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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在本质上就是农民的市民化问题。截至2008年底，我国常住城镇人口达到6.07亿，其中约2亿人是农民工。在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市民化已经成为城市化的重要途径。进一步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
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
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加快推进城市化，不断推动城乡一体化，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然途径。
首先，农民工市民化是加快推进城市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桥梁。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社会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累积并向工业及其他非农产业涌流，由此引起土地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农业以外领域急剧转移，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城市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农民工市民化。在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要实现“以工补农、以城促乡”，缩小城乡差距，农民工是一支不可替代的生力军，同时，城市的发展、农民工的进步势必带动农业和农村更好更快的发展，在此意义上讲，农民工市民化对加快农村发展、促进农民致富意义也十分重大。由于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制度的影响，我国农民在向城市转移、从事非农产业的同时，还不能顺利成为城市的居民，完整享有市民的待遇，这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和水平，如果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解决好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将会大大加快，我国发展的潜在动力也会源源不断涌现。
其次，农民工市民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往往成为城市社会结构的“边缘人”，基本权益缺乏保障，城市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覆盖不到，缺乏获得培训、教育的机会，也缺乏政治参与和表达的便捷渠道。农民工大多从事重、脏、苦、累、险的体力劳动，普遍处于劳动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劳保条件差的工作环境中。如果我们不能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从长期看，不能实现市民化的大量农民工普遍存在的身在城市又不属于城市的“边缘人”心态，极易成为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源。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生活保障，也可以解决农民工由于身份歧视所带来的心理和精神上的伤害，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当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约因素
虽然近年来国家和各地都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门槛随着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正在逐步降低，但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却并没因户籍限制的大幅放松迎刃而解，目前，农民工融入城市还存在其他一些瓶颈制约，主要表现在：
生活成本高昂。农民工大多数收入较低，因此其市民化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最近，中央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加快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际上现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首要问题就在于其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与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之间的矛盾。特别是近几年来大中城市的住房价格涨幅过大，长三角、珠三角吸引了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就业，但居高不下的房价使绝大多数农民工只能望房却步。而以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为代表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却常常以身份为由把农民工排除在享受范围之外，居无定所也就成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瓶颈。
保障措施缺位。近年来，国家对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政策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办法也在摸索中逐步出台。但这些新生的政策仍存在一个如何落实到基层的问题，农民工要享受与市民同样的社会保障政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由于流动性较强、组织化程度较低，针对农民工的劳动合同制度在实际推行中存在不少难题，没有劳动合同制度的约束，农民工的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劳动纠纷协调制度、工资合理增长制度就很难建立和落实。虽然以江苏为代表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推开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省内跨地域接续转移的政策，但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农民工城市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和真正落实依然有待时日。由于养老保险缴费门槛高，而农民工流动频繁，多数农民工参保很难达到缴费年限标准，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仍然比较低。在医疗保障方面，在大多数城市，农民工也仍然无法完全进入城镇医保体系，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享有相同的医疗救助待遇特别是大病医疗保险。
发展预期不强。对广大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发展预期寄托在自己的子女身上。但目前农民工子女教育仍然是个大问题。虽然“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导向和格局正在逐步构建，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所享受的教育条件包括教学环境和教育质量等与城市儿童相比仍有差距。随同父母进入城市的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相当一部分尚未纳入流入地公办义务教育体系。即使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许多公办学校还要收取高额借读费。农民工子女只能进入收费标准较低、办学条件简陋、师资力量薄弱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这必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未来的社会竞争能力。此外，按现行的选举法及相关法规规定，农民工不能在就业城市参与所居住社区的选举，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难以在城市政治生活和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得到充分反映，这也阻碍了他们融入城市的信心和预期。
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公共政策思考
从社会公共政策的角度考量，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市民待遇问题，是公民的平等权利问题。因此，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从社会公共政策的改革着眼。
改革流动人口管理体制，以平等就业为目标，促进农民工在城市的稳定就业。稳定就业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根本前提。当前一些城市虽然对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的总量控制、职业、工种限制逐步取消了，但强制收取管理费、用工调节费等现象依然存在，实行的仍然是“敞开城门，分设门槛”的就业歧视政策。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将农民工的管理全面纳入城市和流入地政府的管理体系，加强就业和维权等方面的服务，如对农民工免收或少收职介费，建立农民工维权服务救助机构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诉讼服务，尽快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网络，严格监督基层政府对外来农民工的不合理收费行为，取消农民工就业行业和工种的限制，逐步统一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用工待遇，做到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
改革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以市民待遇为目标，建立覆盖农民工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必须立足于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需要，以市民待遇为最终目标，建立覆盖农民工的包括社会救助、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可以考虑以劳动关系为标准、结合农地的保障功能，采取分类、分步的保险办法。第一，建立并落实农民工迫切需要的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障。保障遭工伤或患职业病的农民工获得与城镇职工一样的医疗救治 和经济补偿。以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为重点，逐步建立完善大病保险制度和针对农民工的社会救助制度。鼓励在城市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二，对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分类渐进铺开。对已经在城市稳定就业较长时间的农民工，应该按照城镇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办法将他们纳入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对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可探索建立“低费率(或低费基)、广覆盖、可转移”的过渡性养老保险。实行个人账户为主、社会统筹为辅的储蓄积累制模式，适当降低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实行低门槛进人、低标准享受。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缴费基数和费率，增加缴费中计人社会统筹账户的比例，达到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完全接轨。第三，分阶段、分层次建立覆盖农民工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对拥有比较稳定职业且已在城市就业一定时间的农民工，应逐步将其纳入城市公共住房政策的视野，在保障性住房上给予市民待遇，比照城市居民标准提供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对于购买城市经济适用房的农民工，可降低其购房首付款的比例，增加贷款额度，延长还款期限，给予契税优惠。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使部分在城市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群体也能享受到住房公积金。允许各地探索由集体经济组织利用农村建设用地建立农民工公寓，对兴建农民工公寓的个人和机构，鼓励金融机构为其提供低息长期银行贷款或公积金贷款。
改革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以社会共享为目标，进一步完善覆盖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农民工及其家庭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理应和市民一样享有教育、医疗、安全、娱乐等多方面的公共服务。第一，必须进一步健全完善农民工子女教育制度，确保农民工子女平等享受城市义务教育资源。教育部2010年将启动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其中强调以输入地为主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要求全面取消借读费，如果这一政策能够真正得到落实，将是造福农民工的一件大好事。第二，必须把城市公共职业教育的对象扩展到农民工。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相对低于城市市民，从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发展能力的角度考量，把城市公共职业教育的对象扩展到农民工尤其是城市新生代农民工，使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一样平等分享职业教育培训的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尤其是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顺利推进是非常有益的。第三，必须实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对城市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公共文化等公共服务内容的平等共享。这既是公民平等权利的体现，也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健康运转的要求。如在公共卫生领域，如果忽视了以农民工群体为代表的流动人口，消除重大传染性疫病、保障居民健康的目标就很难真正实现。第四，必须强化农民工对城市社区组织的归属感。应鼓励城市的社区组织、文化团体、福利组织以及相关的职业组织、社会团体涵盖农民工群体，让农民工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使农民工在追求社会资源共享和市民待遇之路上拥有有效的组织载体，农民工的心愿和呼声能够通过这些载体得到表达，社会的整体和谐安定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才能实现。
责任编辑：尤健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
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
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加快推进城市化，不断推动城乡一体化，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然途径。
首先，农民工市民化是加快推进城市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桥梁。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社会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累积并向工业及其他非农产业涌流，由此引起土地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农业以外领域急剧转移，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城市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农民工市民化。在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要实现“以工补农、以城促乡”，缩小城乡差距，农民工是一支不可替代的生力军，同时，城市的发展、农民工的进步势必带动农业和农村更好更快的发展，在此意义上讲，农民工市民化对加快农村发展、促进农民致富意义也十分重大。由于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制度的影响，我国农民在向城市转移、从事非农产业的同时，还不能顺利成为城市的居民，完整享有市民的待遇，这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和水平，如果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解决好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将会大大加快，我国发展的潜在动力也会源源不断涌现。
其次，农民工市民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往往成为城市社会结构的“边缘人”，基本权益缺乏保障，城市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覆盖不到，缺乏获得培训、教育的机会，也缺乏政治参与和表达的便捷渠道。农民工大多从事重、脏、苦、累、险的体力劳动，普遍处于劳动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劳保条件差的工作环境中。如果我们不能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从长期看，不能实现市民化的大量农民工普遍存在的身在城市又不属于城市的“边缘人”心态，极易成为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源。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生活保障，也可以解决农民工由于身份歧视所带来的心理和精神上的伤害，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当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约因素
虽然近年来国家和各地都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门槛随着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正在逐步降低，但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却并没因户籍限制的大幅放松迎刃而解，目前，农民工融入城市还存在其他一些瓶颈制约，主要表现在：
生活成本高昂。农民工大多数收入较低，因此其市民化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最近，中央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加快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际上现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首要问题就在于其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与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之间的矛盾。特别是近几年来大中城市的住房价格涨幅过大，长三角、珠三角吸引了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就业，但居高不下的房价使绝大多数农民工只能望房却步。而以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为代表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却常常以身份为由把农民工排除在享受范围之外，居无定所也就成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瓶颈。
保障措施缺位。近年来，国家对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政策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办法也在摸索中逐步出台。但这些新生的政策仍存在一个如何落实到基层的问题，农民工要享受与市民同样的社会保障政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由于流动性较强、组织化程度较低，针对农民工的劳动合同制度在实际推行中存在不少难题，没有劳动合同制度的约束，农民工的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劳动纠纷协调制度、工资合理增长制度就很难建立和落实。虽然以江苏为代表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推开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省内跨地域接续转移的政策，但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农民工城市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和真正落实依然有待时日。由于养老保险缴费门槛高，而农民工流动频繁，多数农民工参保很难达到缴费年限标准，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仍然比较低。在医疗保障方面，在大多数城市，农民工也仍然无法完全进入城镇医保体系，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享有相同的医疗救助待遇特别是大病医疗保险。
发展预期不强。对广大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发展预期寄托在自己的子女身上。但目前农民工子女教育仍然是个大问题。虽然“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导向和格局正在逐步构建，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所享受的教育条件包括教学环境和教育质量等与城市儿童相比仍有差距。随同父母进入城市的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相当一部分尚未纳入流入地公办义务教育体系。即使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许多公办学校还要收取高额借读费。农民工子女只能进入收费标准较低、办学条件简陋、师资力量薄弱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这必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未来的社会竞争能力。此外，按现行的选举法及相关法规规定，农民工不能在就业城市参与所居住社区的选举，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难以在城市政治生活和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得到充分反映，这也阻碍了他们融入城市的信心和预期。
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公共政策思考
从社会公共政策的角度考量，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市民待遇问题，是公民的平等权利问题。因此，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从社会公共政策的改革着眼。
改革流动人口管理体制，以平等就业为目标，促进农民工在城市的稳定就业。稳定就业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根本前提。当前一些城市虽然对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的总量控制、职业、工种限制逐步取消了，但强制收取管理费、用工调节费等现象依然存在，实行的仍然是“敞开城门，分设门槛”的就业歧视政策。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将农民工的管理全面纳入城市和流入地政府的管理体系，加强就业和维权等方面的服务，如对农民工免收或少收职介费，建立农民工维权服务救助机构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诉讼服务，尽快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网络，严格监督基层政府对外来农民工的不合理收费行为，取消农民工就业行业和工种的限制，逐步统一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用工待遇，做到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
改革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以市民待遇为目标，建立覆盖农民工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必须立足于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需要，以市民待遇为最终目标，建立覆盖农民工的包括社会救助、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可以考虑以劳动关系为标准、结合农地的保障功能，采取分类、分步的保险办法。第一，建立并落实农民工迫切需要的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障。保障遭工伤或患职业病的农民工获得与城镇职工一样的医疗救治 和经济补偿。以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为重点，逐步建立完善大病保险制度和针对农民工的社会救助制度。鼓励在城市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二，对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分类渐进铺开。对已经在城市稳定就业较长时间的农民工，应该按照城镇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办法将他们纳入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对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可探索建立“低费率(或低费基)、广覆盖、可转移”的过渡性养老保险。实行个人账户为主、社会统筹为辅的储蓄积累制模式，适当降低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实行低门槛进人、低标准享受。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缴费基数和费率，增加缴费中计人社会统筹账户的比例，达到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完全接轨。第三，分阶段、分层次建立覆盖农民工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对拥有比较稳定职业且已在城市就业一定时间的农民工，应逐步将其纳入城市公共住房政策的视野，在保障性住房上给予市民待遇，比照城市居民标准提供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对于购买城市经济适用房的农民工，可降低其购房首付款的比例，增加贷款额度，延长还款期限，给予契税优惠。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使部分在城市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群体也能享受到住房公积金。允许各地探索由集体经济组织利用农村建设用地建立农民工公寓，对兴建农民工公寓的个人和机构，鼓励金融机构为其提供低息长期银行贷款或公积金贷款。
改革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以社会共享为目标，进一步完善覆盖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农民工及其家庭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理应和市民一样享有教育、医疗、安全、娱乐等多方面的公共服务。第一，必须进一步健全完善农民工子女教育制度，确保农民工子女平等享受城市义务教育资源。教育部2010年将启动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其中强调以输入地为主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要求全面取消借读费，如果这一政策能够真正得到落实，将是造福农民工的一件大好事。第二，必须把城市公共职业教育的对象扩展到农民工。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相对低于城市市民，从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发展能力的角度考量，把城市公共职业教育的对象扩展到农民工尤其是城市新生代农民工，使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一样平等分享职业教育培训的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尤其是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顺利推进是非常有益的。第三，必须实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对城市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公共文化等公共服务内容的平等共享。这既是公民平等权利的体现，也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健康运转的要求。如在公共卫生领域，如果忽视了以农民工群体为代表的流动人口，消除重大传染性疫病、保障居民健康的目标就很难真正实现。第四，必须强化农民工对城市社区组织的归属感。应鼓励城市的社区组织、文化团体、福利组织以及相关的职业组织、社会团体涵盖农民工群体，让农民工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使农民工在追求社会资源共享和市民待遇之路上拥有有效的组织载体，农民工的心愿和呼声能够通过这些载体得到表达，社会的整体和谐安定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才能实现。
责任编辑：尤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