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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财富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财富观强调财富本身，即“财富是什么”，进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后，财富观的核心变成了“是什么创造了财富”。马克思和森都认为，经济学研究中对于财富的理解不能仅仅将其视为GDP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而是应该分析其对于实现美好生活和人的发展的影响。通过研究马克思和森的人的自由发展观，我们可以知道：人的自由发展和财富的积累并不冲突；人的自由发展具有手段和目的双重价值；人的自由发展与财富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领会科学发展观，成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依据。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财富；人的自由发展
中图分类号：F01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3000308
一、引言
自经济学诞生以来，财富的含义和价值问题就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经济学鼻祖斯密的经济学框架就是围绕对国民财富(The Wealth of Nations)的性质和原因的解释所构建的。斯密在《国富论》的序论中便开宗明义，财富泛指“一切生活必须品和便利品”［1］。
财富概念在经济学中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源于经济学家的认识，他们大都认为：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物质利益及其所带来的效用是理性经济人追求的唯一的最大化目标(不论是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家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相信，起码在可市场化的行为中，这种假设是合理的)，故而财富自然是经济研究中最有影响和最重要的词汇之一。
在中文中，根据《新华词典》的定义，财富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社会所拥有的物质资料的总和，包括劳动产品和自然资源；二是泛指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财富在英语中的含义与中文中的基本类似。根据权威的《牛津高阶词典》，财富也被解释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大量的金钱、财产等的占有；二是大量、众多或丰富之意。
中文和英文的词典中对于财富概念的日常语言的理解符合当今主流经济学中对于财富的一般解释。目前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所指的财富“是能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但并不是一切人们要得到的东西都可算作财富”，“一切人们要得到的东西，即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2］。马歇尔用“财货”这个名词来代表。借助这个工具性概念，“财富是所有他的外在的财货中那些能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构成的”［2］。
总的看来，不论是在日常语言中还是在经济学研究中，对于财富的定义都把其与对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占有大体等同起来。但其实，财富一词的含义比狭隘的物质定义丰富得多也更复杂深奥。
若进一步从财富一词的英语词源来看，就会发现它是由旧式英语单词weal（康乐）和th（情形）两个词组合而成的。因此照字面意思看，财富这个词表示“康乐的情形”或“幸福和繁荣的情形”。希腊文中，财富这个词是euporeo，可以被拆成两部分：eu（美好的、幸福的）和poros（通路）。换句话说，财富是通往幸福的工具或道路。财富一词在希腊文中的解释很重要，因为希腊语是《新约全书》的源语言，《圣经》对于西方世界的影响不言而喻。
所以，过于简单地看待财富；倒置在财富问题上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忽视对于财富增长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诉求的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得改革开放并没有带来包容性的增长。于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的大量不稳定和不和谐的因素开始日益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如果政府在政策上还只是注重GDP的增长，而不考虑财富的积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影响，结果就只能是与改革开放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我们需要在学理上重新反思财富的人文本质，回归斯密和马克思对于财富增长过程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的关怀。
可见，当今主流经济学将财富单纯地定义为物质资料和产品肯定是过于狭隘了，其在实践中的影响是负面的。在经济学研究中对于财富的理解不能仅仅将其视为GDP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而是应该分析其对于实现美好生活和人的自由发展的影响。或者说，财富不是目的，它仅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工具和手段。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提纲契领地说明了目前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中财富概念的过于狭隘；第二部分借由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研究的宏观视角和微观基础，整合梳理了马克思的财富与人的自由发展关系原理；第三部分阐述了西方经济学界，尤其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对马克思的财富与人的自由发展关系原理的新的诠释和拓展；第四部分阐述财富与人的自由发展关系原理对于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经济增长、财富积累与人的发展等问题的启发。
二、马克思的财富与自由全面发展关系原理
纵观经济学的发展史，在经济学家中，超越了对于财富的庸俗狭隘定义，把财富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联系，并形成完整理论框架的首推是马克思。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方方面面，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和核心。
在宏观视角上，马克思的财富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关系原理建立在对于人的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的概括的基础之上，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超越了其之前所有经济学家的狭隘视野，并且也被目前主流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忽略和遗忘。
第一个历史阶段是对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这一历史形态是同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在这个阶段，个人没有独立性，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只限于共同体内部，只是在孤立的地点和狭窄的范围内发生地方性联系。
第二个历史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这一历史形态是同社会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在这一阶段，人们摆脱了对血缘关系、土地关系的依赖，而具有个体的相对独立性，社会形成了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要求以及整体的能力体系。由于社会关系以异己的物的关系的形式同个人相对立，人的发展依然受到社会关系的束缚和压抑。
第三个历史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3］的阶段，这一历史形态是同社会发展中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未来社会相适应的。在这一阶段中，社会关系已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共同的控制之下。人们将在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
在人的发展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三个大的历史阶段中，衡量财富的尺度是不同的。马克思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的尺度——劳动时间和人的发展(自由支配时间)。在第一阶段，财富的尺度是劳动时间；而在第二阶段，财富的尺度虽然仍是劳动时间，但却是向自由人的发展(自由支配时间)尺度的重要过渡，它“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3］，从而为更高历史阶段的到来创造着条件；到了第三阶段，财富的尺度最终升华为人的发展(自由支配时间)。
“在财富问题上，人的发展尺度和劳动尺度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新旧交替关系，而应视为一种扬弃”［4］。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总是以实际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为标准，于是就需要尽量压缩和降低劳动时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5］。因此，生产力的进步通过节约劳动时间，成为人的发展的物质前提和必备条件。离开了第一和第二阶段财富的劳动尺度，就无从谈及第三阶段，财富的人的发展尺度。
在人和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立足于现实的生产劳动，却在人和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又大大超越生产劳动，以积累财富为经济基础自觉和不自觉地培养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从而在人和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在新财富生产过程中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以转变旧的落后的依赖简单劳动的生产方式，这正是人的发展尺度的基本要义。从人的发展对于财富生产的反作用看，人的发展最终成为财富的尺度，意味着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生产力的进步，劳动者所代表的主体生产力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以致“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5］。
马克思通过引入“自由时间”的概念，说明了在人类历史的三个不同阶段人的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认为，人的时间除了满足必要的生理时间以外，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包括“个人受教育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6］。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视角看，“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7］。
马克思把“时间的节约”看做是“真正的经济”和“更高的规律”。马克思指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做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做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5］。而节约劳动时间前提是生产力发展，这可以使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为压缩。
自由时间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在于：“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7］。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里进行的劳动，即所谓的自由劳动无疑“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样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5］。原因就在于自由也是在克服“障碍”中实现的。“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5］。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生产力的进步为基础，因为发达的生产力能创造出更多的自由时间。然而，生产力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方向要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马克思比较了人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类发展的第三个最终高级的阶段(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财富生产与人的发展之间关系的变化。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创造了超出人类历史上所有时代总和的巨大财富，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比其他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加浪费人和活劳动，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5］。即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的提高使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结果也是增加了剩余劳动时间，无助于增多劳动人民的自由支配时间。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即社会发展的历史第二阶段，人的发展还远远没有也无法达到自由全面的程度。
因而，“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8］。马克思又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的和外在的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讲，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9］。而彼岸世界的自由王国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9］。在这个自由天地里，“由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5］。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自觉的人会不顾个人能力的限制，而提出过高的难以达到的要求，“劳动组织者根本没有像桑乔所想像的那样认为每个人应当完成拉斐尔的作品，他们只是认为，每一个有拉斐尔的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地发展的可能”［10］。
马克思的财富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关系原理不仅有宏观视角，同时更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既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子式伪个人主义；也不是完全从虚拟集合体出发，从而忽略了个人的伪整体主义；而是将个人的行为模式和发展有机地嵌入于社会的整体背景中。
在讨论财富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关系时，马克思认为，其微观基础是人的需要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详细地论述了人的需要层次。除物质财富方面的需要外，人的需要更多的是在社会关系方面和精神生活方面，人在普遍的交往中将按自己的个性来形成和满足一切合理需要，从而形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具备的需要结构。“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1］。
具体来说，需要的层次结构是：物质财富需要、社会关系需要和精神需要等。人之所以有物质财富需要，是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只有依靠自然界，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生命有机体的存在形式。人之所以有社会关系的需要，首先是因为家庭关系，其次是因为人们交往发展的需要。对于个人来说，谁也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人之所以有精神需要，一是因为人为了适应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进而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等的需要，二是因为人自身的“好奇心”、“求知欲”、“游戏”和“审美”等需要。
马克思认为，物质财富需要只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前提和经济基础，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当人类发展处于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时，必须首先进行取得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以满足生理上的对于物质财富的需求。但是，当人类发展进入历史的第二个阶段后，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劳动时间的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增多，使人的需要向多方面发展。但真正的人的需要的多方面发展总要受到资本利益的压迫和限制，人们在经济上受剥削，在社会关系上因为分工而受到局限，精神也极其贫乏、空虚。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剥削制度被消灭，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的需要将不断呈现丰富性和多面性。此时，人的需要除物质财富需要外，更多的是在社会关系方面和精神生活方面，人在普遍的交往中将按自己的个性来谋得一切合理需要，从而形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具备的需求结构。即是说，人的需求层次的提高即是迈向历史的第三个阶段的表征，也是向第三个阶段前进的推动力。“社会主义形态的前提是工人有较高的生活需要”［3］。
三、森对于财富和以自由作为发展的新诠释
马克思对于财富和人的发展关系的理解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根本原则，同时指出人的发展对于促进财富的增长有巨大的反作用，即人兼具手段和目的的双重属性。双重属性的论述不仅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中对待人的工具态度，而且相对于康德式的仅把人视为目的也是一种积极的扬弃。但是，马克思的理解诞生于19世纪，有特定的时代性，以其来指导实践，需要有与时俱进的创新，对经典理论做出有新意的解读。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院和哲学院兼任教授的森在综合他多年来在发展经济学、贫困和不平等、社会选择理论和道德哲学等领域丰富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在财富和人的发展的问题上提出了其独特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森的影响是直接而显著的，这体现在森的论著中对马克思的经典论述的多次引用，甚至是对马克思的观点的直接赞扬。可以认为，森的理论代表了对于马克思理论，至少是其精神实质的一种继承和发扬。森的理论的时代和学术背景是：古典经济学的财富观强调财富本身，即“财富是什么”，进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后，财富观的核心变成了“是什么创造了财富”。“在当代经济学理论中，……财富观的核心命题主要讨论财富的增长问题”［12］。这助长了公共政策目标的异化和对经济增长的盲目崇拜。在主流经济学界一片GDP是优先乃至唯一考虑的声浪中，森等少数经济学家另辟蹊径，重新挖掘了斯密和马克思等人的学术遗产，把人的自由发展而不是财富的增长树立为发展问题的核心。
HDI并不是对先前多维度评价指标的简单重复，因为其拥有丰富而稳固的理论框架——森的作为自由发展理论。对于森的的理论来说，HDI本身就是一个通往可操作性的努力，情境适应性和多维度综合性恰恰是森的框架的特征和优点。
四、启示
通过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以新的学术视角解读马克思和森的人的发展与财富的关系原理，我们在理论上和政策实践中可以获得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启示一：即使我们仍然坚持以经济增长为中心，人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也并不冲突。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新型工业乃至后工业时代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预言过，在新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生产模式中“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是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表现。……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限职能的局部个人”［16］。
随着世界经济产业结构的改变(美国、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超过75%)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资本稀缺性特征逐渐消失，……劳动力数量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趋于中性”［17］。传统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日渐减弱。因而，财富生产过程中科技含量和创意的重要性正在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越来越具有特别的意义。受过较多的多方面的教育和训练的劳动力，即自由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可以成倍地提高生产率，故而也可以成倍地折算成简单的，也即被异化的劳动力。高素质的劳动者生产出的是有高附加值的商品。
人的发展对于财富生产的效率的正向推动作用包括：(1)健康、初中等教育和营养可提高农村和城市工人的生产力。(2)中等教育方便了技术的掌握和管理能力的提高。(3)高等教育支持基础科学发展、国外技术引进和引进技术的国产化改造。(4)中高等教育是关键制度发展的重要基础，如政府、法律和金融系统。(5)一个更有能力的劳动力更有创造性，会产生更多的技术创新。(6)女性劳动者能力的提高可以降低出生率，实现更高的人均收入增长。
启示二：如果我们以人的发展为中心，那么在人与财富的关系问题上，必须超越西方经济学对于人的价值的单纯手段和工具的界定。
在马克思看来，发展过程就是人摆脱必然性的束缚﹑实现自由的过程，就是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进的过程。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实现和“全人类的解放”，是建立在“每个人的解放”基础之上的。“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解放和社会改造的目的。“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18］。在马克思看来，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程度是社会发展的标志。个人自由永远是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最终尺度，个人自由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个人自由服从社会，而是社会必须按照个人自由这一目的进行改造。“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11］。
作为马克思的发展观的现代继承者，森认为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对发展的恰当定义，必须远远超越财富的积累和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他与收入有关的变量的增长。这并非忽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我们必须超越它”［13］。
启示三是对启示一和启示二的提升：理解人的发展与财富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领会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以人为本”。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描述共产主义社会时，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19］。所以，马克思已经道出了“以人为本”的真谛。“通过人”，这是将人看成是工具，是低层次的“以人为本”；“为了人”，这是将人看成是目的，是高层次的“以人为本”；且两者是统一的。
目前在中国还有2 000 多万绝对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 %；已脱贫的人口相当部分还存在返贫的可能；每年约净增1 000 多万人口，人口压力不断带来生存、就业和住房等一系列问题；社会财富分配业已进入较高不平等区间，基尼系数达到045甚至以上。因此，未来在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践行“以人为本”这一核心时要致力于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使其能有效覆盖全体社会成员。；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加强支撑社会和谐的社会基础，加大对弱势群体的造血型扶持力度，增强弱者改变其地位的能力；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公共供给水平，以保障人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即是说，“以人为本”可以解读为财富的增长应该为促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服务。
启示四以启示三为基础：人的发展理论可以成为在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过程中指导政府工作的依据。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国家整体发展思路的变迁。深入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级政府在未来的决策和服务中抛弃“以物为本”的异化片面发展观，奉行“以人为本”的自由全面发展观，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判断政策和服务效果的最终尺度。马克思在讨论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反复重申，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力防止“社会的公仆成为社会的主人”［20］。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政府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发展观。
通过研究马克思与森的自由观，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发展，探寻其人文关怀之根。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秉承自由全面的理念来建构符合我国现实的、更加人性化的发展评价体系，作为政绩评价的依据。这种评价体系不仅应该关注人的朴素存在状态，还应该有助于促进人们对自身的发展状态进行反思；不仅应该顾及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更应该包含人们对自身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相融合的诉求。马克思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对森以自由作为发展理念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森的以自由作为发展理念又为“人类发展指数”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牵头，以森的工作为理论基础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公认的评价发展程度的重要替代性多维度指标(相对于单维度GDP指标而言)。虽然人类发展指数在测度人的发展中还有很多的缺陷，但已经比单纯局限于财富目标迈出了一大步。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导，透过人类发展指数观测各地区、各阶层的人类发展水平，有利于精确量化科学发展观的贯彻情况，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帮助各级政府部门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要求的政策是极有裨益的。关键是要放弃充斥着财富崇拜和“GDP至上”的传统政绩评价体制，使用与人类发展更加紧密相关的各级政府绩效评价标准(如人类发展指数)。政府的绩效应该从管理效率、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教育科技、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等领域进行综合评价，并且根本宗旨在于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辅助。即是说，必须通过机制设计，使得各级政府部门能够有激励在健康、教育和环保等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财力，从而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此外，启示还在于我们如何对待自然界。对待自然界，我们就可以从物，可以从作为财富源泉的角度来进行理解，认为自然界有其自身规律。这一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必须要遵守。但是，在当今人类尤其其价值观深深影响自然界的情况下，我们还应当善待自然界、美化自然界，即以人的本性来理解自然界，自然界是我们人类的“家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9］。这就是说，人类不仅能够按照科学的尺度来进行生产，把整个自然界变成自己的“无机的身体”，而且能够把自己的内在的尺度——善和美运用到对象上去，实现自然的人化，创造着适合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的理想世界，实现“人和自然界的和谐”，即“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19］，也即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天人合一”。人之所以高于动物，是因为能够掌握这两个尺度，并在行动中把两者自觉地结合起来。所以，“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19］。人类发展指数虽然用三个基本因素（寿命、知识和生活水平）来反映一个国家的发展情况，但是没有采用生态指标，这不得不说是该指标体系的一个缺陷。2001年，Oizilbash通过研究发现国家的福利排名与环境指标的范围有一定的关系，经济方面福利较好的国家往往环境绩效方面较差。自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组织的联合国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后，有人提出按照用绿色GDP的思路来构建绿色HDI。其他一些国际机构曾呼吁HDI中应包括反映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指标，HDI数据表中也有了一些关于自然资源的表格。1992年，UNDP还承诺要开展“环境敏感的HDI”研究，但由于数据来源及运算的复杂性，至今还没有这样的指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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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th and Freedom:Theorem and its Instruction
Abstract：Wealth is one of the key concepts in economicsClassical Political sconomy thinks about “what is wealth”，in the time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the core of question becomes “what produces wealth”KarlMarx and AmartyaSen believe that the range of wealth cant be only the growth of GDP and revenue，and theorists should analyze the effect of wealth on good life and free development of peopleBy studying Marxs and Sens viewpoint of development of people，we can know: there is nothing contray between free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growth of wealth; free development of people have all the value as instrument and the value as objective; the nexus of peoples development and wealth can become the aim and law of governments function，because its able to help u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the viewpoint of scientifical development
Key words：Neoclassical economics;wealth;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责任编辑：刘艳）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财富；人的自由发展
中图分类号：F01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3000308
一、引言
自经济学诞生以来，财富的含义和价值问题就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经济学鼻祖斯密的经济学框架就是围绕对国民财富(The Wealth of Nations)的性质和原因的解释所构建的。斯密在《国富论》的序论中便开宗明义，财富泛指“一切生活必须品和便利品”［1］。
财富概念在经济学中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源于经济学家的认识，他们大都认为：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物质利益及其所带来的效用是理性经济人追求的唯一的最大化目标(不论是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家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相信，起码在可市场化的行为中，这种假设是合理的)，故而财富自然是经济研究中最有影响和最重要的词汇之一。
在中文中，根据《新华词典》的定义，财富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社会所拥有的物质资料的总和，包括劳动产品和自然资源；二是泛指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财富在英语中的含义与中文中的基本类似。根据权威的《牛津高阶词典》，财富也被解释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大量的金钱、财产等的占有；二是大量、众多或丰富之意。
中文和英文的词典中对于财富概念的日常语言的理解符合当今主流经济学中对于财富的一般解释。目前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所指的财富“是能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但并不是一切人们要得到的东西都可算作财富”，“一切人们要得到的东西，即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2］。马歇尔用“财货”这个名词来代表。借助这个工具性概念，“财富是所有他的外在的财货中那些能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构成的”［2］。
总的看来，不论是在日常语言中还是在经济学研究中，对于财富的定义都把其与对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占有大体等同起来。但其实，财富一词的含义比狭隘的物质定义丰富得多也更复杂深奥。
若进一步从财富一词的英语词源来看，就会发现它是由旧式英语单词weal（康乐）和th（情形）两个词组合而成的。因此照字面意思看，财富这个词表示“康乐的情形”或“幸福和繁荣的情形”。希腊文中，财富这个词是euporeo，可以被拆成两部分：eu（美好的、幸福的）和poros（通路）。换句话说，财富是通往幸福的工具或道路。财富一词在希腊文中的解释很重要，因为希腊语是《新约全书》的源语言，《圣经》对于西方世界的影响不言而喻。
所以，过于简单地看待财富；倒置在财富问题上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忽视对于财富增长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诉求的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得改革开放并没有带来包容性的增长。于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的大量不稳定和不和谐的因素开始日益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如果政府在政策上还只是注重GDP的增长，而不考虑财富的积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影响，结果就只能是与改革开放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我们需要在学理上重新反思财富的人文本质，回归斯密和马克思对于财富增长过程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的关怀。
可见，当今主流经济学将财富单纯地定义为物质资料和产品肯定是过于狭隘了，其在实践中的影响是负面的。在经济学研究中对于财富的理解不能仅仅将其视为GDP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而是应该分析其对于实现美好生活和人的自由发展的影响。或者说，财富不是目的，它仅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工具和手段。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提纲契领地说明了目前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中财富概念的过于狭隘；第二部分借由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研究的宏观视角和微观基础，整合梳理了马克思的财富与人的自由发展关系原理；第三部分阐述了西方经济学界，尤其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对马克思的财富与人的自由发展关系原理的新的诠释和拓展；第四部分阐述财富与人的自由发展关系原理对于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经济增长、财富积累与人的发展等问题的启发。
二、马克思的财富与自由全面发展关系原理
纵观经济学的发展史，在经济学家中，超越了对于财富的庸俗狭隘定义，把财富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联系，并形成完整理论框架的首推是马克思。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方方面面，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和核心。
在宏观视角上，马克思的财富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关系原理建立在对于人的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的概括的基础之上，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超越了其之前所有经济学家的狭隘视野，并且也被目前主流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忽略和遗忘。
第一个历史阶段是对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这一历史形态是同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在这个阶段，个人没有独立性，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只限于共同体内部，只是在孤立的地点和狭窄的范围内发生地方性联系。
第二个历史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这一历史形态是同社会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在这一阶段，人们摆脱了对血缘关系、土地关系的依赖，而具有个体的相对独立性，社会形成了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要求以及整体的能力体系。由于社会关系以异己的物的关系的形式同个人相对立，人的发展依然受到社会关系的束缚和压抑。
第三个历史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3］的阶段，这一历史形态是同社会发展中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未来社会相适应的。在这一阶段中，社会关系已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共同的控制之下。人们将在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
在人的发展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三个大的历史阶段中，衡量财富的尺度是不同的。马克思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的尺度——劳动时间和人的发展(自由支配时间)。在第一阶段，财富的尺度是劳动时间；而在第二阶段，财富的尺度虽然仍是劳动时间，但却是向自由人的发展(自由支配时间)尺度的重要过渡，它“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3］，从而为更高历史阶段的到来创造着条件；到了第三阶段，财富的尺度最终升华为人的发展(自由支配时间)。
“在财富问题上，人的发展尺度和劳动尺度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新旧交替关系，而应视为一种扬弃”［4］。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总是以实际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为标准，于是就需要尽量压缩和降低劳动时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5］。因此，生产力的进步通过节约劳动时间，成为人的发展的物质前提和必备条件。离开了第一和第二阶段财富的劳动尺度，就无从谈及第三阶段，财富的人的发展尺度。
在人和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立足于现实的生产劳动，却在人和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又大大超越生产劳动，以积累财富为经济基础自觉和不自觉地培养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从而在人和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在新财富生产过程中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以转变旧的落后的依赖简单劳动的生产方式，这正是人的发展尺度的基本要义。从人的发展对于财富生产的反作用看，人的发展最终成为财富的尺度，意味着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生产力的进步，劳动者所代表的主体生产力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以致“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5］。
马克思通过引入“自由时间”的概念，说明了在人类历史的三个不同阶段人的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认为，人的时间除了满足必要的生理时间以外，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包括“个人受教育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6］。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视角看，“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7］。
马克思把“时间的节约”看做是“真正的经济”和“更高的规律”。马克思指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做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做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5］。而节约劳动时间前提是生产力发展，这可以使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为压缩。
自由时间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在于：“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7］。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里进行的劳动，即所谓的自由劳动无疑“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样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5］。原因就在于自由也是在克服“障碍”中实现的。“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5］。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生产力的进步为基础，因为发达的生产力能创造出更多的自由时间。然而，生产力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方向要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马克思比较了人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类发展的第三个最终高级的阶段(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财富生产与人的发展之间关系的变化。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创造了超出人类历史上所有时代总和的巨大财富，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比其他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加浪费人和活劳动，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5］。即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的提高使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结果也是增加了剩余劳动时间，无助于增多劳动人民的自由支配时间。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即社会发展的历史第二阶段，人的发展还远远没有也无法达到自由全面的程度。
因而，“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8］。马克思又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的和外在的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讲，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9］。而彼岸世界的自由王国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9］。在这个自由天地里，“由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5］。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自觉的人会不顾个人能力的限制，而提出过高的难以达到的要求，“劳动组织者根本没有像桑乔所想像的那样认为每个人应当完成拉斐尔的作品，他们只是认为，每一个有拉斐尔的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地发展的可能”［10］。
马克思的财富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关系原理不仅有宏观视角，同时更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既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子式伪个人主义；也不是完全从虚拟集合体出发，从而忽略了个人的伪整体主义；而是将个人的行为模式和发展有机地嵌入于社会的整体背景中。
在讨论财富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关系时，马克思认为，其微观基础是人的需要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详细地论述了人的需要层次。除物质财富方面的需要外，人的需要更多的是在社会关系方面和精神生活方面，人在普遍的交往中将按自己的个性来形成和满足一切合理需要，从而形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具备的需要结构。“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1］。
具体来说，需要的层次结构是：物质财富需要、社会关系需要和精神需要等。人之所以有物质财富需要，是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只有依靠自然界，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生命有机体的存在形式。人之所以有社会关系的需要，首先是因为家庭关系，其次是因为人们交往发展的需要。对于个人来说，谁也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人之所以有精神需要，一是因为人为了适应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进而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等的需要，二是因为人自身的“好奇心”、“求知欲”、“游戏”和“审美”等需要。
马克思认为，物质财富需要只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前提和经济基础，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当人类发展处于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时，必须首先进行取得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以满足生理上的对于物质财富的需求。但是，当人类发展进入历史的第二个阶段后，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劳动时间的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增多，使人的需要向多方面发展。但真正的人的需要的多方面发展总要受到资本利益的压迫和限制，人们在经济上受剥削，在社会关系上因为分工而受到局限，精神也极其贫乏、空虚。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剥削制度被消灭，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的需要将不断呈现丰富性和多面性。此时，人的需要除物质财富需要外，更多的是在社会关系方面和精神生活方面，人在普遍的交往中将按自己的个性来谋得一切合理需要，从而形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具备的需求结构。即是说，人的需求层次的提高即是迈向历史的第三个阶段的表征，也是向第三个阶段前进的推动力。“社会主义形态的前提是工人有较高的生活需要”［3］。
三、森对于财富和以自由作为发展的新诠释
马克思对于财富和人的发展关系的理解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根本原则，同时指出人的发展对于促进财富的增长有巨大的反作用，即人兼具手段和目的的双重属性。双重属性的论述不仅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中对待人的工具态度，而且相对于康德式的仅把人视为目的也是一种积极的扬弃。但是，马克思的理解诞生于19世纪，有特定的时代性，以其来指导实践，需要有与时俱进的创新，对经典理论做出有新意的解读。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院和哲学院兼任教授的森在综合他多年来在发展经济学、贫困和不平等、社会选择理论和道德哲学等领域丰富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在财富和人的发展的问题上提出了其独特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森的影响是直接而显著的，这体现在森的论著中对马克思的经典论述的多次引用，甚至是对马克思的观点的直接赞扬。可以认为，森的理论代表了对于马克思理论，至少是其精神实质的一种继承和发扬。森的理论的时代和学术背景是：古典经济学的财富观强调财富本身，即“财富是什么”，进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后，财富观的核心变成了“是什么创造了财富”。“在当代经济学理论中，……财富观的核心命题主要讨论财富的增长问题”［12］。这助长了公共政策目标的异化和对经济增长的盲目崇拜。在主流经济学界一片GDP是优先乃至唯一考虑的声浪中，森等少数经济学家另辟蹊径，重新挖掘了斯密和马克思等人的学术遗产，把人的自由发展而不是财富的增长树立为发展问题的核心。
HDI并不是对先前多维度评价指标的简单重复，因为其拥有丰富而稳固的理论框架——森的作为自由发展理论。对于森的的理论来说，HDI本身就是一个通往可操作性的努力，情境适应性和多维度综合性恰恰是森的框架的特征和优点。
四、启示
通过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以新的学术视角解读马克思和森的人的发展与财富的关系原理，我们在理论上和政策实践中可以获得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启示一：即使我们仍然坚持以经济增长为中心，人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也并不冲突。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新型工业乃至后工业时代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预言过，在新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生产模式中“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是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表现。……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限职能的局部个人”［16］。
随着世界经济产业结构的改变(美国、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超过75%)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资本稀缺性特征逐渐消失，……劳动力数量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趋于中性”［17］。传统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日渐减弱。因而，财富生产过程中科技含量和创意的重要性正在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越来越具有特别的意义。受过较多的多方面的教育和训练的劳动力，即自由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可以成倍地提高生产率，故而也可以成倍地折算成简单的，也即被异化的劳动力。高素质的劳动者生产出的是有高附加值的商品。
人的发展对于财富生产的效率的正向推动作用包括：(1)健康、初中等教育和营养可提高农村和城市工人的生产力。(2)中等教育方便了技术的掌握和管理能力的提高。(3)高等教育支持基础科学发展、国外技术引进和引进技术的国产化改造。(4)中高等教育是关键制度发展的重要基础，如政府、法律和金融系统。(5)一个更有能力的劳动力更有创造性，会产生更多的技术创新。(6)女性劳动者能力的提高可以降低出生率，实现更高的人均收入增长。
启示二：如果我们以人的发展为中心，那么在人与财富的关系问题上，必须超越西方经济学对于人的价值的单纯手段和工具的界定。
在马克思看来，发展过程就是人摆脱必然性的束缚﹑实现自由的过程，就是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进的过程。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实现和“全人类的解放”，是建立在“每个人的解放”基础之上的。“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解放和社会改造的目的。“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18］。在马克思看来，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程度是社会发展的标志。个人自由永远是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最终尺度，个人自由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个人自由服从社会，而是社会必须按照个人自由这一目的进行改造。“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11］。
作为马克思的发展观的现代继承者，森认为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对发展的恰当定义，必须远远超越财富的积累和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他与收入有关的变量的增长。这并非忽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我们必须超越它”［13］。
启示三是对启示一和启示二的提升：理解人的发展与财富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领会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以人为本”。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描述共产主义社会时，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19］。所以，马克思已经道出了“以人为本”的真谛。“通过人”，这是将人看成是工具，是低层次的“以人为本”；“为了人”，这是将人看成是目的，是高层次的“以人为本”；且两者是统一的。
目前在中国还有2 000 多万绝对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 %；已脱贫的人口相当部分还存在返贫的可能；每年约净增1 000 多万人口，人口压力不断带来生存、就业和住房等一系列问题；社会财富分配业已进入较高不平等区间，基尼系数达到045甚至以上。因此，未来在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践行“以人为本”这一核心时要致力于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使其能有效覆盖全体社会成员。；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加强支撑社会和谐的社会基础，加大对弱势群体的造血型扶持力度，增强弱者改变其地位的能力；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公共供给水平，以保障人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即是说，“以人为本”可以解读为财富的增长应该为促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服务。
启示四以启示三为基础：人的发展理论可以成为在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过程中指导政府工作的依据。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国家整体发展思路的变迁。深入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级政府在未来的决策和服务中抛弃“以物为本”的异化片面发展观，奉行“以人为本”的自由全面发展观，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判断政策和服务效果的最终尺度。马克思在讨论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反复重申，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力防止“社会的公仆成为社会的主人”［20］。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政府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发展观。
通过研究马克思与森的自由观，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发展，探寻其人文关怀之根。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秉承自由全面的理念来建构符合我国现实的、更加人性化的发展评价体系，作为政绩评价的依据。这种评价体系不仅应该关注人的朴素存在状态，还应该有助于促进人们对自身的发展状态进行反思；不仅应该顾及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更应该包含人们对自身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相融合的诉求。马克思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对森以自由作为发展理念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森的以自由作为发展理念又为“人类发展指数”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牵头，以森的工作为理论基础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公认的评价发展程度的重要替代性多维度指标(相对于单维度GDP指标而言)。虽然人类发展指数在测度人的发展中还有很多的缺陷，但已经比单纯局限于财富目标迈出了一大步。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导，透过人类发展指数观测各地区、各阶层的人类发展水平，有利于精确量化科学发展观的贯彻情况，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帮助各级政府部门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要求的政策是极有裨益的。关键是要放弃充斥着财富崇拜和“GDP至上”的传统政绩评价体制，使用与人类发展更加紧密相关的各级政府绩效评价标准(如人类发展指数)。政府的绩效应该从管理效率、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教育科技、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等领域进行综合评价，并且根本宗旨在于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辅助。即是说，必须通过机制设计，使得各级政府部门能够有激励在健康、教育和环保等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财力，从而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此外，启示还在于我们如何对待自然界。对待自然界，我们就可以从物，可以从作为财富源泉的角度来进行理解，认为自然界有其自身规律。这一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必须要遵守。但是，在当今人类尤其其价值观深深影响自然界的情况下，我们还应当善待自然界、美化自然界，即以人的本性来理解自然界，自然界是我们人类的“家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9］。这就是说，人类不仅能够按照科学的尺度来进行生产，把整个自然界变成自己的“无机的身体”，而且能够把自己的内在的尺度——善和美运用到对象上去，实现自然的人化，创造着适合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的理想世界，实现“人和自然界的和谐”，即“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19］，也即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天人合一”。人之所以高于动物，是因为能够掌握这两个尺度，并在行动中把两者自觉地结合起来。所以，“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19］。人类发展指数虽然用三个基本因素（寿命、知识和生活水平）来反映一个国家的发展情况，但是没有采用生态指标，这不得不说是该指标体系的一个缺陷。2001年，Oizilbash通过研究发现国家的福利排名与环境指标的范围有一定的关系，经济方面福利较好的国家往往环境绩效方面较差。自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组织的联合国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后，有人提出按照用绿色GDP的思路来构建绿色HDI。其他一些国际机构曾呼吁HDI中应包括反映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指标，HDI数据表中也有了一些关于自然资源的表格。1992年，UNDP还承诺要开展“环境敏感的HDI”研究，但由于数据来源及运算的复杂性，至今还没有这样的指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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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th and Freedom:Theorem and its Instruction
Abstract：Wealth is one of the key concepts in economicsClassical Political sconomy thinks about “what is wealth”，in the time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the core of question becomes “what produces wealth”KarlMarx and AmartyaSen believe that the range of wealth cant be only the growth of GDP and revenue，and theorists should analyze the effect of wealth on good life and free development of peopleBy studying Marxs and Sens viewpoint of development of people，we can know: there is nothing contray between free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growth of wealth; free development of people have all the value as instrument and the value as objective; the nexus of peoples development and wealth can become the aim and law of governments function，because its able to help u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the viewpoint of scientifical development
Key words：Neoclassical economics;wealth;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责任编辑：刘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