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1880?1971），字援庵，又字圆庵，笔名谦益、钱罂等，广东新会人。少年时，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曾参加科举考试，虽然文章写得很精彩，但因为不合八股程式，落榜而归，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54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一、二、三历史研究所，分别任命郭沫若、陈垣、范文澜为所长，陈垣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1年，陈垣病逝于北京，享年91岁。
　　陈垣不仅是一位史学研究大家，而且堪称一代大教育家。他教过蒙馆、小学、中学、大学，从事教育工作70余年。通观古今中外，有如此长的教育生涯的教育家并不多见，可以说是“芬芳桃李人间盛，慰我平生种树心”。
　　心怀天下的爱国志士
　　陈垣是一位心怀天下的爱国志士，除了在报纸、杂志上对各种反动势力进行口诛笔伐之外，他还将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融入漫长的教育事业当中。
　　1904年，陈垣在广州参与《时事画报》的筹办，主要负责文字工作，撰写了《释奴才》《老父识民权》《书水浒传后》等许多文章，宣传爱国思想，揭露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清政府对《时事画报》的革命宣传非常恐慌，下令缉捕办报人员，陈垣回家乡躲避，在当地的小学教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由于陈垣在长期的反清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广东的报刊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因此他以“革命报人”的身份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在担任议员期间，他追求进步，敢作敢为，经常在议会中慷慨陈词。1920年，陈垣开始担任教育部次长。他不顾个人得失，为教育事业发展尽心尽力。在短暂的从政生涯中，陈垣目睹了各派系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全不以国计民生为意，感到非常失望，因此于1922年辞去教育部次长的职务，从此不问政事，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
　　1937年，日寇侵占北平，陈垣在教学中巧妙宣传爱国思想，通过教书、著书坚持斗争。他断然拒绝敌伪拉拢他当沦陷区最高文化团体——“东亚文化协会”的会长，并在大学讲台上公开宣讲顾炎武所著的《日知录》以及全祖望表扬抗清英雄的《鲒埼亭集》，鼓励学生爱国。新中国 成立前，陈垣在政治上洁身自好，不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新中国成立后，他目睹新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逐渐认识到“多少年梦寐以求的祖国独立富强的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1959年，79岁高龄的陈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 虽然年逾古稀，但依然不断追求进步。
　　享誉中外的史学大师
　　选择研究历史，也是陈垣先生的爱国情怀使然。近代中国发展落后，对自己国家学问的研究也不及欧洲、日本。陈垣怀着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赤诚，多次呼喊：“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1917年，陈垣发表的《元也里可温教考》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其史学生涯的正式开始。此后陈垣又陆续发表了《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袄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这四篇学术论文，被学术界称为“古教四考”。陈垣以科学的方法，复原了这四种古教在中国的兴衰史，可称为宗教史研究的开拓者。他也从此登上史坛，走向世界。
　　在元史研究方面，陈垣取得了巨大成就。1924年，陈垣发表了《元西域人华化考》專著，在中外史学界引起巨大的轰动。此外，陈垣还撰有《沈刻（元典章）校补》《元秘史译音用字考》等元史论著。著名元史专家杨忐玖总结陈垣的史学研究说：“它具有创始性、系统性和可读性三个特色。”
　　陈垣对我国的历史文献考据学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和史讳学等几个方面。目录学方面的著作有《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校勘学方面的著作有《校勘学释例》；年代学方面的著作有《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史讳学方面的著作有《史讳举例》等。另外，陈垣对《四库全书》的研究也为世人所瞩目。1920年，国民政府为了影印《四库全书》，派陈垣前往京师图书馆就文津阁《四库全书》实地调查架、函、册、页的准确字数。陈垣成为全面调查研究《四库全书》的第一人。他摸清了《四库全书》的基本字数，第一次将编修《四库全书》的全过程作了简明扼要的记载，提出了对《四库全书》整理与刊行的意见，取得了丰硕的开创性成果。
　　从教一生的大教育家
　　启功是陈垣一手培养起来的国学大师。启功原是一个连中学都没毕业的青年，但他的文章和书画中流露的才气得到了陈垣的赏识。陈垣三次推荐他进辅仁任教，并循循善诱，悉心教导他如何读书、教书、做学问。启功曾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等文追忆恩师。启功回忆：“老师说：‘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屋里教几个小孩不同，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以鼓励、夸奖学生为主。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点好处，加以夸奖……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情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发了脾气之后无效，又怎么下场？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佩服……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作一篇。改多了他们也不看，要改重要的关键处……要有教课日记。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优缺点，都记下来，包括作文中的问题记下以备比较……发作文时，要举例讲解。缺点尽量在课堂下个别谈；缺点改好了，有所进步的，尽量在堂上表扬……要疏通课堂空气，你总站在台上，学生总在台下听着，成了套子。学生打呵欠，或者在抄别人的作业，或看小说，你讲得多么用力也是白费。不但作文课要在学生座位行间走走，讲课时，写了板书之后也可下台看看。既回头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如何，也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有不会写的或写错了字的，在他们座位上给他们指点，对于被指点的人，会有较深的印象。旁边的人也会感兴趣，不怕来问了。’”这些“上课须知”，陈垣曾向启功反复强调，启功曾深情地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一个谆谆教导、循循善诱的师者形象生动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1971年，91岁的陈垣离世，告别了他不舍的学生和家人。他将自己的全部遗产捐献给了国家，包括四万多册藏书、上千件字画、四万元稿费……为了感谢陈垣的栽培之恩，启功筹款在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金”（“励耘书屋”是陈垣书屋的名字）。在《捐献书》中启功写到：“我从21岁起，得识陈垣先生，从那时，受到陈老师的教导，直到陈老师去世，经历近40年，老师不但教导有关学术的知识，做学问的门径，以至处事做人的道理，恩谊之深，是用简单语言无法评述的……想到筹划一笔奖学助学基金，定时赠给学习研究以至教学有卓越成果和需要资助的同学们、同志们，借此绵延陈老师的教泽，为祖国的科学教育培养更多的人才，或可以报恩师于万一。”
　　正如启功所言，陈垣先生为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世人铭记，他教书育人的精神也将世代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