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裴多菲无疑是匈牙利偶像，但他牺牲太早，更多是精神象征；而鲁迅不同，他活着的时候就是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最近，鲁迅文学院举办首次国际写作计划，请来了俄罗斯、埃及、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十位诗人、作家和翻译家。裴特尔斐·盖尔盖伊是通过我请来的，匈牙利中年作家的代表人物，他写的长篇小说《被制成标本的野蛮人》连获大奖，并译成了多种文字。尽管他的作品还没有中译本，但在北京，每每跟人做自我介绍时，都会遇到老友重逢般的惊喜回应：“裴多菲？我知道，我知道……！”
　　对中国人来讲，“裴特尔斐”和“裴多菲”的发音太像，都以为他是诗人裴多菲的后代。裴特尔斐一脸诚实地解释，“裴特尔斐”跟“裴多菲”是两个毫无血缘的不同姓氏。即便如此，还是不影响中国朋友们爱屋及乌的热忱，无论他去哪儿，享受的都是笑脸、厚待和“裴多菲，裴多菲”的招呼。
　　在鲁院住了几天，他了解到裴多菲是由鲁迅介绍到中国来的，生出由衷的敬意，并请我陪他去了“老虎尾巴”——坐落在白塔寺后身小胡同里的鲁迅故居。进到庭院，他一眼认出掩映在柏丛中间的裴多菲铜像，基座上刻着金字说明，十多年前时任匈牙利总理的迈杰什曾亲自为之揭幕。裴特尔斐兴奋地冲过去合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此刻他真有了自己是“裴多菲亲戚”的错觉和荣幸感。我跟他说，在匈牙利裴多菲故居的花园里，也立着一尊鲁迅的胸像。
　　参观鲁迅生平展，裴特尔斐认真地看没有英文的说明，他喜欢一幅行走中的鲁迅侧影和鲁迅亲手设计的书籍封面，还有抄写清人何瓦琴的一对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翻译成匈文丢失了韵味，但他能体会到其中的手足情深。
　　在一个玻璃展台，我们看到了一本德语版的裴多菲选集，在第18页的德文诗句旁边，有四行清秀、整齐的蓝色钢笔字，那正是殷夫翻译的裴多菲短诗《自由与爱情》的原始手稿，是纪念馆里最珍贵的馆藏。
　　裴特尔斐说：“你知道吗，这原是裴多菲写给尤利娅的爱情诗。”我说：“你知道吗，这首诗在中國至少有八个人翻译过，包括鲁迅的弟弟。”
　　的确，由于殷夫的牺牲、鲁迅的推荐和五言绝句式的译文朗朗上口，使他的译本传播最广，然而这首小诗的首译者却是周作人。1907年，就在鲁迅撰写《摩罗诗力说》第一次将裴多菲跟雪莱、拜伦、普希金等欧洲诗人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同时，他的二弟以笔名“独应”首次翻译了这首诗，只是四言六行文言体的译文太拗口而未能流传。此外，小说家茅盾、共产党人博古和翻译家孙用、兴万生都做过翻译，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是一首革命诗。
　　裴特尔斐说，事实如此，裴多菲通过这类情诗引导爱人成为同志。
　　展厅的一面墙上仅有三行汉字，白色的立体字已掉了大半，灰白凹凸的强烈对比反而变得醒目。他见我驻足默读，好奇地让我翻译给他听：“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他把这句话记在手机上，深深感叹：在匈牙利没有这样的文学偶像。
　　我理解他的意思。裴多菲无疑是匈牙利偶像，但他牺牲太早，更多是精神象征；而鲁迅不同，他活着的时候就是一代人的精神导师，他所做的一切，不仅影响了文学的内容、形式与品质，而且影响了整个社会。从某种角度讲，他不仅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更是“民族精神的哺育者”。
　　走出“老虎尾巴”，我跟他提起，第一个将裴多菲诗歌译成中文的不是中国人，而是19世纪的德国汉学家威廉·司各特。他于1880年将裴多菲的一首爱情诗《小树在颤动，是因为……》译成中文，并请晚清外交官陈季同润色，以四言诗、文言体和德语拼音的形式发表在一份比较文学杂志上。
　　“看来，你对我们家的事情比我还要了解。”裴特尔斐既感叹又风趣地笑道。“你是不是觉得，在中国假装裴多菲的亲戚挺好的？”我逗他。
　　“嗯，以后我不再解释了。”他一本正经地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