来。”并且立即决定剧团上演的第一个节目是鲁迅翻译、董林肯改编的苏联儿童剧《表》。这部作品是描述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拯救、教育流浪儿的故事。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演出苏联作品是犯禁的，但宋庆龄坚持让这个戏成为儿童剧团的首演剧目，并为首演亲笔题词：“《表》是一出深刻而动人的儿童剧，它不仅对儿童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同时也给予从事儿童教育者一个明确的启示。”
第一场演出时，许多小观众都是宋庆龄请来的，其中有不少就是福利站的孩子，这些孩子从来没有进过剧院，更没有看过反映孩子们的戏，他们以好奇而兴奋的心情瞪大眼睛观看舞台上的演出。宋庆龄坐在孩子们中间，看到这些饱受文化饥渴的孩子们第一次陶醉在艺术享受中，她既高兴，又感慨，感觉自己创办儿童剧团的这一举动做对了。
为了募集到儿童福利基金，宋庆龄不停地给海外的团体和朋友写信，不厌其烦地解释这项工作的意义。而且，不论捐助多少，宋庆龄都要亲笔回信，向提供捐赠的人们表示感谢，并负责任地说明他们捐出的款物用到了什么地方，起到了什么作用。在写给一些海外朋友的信里经常会有这样的字句：“感谢你捐助5美元，此款为上海儿童工作购买了纸、铅笔和橡皮。”为了感谢美国一所社区学校捐赠的5本图书，宋庆龄甚至分别给捐赠者和转递者写了感谢信。她告诉捐赠者，她已将这5本儿童书籍转给设在上海的3所儿童福利站供儿童阅读。
宋庆龄如此遍洒慈爱的举动，自然收获到了许多芬芳殷实的回报。曾受到宋庆龄无微不至关怀和爱护的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打心底里无限感激着敬爱的宋庆龄。
1947年7月2日，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院长杨志芳率全体工作人员暨全体儿童写信给宋庆龄。信中说：“溯忆本院自一九三八年成立以来，垂蒙先生殷切关怀，时赐精神与物质的各种热情援助，至为感激！先生为全国儿童福利事业暨其他各种社会救济事业，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百折不挠，始终如一，此为民谋福之伟大精神，实素为我全国同胞所敬崇，尤为我全院数百儿童暨工员所衷心热爱和拥戴，今特向您致热烈的慰问和崇高之敬礼！”“本院自诞生以来，在陕甘宁边区民主政府之扶助与培植下，在国内各界正义人士鼓励和声援下，儿童日益增多，院务日益扩展。在同仁予以积极努力协作下，一切设备皆粗具规模，儿童生活在自由幸福的乐园里，心身均获得良好之发育，孩子们个个都呈现健康结实之体格，聪明活泼之姿态，无奈这种安静美好的生活，被战争挑拨者，万恶的蒋匪军的炮声所击毁了。孩子们留恋地离别了延安院址，丢弃了她们心爱的小床，转移至农村后方。”“在战争期中，孩子们的困难，也随之加多，正值困难倍加之际，欣获中国福利基金会之捐款，遂悉数用之于改善儿童营养及玩具设备等，经几月精心调养，今全部儿童已恢复健康，心身均又获得迅速发展，此即最大告慰先生之关切者，并向您致深厚的谢意。今奉上决算书一份，敬盼察阅。”
信的最后写道：“我们怀着十分的欢欣，来企望先生不断地给以指导和各种援助，在先生热忱的策励和援助下，使本院工作得到迅速的开展。”
在新中国诞生前夕的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到达北平火车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50余人到车站迎接。最后，一群幸福欢笑的孩子捧着鲜花来欢迎她，宋庆龄高兴地接受了孩子们献给她的鲜花。这群孩子来自“洛杉矶托儿所”，他们代表着抗战以来受到宋庆龄时刻关怀着的数百万战灾儿童，他们正是新中国的有生力量。
三
新中国建立后，宋庆龄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尽管国事繁忙，但她仍然关心儿童文化教育福利事业的发展。1950年8月，宋庆龄创办和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福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1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宋庆龄被大会一致选举为主席。在大会发言时，她激动地说：“这个会的成立很重要，保卫儿童的事业是伟大的。”此后，她一直对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从思想上给予指导，从物质上给予支援。1979年春，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恢复了工作，举行了年会。当时，宋庆龄虽然身体欠佳，但依然坚持亲自到会出席，并作了重要讲话。她强调指出：“关心儿童，人人有责。”她还向台湾的儿童工作者致以热烈的问候，说：“我们热切关怀台湾儿童。我们要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而努力。”
1951年9月，宋庆龄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第一次获得的国际荣誉，她首先想到的是妇女和儿童，便在支票背面亲笔写上“此款捐赠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将10万卢布的奖金用于发展儿童福利事业，用这笔不菲的奖金在上海创建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两年之后，她又把所著《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的全部稿费捐赠给儿童福利基金会。
1952年12月，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宋庆龄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参观访问。访问过程中，宋庆龄对当时苏联的少先宫特别感兴趣。当她看到少年儿童在少先宫里参加各种小组活动的动人情景时，不禁激发起新的想法。 回国后，宋庆龄提出在上海办一个如苏联少先宫那样的校外活动场地的想法。她说：“我们不叫少先宫，就叫少年宫。现在主要解决房子与园地。”正巧中国福利会的一位外国友人碰到“大理石大厦”的代理人。“大理石大厦”是英国犹太人埃里?嘉道理的私人住宅，1947年他们离开上海到香港居住，这座大厦便一直空关着。得到这个消息，宋庆龄非常高兴。不久，上海房地产局将“大理石大厦”租给了正在筹备中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筹建少年宫首先要解决干部问题，宋庆龄决定将中国福利会的少年儿童文化馆与儿童图书馆合并于少年宫，两处的干部作为基本骨干力量，再适当补充一些对少年儿童教育有经验的人员。
1953年6月1日，由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正式成立。此后，宋庆龄经常通过讲话、写信、题词和撰文等不同形式对少年宫的承办方法、工作方针、教学内容、师资队伍和研究给予具体指导。
少年宫创建伊始，宋庆龄对“少年宫”题名应该由谁来写这一问题再三考虑，最后认为由毛泽东来书写最为合适。1954年6月，应宋庆龄之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亲自为中福会少年宫题写了宫名。
在宋庆龄的关怀与指导下，少年宫的工作卓有成效。1960年，上海各区都成立了少年宫和少年之家。后来，在上海的带动影响下，全国各省市都陆陆续续成立了少年宫，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与此同时，在宋庆龄的直接关心下，原来的儿童剧团发展为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这是我国第一个儿童剧院，它创作和演出的《马兰花》、《小足球队》和《童心》等儿童剧曾多次获奖。宋庆龄亲切地把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称为“我的剧团”、“我们的剧院”，视为掌上明珠。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妄图取消宋庆龄亲手创办的儿童艺术剧院，欲强行将这个剧院与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成立一个由他们直接控制的“上海话剧团”。
正当他们准备下手时，宋庆龄回到了上海，驱车直奔儿童艺术剧院。来到剧院门口，宋庆龄撩开汽车的窗帘，深情地凝望着剧院的大门。
很快，“孙夫人来看儿童艺术剧院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宋庆龄无声的抗议，迫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低下头来，为“合并”而进驻剧院的工作组随即悄悄地撤走了。这件事被儿童艺术剧院的人们称之为“20世纪新神话”。
1976年“四人帮”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此时，晚年的宋庆龄虽已体衰多病，但精神上却青春永驻。她又开始参与繁忙的国务活动，接待来访的国际友人、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倾心于自己所钟爱的妇女儿童事业。
当正在病中的宋庆龄听说儿童艺术剧院的一些人在要不要坚持为儿童服务的方针上有所动摇时，深为焦虑，她亲笔给儿童艺术剧院一连写了两封信。
1979年2月，宋庆龄写信说：“我创办儿童剧院，是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希望你们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儿童剧上，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
信发出后，宋庆龄感到意犹未尽。第二天，她再次给儿童艺术剧院写了封信。她在信中说：“昨天给你们写了一信，今天觉得还有话要说，再写这封信。”“儿童艺术剧院是示范性、试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
宋庆龄的这两封言简意赅的亲笔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少年儿童的深情。
1979年3月，儿童艺术剧院创作和演出的优秀儿童剧《童心》应邀赴北京参加调演，尽管当时宋庆龄已经87岁高龄，健康状况欠佳，但是，她还是坚持要观看孩子们的首场演出。演出结束之后，她还让人搀扶着亲自走上舞台，送给剧院一个大花篮，热情地向导演和演员们祝贺，祝贺他们演了一出对成人和孩子都有很大教育意义的好戏，勉励他们要创作和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宋庆龄的出现让演员们喜出望外，他们看到她那熟悉的和蔼笑容，一个个禁不住感动得热泪盈眶。
几天之后，宋庆龄专门撰写了文章《我看<童心>》，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章中，她热诚地希望戏剧工作者“为孩子多编戏，演出更多更好的戏”。
四
宋庆龄一生着眼于祖国的未来，关心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对儿童寄予极大的关怀和期望。大至全国亿万儿童的衣食住行，小到身边工作人员子女的生日，她都一一关注，牵挂在心。一次，她把小朋友们请到家中，与孩子们共同点起红蜡烛，唱起“祝你生日快乐”的祝福歌，为炊事员老张的儿子庆贺8岁生日。早把孩子生日忘记的父亲望着这一切，禁不住两行热泪涌出眼眶。
宋庆龄对中国福利会的各项工作非常关心，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她常常不辞辛苦地到一些负责儿童工作的单位去检查工作；到保健院去慰问产妇，看望新生的婴儿；到托儿所和幼儿园去检查厨房和厕所的卫生状况，给孩子们分糖果吃；参加少年宫的活动，多次给少年宫题词，告诫少先队员们到少年宫来不要只是享受幸福的童年，而是要学习劳动，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准备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幸福。
最令人感佩的是，垂暮之年的宋庆龄尽管身卧病榻，但她依旧心系儿童和少年的成长。重病中，她写下《更好地为下一代着想》，呼吁全社会不断地关心年轻的一代，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培养和教育他们，把祖国和民族的希望火炬传承下去。
1981年5月14日上午，在她逝世前的15天，宋庆龄靠在床上，叫身边工作人员取来纸笔，伏在木板支撑的台面上，为即将到来的庆祝六一儿童节报告会写去贺信，她说：“我不能前去参加这次大会，但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一字一句都倾注着她对儿童与少年的深情厚谊，激励着千千万万儿童工作者，为培养一代新人做出贡献。
宋庆龄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为1981年6月1日出版的《儿童时代》杂志写的《愿小树苗健康成长》，为孩子们留下了珍贵而永恒的赠言：“可爱的孩子们，每当我想到你们，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你们像小树苗一样，柔软的枝条，嫩绿的叶子，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和煦的阳光下成长……”最后，宋庆龄殷切希望儿童们能够像小树苗一样成长得挺拔、旺盛，经得起任何暴风骤雨和病虫危害的考验，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接班人，为创造更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超过前人的巨大贡献。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带着慈母般的一片爱心告别了她所热爱的孩子们……
（责任编辑：吴 玫）
一
当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后，中国大地上无数无辜生灵惨遭涂炭，儿童更是遭受了空前劫难，他们或死于战火，或流离失所。特别是那些失去了双亲的难童，举目无亲，啼饥号寒。有些还被日军掳掠，施以奴化教育，充当战争的炮灰。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中国妇女界以宋庆龄为首的一批著名人士，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在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武汉，发出了“欲救中国，必先救儿童”的呼声，宋氏三姐妹风尘仆仆多方奔走，帮助各地建立孤儿院、托儿所来收养难童。宋蔼龄和宋美龄领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国统区共收养儿童2500名，而宋庆龄则把着眼点更多地投入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宋庆龄牵头在香港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她通过保盟向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国外友好人士和侨胞发出了“救救战灾儿童”的呼吁。在国内，她积极促进我国各阶层、各党派妇女团结合作，发起为战灾儿童服务的运动，建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收容难童。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陕甘宁边区有不少烈士遗孤和抗日将士的子女需要抚育。但是，由于当时的物资非常缺乏，缺医少药的状况始终困扰着人们。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宋庆龄通过洛杉矶的国际友人和华侨募集到了一批物资和款项，马上设法辗转运到了延安，在窑洞里建立了托儿所。为了纪念这种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延安还专门把这个托儿所命名为“洛杉矶托儿所”。
1939年春，宋庆龄牵挂着约300万之众的战灾儿童的命运，考虑着如何加大对他们的救济工作。为此，保盟发起了一个为战灾儿童服务的运动。
在1939年3月28日的开幕式上，宋庆龄慷慨激昂地说：“现在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战灾儿童。其中有的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牺牲的战士的遗孤；有的是被空袭炸死父母的子女；有的是流离失所并被饥饿和疾病夺去生命的难民的后代。另外，还有成百万的儿童，虽然他们的父母还活着，但有的是战斗在前线的战士，有的是被日本侵略者赶出家园的难民，他们无力照顾这些孩子。”“这些因战争变得无家可归的无所依靠的儿童……他们代表着我们未来的一代，他们将来要在他们的父母正在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如此鲜明的、高瞻远瞩的思路，同她以后一再强调的“缔造未来”的思想完全一致。她还向人们介绍了已在陕西三原建立的收养有500个儿童的孤儿院的情况，除为孩子们提供医疗、食物衣服、住所外，还对他们进行常规教育，以便训练他们成为有用的公民，能够在将来担当起国家交给他们的重任。最后，她以极富感召力的语言，向全世界人民呼吁：“请你们把对中国的同情心表现在帮助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中。”
宋庆龄这篇打动人心、极具鼓舞力的演说文稿，随后被保盟配上插图制成传单，向全世界人民发出强烈的呼吁——“救救我们的战灾儿童！”
在宋庆龄等人的努力下，各种募捐活动取得很大成功，筹得了数量可观的保盟战灾儿童基金，使不少保育机构得到援助，更多的战灾儿童得到了救济和照护。尤其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因陋就简开办了不少儿童保育院，而保盟给予的物质与精神上的支援，使一些保育机构得以维持和扩展。宋庆龄自己还不断写信给各国友好人士、爱国侨胞进行宣传联络。她以“洛杉矶托儿所”为例，写信给澳大利亚响应呼吁的筹赈会主席黄家权说：“我们向世界上某些社会团体筹款，以供应一个特定的托儿所或者创办一所新的托儿所，新托儿所将以某一捐款的城市命名，例如‘悉尼托儿所’，这种方式有一个先例，那就是设在延安的‘洛杉矶托儿所’是用洛杉矶华侨的捐助兴建的，或许悉尼市能参与诸如此类的创举。”
为了把募捐活动搞得卓有成效，宋庆龄和保盟想方设法举行义演、义映、义展、义卖、义赛和嘉年华会等方式来推动募捐活动。
在宋庆龄直接领导下，保盟对中国战灾儿童给予了有力的救济和援助。在1939年至1940年2月间，资助战灾儿童款就达5789.47元(港币)。1942年至1945年间，保盟资助儿童工作款项共有55万多美元和4700多万元（港币）。
宋庆龄和保盟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有鲜明的原则性，如果捐赠者指定是给谁的，那么一定按捐赠者的意愿办理。宋庆龄对钱财方面的事情特别认真，严格管理，把每一笔捐款都用于为战灾儿童服务。对每一笔给保盟的捐款不论数额大小，她都要开给收据，并亲笔签上她的名字。
不仅自己亲力亲为关爱战灾儿童，宋庆龄还与姐姐宋霭龄、妹妹宋美龄一起积极参与关爱儿童的活动。1940年4月4日是当时的儿童节，宋氏三姐妹以个人的名义向歌乐山第一儿童保育院赠送500份糖果，祝贺儿童节。这一天，三姐妹还一起参观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中苏儿童照片展览”和“儿童科学玩具展览”。
二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把保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开展为劳动群众和少年儿童服务的工作。除了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把大批募集来的医药、医疗器械和救济物资,通过各种渠道运往解放区支援解放战争外，宋庆龄还用很大的精力在上海举办儿童福利站、儿童剧团，为贫苦儿童提供生活和医疗援助。
1945年12月，宋庆龄怀着喜悦的心情从重庆返回阔别整整8年的上海。抗战后，经历战火而幸存的孩子们处境十分悲惨。宋庆龄和她所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把注意力转向为广大贫苦儿童服务上。从1946年到1947年间，在上海先后创办了3所儿童福利站，分别设在胶州路、许昌路和乍浦路。
进行群众性的扫盲活动是儿童福利站主要的工作。宋庆龄十分赞赏陶行知先生在识字教育方面倡导的“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这些儿童福利站把那些没有机会进学校的儿童组织起来，成立了几十个识字班，运用在校儿童做小先生，以“即知即传”的精神，帮助失学儿童识字（由福利站教师培训小先生，再由小先生带着小黑板到弄堂里、棚户区或失学儿童家中去教他们识字），教唱进步歌曲和扭秧歌，组织观看幻灯，传播革命思想。 宋庆龄热情关怀“小先生”们的成长，多次来到儿童福利站看望孩子，并到识字班指导孩子们读书，与孩子们一道看书、交谈，鼓励“小先生”们为小伙伴们服务，将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有用之人。
到上海解放前夕，儿童福利站已经培养出了170名“小先生”，开办了几百个识字班。里弄、阁楼、天井、晒台，都成了失学孩子们读书识字的课堂。对于这项具有开创性、收效大的工作，在写给国外捐助机构的信中，宋庆龄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说：“每天在福利站开放前几小时，已有孩子们在门外排队等候。我们可以说，自创办以来，这些福利站一直极受欢迎。目前已约有5000名儿童来到这里，得到靠自己没有办法享受到的益处。”
1946年，宋庆龄在光华大戏院观看陈白尘的讽刺粤剧《升官图》的演出，对这个剧极为赞赏，她立刻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创办儿童剧团。
几天后，宋庆龄把著名戏剧家黄佐临请来，向他表示：“对于贫苦儿童，不能只给他们吃饭和穿衣，还要给孩子们精神食粮，要使他们看到未来。”并且立即决定剧团上演的第一个节目是鲁迅翻译、董林肯改编的苏联儿童剧《表》。这部作品是描述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拯救、教育流浪儿的故事。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演出苏联作品是犯禁的，但宋庆龄坚持让这个戏成为儿童剧团的首演剧目，并为首演亲笔题词：“《表》是一出深刻而动人的儿童剧，它不仅对儿童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同时也给予从事儿童教育者一个明确的启示。”
第一场演出时，许多小观众都是宋庆龄请来的，其中有不少就是福利站的孩子，这些孩子从来没有进过剧院，更没有看过反映孩子们的戏，他们以好奇而兴奋的心情瞪大眼睛观看舞台上的演出。宋庆龄坐在孩子们中间，看到这些饱受文化饥渴的孩子们第一次陶醉在艺术享受中，她既高兴，又感慨，感觉自己创办儿童剧团的这一举动做对了。
为了募集到儿童福利基金，宋庆龄不停地给海外的团体和朋友写信，不厌其烦地解释这项工作的意义。而且，不论捐助多少，宋庆龄都要亲笔回信，向提供捐赠的人们表示感谢，并负责任地说明他们捐出的款物用到了什么地方，起到了什么作用。在写给一些海外朋友的信里经常会有这样的字句：“感谢你捐助5美元，此款为上海儿童工作购买了纸、铅笔和橡皮。”为了感谢美国一所社区学校捐赠的5本图书，宋庆龄甚至分别给捐赠者和转递者写了感谢信。她告诉捐赠者，她已将这5本儿童书籍转给设在上海的3所儿童福利站供儿童阅读。
宋庆龄如此遍洒慈爱的举动，自然收获到了许多芬芳殷实的回报。曾受到宋庆龄无微不至关怀和爱护的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打心底里无限感激着敬爱的宋庆龄。
1947年7月2日，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院长杨志芳率全体工作人员暨全体儿童写信给宋庆龄。信中说：“溯忆本院自一九三八年成立以来，垂蒙先生殷切关怀，时赐精神与物质的各种热情援助，至为感激！先生为全国儿童福利事业暨其他各种社会救济事业，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百折不挠，始终如一，此为民谋福之伟大精神，实素为我全国同胞所敬崇，尤为我全院数百儿童暨工员所衷心热爱和拥戴，今特向您致热烈的慰问和崇高之敬礼！”“本院自诞生以来，在陕甘宁边区民主政府之扶助与培植下，在国内各界正义人士鼓励和声援下，儿童日益增多，院务日益扩展。在同仁予以积极努力协作下，一切设备皆粗具规模，儿童生活在自由幸福的乐园里，心身均获得良好之发育，孩子们个个都呈现健康结实之体格，聪明活泼之姿态，无奈这种安静美好的生活，被战争挑拨者，万恶的蒋匪军的炮声所击毁了。孩子们留恋地离别了延安院址，丢弃了她们心爱的小床，转移至农村后方。”“在战争期中，孩子们的困难，也随之加多，正值困难倍加之际，欣获中国福利基金会之捐款，遂悉数用之于改善儿童营养及玩具设备等，经几月精心调养，今全部儿童已恢复健康，心身均又获得迅速发展，此即最大告慰先生之关切者，并向您致深厚的谢意。今奉上决算书一份，敬盼察阅。”
信的最后写道：“我们怀着十分的欢欣，来企望先生不断地给以指导和各种援助，在先生热忱的策励和援助下，使本院工作得到迅速的开展。”
在新中国诞生前夕的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到达北平火车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50余人到车站迎接。最后，一群幸福欢笑的孩子捧着鲜花来欢迎她，宋庆龄高兴地接受了孩子们献给她的鲜花。这群孩子来自“洛杉矶托儿所”，他们代表着抗战以来受到宋庆龄时刻关怀着的数百万战灾儿童，他们正是新中国的有生力量。
三
新中国建立后，宋庆龄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尽管国事繁忙，但她仍然关心儿童文化教育福利事业的发展。1950年8月，宋庆龄创办和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福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1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宋庆龄被大会一致选举为主席。在大会发言时，她激动地说：“这个会的成立很重要，保卫儿童的事业是伟大的。”此后，她一直对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从思想上给予指导，从物质上给予支援。1979年春，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恢复了工作，举行了年会。当时，宋庆龄虽然身体欠佳，但依然坚持亲自到会出席，并作了重要讲话。她强调指出：“关心儿童，人人有责。”她还向台湾的儿童工作者致以热烈的问候，说：“我们热切关怀台湾儿童。我们要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而努力。”
1951年9月，宋庆龄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第一次获得的国际荣誉，她首先想到的是妇女和儿童，便在支票背面亲笔写上“此款捐赠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将10万卢布的奖金用于发展儿童福利事业，用这笔不菲的奖金在上海创建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两年之后，她又把所著《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的全部稿费捐赠给儿童福利基金会。
1952年12月，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宋庆龄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参观访问。访问过程中，宋庆龄对当时苏联的少先宫特别感兴趣。当她看到少年儿童在少先宫里参加各种小组活动的动人情景时，不禁激发起新的想法。 回国后，宋庆龄提出在上海办一个如苏联少先宫那样的校外活动场地的想法。她说：“我们不叫少先宫，就叫少年宫。现在主要解决房子与园地。”正巧中国福利会的一位外国友人碰到“大理石大厦”的代理人。“大理石大厦”是英国犹太人埃里?嘉道理的私人住宅，1947年他们离开上海到香港居住，这座大厦便一直空关着。得到这个消息，宋庆龄非常高兴。不久，上海房地产局将“大理石大厦”租给了正在筹备中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筹建少年宫首先要解决干部问题，宋庆龄决定将中国福利会的少年儿童文化馆与儿童图书馆合并于少年宫，两处的干部作为基本骨干力量，再适当补充一些对少年儿童教育有经验的人员。
1953年6月1日，由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正式成立。此后，宋庆龄经常通过讲话、写信、题词和撰文等不同形式对少年宫的承办方法、工作方针、教学内容、师资队伍和研究给予具体指导。
少年宫创建伊始，宋庆龄对“少年宫”题名应该由谁来写这一问题再三考虑，最后认为由毛泽东来书写最为合适。1954年6月，应宋庆龄之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亲自为中福会少年宫题写了宫名。
在宋庆龄的关怀与指导下，少年宫的工作卓有成效。1960年，上海各区都成立了少年宫和少年之家。后来，在上海的带动影响下，全国各省市都陆陆续续成立了少年宫，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与此同时，在宋庆龄的直接关心下，原来的儿童剧团发展为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这是我国第一个儿童剧院，它创作和演出的《马兰花》、《小足球队》和《童心》等儿童剧曾多次获奖。宋庆龄亲切地把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称为“我的剧团”、“我们的剧院”，视为掌上明珠。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妄图取消宋庆龄亲手创办的儿童艺术剧院，欲强行将这个剧院与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成立一个由他们直接控制的“上海话剧团”。
正当他们准备下手时，宋庆龄回到了上海，驱车直奔儿童艺术剧院。来到剧院门口，宋庆龄撩开汽车的窗帘，深情地凝望着剧院的大门。
很快，“孙夫人来看儿童艺术剧院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宋庆龄无声的抗议，迫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低下头来，为“合并”而进驻剧院的工作组随即悄悄地撤走了。这件事被儿童艺术剧院的人们称之为“20世纪新神话”。
1976年“四人帮”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此时，晚年的宋庆龄虽已体衰多病，但精神上却青春永驻。她又开始参与繁忙的国务活动，接待来访的国际友人、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倾心于自己所钟爱的妇女儿童事业。
当正在病中的宋庆龄听说儿童艺术剧院的一些人在要不要坚持为儿童服务的方针上有所动摇时，深为焦虑，她亲笔给儿童艺术剧院一连写了两封信。
1979年2月，宋庆龄写信说：“我创办儿童剧院，是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希望你们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儿童剧上，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
信发出后，宋庆龄感到意犹未尽。第二天，她再次给儿童艺术剧院写了封信。她在信中说：“昨天给你们写了一信，今天觉得还有话要说，再写这封信。”“儿童艺术剧院是示范性、试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
宋庆龄的这两封言简意赅的亲笔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少年儿童的深情。
1979年3月，儿童艺术剧院创作和演出的优秀儿童剧《童心》应邀赴北京参加调演，尽管当时宋庆龄已经87岁高龄，健康状况欠佳，但是，她还是坚持要观看孩子们的首场演出。演出结束之后，她还让人搀扶着亲自走上舞台，送给剧院一个大花篮，热情地向导演和演员们祝贺，祝贺他们演了一出对成人和孩子都有很大教育意义的好戏，勉励他们要创作和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宋庆龄的出现让演员们喜出望外，他们看到她那熟悉的和蔼笑容，一个个禁不住感动得热泪盈眶。
几天之后，宋庆龄专门撰写了文章《我看<童心>》，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章中，她热诚地希望戏剧工作者“为孩子多编戏，演出更多更好的戏”。
四
宋庆龄一生着眼于祖国的未来，关心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对儿童寄予极大的关怀和期望。大至全国亿万儿童的衣食住行，小到身边工作人员子女的生日，她都一一关注，牵挂在心。一次，她把小朋友们请到家中，与孩子们共同点起红蜡烛，唱起“祝你生日快乐”的祝福歌，为炊事员老张的儿子庆贺8岁生日。早把孩子生日忘记的父亲望着这一切，禁不住两行热泪涌出眼眶。
宋庆龄对中国福利会的各项工作非常关心，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她常常不辞辛苦地到一些负责儿童工作的单位去检查工作；到保健院去慰问产妇，看望新生的婴儿；到托儿所和幼儿园去检查厨房和厕所的卫生状况，给孩子们分糖果吃；参加少年宫的活动，多次给少年宫题词，告诫少先队员们到少年宫来不要只是享受幸福的童年，而是要学习劳动，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准备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幸福。
最令人感佩的是，垂暮之年的宋庆龄尽管身卧病榻，但她依旧心系儿童和少年的成长。重病中，她写下《更好地为下一代着想》，呼吁全社会不断地关心年轻的一代，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培养和教育他们，把祖国和民族的希望火炬传承下去。
1981年5月14日上午，在她逝世前的15天，宋庆龄靠在床上，叫身边工作人员取来纸笔，伏在木板支撑的台面上，为即将到来的庆祝六一儿童节报告会写去贺信，她说：“我不能前去参加这次大会，但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一字一句都倾注着她对儿童与少年的深情厚谊，激励着千千万万儿童工作者，为培养一代新人做出贡献。
宋庆龄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为1981年6月1日出版的《儿童时代》杂志写的《愿小树苗健康成长》，为孩子们留下了珍贵而永恒的赠言：“可爱的孩子们，每当我想到你们，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你们像小树苗一样，柔软的枝条，嫩绿的叶子，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和煦的阳光下成长……”最后，宋庆龄殷切希望儿童们能够像小树苗一样成长得挺拔、旺盛，经得起任何暴风骤雨和病虫危害的考验，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接班人，为创造更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超过前人的巨大贡献。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带着慈母般的一片爱心告别了她所热爱的孩子们……
（责任编辑：吴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