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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这里的“不均”，不是指不均等，而是指不遵名分、不按规矩分配社会财富，强取豪夺践踏“公正”“公平”的正义准则。实际上，人们对分配方式是否合乎“正义”比对分配的结果即财富占有的多寡，更加在意和关注。因此，分配不公与收入差距其实是两回事。收入差距描述的是一种结果状态，分配不公则揭示了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笔者认为，分配制度改革不能只一味地强调缩小收入差距，更应关注分配不公，探究和挖掘隐藏在收入差距背后的非市场因素。
引发收入差距扩大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城镇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都经历了快速上涨，百姓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倍，扩大到2009年的3.33倍，之后基本维持在3倍左右。尤其是在城镇化视角下，随着金融、房地产行业的兴起，资产的财富效应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分配格局。
从收入分配演化的内在规律和国际经验来看，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既有内生性因素，也有外生性因素。前者主要是指一些市场因素，如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差异、资本深化与资本劳动替代率的差异，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等；后者主要是指一些非市场的因素，既有一次分配中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不彻底而引发权力“越位”导致的分配不公，又有二次分配中权力监督和监管“缺位”而引发的分配不公。
过去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收入差距本身问题，实际上分配不公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机会不公、权利不公和规则不公，及其对社会心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冲击，远甚于效率导向的市场机制所引发收入差距的扩大。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表明收入分配改革的内在要求之一，就是要革除造成收入差距的非市场因素，消除分配不公。
消除分配不公的若干建议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将有助于挖掘新的制度红利，为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注入内在的激励机制和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动力。
1. 调整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调整要素价格形成機制，就是要把市场的归还给市场，完善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充分体现按照要素贡献大小分配的准则和制度，改革和完善初次收入分配制度。主要包括：一是进一步完善土地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有效遏制“土地财政”模式下的城镇化，适度提高农民在土地转让和征用过程中的收益份额。二是进一步调整劳动力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竞争有序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改善扭曲的工资价格机制，尤其要建立、培育和规范公务员、事业单位及企业一线职工的工资增长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取缔不合理的补贴收入。三是进一步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取消金融双轨制和对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引导投资向更加有效率的地方集中。四是进一步建立健全资源使用制度，进一步理顺水、电、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五是进一步规范公共产品的资本化运作。对于已经收回成本的高速公路、市政建设等企业应当尽快清理整顿，严格监管私人部门假借各种名义进入公共产品领域，严厉打击违反法律法规的行政乱收费。六是进一步培育创新激励机制和收入分配保障措施，形成创新激励导向的社会氛围，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创新转型。
2. 提升再分配的调节功能
再分配政策的核心是推动新一轮的税收制度改革，充分发挥税收对于初次分配的有效调节作用。重点是调整和完善税制结构，降低流转税和间接税比重，提高收入税比重。同时配套改革财税体系，匹配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此外，要构建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税制体系，通过开征反暴利税降低行业收入差距，建立以房产税为主体，以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为补充的財产税体系。通过转移支付机制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推进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维持物价水平稳定，给予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保障，倡导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
3. 增强财政开支透明度
政府财政收支预算，实质是一本“国家账本”，既关乎国家利益，也关乎人民的权益。财政不公开，公开不透明，透明不彻底，势必放大公众对财政的不信任，甚至还会转化成对政府的不信任。2010年以来，中央要求国家机关公开“三公”经费支出，2012年底“八项规定”出台，2013年进一步要求地方政府也要比照中央公开“三公”支出。如今，将公共财政收支公开化、透明化纳入各级政府考核的关键性指标已成为趋势。
4. 建立健全社会监控体系
首先要增强收入统计透明度，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加强收入分配社会监控的基础。2013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对城乡居民收入的统计口径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统计的内容、核算的方法等各方面仍存在进一步调整的余地，以增强收入统计的透明度与可信度。特别是要完善收入申报制度和统计指标体系，加快个人诚信体系建设，建立收入分配预警监测机制，为加强收入分配的监控与政策制定打下坚实基础。其次要综合运用法制与行政手段，加强收入分配的社会监控。重点是规范收入分配来源，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和会计审计制度，查处偷税漏税的违法行为，避免税收流失，削弱再分配的力度，逐步消除非市场因素导致的不合理收入分配。同时发挥法律制度在监督收入来源规范化以及调控垄断企业的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具有的作用，依法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特别是加强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的监管和调控。
5.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性，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的紧迫性。以权谋私和公权寻租等腐败问题已不仅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而且更关系到我们党与群众的关系，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已经成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核心在于建立起让全体党员干部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此外，还有一些微腐败，看似合法却不合理的办事流程，滋生出大量依靠权力而生的“宿主”，以及一连串长长的“食物链”，养活了其中的一大批不法之徒和中间商。医疗、教育、房产、铁路、社保、户籍、质检、股市，概莫如是。如果我们行政部门的办事规则都尽量透明，程序尽可能简便，多一些规则意识，少一些人情世故，就能激浊扬清，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均”和不公平感，增强百姓的获得感。
引发收入差距扩大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城镇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都经历了快速上涨，百姓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倍，扩大到2009年的3.33倍，之后基本维持在3倍左右。尤其是在城镇化视角下，随着金融、房地产行业的兴起，资产的财富效应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分配格局。
从收入分配演化的内在规律和国际经验来看，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既有内生性因素，也有外生性因素。前者主要是指一些市场因素，如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差异、资本深化与资本劳动替代率的差异，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等；后者主要是指一些非市场的因素，既有一次分配中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不彻底而引发权力“越位”导致的分配不公，又有二次分配中权力监督和监管“缺位”而引发的分配不公。
过去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收入差距本身问题，实际上分配不公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机会不公、权利不公和规则不公，及其对社会心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冲击，远甚于效率导向的市场机制所引发收入差距的扩大。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表明收入分配改革的内在要求之一，就是要革除造成收入差距的非市场因素，消除分配不公。
消除分配不公的若干建议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将有助于挖掘新的制度红利，为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注入内在的激励机制和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动力。
1. 调整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调整要素价格形成機制，就是要把市场的归还给市场，完善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充分体现按照要素贡献大小分配的准则和制度，改革和完善初次收入分配制度。主要包括：一是进一步完善土地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有效遏制“土地财政”模式下的城镇化，适度提高农民在土地转让和征用过程中的收益份额。二是进一步调整劳动力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竞争有序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改善扭曲的工资价格机制，尤其要建立、培育和规范公务员、事业单位及企业一线职工的工资增长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取缔不合理的补贴收入。三是进一步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取消金融双轨制和对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引导投资向更加有效率的地方集中。四是进一步建立健全资源使用制度，进一步理顺水、电、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五是进一步规范公共产品的资本化运作。对于已经收回成本的高速公路、市政建设等企业应当尽快清理整顿，严格监管私人部门假借各种名义进入公共产品领域，严厉打击违反法律法规的行政乱收费。六是进一步培育创新激励机制和收入分配保障措施，形成创新激励导向的社会氛围，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创新转型。
2. 提升再分配的调节功能
再分配政策的核心是推动新一轮的税收制度改革，充分发挥税收对于初次分配的有效调节作用。重点是调整和完善税制结构，降低流转税和间接税比重，提高收入税比重。同时配套改革财税体系，匹配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此外，要构建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税制体系，通过开征反暴利税降低行业收入差距，建立以房产税为主体，以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为补充的財产税体系。通过转移支付机制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推进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维持物价水平稳定，给予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保障，倡导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
3. 增强财政开支透明度
政府财政收支预算，实质是一本“国家账本”，既关乎国家利益，也关乎人民的权益。财政不公开，公开不透明，透明不彻底，势必放大公众对财政的不信任，甚至还会转化成对政府的不信任。2010年以来，中央要求国家机关公开“三公”经费支出，2012年底“八项规定”出台，2013年进一步要求地方政府也要比照中央公开“三公”支出。如今，将公共财政收支公开化、透明化纳入各级政府考核的关键性指标已成为趋势。
4. 建立健全社会监控体系
首先要增强收入统计透明度，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加强收入分配社会监控的基础。2013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对城乡居民收入的统计口径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统计的内容、核算的方法等各方面仍存在进一步调整的余地，以增强收入统计的透明度与可信度。特别是要完善收入申报制度和统计指标体系，加快个人诚信体系建设，建立收入分配预警监测机制，为加强收入分配的监控与政策制定打下坚实基础。其次要综合运用法制与行政手段，加强收入分配的社会监控。重点是规范收入分配来源，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和会计审计制度，查处偷税漏税的违法行为，避免税收流失，削弱再分配的力度，逐步消除非市场因素导致的不合理收入分配。同时发挥法律制度在监督收入来源规范化以及调控垄断企业的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具有的作用，依法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特别是加强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的监管和调控。
5.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性，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的紧迫性。以权谋私和公权寻租等腐败问题已不仅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而且更关系到我们党与群众的关系，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已经成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核心在于建立起让全体党员干部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此外，还有一些微腐败，看似合法却不合理的办事流程，滋生出大量依靠权力而生的“宿主”，以及一连串长长的“食物链”，养活了其中的一大批不法之徒和中间商。医疗、教育、房产、铁路、社保、户籍、质检、股市，概莫如是。如果我们行政部门的办事规则都尽量透明，程序尽可能简便，多一些规则意识，少一些人情世故，就能激浊扬清，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均”和不公平感，增强百姓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