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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七角楼》中的物不仅仅是主体情感的承载或附属。这些物以多种形式进入故事线：小说以七角楼及其内部陈设对平琼家族后人发出质询作为故事的起因，而花园和火车则分别代表了平琼家族后人逃离物质禁锢的两次徒劳的尝试。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来看，小说在故事情节和话语层面都凸显了物的存在，展现了物对人物内心情感和认知可能产生的多重影响，并借物推动故事进程。
关键词：物叙事；人与物关系；物恋；《七角楼》
*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资助，所属项目名称为《聆听现代的召唤：霍桑与作者权威的建构》（项目批准号：2019JX048）。
《七角楼》（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是霍桑的第二部长篇罗曼司。故事围绕神秘古老的七角楼展开，讲述了平琼家族和莫尔家族因财产侵占而延续近两百年的恩怨纠缠。该小说充斥着对物意象的描写。受传统浪漫主义批评的影响，无论是房屋及其内部陈设，还是房屋周边的风景，往往都被视为人物内心情感的外显表征。批评家们通常致力于挖掘这些意象蕴含的精神和象征力量，以之作为霍桑象征主义研究的例证，而不将其纳入故事情节的建构中。例如，莫尔泉被视为“心灵之眼”，象征着由过去到未来的普遍记忆（Matthiessen， 1980）；房子被视为所有意象的“中心器官”，是心脏和古树的象征，亦是梦想的载体（Normand，1970）；“如画风景”是“对过去的情感力量的载体”，也是小说的独特性所在（Levy， 1966）。小说展现了霍桑的两大象征主义技巧：一是人物本身就会思考和谈及生活中“物”的象征义，二是霍桑尤为偏爱在自然中取材意象的事实（Turner，1961）。简言之，在早期霍桑学者看来，诸多意象类似于“伪情节”，它们以情节的形式展现，却无法推动故事发展，不属于情节的任一部分，而仅仅用于应和文本的深层主旨（Gable，1992）。究其原因，在于“象征”是浪漫主义时代的主要表达方式——在这种文化逻辑的引导下，人们习惯于“将外表和背后的东西联系在一起”（Matthiessen，1980），并普遍承认精神是高于物质的存在，忽视了物质本身所蕴含的时代、文化和个人审美的烙印。正如Mitchell（2001）所指出的，物质和精神在本源上相互连通，不能简单地将“物质转向”视为“一場脱离旧式浪漫主义理念世界的逃亡”；同样地，当我们回望浪漫主义时期的物意象，亦不能一味地将其贬低为依附于人类情感的客观对应物，而可以尝试从虚构意象走入自然界中具体的物，观察物进入浪漫主义文本的方式。
物质文化研究兴起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新型表达，物质研究引导批评家重新审视物与人的存在关系，关注物的能动性和存在以及物之于人物性格、身份、审美、历史记忆、社会文化的建构意义（韩启群，2017）。在叙事学领域，传统小说批评通常视时间为叙事的核心。将物质研究引入叙事，意味着颠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重情节、重行动的传统批评观，转而思考物的叙事功能及其传递的时代和文化意识。叙事学家瑞安（2020）指出，非人类实体“在刻画场景、促进人物行动乃至决定情节时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们既给予人物感知功能，又干涉情节和人物行动，产生促进或阻碍性，批评者应给予更多关注。鉴于此，本文拟以《七角楼》中的物为研究对象，以物与人的关系问题为导向，考察物如何影响人物情感和内心、支配人物行动，进而推动叙事进程，以期为理解该小说提供新的视野。
传统文化中，物是被动的、非生命的客体存在，其价值取决于对人的有用性。物质研究者首先颠覆了这一观点：他们重新定义物的主体性，强调物也是行动元，具有施事性、能动性，以期“完全重新思考客体和主体的双重位置”（Latour，1993），人与房屋、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由此被模糊、消解甚至倒置。小说中，叙述者花了大量篇幅叙述七角楼内部的家居环境，如手绘的地图、华美的橡木手椅、奢华高贵的大键琴，房屋及其内部等非生命物质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和能量。房屋内的诸多陈设拥有惊人的力量，它们变被动为主动，对人物情绪、认知和行动产生影响。它们共同作用，不断向平琼家族后人发出质询和召唤，操控人物的内心情感和行为判断。
以赫普兹芭和菲比品茶的场景为例：在菲比到来的第一个清晨，赫普兹芭取出珍藏的汤匙和茶具。叙述者首先详述了茶具上的古老纹章、风景画、鸟兽形象及其鲜艳的色泽。随后叙述者以赫普兹芭的口吻开始喋喋不休地介绍茶具的历史和重要性，在追忆与怀旧中使茶具“复活”。但正在此时，“店铃急促地响了起来”，赫普兹芭顿时“面色如土、神情绝望”（霍桑，2001）。霍桑在此采取了其惯用的讲述方式：仅通过呈现前后行为直接揭露赫普兹芭的内心，但并不深究其产生绝望的原因。从物质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茶具承载了家族的贵族历史，其存在本身就不断向平琼家族的人发出召唤，以塑造他们的贵族身份、审美和趣味；而赫普兹芭不仅回应了这份召唤——她“珍藏与分享”了茶具——更在不断重述茶具历史的过程中，自我内化和加深了对这种贵族身份的认知和回应。因此，当代表世俗的、平民化的店铃声尖锐地响起，赫普兹芭感受到的不仅是一种从幻想中抽离、回到现实后的断裂感，还有一种更强烈、更真实的撕裂感。这种撕裂感来源于在茶具无数次召唤下，强烈的贵族身份意识与尖锐的铃铛声对她的反复质询之间的对立——“铃铛声响个不停，粗暴地震撼着她的神经”（霍桑，2001）。这样一来，原本的非生命体物质就反客为主，震撼、冲击赫普兹芭的心灵。Latour（2005）指出，行动元与行动元之间可以拼凑联合、构成不同的形状，多个行动元联结构成“网络”，即“实体的联合”。叙述者通过并置茶杯和门铃两个实在的物体，戏剧化地展现了物与物联动所形成的对立冲突能使人物的主体性发生断裂。类似的例子还表现在赫普兹芭第一次开店前，其视角在桌椅、写字台、抽屉、画像、梳妆镜、黑袍、质地精良的地毯、古朴的橡木椅、装饰品、佩剑、《圣经》，以及装满了红糖、苹果、玉米粉等各种货物的桶之间徘徊。这同样是并置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动元网络——贵族使用的日常摆件与世俗买卖的货品，这两股物质的力量既对立又联动，共同冲击人物的视线和内心。
克利福德与世界真正的交流实际上是一次列车旅行。在车上，他与素不相识的老人展开激烈的对话，真正完成了他与现实世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交流。但有趣的是，完成旅行后，他再次回到了七角楼，几乎迷狂的激情瞬间消失殆尽。究其原因，就在于代表现代性的火车对其感觉和思想的虚假建构。
兄妹二人逃离七角楼后，很快就被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卷入了生活——一列正待出行的火车，急不可耐地“喷着雾气”、响着“前行的钟声”，似乎“急匆匆地向二者发出召唤”（霍桑，2001）。声音通常是意识形态向主体发出召唤的物质性手段，而身份破碎的克利福德“不耽擱、不询问”就已将自己置于客体的位置，他慌忙上车，并将赫普兹芭也推了上去。在1820年到1860年间，美国的交通运输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铁路逐渐成为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质手段。四通八达的铁路不仅消除了地域的分裂，将全国不同的地区连接起来（Gilmore，1985），更改变了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稳定生活方式，以其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特性带领人类奔向未来。正如敏锐的克利福德在火车上观察到的那样，列车飞一般地掠过荒野、村庄、山丘，把世界抛在身后，“一切都以旋风般的速度消失在他们身后”（霍桑，2001）。火车的跨时空性和转瞬即逝性为身份破碎的克利福德提供了假象和幻觉，即他可以真正与过往决裂、走向未来。他注视着眼前形形色色的风景，不禁“喜形于色”“心中产生自然而强烈的共鸣”，并由此总结：这些铁路“是时代给我们最好的祝福”；它们给行者“插上了翅膀、消除了我们旅途的劳累和风尘”，并“将旅行变成了抽象概念”以至于人们无须“固守过往”（霍桑，2001）。火车凭借其基本的物性向克利福德“施魅”，助其与平琼家族的历史相脱离，并确证了其身份。在短暂的自主性的帮助下，克利福德得以与陌生老人侃侃而谈，激情昂扬地发表演讲，并向代表家族历史和过往的房屋宣战——他声称要“拆除所有的房屋”，回到“游牧状态”，以滋养灵魂所需的空气和空间（霍桑，2001）。
然而，物在场景中错乱的空间位置本身也会因不符合常规而造成混乱的“空间影响”（Brown，2003；转引自韩启群，2017）。火车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如跨时空、转瞬即逝、迅速、不稳定等，都使其成为了现代性的物质表达方式，但在飞速的发展和变化中，人类亦失去了以往稳定的时空感，失去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恒常关系（孟悦、罗钢，2008）。同样地，火车带给克利福德的是转瞬即逝的幻觉，而非真正的主体性，当克利福德和赫普兹芭下车后，火车带领整个世界迅速从二人面前驶离，克利福德之前的才思敏捷彻底消失了，他“立刻开始消沉”，并将选择路线的权利交给了赫普兹芭（霍桑，2001）。不同于兄长的跳跃性，赫普兹芭在该部分仅有的三次出场中始终受困于七角楼的质询——她“什么都看不到，脑子里只有七个高耸的老式尖角阁……不论到了哪里，这座旧宅子都闪现在她眼前！”（霍桑，2001）。因此，赫普兹芭最终又将兄长带回了七角楼。Griffith（1954）认为，兄妹二人的回归是“道德上的回归”。但与其说小说的结局表现了作者的道德诉求，不如说它是两人在被火车塑造的虚假意识溃散后，重新沦为物的客体的表现。小说的情节架构至此清晰明了——这是平琼家族后人如何逃离物的桎梏、重获身份的故事。故事对克利福德而言是多次试图与世界进行交流、逃离房屋后的失败，而对赫普兹芭则是始终如一的囚禁。
“物质包围了我们的生活，我们透过物体来观看（看看它们揭示了怎样的历史、社会、自然或文化——最重要的是，揭示了怎样的我们）”（Brown，2001）。物质以多重形态存在于文本中，如果我们不曾关注物被引入文本的多样方式和叙事作用，就忽视了物在文学想象中的存在价值。就《七角楼》而言，小说的叙事结构曾遭多位学者诟病，但霍桑本人却强调小说结构精妙，并预言它将“比《红字》更成功”（Hawthorne，2002）。异议产生的原因或许就在于双方对物的理解有所不同。当我们将文本中的物质纳入故事和话语的双重层面考虑就会发现，小说的主旨之一就在于：身处物的环绕中，人应当如何脱离物的禁锢、重启与世界的交流，而不是一味地沦为物的客体。故事开篇以大量的物质描写、物与人的互动指涉了七角楼的质询能力，又以花园和火车展现了克利福德为突破囚禁而作出的多番努力。可见，物贯穿故事的起因、发展和结尾。作者通过颠倒主客体关系，展现物恋和虚假意识对人物的情感、认知产生的多种重要影响，促使人物作出逃离的选择，凸显物质除象征意义以外的多种可能性。
参考文献
Brown， B. 2001. Thing Theory [J]. Critical Inquiry， （1）： 1—22
Brown， B. 2003. A Sense of Things： The Object Matter of American Literatur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ryden， E. A. 1971. Hawthorne’s Castle in the Air： Form and Theme in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J]. ELH，（2）： 294—317
Gable Jr.， H. L. 1992. Kaleidoscopic Visions： Images of the Self in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J]. Arizona Quarterly： A Journal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ulture， and Theory， （1）： 109—135
Gilmore， M. 1985. American Romanticism and the Marketplace[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关键词：物叙事；人与物关系；物恋；《七角楼》
*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资助，所属项目名称为《聆听现代的召唤：霍桑与作者权威的建构》（项目批准号：2019JX048）。
《七角楼》（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是霍桑的第二部长篇罗曼司。故事围绕神秘古老的七角楼展开，讲述了平琼家族和莫尔家族因财产侵占而延续近两百年的恩怨纠缠。该小说充斥着对物意象的描写。受传统浪漫主义批评的影响，无论是房屋及其内部陈设，还是房屋周边的风景，往往都被视为人物内心情感的外显表征。批评家们通常致力于挖掘这些意象蕴含的精神和象征力量，以之作为霍桑象征主义研究的例证，而不将其纳入故事情节的建构中。例如，莫尔泉被视为“心灵之眼”，象征着由过去到未来的普遍记忆（Matthiessen， 1980）；房子被视为所有意象的“中心器官”，是心脏和古树的象征，亦是梦想的载体（Normand，1970）；“如画风景”是“对过去的情感力量的载体”，也是小说的独特性所在（Levy， 1966）。小说展现了霍桑的两大象征主义技巧：一是人物本身就会思考和谈及生活中“物”的象征义，二是霍桑尤为偏爱在自然中取材意象的事实（Turner，1961）。简言之，在早期霍桑学者看来，诸多意象类似于“伪情节”，它们以情节的形式展现，却无法推动故事发展，不属于情节的任一部分，而仅仅用于应和文本的深层主旨（Gable，1992）。究其原因，在于“象征”是浪漫主义时代的主要表达方式——在这种文化逻辑的引导下，人们习惯于“将外表和背后的东西联系在一起”（Matthiessen，1980），并普遍承认精神是高于物质的存在，忽视了物质本身所蕴含的时代、文化和个人审美的烙印。正如Mitchell（2001）所指出的，物质和精神在本源上相互连通，不能简单地将“物质转向”视为“一場脱离旧式浪漫主义理念世界的逃亡”；同样地，当我们回望浪漫主义时期的物意象，亦不能一味地将其贬低为依附于人类情感的客观对应物，而可以尝试从虚构意象走入自然界中具体的物，观察物进入浪漫主义文本的方式。
物质文化研究兴起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新型表达，物质研究引导批评家重新审视物与人的存在关系，关注物的能动性和存在以及物之于人物性格、身份、审美、历史记忆、社会文化的建构意义（韩启群，2017）。在叙事学领域，传统小说批评通常视时间为叙事的核心。将物质研究引入叙事，意味着颠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重情节、重行动的传统批评观，转而思考物的叙事功能及其传递的时代和文化意识。叙事学家瑞安（2020）指出，非人类实体“在刻画场景、促进人物行动乃至决定情节时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们既给予人物感知功能，又干涉情节和人物行动，产生促进或阻碍性，批评者应给予更多关注。鉴于此，本文拟以《七角楼》中的物为研究对象，以物与人的关系问题为导向，考察物如何影响人物情感和内心、支配人物行动，进而推动叙事进程，以期为理解该小说提供新的视野。
七角楼：倒置的人与物的关系
传统文化中，物是被动的、非生命的客体存在，其价值取决于对人的有用性。物质研究者首先颠覆了这一观点：他们重新定义物的主体性，强调物也是行动元，具有施事性、能动性，以期“完全重新思考客体和主体的双重位置”（Latour，1993），人与房屋、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由此被模糊、消解甚至倒置。小说中，叙述者花了大量篇幅叙述七角楼内部的家居环境，如手绘的地图、华美的橡木手椅、奢华高贵的大键琴，房屋及其内部等非生命物质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和能量。房屋内的诸多陈设拥有惊人的力量，它们变被动为主动，对人物情绪、认知和行动产生影响。它们共同作用，不断向平琼家族后人发出质询和召唤，操控人物的内心情感和行为判断。
以赫普兹芭和菲比品茶的场景为例：在菲比到来的第一个清晨，赫普兹芭取出珍藏的汤匙和茶具。叙述者首先详述了茶具上的古老纹章、风景画、鸟兽形象及其鲜艳的色泽。随后叙述者以赫普兹芭的口吻开始喋喋不休地介绍茶具的历史和重要性，在追忆与怀旧中使茶具“复活”。但正在此时，“店铃急促地响了起来”，赫普兹芭顿时“面色如土、神情绝望”（霍桑，2001）。霍桑在此采取了其惯用的讲述方式：仅通过呈现前后行为直接揭露赫普兹芭的内心，但并不深究其产生绝望的原因。从物质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茶具承载了家族的贵族历史，其存在本身就不断向平琼家族的人发出召唤，以塑造他们的贵族身份、审美和趣味；而赫普兹芭不仅回应了这份召唤——她“珍藏与分享”了茶具——更在不断重述茶具历史的过程中，自我内化和加深了对这种贵族身份的认知和回应。因此，当代表世俗的、平民化的店铃声尖锐地响起，赫普兹芭感受到的不仅是一种从幻想中抽离、回到现实后的断裂感，还有一种更强烈、更真实的撕裂感。这种撕裂感来源于在茶具无数次召唤下，强烈的贵族身份意识与尖锐的铃铛声对她的反复质询之间的对立——“铃铛声响个不停，粗暴地震撼着她的神经”（霍桑，2001）。这样一来，原本的非生命体物质就反客为主，震撼、冲击赫普兹芭的心灵。Latour（2005）指出，行动元与行动元之间可以拼凑联合、构成不同的形状，多个行动元联结构成“网络”，即“实体的联合”。叙述者通过并置茶杯和门铃两个实在的物体，戏剧化地展现了物与物联动所形成的对立冲突能使人物的主体性发生断裂。类似的例子还表现在赫普兹芭第一次开店前，其视角在桌椅、写字台、抽屉、画像、梳妆镜、黑袍、质地精良的地毯、古朴的橡木椅、装饰品、佩剑、《圣经》，以及装满了红糖、苹果、玉米粉等各种货物的桶之间徘徊。这同样是并置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动元网络——贵族使用的日常摆件与世俗买卖的货品，这两股物质的力量既对立又联动，共同冲击人物的视线和内心。
火车：现代物质的虚假意识
克利福德与世界真正的交流实际上是一次列车旅行。在车上，他与素不相识的老人展开激烈的对话，真正完成了他与现实世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交流。但有趣的是，完成旅行后，他再次回到了七角楼，几乎迷狂的激情瞬间消失殆尽。究其原因，就在于代表现代性的火车对其感觉和思想的虚假建构。
兄妹二人逃离七角楼后，很快就被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卷入了生活——一列正待出行的火车，急不可耐地“喷着雾气”、响着“前行的钟声”，似乎“急匆匆地向二者发出召唤”（霍桑，2001）。声音通常是意识形态向主体发出召唤的物质性手段，而身份破碎的克利福德“不耽擱、不询问”就已将自己置于客体的位置，他慌忙上车，并将赫普兹芭也推了上去。在1820年到1860年间，美国的交通运输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铁路逐渐成为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质手段。四通八达的铁路不仅消除了地域的分裂，将全国不同的地区连接起来（Gilmore，1985），更改变了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稳定生活方式，以其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特性带领人类奔向未来。正如敏锐的克利福德在火车上观察到的那样，列车飞一般地掠过荒野、村庄、山丘，把世界抛在身后，“一切都以旋风般的速度消失在他们身后”（霍桑，2001）。火车的跨时空性和转瞬即逝性为身份破碎的克利福德提供了假象和幻觉，即他可以真正与过往决裂、走向未来。他注视着眼前形形色色的风景，不禁“喜形于色”“心中产生自然而强烈的共鸣”，并由此总结：这些铁路“是时代给我们最好的祝福”；它们给行者“插上了翅膀、消除了我们旅途的劳累和风尘”，并“将旅行变成了抽象概念”以至于人们无须“固守过往”（霍桑，2001）。火车凭借其基本的物性向克利福德“施魅”，助其与平琼家族的历史相脱离，并确证了其身份。在短暂的自主性的帮助下，克利福德得以与陌生老人侃侃而谈，激情昂扬地发表演讲，并向代表家族历史和过往的房屋宣战——他声称要“拆除所有的房屋”，回到“游牧状态”，以滋养灵魂所需的空气和空间（霍桑，2001）。
然而，物在场景中错乱的空间位置本身也会因不符合常规而造成混乱的“空间影响”（Brown，2003；转引自韩启群，2017）。火车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如跨时空、转瞬即逝、迅速、不稳定等，都使其成为了现代性的物质表达方式，但在飞速的发展和变化中，人类亦失去了以往稳定的时空感，失去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恒常关系（孟悦、罗钢，2008）。同样地，火车带给克利福德的是转瞬即逝的幻觉，而非真正的主体性，当克利福德和赫普兹芭下车后，火车带领整个世界迅速从二人面前驶离，克利福德之前的才思敏捷彻底消失了，他“立刻开始消沉”，并将选择路线的权利交给了赫普兹芭（霍桑，2001）。不同于兄长的跳跃性，赫普兹芭在该部分仅有的三次出场中始终受困于七角楼的质询——她“什么都看不到，脑子里只有七个高耸的老式尖角阁……不论到了哪里，这座旧宅子都闪现在她眼前！”（霍桑，2001）。因此，赫普兹芭最终又将兄长带回了七角楼。Griffith（1954）认为，兄妹二人的回归是“道德上的回归”。但与其说小说的结局表现了作者的道德诉求，不如说它是两人在被火车塑造的虚假意识溃散后，重新沦为物的客体的表现。小说的情节架构至此清晰明了——这是平琼家族后人如何逃离物的桎梏、重获身份的故事。故事对克利福德而言是多次试图与世界进行交流、逃离房屋后的失败，而对赫普兹芭则是始终如一的囚禁。
结语
“物质包围了我们的生活，我们透过物体来观看（看看它们揭示了怎样的历史、社会、自然或文化——最重要的是，揭示了怎样的我们）”（Brown，2001）。物质以多重形态存在于文本中，如果我们不曾关注物被引入文本的多样方式和叙事作用，就忽视了物在文学想象中的存在价值。就《七角楼》而言，小说的叙事结构曾遭多位学者诟病，但霍桑本人却强调小说结构精妙，并预言它将“比《红字》更成功”（Hawthorne，2002）。异议产生的原因或许就在于双方对物的理解有所不同。当我们将文本中的物质纳入故事和话语的双重层面考虑就会发现，小说的主旨之一就在于：身处物的环绕中，人应当如何脱离物的禁锢、重启与世界的交流，而不是一味地沦为物的客体。故事开篇以大量的物质描写、物与人的互动指涉了七角楼的质询能力，又以花园和火车展现了克利福德为突破囚禁而作出的多番努力。可见，物贯穿故事的起因、发展和结尾。作者通过颠倒主客体关系，展现物恋和虚假意识对人物的情感、认知产生的多种重要影响，促使人物作出逃离的选择，凸显物质除象征意义以外的多种可能性。
参考文献
Brown， B. 2001. Thing Theory [J]. Critical Inquiry， （1）： 1—22
Brown， B. 2003. A Sense of Things： The Object Matter of American Literatur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ryden， E. A. 1971. Hawthorne’s Castle in the Air： Form and Theme in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J]. ELH，（2）： 294—317
Gable Jr.， H. L. 1992. Kaleidoscopic Visions： Images of the Self in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J]. Arizona Quarterly： A Journal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ulture， and Theory， （1）： 109—135
Gilmore， M. 1985. American Romanticism and the Marketplace[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