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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给故乡的亲友们发祝福时，看见通讯录的分类下有一个很是陌生的名字：党红军。我回忆了许久，却仍然没能想起这个名字的主人是谁，就向父亲询问。
“还能是谁？就是侯九。”
原来是他！侯九这个名字瞬间勾起了我无数的回忆，我与他虽然许久未见，但谈及故乡的人，他却是和我很熟识的。我想着他那瘦弱的身形，继而又想起他那有别于故乡其他人的言行，又联想起其他人对其的评说，忽然间觉得有为他写些什么的必要了。
侯在陕北方言里是“小”的意思，具体是个什么字，谁也说不清清，或许有人会写成“猴”的。九也有“小”的意味，他在他家的许多兄弟中确实排行靠后，所以连名字都跟着靠后了。要深究侯九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村里人就摇起头来：“不知道，侯九就是侯九嘛。”其实大约就是“小小”吧。
侯九确实叫党红军的，或许本来有人叫他党红军的，后来又随大流叫他侯九了。但是我从未听到有人用这个名字称呼过他，至少从我记事起，大家都统一了口径叫他侯九。不单单是老人这样叫，就连学会说话不久的孩子也这样叫。
我与侯九的交集是从极小时的一场病开始的。
我得了肺炎，在远离故乡数千里外的乌鲁木齐市住院。那时候中国的交通远没有现在发达，想要从内地出发来乌市是很困难，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来看望我。但候九是个例外，他正在乌鲁木齐市打工，所以专门来医院看望我，并且据说带来了花篮和水果。
小时候的记忆是很不可靠的，住院时如何难受，又如何周折，我已经全记不清了。之所以说“据说”，因为这信息是父母告诉我的，花篮和水果具体是如何，我自然也是记不清的。
不过候九来过是肯定的。在我残存的记忆片段里，除了病房里那台总是放着我不喜欢的节目的黑白电视，就只有候九黝黑的脸上的笑容了。
再与他相见是几年后，故乡的黄土山尚裸露着黄色的山体，镇里的土路在下雨时会变得泥泞时的事情。
那时他早已不在乌市打工，因此就回到故乡生活。与省会城市相比，我那藏在深山中的故乡是微不足道的。对于候九而言，他找不到过去那样多的工作机会，外出工作的经历似乎也没有攒下足够创业的本金，甚至不足以在镇里的街道上包下一家小小的店铺，开一个日用品“门市”。
候九因此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只能偶尔打打零工，他自己也的确不算勤劳，甚至可以说是懒惰。不工作的时候就在小镇四处闲逛，时常能从大人口中听到诸如：“候九就是个游手好闲的混混”之类的评价。这话实在没有侮辱他的意思，只是对他状态的客观描述。尽管乡间的生活成本很低，候九又有几间自己的破窑洞可以住，他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工作还是不足以维持他的生机。他不像其他人一样在山间种一些菜，又不会买来菜之后自己做饭，每到有钱的时候就在镇上为数不多的餐馆里吃饭，倘若没有钱，就只有在饭点时去其他人家串门了。
说是串门，其实就是蹭饭。又因为我家在当地较为富裕，爷爷又是候九的远亲，所以候九来我家串门的次数最多。因此对他“串门”这一过程的了解，我可以说是很有“权威”的。
一次典型的候九式串门时常以爷爷家的狼狗一阵狂吠开始的，不久就能看到候九瘦弱的身形。他的头发时常乱得如同一个鸟窝，上半身穿着不甚合身的衬衫，腿上的牛仔裤洗得脱了色，发白的裤腿上还要沾着土路上的黄土。
他选的时间非常好，常是在饭将要做熟的时候，再晚也不过是饭菜刚好摆上餐桌时，他就来到院子里，与大人们攀谈起来。大人们见了倒也不厌烦他，往往是用家乡的方言讲着天气或是镇里的新奇事，偶尔还会问候九：“你现在在做什么营生？”
候九这时多半面色不改吃着他的饭菜，不去回答。许久又回应道：“什么营生，做点零工。”
那时的我自然不懂得他串门是为了蹭饭的缘故，只将他当做一个常来的亲戚。稍大时似乎明白了一些，特别询问过爷爷，“候九也去别人家吃饭吗？”
“还是来我们家比较多。”
这样的回答自然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于是我又追问：“他去别人家也能吃饭吗？”
爷爷摸了摸我的头，笑着说：“不知道，可能不行吧。”
由于候九的游手好闲，大人们时常告诫孩子们不要学习他，然而大人们时常有大人们要做的事情，每天有时间能陪孩子们玩的就是候九了。那时候九应该已经有三十多岁，却时常带着我们玩，并且能讲出许多镇里的奇闻异事，因此孩子们也理所当然地喜欢他。
玩耍时，我的堂兄与堂弟都對候九直呼其名，而我从小不在故乡长大，就拘谨地称他为叔叔。候九似乎很少被人这样称呼，以至于时常不理会我的呼喊。
不知是谁曾给我说：“叫候九不用叫叔叔。”
为什么不用呢？那时的我看着与其他被称为“叔叔”的人并无太大差别的候九，无疑是非常难解的。
不久我又要回去上学，等到再回到故乡时，黄土山上有了星星点点的绿化，那是退耕还林的工程。镇子里的交通也大为改善，主要的道路均升级成了柏油马路。
似乎是在众人的劝说影响下，候九懒惰的程度减轻了，被人问及“在做什么营生”的时候，也能有模有样地说上几条了。
那年春节，父亲建议候九去卖年画，并愿意把本金无偿借给他。候九当即承接下来，借了一千元去买年画，并约定赶集时去看他的生意。
集日当天，父亲带着我去看候九的生意如何。那天赶集的人群十分热闹，候九在大桥的中间铺开他的摊子，用他平日里锻炼出的种种花言巧语招揽着顾客。不久就被置办年画的乡亲团团围住，连搭理我们两人的精力也没有了，一天之内，许多的年画居然全数卖光。抛开还回的一千元，还赚了数百。
他既然变得勤劳，又显出了经商的能力，日子应该也好转许多。然而听说候九不知从什么时候染上了赌博的习惯，又或许他本就有这样的习惯，不过是现在有了闲钱？虽然不像是那些沉溺于赌博的人输得倾家荡产欠下巨债，但是候九也赢少输多，除了来我家“串门”的次数变少了一些，生活并没有明显地改善。 他来串门，此时已不专在饭点来，并且形象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仍旧瘦弱，并且面庞黝黑，但是头发却梳得整齐，在太阳的照射下显得油光发亮。
他见我在门口，露出一个亲近的笑，然后又故作神秘地问：“浩然，你是从大城市里来的，那你懂时髦吗？”
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我不是从大城市里来的，也不懂得什么时髦。但又觉得至少比候九懂得多，就点了点头。
“那你看我的褲子怎么样？”
我看向他的裤子，仍旧是牛仔裤，不过这次质地好了许多，显然是新买不久的。裤腿上却很违和地开了几个洞，那显然不是衣服出厂时故意制作的，反倒像是什么人用剪刀剪开的。这样违和的洞后面，更是用材质不同的布打上了补丁。
“这洞……”
“我听说破洞裤很流行。”
“这补丁……”
“破了的裤子穿着漏风。”
候九的回答令人哭笑不得，我还在他期待的目光里违心地回答他：“很时髦。”
他居然极欢喜地对我说：“大城市来的人果然懂行。”然后迫不及待地又去让其他人评价他那崭新的、被剪开了洞而又补好了的牛仔裤。
过了些时间，他又邀请我去看他院子里的新井。我本是不想去的，因为井在乡里是很稀松平常的东西，但架不住他热切的邀请，况且他那几间破窑洞里我爷爷家距离很近，就应邀去看。
那是一口很好的井。尤其是当它被安放在侯九家空荡的院落里时，这崭新的井显得有些突兀。他那几件破窑洞既没有石头箍成的内壁，也没有整齐的墙面，甚至连纸糊的窗子都没有。而那口井却被整齐的石头围住，上面盖着平滑的石板，旁边连着一台擦拭得很是光亮的水泵。
“怎么样？”侯九很是自得地问我。
“很好。”
他又走过去掀开石板给我看，那井水被石板的阴影遮挡下，显得深不见底。
“怎么样？”他又重复了一遍这个问题。
“很好啊。”我以为是他没有听清楚我之前的回答，所以更大声地回答他。然而又在心底产生疑惑，他就这么在意他的这口井吗？
这个疑惑并没有持续很久，第二日的下午，我的堂兄告诉我，侯九的井被人发现是假的。我赶忙到他的院前，侯九正坐在窑洞前的土台阶上，显得垂头丧气。那井依旧在院子里，不过这一次石板扔在一旁，水泵也不见了踪影。我再向水井里看时，发现那不过是个往下挖了2米多深的土坑。
原来是镇里准备拆迁改建扶贫用的蔬菜大棚，侯九听说别人家的水井能够多得一些补偿款，就赶忙挖了一口假井。这井瞒住了我，却没能瞒过见多识广的工作人员。
这口好井让我无端地想到他那牛仔裤。
侯九究竟有没有在拆迁的过程中稍微多获得一些钱，我并没有详细地了解。在镇里停留的数日里，又听说侯九家里有个比他还贫困的弟弟，他还计划讲那几间破窑洞分给弟弟一间，最终是不是因为拆迁打乱了计划，我也不清楚。
最近回到故乡时，黄土山已被数年前种下的树木覆盖，高速公路也延伸至小镇的门口。在我闲居的很多天里，侯九居然一次都没有来爷爷家串门，他那几间破窑洞早已不在，那片原来很是杂乱的居住区，如今被整齐的蔬菜大棚替代。
侯九不来，是因为住得远了吗？是因为手中恰好有不少闲钱吗？我偶尔这样想着，又觉得他来与不来又和我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因此也不专门去问他的情况。当我以为这次回乡也许不会遇见他时，侯九在一个周末来了。他仍是瘦弱，不过气色好了很多，黝黑的脸上竟显得有些红润。
侯九告诉我，他被镇里安排在加油站当了保安，还承包了那个建在破窑洞“原址”上的蔬菜大棚。他讲到高兴处，还张开双臂比画着蔬菜的市场需求是怎样的高，还对着空气模拟起在大棚中劳作的模样。
他能有这样的生活，我也由衷地感到高兴，却又不放心，问：“你还和人赌钱吗？”
他夸张地摇头。
“不赌了，不赌了，”他从口袋中抽出手机，一边点开一个短视频软件，一边示意我来看，“打麻将没有这个有意思，谁要是不玩这个，谁就落后了。”我看着他的账号界面，竟然有数百个粉丝。所有视频里播放最多的是一个他唱陕西民歌的视频。
视频里侯九卖力地唱着《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背后正是故乡的青山，还有新修建的洁白楼宇……
“还能是谁？就是侯九。”
原来是他！侯九这个名字瞬间勾起了我无数的回忆，我与他虽然许久未见，但谈及故乡的人，他却是和我很熟识的。我想着他那瘦弱的身形，继而又想起他那有别于故乡其他人的言行，又联想起其他人对其的评说，忽然间觉得有为他写些什么的必要了。
侯在陕北方言里是“小”的意思，具体是个什么字，谁也说不清清，或许有人会写成“猴”的。九也有“小”的意味，他在他家的许多兄弟中确实排行靠后，所以连名字都跟着靠后了。要深究侯九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村里人就摇起头来：“不知道，侯九就是侯九嘛。”其实大约就是“小小”吧。
侯九确实叫党红军的，或许本来有人叫他党红军的，后来又随大流叫他侯九了。但是我从未听到有人用这个名字称呼过他，至少从我记事起，大家都统一了口径叫他侯九。不单单是老人这样叫，就连学会说话不久的孩子也这样叫。
我与侯九的交集是从极小时的一场病开始的。
我得了肺炎，在远离故乡数千里外的乌鲁木齐市住院。那时候中国的交通远没有现在发达，想要从内地出发来乌市是很困难，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来看望我。但候九是个例外，他正在乌鲁木齐市打工，所以专门来医院看望我，并且据说带来了花篮和水果。
小时候的记忆是很不可靠的，住院时如何难受，又如何周折，我已经全记不清了。之所以说“据说”，因为这信息是父母告诉我的，花篮和水果具体是如何，我自然也是记不清的。
不过候九来过是肯定的。在我残存的记忆片段里，除了病房里那台总是放着我不喜欢的节目的黑白电视，就只有候九黝黑的脸上的笑容了。
再与他相见是几年后，故乡的黄土山尚裸露着黄色的山体，镇里的土路在下雨时会变得泥泞时的事情。
那时他早已不在乌市打工，因此就回到故乡生活。与省会城市相比，我那藏在深山中的故乡是微不足道的。对于候九而言，他找不到过去那样多的工作机会，外出工作的经历似乎也没有攒下足够创业的本金，甚至不足以在镇里的街道上包下一家小小的店铺，开一个日用品“门市”。
候九因此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只能偶尔打打零工，他自己也的确不算勤劳，甚至可以说是懒惰。不工作的时候就在小镇四处闲逛，时常能从大人口中听到诸如：“候九就是个游手好闲的混混”之类的评价。这话实在没有侮辱他的意思，只是对他状态的客观描述。尽管乡间的生活成本很低，候九又有几间自己的破窑洞可以住，他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工作还是不足以维持他的生机。他不像其他人一样在山间种一些菜，又不会买来菜之后自己做饭，每到有钱的时候就在镇上为数不多的餐馆里吃饭，倘若没有钱，就只有在饭点时去其他人家串门了。
说是串门，其实就是蹭饭。又因为我家在当地较为富裕，爷爷又是候九的远亲，所以候九来我家串门的次数最多。因此对他“串门”这一过程的了解，我可以说是很有“权威”的。
一次典型的候九式串门时常以爷爷家的狼狗一阵狂吠开始的，不久就能看到候九瘦弱的身形。他的头发时常乱得如同一个鸟窝，上半身穿着不甚合身的衬衫，腿上的牛仔裤洗得脱了色，发白的裤腿上还要沾着土路上的黄土。
他选的时间非常好，常是在饭将要做熟的时候，再晚也不过是饭菜刚好摆上餐桌时，他就来到院子里，与大人们攀谈起来。大人们见了倒也不厌烦他，往往是用家乡的方言讲着天气或是镇里的新奇事，偶尔还会问候九：“你现在在做什么营生？”
候九这时多半面色不改吃着他的饭菜，不去回答。许久又回应道：“什么营生，做点零工。”
那时的我自然不懂得他串门是为了蹭饭的缘故，只将他当做一个常来的亲戚。稍大时似乎明白了一些，特别询问过爷爷，“候九也去别人家吃饭吗？”
“还是来我们家比较多。”
这样的回答自然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于是我又追问：“他去别人家也能吃饭吗？”
爷爷摸了摸我的头，笑着说：“不知道，可能不行吧。”
由于候九的游手好闲，大人们时常告诫孩子们不要学习他，然而大人们时常有大人们要做的事情，每天有时间能陪孩子们玩的就是候九了。那时候九应该已经有三十多岁，却时常带着我们玩，并且能讲出许多镇里的奇闻异事，因此孩子们也理所当然地喜欢他。
玩耍时，我的堂兄与堂弟都對候九直呼其名，而我从小不在故乡长大，就拘谨地称他为叔叔。候九似乎很少被人这样称呼，以至于时常不理会我的呼喊。
不知是谁曾给我说：“叫候九不用叫叔叔。”
为什么不用呢？那时的我看着与其他被称为“叔叔”的人并无太大差别的候九，无疑是非常难解的。
不久我又要回去上学，等到再回到故乡时，黄土山上有了星星点点的绿化，那是退耕还林的工程。镇子里的交通也大为改善，主要的道路均升级成了柏油马路。
似乎是在众人的劝说影响下，候九懒惰的程度减轻了，被人问及“在做什么营生”的时候，也能有模有样地说上几条了。
那年春节，父亲建议候九去卖年画，并愿意把本金无偿借给他。候九当即承接下来，借了一千元去买年画，并约定赶集时去看他的生意。
集日当天，父亲带着我去看候九的生意如何。那天赶集的人群十分热闹，候九在大桥的中间铺开他的摊子，用他平日里锻炼出的种种花言巧语招揽着顾客。不久就被置办年画的乡亲团团围住，连搭理我们两人的精力也没有了，一天之内，许多的年画居然全数卖光。抛开还回的一千元，还赚了数百。
他既然变得勤劳，又显出了经商的能力，日子应该也好转许多。然而听说候九不知从什么时候染上了赌博的习惯，又或许他本就有这样的习惯，不过是现在有了闲钱？虽然不像是那些沉溺于赌博的人输得倾家荡产欠下巨债，但是候九也赢少输多，除了来我家“串门”的次数变少了一些，生活并没有明显地改善。 他来串门，此时已不专在饭点来，并且形象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仍旧瘦弱，并且面庞黝黑，但是头发却梳得整齐，在太阳的照射下显得油光发亮。
他见我在门口，露出一个亲近的笑，然后又故作神秘地问：“浩然，你是从大城市里来的，那你懂时髦吗？”
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我不是从大城市里来的，也不懂得什么时髦。但又觉得至少比候九懂得多，就点了点头。
“那你看我的褲子怎么样？”
我看向他的裤子，仍旧是牛仔裤，不过这次质地好了许多，显然是新买不久的。裤腿上却很违和地开了几个洞，那显然不是衣服出厂时故意制作的，反倒像是什么人用剪刀剪开的。这样违和的洞后面，更是用材质不同的布打上了补丁。
“这洞……”
“我听说破洞裤很流行。”
“这补丁……”
“破了的裤子穿着漏风。”
候九的回答令人哭笑不得，我还在他期待的目光里违心地回答他：“很时髦。”
他居然极欢喜地对我说：“大城市来的人果然懂行。”然后迫不及待地又去让其他人评价他那崭新的、被剪开了洞而又补好了的牛仔裤。
过了些时间，他又邀请我去看他院子里的新井。我本是不想去的，因为井在乡里是很稀松平常的东西，但架不住他热切的邀请，况且他那几间破窑洞里我爷爷家距离很近，就应邀去看。
那是一口很好的井。尤其是当它被安放在侯九家空荡的院落里时，这崭新的井显得有些突兀。他那几件破窑洞既没有石头箍成的内壁，也没有整齐的墙面，甚至连纸糊的窗子都没有。而那口井却被整齐的石头围住，上面盖着平滑的石板，旁边连着一台擦拭得很是光亮的水泵。
“怎么样？”侯九很是自得地问我。
“很好。”
他又走过去掀开石板给我看，那井水被石板的阴影遮挡下，显得深不见底。
“怎么样？”他又重复了一遍这个问题。
“很好啊。”我以为是他没有听清楚我之前的回答，所以更大声地回答他。然而又在心底产生疑惑，他就这么在意他的这口井吗？
这个疑惑并没有持续很久，第二日的下午，我的堂兄告诉我，侯九的井被人发现是假的。我赶忙到他的院前，侯九正坐在窑洞前的土台阶上，显得垂头丧气。那井依旧在院子里，不过这一次石板扔在一旁，水泵也不见了踪影。我再向水井里看时，发现那不过是个往下挖了2米多深的土坑。
原来是镇里准备拆迁改建扶贫用的蔬菜大棚，侯九听说别人家的水井能够多得一些补偿款，就赶忙挖了一口假井。这井瞒住了我，却没能瞒过见多识广的工作人员。
这口好井让我无端地想到他那牛仔裤。
侯九究竟有没有在拆迁的过程中稍微多获得一些钱，我并没有详细地了解。在镇里停留的数日里，又听说侯九家里有个比他还贫困的弟弟，他还计划讲那几间破窑洞分给弟弟一间，最终是不是因为拆迁打乱了计划，我也不清楚。
最近回到故乡时，黄土山已被数年前种下的树木覆盖，高速公路也延伸至小镇的门口。在我闲居的很多天里，侯九居然一次都没有来爷爷家串门，他那几间破窑洞早已不在，那片原来很是杂乱的居住区，如今被整齐的蔬菜大棚替代。
侯九不来，是因为住得远了吗？是因为手中恰好有不少闲钱吗？我偶尔这样想着，又觉得他来与不来又和我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因此也不专门去问他的情况。当我以为这次回乡也许不会遇见他时，侯九在一个周末来了。他仍是瘦弱，不过气色好了很多，黝黑的脸上竟显得有些红润。
侯九告诉我，他被镇里安排在加油站当了保安，还承包了那个建在破窑洞“原址”上的蔬菜大棚。他讲到高兴处，还张开双臂比画着蔬菜的市场需求是怎样的高，还对着空气模拟起在大棚中劳作的模样。
他能有这样的生活，我也由衷地感到高兴，却又不放心，问：“你还和人赌钱吗？”
他夸张地摇头。
“不赌了，不赌了，”他从口袋中抽出手机，一边点开一个短视频软件，一边示意我来看，“打麻将没有这个有意思，谁要是不玩这个，谁就落后了。”我看着他的账号界面，竟然有数百个粉丝。所有视频里播放最多的是一个他唱陕西民歌的视频。
视频里侯九卖力地唱着《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背后正是故乡的青山，还有新修建的洁白楼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