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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北京城成为十一朝古都
从远在三千年前的周朝，蓟(今北京)就成为一朝古都，其后燕、前燕、大燕、中燕、辽燕京、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清北京，加上民国，共计十一朝古都。
为什么那么多朝代都选择北京为都城?原因很多，从大的方面看有两个，一个是传统文化方面的原因，另一个是军事、经济、交通等方面的原因，这两方面的原因造就了北京这块风水宝地。
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了解北京的宝贵。中国的文化既与西方理性文化不同，又有别于以自然为认知对象的古希腊文化或超自然的古印度与希伯来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中国人不是站在人的立场上，把天当作纯粹客体加以研究或利用。恰恰相反，中国人把人放置到自然中，让人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追求“天人合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术数”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术数是为天人合一服务的，它对城市选址、建筑方位的确定、建筑布局以及建筑形制起到举足轻莺的作用。中国人历来把土木工程视为大事，必须征求天的同意，认为符合天意了才动工。
术数，本意为权术或治围之策，后转意为以占候、卜筮、星命等推算人事吉凶祸福的迷信方法。论及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都不可能不谈术数，因为它与中国古代的哲学、政治学、文学、城市、建筑、美术、中医、民俗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表面看，术数与科学对立，实际上，中国早期的人文文化正是萌芽于术数(正如西方科学萌芽于神学)。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已懂得利用天文、形法的知识选择城市建设地点，根据地势、水脉、风向、气候等自然因素决定建筑物的朝向、配置与规制，尽量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历代君王选择北京作都城就是因为它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中国古人以星相为图腾，喻人间祸福。中国人信仰二十八星宿，即四方神，它们分别是青龙、白虎、朱雀(朱鸟)、玄武，各占七宿，共计二十八宿。与其对应的方位分别是东、西、南、北。《礼记》曰：“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
下面按照《礼记》提出的原则考察一下北京的地理位置。
青龙由东方七星宿组成，其形似龙，故曰青龙。北京的东边是渤海，乃是龙用武之地，是大吉大利之兆。
白虎由西方七宿组成，其形似虎，故曰白虎。北京的西边有西山，正是虎出没的地方，此兆亦大吉大利。
朱鸟由南方七宿组成，其形似鸟，故曰朱鸟。北京的南边是平原，正好天高任鸟飞，此亦大吉大利之兆。
玄武由北方七宿组成，其形呈龟蛇相缠之状，故曰玄武。北京的北边(特别是八达岭一带)，峰峦相缠，酷似龟蛇缠绕。此尤大吉大利之兆。
撇开文化，从实用角度考察，北京的地理位置也是下分难得的。从军事上来说，它位于中原与塞外的交界处。燕山东西绵延千余公里，有隘口120处，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大莫开”。明代长城上的著名关隘居庸关，位于北京昌平区西北，关隘两旁高山夹峙，在长15千米的沟谷中，南有南口，北有八达岭，是北京通向内蒙古草原的丰要通道。像古北门，只能通人，车马难过，民族英雄冯玉祥的军队曾在此地凭险势抗击日本入侵的军队。凡北方的入侵之敌，觊觎中原，不能不先过北京这一关。一旦突破北京的防守，几乎可以一马平川，再无如此坚固的要塞了。所以清军攻陷北京，几乎就等于拿下了中原。
可见，北京的军事、经济优势与风水宝地的说法可以互相补充，治者把北京选为都城就不足为奇了。
二、为什么拆除北京城墙旧城墙拆除沿革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前，北京城仍保持完整。1900年爆发义和团之乱，正阳门箭楼被拳民焚毁，城楼被印度士兵焚毁；朝阳门箭楼、崇文门箭楼分别被日军和英军击毁；内城西北角楼被俄军击毁。同时，英国军队扒开永定门西侧的外城城墙和天坛坛墙，将京奉铁路的终点由城外马家堡延伸至天坛内。这是北京城墙第一次被扒开豁口。
1901年，英军扒开永定门东侧外城城墙，将铁路终点东延至正阳门东侧，即后来的正阳门东火车站(前门火车站)，以便使馆人员在战乱时乘车撤至天津。英军还将东便门南的外城东城墙扒开，修建了东便门至通州的铁路支线。
1912～1949年期间，对北京城池进行了小规模的拆除和改动。1915年，修建北京环城铁路时，将东北和东南角楼附近敌台拆除，角楼两边城墙上各辟券洞，以便火车通行；德胜门、安定门、朝阳门、东直门的瓮城及闸楼也被拆除。正阳门瓮城被拆除。为方便交通，在城墙上开辟了和平门、建国门、复兴门等通道。皇城城墙也大多被陆续拆除。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城楼、箭楼和角楼陆续被拆。但到1949年时，北京城池的总体布局依然保持完整，大部分城楼、箭楼也保持完好。1960年代拆除城楼时发现，东直门和崇文门居然为明朝原建。
上世纪50年代，外城城墙被彻底拆除。内城城墙从1953年开始陆续拆除，至“文革”期间修建地铁，彻底拆除了内城城墙。
1972年起，为了在地铁环城段上方修建二环路，以及在前三门地区修建高层住宅，北京内城东、西、南三面的护城河被陆续加盖，改为暗沟。至此，北京内外城城墙仅剩德胜门与前门两座门楼，其余全部被现代化建筑或公路取代。
市长支持修复旧城墙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墙的去留一波三折，极富戏剧性。
1949年4月18日，北京市建设局拟定了一份修复北京旧城墙的报告，呈给了市政府。经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圈阅批准后，于当月26日动工修复。1950年，北京市改由聂荣臻任市长。文化部部长与北京市市长联名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题为《拨款专修北京市各城楼以策安全》的呈文，得到批准，拨款人民币15亿元。这次修缮重点包括：安定门城楼、箭楼、东直门城楼、阜城门城楼、东便门城楼。
经过修缮，内城在形态上展现出新的面貌，但外城仍破旧不堪。无论如何，在有关部门的关注下，北京旧城墙的坍塌危机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围绕古城墙去留的争论
1950年，围绕北京旧城墙的去留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开始，辩论者各持己见，最终集中为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以建委副主任、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为代表，主张侏留北京市城墙，修缮、改造后加以利用。
梁思成先生认为北京城墙并不妨碍城市的发展，与北京的现代化进程也不抵触。把它保留下来，不但无害而且有利。它会丰富北京城市民的生活，将永远影响北京的人文环境。
北京的城墙还可起到防止 “摊大饼”的作用。按照梁思成的设想，城墙本身可以成为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墙外有一道护城河，河与墙之间有一条相当宽的地带，可以作为“绿带公园”。将来引导永定河水到护城河，河内可以放舟钓鱼，冬天则是溜冰场。城墙上面平均宽度在十米以上，可以在上面徜徉嬉戏。城楼上可以砌花池，形成立体绿化带，可供数十万人纳凉游戏。城楼、角楼等可开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休息室等。
这样一个巨大、宽敞的环城文化圈、环城立体公园，可说世界上独一无二。梁思成动情地说：北京旧城墙正在等候为北京市民服务，为他们在工作之余消除疲劳，放松筋骨，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以民族文物与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梁思成甚至想到了国防的功能。他说，假设国防有必要时，城墙上可以变为高射炮阵地。
众多反对保留城墙的人最充分的理由便是旧城墙妨碍交通。梁思成的解答是：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几个城门是可以解决交通问题的。
主张拆除的人有这样一种论调：北京旧城墙是封建统治者修的，是为保卫他们统治的。我们不需要它，应拆除。
梁思成的回答是：这是片面、幼稚的看法。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今天却成了博物院；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如今不仅是北京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的重要标志。他提醒反对者：古代建筑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这些建筑虽然曾经为帝王服务，曾经被统治者所专用，但今天已经属于全民的共同文化遗产，北京城墙是数十万劳动人民用血汗造成的。
从艺术上看，城墙是一件雄伟壮丽的艺术品。它朴实无华的结构，单纯壮硕的体形，轩昂的外像，丰富的内涵，都是无法替代的。
第二种意见。以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华南圭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北京城墙应该拆除。他反对的理由多达40条，归纳起来主要有：
首先，城墙把市区与郊区隔阂起来，不利于市区与郊区的正常来往，也不利于消除城乡差别。
其次，保留旧城墙会给北京的整体建设规划带来很多麻烦。
第三，从北京整体规划上说，需要一条畅通无阻的环行大道，如果在城墙的位置修一条环行路，会大大改善北京的交通状况。保留旧城墙就无法达到修建环行路的目的。
第四，城墙上建花园不现实，灌溉不方便。
第五，把城墙看作占建筑，是不对的。颐和园、故宫是文物，须要保护，但城墙不过是砖土堆积而成的普通建筑设施，算不上什么文物。而且登城墙有一百级台阶，老人、孩子登不上去。最高领导决定拆除城墙
从1956年开始，旧城墙成为一些施工单位取砖取士的好去处，城墙一点点被掏空。有人把这种情况报告给了国务院。于是国务院于1957年6月下文重提保护旧城。北京市接到此文件后，下令停止拆除旧城墙。然而事隔不久，风向就变了。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张奚若批评我‘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同年3月，毛泽东又在成都会议上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最高指示”最终平息了往复不止的反复，拆除城墙，势在必行!先是一个地段一个地段地拆除，终于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彻底毁掉了修建于明朝的、与北京人朝夕相处了数百年的城墙。
编辑 李小灵
从远在三千年前的周朝，蓟(今北京)就成为一朝古都，其后燕、前燕、大燕、中燕、辽燕京、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清北京，加上民国，共计十一朝古都。
为什么那么多朝代都选择北京为都城?原因很多，从大的方面看有两个，一个是传统文化方面的原因，另一个是军事、经济、交通等方面的原因，这两方面的原因造就了北京这块风水宝地。
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了解北京的宝贵。中国的文化既与西方理性文化不同，又有别于以自然为认知对象的古希腊文化或超自然的古印度与希伯来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中国人不是站在人的立场上，把天当作纯粹客体加以研究或利用。恰恰相反，中国人把人放置到自然中，让人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追求“天人合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术数”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术数是为天人合一服务的，它对城市选址、建筑方位的确定、建筑布局以及建筑形制起到举足轻莺的作用。中国人历来把土木工程视为大事，必须征求天的同意，认为符合天意了才动工。
术数，本意为权术或治围之策，后转意为以占候、卜筮、星命等推算人事吉凶祸福的迷信方法。论及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都不可能不谈术数，因为它与中国古代的哲学、政治学、文学、城市、建筑、美术、中医、民俗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表面看，术数与科学对立，实际上，中国早期的人文文化正是萌芽于术数(正如西方科学萌芽于神学)。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已懂得利用天文、形法的知识选择城市建设地点，根据地势、水脉、风向、气候等自然因素决定建筑物的朝向、配置与规制，尽量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历代君王选择北京作都城就是因为它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中国古人以星相为图腾，喻人间祸福。中国人信仰二十八星宿，即四方神，它们分别是青龙、白虎、朱雀(朱鸟)、玄武，各占七宿，共计二十八宿。与其对应的方位分别是东、西、南、北。《礼记》曰：“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
下面按照《礼记》提出的原则考察一下北京的地理位置。
青龙由东方七星宿组成，其形似龙，故曰青龙。北京的东边是渤海，乃是龙用武之地，是大吉大利之兆。
白虎由西方七宿组成，其形似虎，故曰白虎。北京的西边有西山，正是虎出没的地方，此兆亦大吉大利。
朱鸟由南方七宿组成，其形似鸟，故曰朱鸟。北京的南边是平原，正好天高任鸟飞，此亦大吉大利之兆。
玄武由北方七宿组成，其形呈龟蛇相缠之状，故曰玄武。北京的北边(特别是八达岭一带)，峰峦相缠，酷似龟蛇缠绕。此尤大吉大利之兆。
撇开文化，从实用角度考察，北京的地理位置也是下分难得的。从军事上来说，它位于中原与塞外的交界处。燕山东西绵延千余公里，有隘口120处，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大莫开”。明代长城上的著名关隘居庸关，位于北京昌平区西北，关隘两旁高山夹峙，在长15千米的沟谷中，南有南口，北有八达岭，是北京通向内蒙古草原的丰要通道。像古北门，只能通人，车马难过，民族英雄冯玉祥的军队曾在此地凭险势抗击日本入侵的军队。凡北方的入侵之敌，觊觎中原，不能不先过北京这一关。一旦突破北京的防守，几乎可以一马平川，再无如此坚固的要塞了。所以清军攻陷北京，几乎就等于拿下了中原。
可见，北京的军事、经济优势与风水宝地的说法可以互相补充，治者把北京选为都城就不足为奇了。
二、为什么拆除北京城墙旧城墙拆除沿革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前，北京城仍保持完整。1900年爆发义和团之乱，正阳门箭楼被拳民焚毁，城楼被印度士兵焚毁；朝阳门箭楼、崇文门箭楼分别被日军和英军击毁；内城西北角楼被俄军击毁。同时，英国军队扒开永定门西侧的外城城墙和天坛坛墙，将京奉铁路的终点由城外马家堡延伸至天坛内。这是北京城墙第一次被扒开豁口。
1901年，英军扒开永定门东侧外城城墙，将铁路终点东延至正阳门东侧，即后来的正阳门东火车站(前门火车站)，以便使馆人员在战乱时乘车撤至天津。英军还将东便门南的外城东城墙扒开，修建了东便门至通州的铁路支线。
1912～1949年期间，对北京城池进行了小规模的拆除和改动。1915年，修建北京环城铁路时，将东北和东南角楼附近敌台拆除，角楼两边城墙上各辟券洞，以便火车通行；德胜门、安定门、朝阳门、东直门的瓮城及闸楼也被拆除。正阳门瓮城被拆除。为方便交通，在城墙上开辟了和平门、建国门、复兴门等通道。皇城城墙也大多被陆续拆除。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城楼、箭楼和角楼陆续被拆。但到1949年时，北京城池的总体布局依然保持完整，大部分城楼、箭楼也保持完好。1960年代拆除城楼时发现，东直门和崇文门居然为明朝原建。
上世纪50年代，外城城墙被彻底拆除。内城城墙从1953年开始陆续拆除，至“文革”期间修建地铁，彻底拆除了内城城墙。
1972年起，为了在地铁环城段上方修建二环路，以及在前三门地区修建高层住宅，北京内城东、西、南三面的护城河被陆续加盖，改为暗沟。至此，北京内外城城墙仅剩德胜门与前门两座门楼，其余全部被现代化建筑或公路取代。
市长支持修复旧城墙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墙的去留一波三折，极富戏剧性。
1949年4月18日，北京市建设局拟定了一份修复北京旧城墙的报告，呈给了市政府。经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圈阅批准后，于当月26日动工修复。1950年，北京市改由聂荣臻任市长。文化部部长与北京市市长联名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题为《拨款专修北京市各城楼以策安全》的呈文，得到批准，拨款人民币15亿元。这次修缮重点包括：安定门城楼、箭楼、东直门城楼、阜城门城楼、东便门城楼。
经过修缮，内城在形态上展现出新的面貌，但外城仍破旧不堪。无论如何，在有关部门的关注下，北京旧城墙的坍塌危机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围绕古城墙去留的争论
1950年，围绕北京旧城墙的去留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开始，辩论者各持己见，最终集中为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以建委副主任、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为代表，主张侏留北京市城墙，修缮、改造后加以利用。
梁思成先生认为北京城墙并不妨碍城市的发展，与北京的现代化进程也不抵触。把它保留下来，不但无害而且有利。它会丰富北京城市民的生活，将永远影响北京的人文环境。
北京的城墙还可起到防止 “摊大饼”的作用。按照梁思成的设想，城墙本身可以成为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墙外有一道护城河，河与墙之间有一条相当宽的地带，可以作为“绿带公园”。将来引导永定河水到护城河，河内可以放舟钓鱼，冬天则是溜冰场。城墙上面平均宽度在十米以上，可以在上面徜徉嬉戏。城楼上可以砌花池，形成立体绿化带，可供数十万人纳凉游戏。城楼、角楼等可开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休息室等。
这样一个巨大、宽敞的环城文化圈、环城立体公园，可说世界上独一无二。梁思成动情地说：北京旧城墙正在等候为北京市民服务，为他们在工作之余消除疲劳，放松筋骨，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以民族文物与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梁思成甚至想到了国防的功能。他说，假设国防有必要时，城墙上可以变为高射炮阵地。
众多反对保留城墙的人最充分的理由便是旧城墙妨碍交通。梁思成的解答是：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几个城门是可以解决交通问题的。
主张拆除的人有这样一种论调：北京旧城墙是封建统治者修的，是为保卫他们统治的。我们不需要它，应拆除。
梁思成的回答是：这是片面、幼稚的看法。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今天却成了博物院；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如今不仅是北京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的重要标志。他提醒反对者：古代建筑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这些建筑虽然曾经为帝王服务，曾经被统治者所专用，但今天已经属于全民的共同文化遗产，北京城墙是数十万劳动人民用血汗造成的。
从艺术上看，城墙是一件雄伟壮丽的艺术品。它朴实无华的结构，单纯壮硕的体形，轩昂的外像，丰富的内涵，都是无法替代的。
第二种意见。以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华南圭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北京城墙应该拆除。他反对的理由多达40条，归纳起来主要有：
首先，城墙把市区与郊区隔阂起来，不利于市区与郊区的正常来往，也不利于消除城乡差别。
其次，保留旧城墙会给北京的整体建设规划带来很多麻烦。
第三，从北京整体规划上说，需要一条畅通无阻的环行大道，如果在城墙的位置修一条环行路，会大大改善北京的交通状况。保留旧城墙就无法达到修建环行路的目的。
第四，城墙上建花园不现实，灌溉不方便。
第五，把城墙看作占建筑，是不对的。颐和园、故宫是文物，须要保护，但城墙不过是砖土堆积而成的普通建筑设施，算不上什么文物。而且登城墙有一百级台阶，老人、孩子登不上去。最高领导决定拆除城墙
从1956年开始，旧城墙成为一些施工单位取砖取士的好去处，城墙一点点被掏空。有人把这种情况报告给了国务院。于是国务院于1957年6月下文重提保护旧城。北京市接到此文件后，下令停止拆除旧城墙。然而事隔不久，风向就变了。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张奚若批评我‘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同年3月，毛泽东又在成都会议上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最高指示”最终平息了往复不止的反复，拆除城墙，势在必行!先是一个地段一个地段地拆除，终于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彻底毁掉了修建于明朝的、与北京人朝夕相处了数百年的城墙。
编辑 李小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