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织》是清初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力作《聊斋志异》中的名篇。倪文锦主编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语文》（基础版）第三册中选入了这一篇目，在其配套的教学参考书中，对其主题作了这样的说明：“…通过成名一家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皇帝昏庸，吏治腐败的现实，寄托了对受尽欺凌和迫害的下层群众的深切同情，表现了作者对清代黑暗统治的不满……”毋庸置疑，作为一篇“浮白载笔”的“孤愤之作”，《聊斋志异》的写作意图并不难去把握，但若将《促织》一文的主题这样概括，则未免有失偏颇。下面笔者就谈一些自己的体会。
　　《促织》一文可分为两大部分，1—8自然段为叙事，第9自然段卒章显志，是作者的议论，也是文章的主旨所在。
　　从文章最后一段的前半部分看，蒲松龄并没有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而是转而指向了那些封建社会的维护者，即“奉行者”。换言之，在作家看来，造成“民日贴妇卖儿”惨剧的出现，并非是由于封建帝王的暴虐，天子“未必不过此而忘”，而是由于那些“即为定例”的“奉行者”们。“官贪吏虐”，才使得天下百姓民不聊生。为封建帝王开脱罪责的用意不可谓不明。而“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一句，其作用无非是想提醒封建君王关心民命。无独有偶，在《席方平》一文中，作家也是将改变整个社会黑暗风气的希望寄托在二郎神身上，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蒲松龄在当时并没有认识到造成这种现状的真正原因，依然对封建君王抱有极大的幻想。这种思想的形成和作者的生活环境有着尤为密切的联系。
　　“蒲松龄身在农村，交往的大都是缙绅、名士，加上长期的塾师地位和封建文化的熏陶，使他的思想比较保守，无法摆脱传统的封建道德和程朱理学的影响。”“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使他时刻没有忘记作为一名“臣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他希望自己的这篇文章能够为统治者“考鉴得失”、“群居切嗟”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也是当时封建文人创作的最高目的，不足为怪。正如卢卡契所言：“艺术作品必须准确无误和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地决定着它所再现的生活领域的全部重要因素。它必须如此这般地反映这些因素，使得这一生活领域从里到外都是可以理解的，可重新体验的，使它表现为一种总体生活。”
　　接下来作者又写道：“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的确，对成名来说，促织给他带来的可谓是几多欢喜几多愁：因为促织，不仅自己被弄得“薄产累进”，而且被打得“两股间脓血流离，并虫亦不能捉矣。转侧床头，惟思自尽”；因为促织，搞得夫妻殚精竭力，虽家贫却供之以“蟹白栗黄”，而且要“倍极护爱”不敢怠慢；因为促织，儿子吓得投井自尽，弄得家破人亡，欲哭无泪。可也正是因为促织，成名不仅摆脱了屡试不中的厄运，而且甩掉了难缠的里正之役，最终虽不能说光宗耀祖，但也是“裘马过世家”。真可谓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塞翁失马》）。人生竟是如此充满了变数，命运几乎是将人类玩弄于股掌之中。然而成名，一个迂讷、本分、老实却又屡试不中的读书人，其结局竟是如此令人羡慕，简直让人匪夷所思。虽然作家以“独成氏子”一句表明了其偶然性，但这一切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却难以自圆其说。笔者认为，这不过是蒲松龄迷信佛教的结果，作家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难以找到光明的出路，只有笃信佛教，以求精神寄托。
　　在这篇文章中，更令我们不可理解的是作家关于对抚臣、令尹为人的定位，这些曾经逼得成名家破人亡的封建酷吏，后来在蒲松龄笔下却表现得极为大度，非但没有忘恩负义，而且知恩图报，最后竟以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如果说抚臣对令尹的提携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令尹对成名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则令人难以接受。这个曾使成名卧床不起，家破人亡的酷吏，前后判若两人，不但将成名身上的杂役尽除，而且还将其“俾入邑痒”，圆了这个屡试不中读书人的读书梦。更有甚者，就连和成名素未谋面的抚臣也居然“厚赍成”，蒲松龄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为我们勾勒了这样一幅“和谐”图画，实在令人费解。笔者认为，这在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场简直是痴人说梦。试想，如果那些为官者都有这样胸怀大度，“民日贴妇卖儿”“动辄倾数家之产”的现象还可能出现吗？
　　纵览全文，笔者认为，蒲松龄虽然对劳动人民给予了深厚同情，也对封建统治者进行了揭露与讽刺，但因当时作家没有认识到造成这种社会悲剧的真正内因，也就不可能做出彻底的批判。成氏一家的奇异遭遇，不仅充分体现了作家对统治阶级所抱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暴露出其笃信佛教，安于现状，将希望寄托于来生的宿命意识。正如巴赫金所言：“任何情节本身都是在意识形态上经过折射的生活的一种公式。这种公式是由意识形态折射了的物质力量确定的。”“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的慨叹，充分道出了作家精神世界迷茫和对现实的无奈。诚然，这种笼罩在因果报应和宿命论思想状态下的劝善惩恶，无疑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度和人民对现实的反抗斗争。
　　
　　杜建军，张春玲，河北唐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