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病症我也得过，不仅在巴黎、罗马和佛罗伦萨，在陪外国朋友逛京城时也发作过。只是近些年来，随着小胡同大片地被拆，随着急赤白脸的老城改造，北京的京味儿越来越淡
　　
　　我认识一位在匈牙利做了多年生意的华人朋友，几年前带着新娶的洋媳妇回老家省亲。那趟回国，还在公婆的陪伴下赴京访古。游玩到十三陵神道时，洋媳妇突然一屁股坐到一匹石兽脚下，抱怨她的脚腕子酸了，死活不肯再站起来。她让丈夫陪老人去转，自己坐这儿等他们。丈夫急了，说老两口是特意陪她来的，她不逛别人还怎么逛？再者说，陵墓里不仅葬过皇帝皇后，还埋了妃子太监，值得一看。
　　不料洋媳妇很犟，死说活劝都不管用，最后还急了甩出一句，噎得丈夫差点背过气去：“有什么好看的，所有的房子都一个模样。”回匈牙利没有几年，这段婚姻就结束了，每逢有人问起，朋友都会摇头解释：“不行不行，文化差异，实在过不到一起。”想来，那匹石兽就是文化差异的见证人之一。
　　不过，在我认识的外国人里，朋友前妻这样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老外到了中国，都会被古文明震得发懵。乔巴是匈牙利某电视台的摄像师，走南闯北，见过世面。2007年秋天，我们一起去中国拍片。在飞机着陆前，他还不是一个“东方迷”。
　　但是一到中国，乔巴立即变了个人，兴奋得如同小孩子一样，除了睡觉和上厕所，摄像机就长在他肩膀上，即使在饭桌上也顾不得吃饭，忙着拍大堂的摆设、盘中的佳肴和众人的吃相。我笑说他只顾着拍，啥也没看；他反驳说，摄像机对摄影师来说就是副眼镜，他不仅能在拍的时候看，拍完后还能带回家看。他还说，在一个博物馆一样的地方，即使他看得过来，脑子也消化不过来。
　　在香港的海湾里，我们乘船环游，他从起锚到抛锚，一直都在甲板上拍摄，结果被海风吹感冒了，被一位香港朋友带去看病，皱眉捏鼻地灌下两副苦涩的汤药。第二天他说，“中国黑汤”不仅能治感冒，还能治胃病。于是他又去了趟诊所，请老大夫给他再煎几副，带在路上当咖啡喝（匈牙利人管咖啡就叫“黑汤”）。从那之后每逢朋友聚会，他都对中药赞不绝口。
　　在上海城内，乔巴让人骑着摩托带着他，跟拍特技一样在汹涌的人流车流里左闪右拐，拍“赛过曼哈顿”的大上海。他非常喜欢逛外滩，兴致勃勃地为一个夜光陀螺或带两撇胡子的玩具眼镜跟小贩砍价，或在日落时分扛着摄像机，望着通天塔林的对岸出神。他说，站在外滩的感觉仿佛是在科幻片里。
　　深圳的一个黄昏，我们在一条摊贩云集的小街里采访，乔巴突然将镜头从正在大发感慨的主持人脸上移走，贴近地面，对准了一条站在他脚下正打量他的京巴狗。小狗掉头跑了，乔巴继续躬着腰，拎着摄像机贴着地拍，拍吆喝的小贩和砍价的客人，拍羞涩的姑娘和憨笑的民工，还有一群在露天光着膀子打台球的年轻人。后来，在剪片子时，导演舍不得剪掉这段“狗眼看世界”的镜头。都说“狗眼看人低”，其实狗眼里看人，夸张地高大。
　　到了北京，乔巴更是拍晕了，不光是拍宫殿、庙宇、长城和园林，他更喜欢拍曲里拐弯的小胡同和鼎沸喧嚣的街头夜市。就在我们启程回布达佩斯的头一天早晨，他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央求我帮他签机票，想自己在北京多呆几日，挤挤公车、地铁，多尝几家油饼麻花的小饭馆。朋友们都说，乔巴得了“司汤达综合征”。
　　半年后，乔巴不仅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去了中国，还决定叫大儿子学中文。去年秋天，他跟妻子离婚了，原因是他被一位电视女主持缠得五迷三道。离婚前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带一家四口重游中国；离婚后做的第一件事，则是带情人去中国。看来，乔巴不但染上了司汤达综合征，而且病得还真不轻呢。
　　说来说去，到底什么叫“司汤达综合征”？估计读过《红与黑》的人不少，听过“司汤达综合征”的并不多。两百年前，法国小说家司汤达第一次游佛罗伦萨，被一波接一波的审美冲击折腾得神魂颠倒。他在游记中写道：“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寸步难移，每走一步都担心会跌倒。”后来，人们造出了这个心理学名词，代指一个人在艺术品稠密的空间里受到强烈的美感刺激，从而导致心悸、晕眩、虚汗、焦躁、甚至产生幻觉的身心症状。据说，佛罗伦萨的医院里，每年都要接诊几位“司汤达综合征”患者。
　　想来，这种病症我也得过，不仅在巴黎、罗马和佛罗伦萨，在陪外国朋友逛京城时也发作过。只是近些年来，随着小胡同大片地被拆，随着急赤白脸的老城改造，北京的京味儿越来越淡，仿古建筑成了笑里藏刀的杀手。比方说，像舞台布景一般无生命的平安大道、原味尽失的大栅栏和面目全非的王府井，让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都觉得别扭、陌生。我真担心有那么一天，老外也会拿北京跟曼哈顿做比较，担心像乔巴那样的朋友再去北京，想犯也犯不了“司汤达综合征”了。★
　　(作者为作家、翻译家，现居布达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