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一个布满意象的概念。在电影《一步之遥》里，姜文着意强调了这个时空的场域。这个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不仅是冒险家的乐园，更是精神和话语的试验场。所谓的光怪陆离在这样的大摩登时代里显得无比平常，这本是时代的造就，却又造就了时代。如同电影中武七所说，“我热爱上海，上海让我成了我”。
　　上海也让马走日成了马走日。正是在这个华洋杂陈、新旧交织的背景下，电影才得以铺叙开一个看似荒诞的真实故事：据说，马走日谋财害命杀了新当选的“花国总统”完颜英，于是亡命天涯，在几番抓捕纠缠之后，终于被人们如愿地枪毙了。马走日为什么要被枪毙呢？很简单，因为据说他杀人了，而且杀的是当时的选美比赛“花域大选”的冠军完颜英。谋财、图色、害命，嫖客杀舞女的故事几乎集齐了引人眼球的所有要素。案发第二天，“全城缉拿凶杀嫌犯马走日”这样的新闻标题就已经打上了沪上各大报纸的头条。没过多久，在一片喊杀声中，马走日就被“缺席判处死刑”，宣告“花国总统冤死”一案结案了。
　　法庭是怎么判处马走日死刑的？不知道。在枪毙马走日时的上海，无论是在租界还是在华界，一整套现代司法体系都已经建立起来。但是，法律却以一种荒诞的形式出场。在压根没见到马走日的情况下，法庭居然凭空判决了他死刑。在摩登时代里，街头巷尾和茶馆食肆的议论被掌握绝对话语权的新闻所取代；而摩登时代里的法庭，则意味着道德审判所拥有的形式权威被法律在形式上夺去。但其实这倒也还好，马走日的流亡生活并没受到法庭判决的多大影响。直到有一天，马走日突然发现他被搬上了戏台。
　　在一出名为《枪毙马走日》的文明戏里，名角王天王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宛如亲临般地解释和描绘了马走日为何杀人、如何杀人的细节。马走日的“日子”硬生生被过成了“段子”，现实中的马走日仍在逃亡，但无论是在戏台上，还是在茶余饭后的谈资中，他已经被枪毙了千回百回了。
　　王天王真的亲临了现场么？显然没有。事实上，谁都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就连马走日自己也不知道。武六曾逼问马走日，到底有没有杀人？马走日说他不能说，因为他不记得。客观的真实可能存在，但在一个对于所有人都是错乱的时空里，大约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真实。
　　所以，马走日真的杀人了么？不知道。借用武七的话来说，他杀没杀人这件事很重要吗？其实，问题或许在于究竟是谁在枪毙马走日？是缺席判决马走日死刑的法庭么？是立功心切的警官项飞田么？是希望在各国面前挣足面子且赢得民心的武大帅么？是王天王么？是覃老师么？是武七么？答案可能很滑稽：都是，也都不是。
　　电影足够精巧地设计了繁复的情节，这些环环相扣的情节让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充足的枪毙马走日的理由。无论是为了拍出足以震撼世界的电影，还是因为不希望看到落难的目击者继续活着，在每一个主角自我世界的完融中，都需要枪毙马走日的环节。其实即使没有这些精巧的设计，在那些高举标语义愤填膺的游行市民的口号里，枪毙马走日并不需要什么切实的理由。
　　马走日最终的落网并不是因为这一套现代的巡捕系统，而是因为马走日无法忍受在文明戏中对他和完颜英如此这般侮辱式的演绎。他冲上戏台，试图阻止正在扮演自己的王天王。一直置身戏外的马走日突然冲到了戏里，完成了生活与戏剧间的对接和转换。这之前，马走日只是在戏里被枪毙，而这之后，马走日在现实中也走上了被枪毙的路。
　　或许在马走日看来，被法庭枪毙并不重要，被文明戏枪毙反而更难以接受。因为这意味着他被自己所热爱的上海，被成就了他的上海，被成就了他的上海的摩登时代给枪毙了。在电影的结尾，马走日站在红色风车外的高台上被台下的乱枪打中。剧中出现过的所有人都穿着礼服婚纱聚集在台下，仿若一个时代的缩影。在这个杂处的时代里，有法律，有媒体，有群众，有洋人，甚至有电影和库里肖夫效应；同时，这个时代还有大帅，那个“不仅能随便冤枉一个人，更能随便不冤枉一个人”的“真正的大帅”。枪毙马走日，这本来应当是一个法律事件。但在这样的时代里，这可以是一个媒体事件、电影事件、外交事件，甚至是一场群氓的狂欢。它可以是一切，仅除了法律。镜头没有交代打中马走日的枪究竟是谁开的。或许是每一个人，也或许同马走日本身一样，是个无法探知的谜。
　　在电影的最开头，马走日问出了莎士比亚的著名问题“to be or not to be”——“这么着还是那么着”——这是一个姜文式的翻译。但到了影片结束，我们突然发现，其实无论是这么着还是那么着，都只是一个这么着枪毙马走日还是那么着枪毙马走日的问题，在20世纪初那个冒险家的乐园里，无论怎么着，马走日都是早就被枪毙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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