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东临黄海，河渠纵横，物产富饶，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新冈村位于盐城市盐都区龙冈镇，河网密布，风景优美。然而自从2000年一个化工园区在村旁建起之后，一切都改变了——“50年代淘米洗菜，70年代洗衣灌溉，90年代水质变坏，目前已是鱼虾绝代”，这是村民们对当地河水的描述。更可怕的是，2001～2005年，已有50多名村民患上癌症，其中40多人死亡，整个村庄都笼罩在“癌症村”的阴云下。
　　“癌症村”通常指那些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出现的，癌症病人比例超高的村子，其原因往往是工业生产所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
　　截止2009年，华中师范大学的卢楚雍和钟小辉研究认为中国有70个“癌症村”，《凤凰周刊》统计有近百个“癌症村”，而据美国中央密苏里大学的刘力（音）副教授统计，由全国报纸杂志、电视新闻等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披露的“癌症村”竟有459个之多。然而，出于种种原因，记者、志愿者和研究人员在对“癌症村”进行采访、报道、援助和研究时，经常会遭遇各种干扰和阻挠，因此，“癌症村”很可能比所报道的更加普遍。
　　国内绝大部分的“癌症村”是水体污染导致的。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的经济起飞，国内环境状况也逐渐恶化，加之随后的经济全球化，在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将工业污染转移到了中国。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产生的“癌症村”数量位于世界之首，其工业污染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
　　尽管“癌症村”最初便是由媒体公诸于众的，然而面对来自企业和当地政府的层层阻挠，舆论监督至今仍倍感力不从心，因弱势群体的声音无法及时传出而错过了在早期控制污染的机会，最终造成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巨大损失。
　　法律体系的空白和监管系统的腐败也纵容了不法厂商。政府在处理环境问题上多倚重于行政手段而不是法律手段，造成污染的工厂通过贿赂主管的政府官员来换取保护伞。污染失控时，当事企业只需支付一笔罚金来息事宁人即可，与本该投入用于控制污染的钱相比，罚金往往只是一笔小钱。
　　此外，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并不完善，有关环境问题的法律条文也很少被强制实行。很多新设立的工厂配备了完备的污染控制设施，然而，由于官员腐败和执行不力，工厂很少使用这些设备，癌症受害者们对当事企业所提出的诸多诉讼也少有成功。
　　农村人口的高密度和不流动性也是“癌症村”迅速爆发的一个原因。出于传统和现有体制，农民不会彻底离开自己的土地。农村高密度的人口面对污染时，癌症病例便会在较小区域内集中爆发。相反，如果人口流动性高，由于受害者分布更加分散，尽管污染同样损害着当地水土，造成的恶劣后果却可能变得较不明显而难以察觉。
　　“癌症村”现象反映了现阶段下严重的环境不公，“癌症村”现象所折射出的环境政策双重标准，反映出我国当前环境保护政策的一个重大失误。
　　在大批工厂到来之前，村民们最差也不过是温饱，尽管贫困但对于生存并无大碍，可当村庄在机器的紧逼下沦为“癌症村”后，村民们无不因病致贫、返贫、负债累累，求苟活而不可得，有能力背井离乡已是万幸。通过经营高污染企业而富起来的人居住在较好的环境中，而贫苦农民不得不和工厂住在一起，忍受污染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比环境更为严肃的问题。
　　环境不公是社会不公的一种表现，并会加剧社会不公，社会和环境不公极大地危害着边缘人群和弱势人群的生活。可持续发展要求优先满足儿童、困境中人们的食物营养，其次为教育、住房和工作机会的需求。贫困国家需要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不能通过牺牲穷人和环境达到。
　　摘自《新知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