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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一个清晨，人们在巴黎的蒙帕纳斯工作室中发现了常玉的尸体，像贾宝玉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斗篷最后了却尘缘——他就这样因为煤气中毒尴尬地去世了，最后陪伴身边的，是胸口横放的书。
据常玉的邻居、艺术家帕契可夫太太回忆，常玉生前经常戴的一只通体碧绿翠玉指环，也随着主人的去世而神秘消失。随后，常玉的作品被成捆地打包，寄卖在巴黎拍卖市场，售价仅数百法郎。到了80年代，台湾的不少画商因为常玉的遗作而暴富，一些人士还专门到巴黎，找到常玉当年所住楼房下的中国餐馆的打工者，这些人都已年过花甲。画商听了他们的叙述，终于在巴黎的一个贫民墓地里找到被草草埋葬的常玉的坟墓。
时隔半个世纪，在2009年佳士得香港春季拍卖会上，常玉的油画《猫与雀》以4210万港元成交，刷新了画家作品拍卖价格的世界纪录。
我们的心不必悲金悼玉，常玉本就是个梦中人。正如画上宋代理学家程颢的诗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巴黎纨绔子
出国留学，于上世纪之初的中国，是新派人要做的新事。像常玉这种充满浪漫艺术气质、有殷实家底又领受过艺术新风尚的人，出国简直是理所当然。
翩翩青年常玉，初到法国时艺友队伍庞大：徐悲鸿、林凤眠、潘玉良、庞薰琹、张道藩、刘海粟、徐志摩都在那个时候的巴黎。巴黎作为彼时世界艺术之都，华人才子济济，一派意气风发。
一般留学者的时间都是贵如黄金，还得时时克服物质上的窘迫，与肚子偶尔的饥肠辘辘做斗争。倒是常玉，半点不用为面包发愁，不进美术学校进修，不像苦行僧那样夜以继日地画画，不争分夺秒在艺术的道路上小步奔跑。当徐悲鸿在达仰教授的工作室刻苦作画练习基本功，渴望以西方的训练改革中国绘画的时候，常玉却穿着考究，和美丽的法国女友坐在圆顶咖啡馆，讨论蒙帕纳斯的气温会不会比枫丹白露高那么几度。
常玉人美丰仪，衣著考究，精通拉小提琴、打网球，更擅撞球。除此之外，烟酒无缘，不跳舞，也不赌。他常在咖啡馆里看《红楼梦》，或边拉着小提琴边画画，慢悠悠前行。一生爱好是天然，翩翩佳公子也。
这个浪荡公子是如此地适合巴黎。尽管自由放任，却又有极其文静的一面；他和贾宝玉相似：敏感、任性，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沉迷于美和纯粹。常玉画《金瓶梅》彩漆屏风，画盆花，画裸女，但他从不做关于中学和西学文化体系的艰难考虑——这个绝不苦大仇深的富家子弟，很少跟朋友谈论艺术和自己的画。没有画以载道，没有家国仇恨，没有革命情绪。外出即随带白纸簿和铅笔，坐咖啡馆，爱观察邻桌男女，认有突出形象者，立即素描。也喜欢用毛笔画素描引得女同学倾慕。
徐志摩在《巴黎的鳞爪》中细腻地描述了常玉和他的画室，不够六尺阔的阁楼画室被徐志摩称为“艳丽的垃圾窝”：“一柄手枪，那是瞒不过我花七法郎在密歇耳大街路旁旧货摊上换来的。照相镜子、小手镜、断齿的梳子、蜜膏、晚上喝不完的咖啡杯、详梦的小书，还有可疑的小纸盒儿，凡士林一类的油膏……一只破木板箱一头漆着名字上面蒙着一块灰色布的是他的梳妆台兼书架，一个洋瓷面盆半盆的胰子水似乎都叫一部旧版的卢骚集子给饕了去，一顶便帽套在洋瓷长提壶的耳柄上，从袋底里倒出来的小铜钱错落地散着像是土耳其人的符咒，几只稀小的烂苹果围着一条破香蕉像是一群大学教授们围着一个教育次长索薪……”
不过正午不起身，不近天亮不上床的常玉，下午也不居家，直到上灯的时候才脱下开褂露出臂膀开始工作。而庞薰琹去拜访常玉的时候，他在巴黎第十四区蒙巴丝已经有了另一个工作室兼居室，“比桑克蒂斯的工作室好多了，宽敞明亮，环境幽静，铁制的楼梯通向一个阁楼，常玉就睡在阁楼上……空空的，一幅画也没有，在旁边房间也是空空的，只是在一角堆满了他所画的速写，全是人像与人体，有的是钢笔画，多数是用毛笔画的线描。”
徐志摩见到的1925年的常玉和之后庞薰琹看到的常玉存在着差异，如同他简化自己的画面一样，那时的他也在尽力简化自己的生活。因为南充家中的兄长去世，常玉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除了偶尔靠朋友帮忙卖画维持生计，还出版过法文《中国菜食谱》以减轻生活压力，并在一家中国仿古家具厂工作，绘制彩漆屏风和器物谋生。
但困顿的常玉却不与画商合作，他不懂得两边皆获利的营销，仅单纯不能容忍画商凌驾于自己之上。庞薰琹回忆说他多次看到常玉被人包围，要买他的线描画人物，他却把画送人拒绝收钱；有画商找上门来要他的画，他一一拒绝；时常有人请他吃饭，他倒不推辞。请他画像，他要约法三章：一，先付钱；二，画的时候不要看；三，画完后拿了就走，不提意见。据巴黎的老华侨讲，常玉那时本该大红，但最终未能真成名。
悲鸿“情敌”
虽然常玉爱画裸女，幽默的个性经常给人一种风流印象，但他的一生中没有太多女性故事的串场。
1921年，常玉送给徐悲鸿写意风格的《彩墨牡丹》。这一年夏天，徐悲鸿夫妇因为巴黎的生活费高移居柏林，他还在常玉这幅画的背面画了柏林动物园《驯狮图》素描。1921年8月，常玉也迁居柏林，并和孙佩苍在徐悲鸿家搭伙，一起组织了“天狗会”，嘲讽刘海粟等人在上海成立的“天马会”。常玉为徐悲鸿、蒋碧微夫妇拍摄了很多照片。随性的常玉对于法式生活充分接纳，这点和蒋碧微非常契合，她在回忆录中屡次提及自己在巴黎的舞会中大受欢迎，同时指责留法时期徐悲鸿的猜疑善妒。
一次，三人邀请法国朋友晚餐，地点设在较宽敞的常玉家。由于白天徐悲鸿独自在阁楼练习素描技巧，黄昏时分抵达常玉家，敲门良久无人回应，便生气折返家中。据蒋碧微说，当时她刚好与常玉外出买菜，造成误会。现在，翻开常玉的老相簿首页，赫然是常玉和蒋碧微两张同样角度的微笑对照——常玉替蒋碧微拍摄过多幅照片，她笑得极欢畅。然而她于1927年回到中国，之后两人几乎再无交集。
后来常玉在“大茅屋工作室”与哈蒙兹男爵的女儿玛素·哈蒙尼耶小姐相识，1929年结婚，婚后常玉仍不懂得积攒金钱安排生活，收到家中汇款就挥霍一空，卖了画立即宴请朋友或送礼物，玛素只好去电信局工作，以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开销。徐志摩一直对常玉的这段婚姻羡慕不已，在1929年给刘海粟的信中写道：“常玉，家尤其是有德有美。马姑做的面条又好吃，我恨不得伸长了嘴到巴黎和你们共同享福……。”“马姑”即常玉妻子。
“马”对常玉来说有很多意义，他一生画得最多的是马，或成群结队，或俩俩偎依，或形单影只，却都带着一身美好的稚气，欢快地行走追逐在宇宙间，透着无邪与无畏的气概。20岁出国之后，常玉再未见过他的慈父，当初爱他教他的父亲，就是一名以画马闻名百里的乡绅。别离父亲半世，身旁一张照片全无，他想念他的父亲，便借由父亲最爱的马儿提起画笔。常玉一直称妻子“Ma”，因为玛素的发音与“马”很接近。
与“马姑”同居3年，婚姻关系也仅有3年，所有传闻的爱情故事似乎都在1930年代初期宣告结束。后来朋友眼中的常玉是孤家寡人一个，最后也选择了独自终老。近几年介绍常玉先生的文章多数以徐悲鸿的“情敌”为标题文章，无非炒作宣传，不能再信以为真。
“我学画画原来的动机也就是这点子对人体秘密的好奇。你说我穷相，不错，我真是穷，饭都吃不出，衣都穿不全，可是模特儿——我怎么也省不了。美的分配在人体上是极神秘的一个现象，我不信有理想的全材……有的美在胸部，有的腰部，有的下部，有的头发，有的手，有的脚踝，那不可理解的骨胳，筋肉，肌理的会合，形成各不同的线条，色调的变化，皮面的涨度，毛管的分配，天然的姿态，不可制止的表情——也得你不怕麻烦细心体会发现去。”
“在我这双‘淫眼’看来，一丝不挂的女人就同紫霞宫里翻出来的尸首穿得重重密密的摇不动我的性欲，反面说当真穿着得极整齐的女人，不论她在人堆里站着，在路上走着，只要我的眼到，她的衣服的障碍就无形地消灭，正如老练的矿师一瞥就认出矿苗，我这美术本能也是一瞥就认出‘美苗’，一百次里错不了一次；每回发现了可能的时候，我就非想法找到她剥光了她叫我看个满意不成，我记得有一次在戏院子看着了一个贵妇人，实在没法想（我当然试了）我那难受就不用提了，比发疟疾还难受——她那特长分明是在小腹……”
纷纷的情欲
有人称常玉是“民国时期毁誉参半的情色艺术家”，其实他完全超越了情色，画的裸女高超而神秘，非常无邪。有人说性和女人是常玉一生潦倒默默无名的根本原因，但这两样对他来将可谓不可放弃的人生，名声和财富都在其次。
在巴黎的最初10年，常玉已经画了上千张人体临摹，在画室的破沙发上，落座过至少一二百个当得起美字的女人。如此锻炼出一双发现“美苗”的“淫眼”：对于女人体的精通，使得常玉脱出了皮相上的情色。然而男人几乎没有入过常玉的法眼，他连一幅自画像也无，这在“就地取材”的艺术家里是很罕见的。他几乎不审视自己的样子，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永远顾盼在女人身上。”
对于裸女的热爱持续了常玉一生——“我就不能一天没有一个精光的女人耽在我的面前供养，安慰，喂饱我的‘眼淫’”，常玉对徐志摩说。
他曾用如梦似幻的文字跟徐志摩描述了一位法国南部面包师夫人的身体：
“（她）够打倒你所有的丁托列托，所有的提香，所有的乔尔乔尼……她通体就看不出一根骨头的影子，全叫匀匀的肉给隐住的，圆的，润的，有一致节奏的，那妙是一百个戈蒂埃也形容不全的，尤其是她那腰以下的结构，真是奇迹！不提别的，单就她站在那里你看，从小腹接上股那两条交汇的弧线起直往下贯到脚着地处止，那肉的浪纹就好比是——实在是无可比——你梦里听着的音乐：不可信的轻柔，不可信的匀净，不可信的韵味——说粗一点，那两股相并处的一条线直贯到底，不漏一屑的破绽，你想通过一根发丝或是吹渡一丝风息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同时又决不是肥肉的黏着，那就呆了。真是梦！”
但常玉并没有否定东方的人体：
“正如东方的玫瑰不比西方的玫瑰差什么香味，东方的人体在得到相当地栽培以后，也同样不能比西方的人体差什么美——除了天然的限度，比如骨胳的大小，皮肤的色彩。同时顶要紧的当然要你自己性灵里有审美的活动，你得有眼睛，要不然这宇宙不论它本身多美多神奇，在你还是白来的。我在巴黎苦过这十年，就为前途有一个宏愿：我要张大了我这经过训练的‘淫眼’到东方去发现人体美。”
常玉的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他把东方的美，留在了他画的那些裸女的眼睛里，她们转身姿势的羞涩中，和铺垫在身体下的带着中国花纹的丝毯上。
蒙土之玉
常玉去世前一年，他绘制的《金瓶梅》彩漆屏风被潘玉良晚年的男友收藏，装饰在其开设在圣苏尔必斯街上的中国餐馆里，1970年代不知去向。那屏风背后，常玉用小楷写满了《金瓶梅》诗句以及男女之间媾合的私情。《红楼梦》警幻言“好色即淫，知情更淫”，常玉是两者兼美，达到了最高境界。一个荡子的情怀，就是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1966年夏天，常玉绘制了最后一幅油画《奔跑的小象》，和好友达昂通了电话：
常玉：孤独……我开始画一张画。
达昂：是什么样的画？
常玉：您将会看到！
达昂：那要等到几时？
常玉：再过几天之后……我先画，然后再简化它……再简化它……
常玉的小象在沉沉背景中奔跑，即将消失在莽荒。在后期的作品中，无论是盆花还是动物，都显现出荒凉，人和动物在画面上变得很小，像被从天上扔下来一样躺卧在深色的原野中，仿佛马上就要被世界消解融化。
“我的生命中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画家。关于我的作品，我认为毋须赋予任何解释，当观赏我的作品时，应清楚了解我所要表达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常玉说。
据常玉的邻居、艺术家帕契可夫太太回忆，常玉生前经常戴的一只通体碧绿翠玉指环，也随着主人的去世而神秘消失。随后，常玉的作品被成捆地打包，寄卖在巴黎拍卖市场，售价仅数百法郎。到了80年代，台湾的不少画商因为常玉的遗作而暴富，一些人士还专门到巴黎，找到常玉当年所住楼房下的中国餐馆的打工者，这些人都已年过花甲。画商听了他们的叙述，终于在巴黎的一个贫民墓地里找到被草草埋葬的常玉的坟墓。
时隔半个世纪，在2009年佳士得香港春季拍卖会上，常玉的油画《猫与雀》以4210万港元成交，刷新了画家作品拍卖价格的世界纪录。
我们的心不必悲金悼玉，常玉本就是个梦中人。正如画上宋代理学家程颢的诗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巴黎纨绔子
出国留学，于上世纪之初的中国，是新派人要做的新事。像常玉这种充满浪漫艺术气质、有殷实家底又领受过艺术新风尚的人，出国简直是理所当然。
翩翩青年常玉，初到法国时艺友队伍庞大：徐悲鸿、林凤眠、潘玉良、庞薰琹、张道藩、刘海粟、徐志摩都在那个时候的巴黎。巴黎作为彼时世界艺术之都，华人才子济济，一派意气风发。
一般留学者的时间都是贵如黄金，还得时时克服物质上的窘迫，与肚子偶尔的饥肠辘辘做斗争。倒是常玉，半点不用为面包发愁，不进美术学校进修，不像苦行僧那样夜以继日地画画，不争分夺秒在艺术的道路上小步奔跑。当徐悲鸿在达仰教授的工作室刻苦作画练习基本功，渴望以西方的训练改革中国绘画的时候，常玉却穿着考究，和美丽的法国女友坐在圆顶咖啡馆，讨论蒙帕纳斯的气温会不会比枫丹白露高那么几度。
常玉人美丰仪，衣著考究，精通拉小提琴、打网球，更擅撞球。除此之外，烟酒无缘，不跳舞，也不赌。他常在咖啡馆里看《红楼梦》，或边拉着小提琴边画画，慢悠悠前行。一生爱好是天然，翩翩佳公子也。
这个浪荡公子是如此地适合巴黎。尽管自由放任，却又有极其文静的一面；他和贾宝玉相似：敏感、任性，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沉迷于美和纯粹。常玉画《金瓶梅》彩漆屏风，画盆花，画裸女，但他从不做关于中学和西学文化体系的艰难考虑——这个绝不苦大仇深的富家子弟，很少跟朋友谈论艺术和自己的画。没有画以载道，没有家国仇恨，没有革命情绪。外出即随带白纸簿和铅笔，坐咖啡馆，爱观察邻桌男女，认有突出形象者，立即素描。也喜欢用毛笔画素描引得女同学倾慕。
徐志摩在《巴黎的鳞爪》中细腻地描述了常玉和他的画室，不够六尺阔的阁楼画室被徐志摩称为“艳丽的垃圾窝”：“一柄手枪，那是瞒不过我花七法郎在密歇耳大街路旁旧货摊上换来的。照相镜子、小手镜、断齿的梳子、蜜膏、晚上喝不完的咖啡杯、详梦的小书，还有可疑的小纸盒儿，凡士林一类的油膏……一只破木板箱一头漆着名字上面蒙着一块灰色布的是他的梳妆台兼书架，一个洋瓷面盆半盆的胰子水似乎都叫一部旧版的卢骚集子给饕了去，一顶便帽套在洋瓷长提壶的耳柄上，从袋底里倒出来的小铜钱错落地散着像是土耳其人的符咒，几只稀小的烂苹果围着一条破香蕉像是一群大学教授们围着一个教育次长索薪……”
不过正午不起身，不近天亮不上床的常玉，下午也不居家，直到上灯的时候才脱下开褂露出臂膀开始工作。而庞薰琹去拜访常玉的时候，他在巴黎第十四区蒙巴丝已经有了另一个工作室兼居室，“比桑克蒂斯的工作室好多了，宽敞明亮，环境幽静，铁制的楼梯通向一个阁楼，常玉就睡在阁楼上……空空的，一幅画也没有，在旁边房间也是空空的，只是在一角堆满了他所画的速写，全是人像与人体，有的是钢笔画，多数是用毛笔画的线描。”
徐志摩见到的1925年的常玉和之后庞薰琹看到的常玉存在着差异，如同他简化自己的画面一样，那时的他也在尽力简化自己的生活。因为南充家中的兄长去世，常玉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除了偶尔靠朋友帮忙卖画维持生计，还出版过法文《中国菜食谱》以减轻生活压力，并在一家中国仿古家具厂工作，绘制彩漆屏风和器物谋生。
但困顿的常玉却不与画商合作，他不懂得两边皆获利的营销，仅单纯不能容忍画商凌驾于自己之上。庞薰琹回忆说他多次看到常玉被人包围，要买他的线描画人物，他却把画送人拒绝收钱；有画商找上门来要他的画，他一一拒绝；时常有人请他吃饭，他倒不推辞。请他画像，他要约法三章：一，先付钱；二，画的时候不要看；三，画完后拿了就走，不提意见。据巴黎的老华侨讲，常玉那时本该大红，但最终未能真成名。
悲鸿“情敌”
虽然常玉爱画裸女，幽默的个性经常给人一种风流印象，但他的一生中没有太多女性故事的串场。
1921年，常玉送给徐悲鸿写意风格的《彩墨牡丹》。这一年夏天，徐悲鸿夫妇因为巴黎的生活费高移居柏林，他还在常玉这幅画的背面画了柏林动物园《驯狮图》素描。1921年8月，常玉也迁居柏林，并和孙佩苍在徐悲鸿家搭伙，一起组织了“天狗会”，嘲讽刘海粟等人在上海成立的“天马会”。常玉为徐悲鸿、蒋碧微夫妇拍摄了很多照片。随性的常玉对于法式生活充分接纳，这点和蒋碧微非常契合，她在回忆录中屡次提及自己在巴黎的舞会中大受欢迎，同时指责留法时期徐悲鸿的猜疑善妒。
一次，三人邀请法国朋友晚餐，地点设在较宽敞的常玉家。由于白天徐悲鸿独自在阁楼练习素描技巧，黄昏时分抵达常玉家，敲门良久无人回应，便生气折返家中。据蒋碧微说，当时她刚好与常玉外出买菜，造成误会。现在，翻开常玉的老相簿首页，赫然是常玉和蒋碧微两张同样角度的微笑对照——常玉替蒋碧微拍摄过多幅照片，她笑得极欢畅。然而她于1927年回到中国，之后两人几乎再无交集。
后来常玉在“大茅屋工作室”与哈蒙兹男爵的女儿玛素·哈蒙尼耶小姐相识，1929年结婚，婚后常玉仍不懂得积攒金钱安排生活，收到家中汇款就挥霍一空，卖了画立即宴请朋友或送礼物，玛素只好去电信局工作，以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开销。徐志摩一直对常玉的这段婚姻羡慕不已，在1929年给刘海粟的信中写道：“常玉，家尤其是有德有美。马姑做的面条又好吃，我恨不得伸长了嘴到巴黎和你们共同享福……。”“马姑”即常玉妻子。
“马”对常玉来说有很多意义，他一生画得最多的是马，或成群结队，或俩俩偎依，或形单影只，却都带着一身美好的稚气，欢快地行走追逐在宇宙间，透着无邪与无畏的气概。20岁出国之后，常玉再未见过他的慈父，当初爱他教他的父亲，就是一名以画马闻名百里的乡绅。别离父亲半世，身旁一张照片全无，他想念他的父亲，便借由父亲最爱的马儿提起画笔。常玉一直称妻子“Ma”，因为玛素的发音与“马”很接近。
与“马姑”同居3年，婚姻关系也仅有3年，所有传闻的爱情故事似乎都在1930年代初期宣告结束。后来朋友眼中的常玉是孤家寡人一个，最后也选择了独自终老。近几年介绍常玉先生的文章多数以徐悲鸿的“情敌”为标题文章，无非炒作宣传，不能再信以为真。
“我学画画原来的动机也就是这点子对人体秘密的好奇。你说我穷相，不错，我真是穷，饭都吃不出，衣都穿不全，可是模特儿——我怎么也省不了。美的分配在人体上是极神秘的一个现象，我不信有理想的全材……有的美在胸部，有的腰部，有的下部，有的头发，有的手，有的脚踝，那不可理解的骨胳，筋肉，肌理的会合，形成各不同的线条，色调的变化，皮面的涨度，毛管的分配，天然的姿态，不可制止的表情——也得你不怕麻烦细心体会发现去。”
“在我这双‘淫眼’看来，一丝不挂的女人就同紫霞宫里翻出来的尸首穿得重重密密的摇不动我的性欲，反面说当真穿着得极整齐的女人，不论她在人堆里站着，在路上走着，只要我的眼到，她的衣服的障碍就无形地消灭，正如老练的矿师一瞥就认出矿苗，我这美术本能也是一瞥就认出‘美苗’，一百次里错不了一次；每回发现了可能的时候，我就非想法找到她剥光了她叫我看个满意不成，我记得有一次在戏院子看着了一个贵妇人，实在没法想（我当然试了）我那难受就不用提了，比发疟疾还难受——她那特长分明是在小腹……”
纷纷的情欲
有人称常玉是“民国时期毁誉参半的情色艺术家”，其实他完全超越了情色，画的裸女高超而神秘，非常无邪。有人说性和女人是常玉一生潦倒默默无名的根本原因，但这两样对他来将可谓不可放弃的人生，名声和财富都在其次。
在巴黎的最初10年，常玉已经画了上千张人体临摹，在画室的破沙发上，落座过至少一二百个当得起美字的女人。如此锻炼出一双发现“美苗”的“淫眼”：对于女人体的精通，使得常玉脱出了皮相上的情色。然而男人几乎没有入过常玉的法眼，他连一幅自画像也无，这在“就地取材”的艺术家里是很罕见的。他几乎不审视自己的样子，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永远顾盼在女人身上。”
对于裸女的热爱持续了常玉一生——“我就不能一天没有一个精光的女人耽在我的面前供养，安慰，喂饱我的‘眼淫’”，常玉对徐志摩说。
他曾用如梦似幻的文字跟徐志摩描述了一位法国南部面包师夫人的身体：
“（她）够打倒你所有的丁托列托，所有的提香，所有的乔尔乔尼……她通体就看不出一根骨头的影子，全叫匀匀的肉给隐住的，圆的，润的，有一致节奏的，那妙是一百个戈蒂埃也形容不全的，尤其是她那腰以下的结构，真是奇迹！不提别的，单就她站在那里你看，从小腹接上股那两条交汇的弧线起直往下贯到脚着地处止，那肉的浪纹就好比是——实在是无可比——你梦里听着的音乐：不可信的轻柔，不可信的匀净，不可信的韵味——说粗一点，那两股相并处的一条线直贯到底，不漏一屑的破绽，你想通过一根发丝或是吹渡一丝风息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同时又决不是肥肉的黏着，那就呆了。真是梦！”
但常玉并没有否定东方的人体：
“正如东方的玫瑰不比西方的玫瑰差什么香味，东方的人体在得到相当地栽培以后，也同样不能比西方的人体差什么美——除了天然的限度，比如骨胳的大小，皮肤的色彩。同时顶要紧的当然要你自己性灵里有审美的活动，你得有眼睛，要不然这宇宙不论它本身多美多神奇，在你还是白来的。我在巴黎苦过这十年，就为前途有一个宏愿：我要张大了我这经过训练的‘淫眼’到东方去发现人体美。”
常玉的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他把东方的美，留在了他画的那些裸女的眼睛里，她们转身姿势的羞涩中，和铺垫在身体下的带着中国花纹的丝毯上。
蒙土之玉
常玉去世前一年，他绘制的《金瓶梅》彩漆屏风被潘玉良晚年的男友收藏，装饰在其开设在圣苏尔必斯街上的中国餐馆里，1970年代不知去向。那屏风背后，常玉用小楷写满了《金瓶梅》诗句以及男女之间媾合的私情。《红楼梦》警幻言“好色即淫，知情更淫”，常玉是两者兼美，达到了最高境界。一个荡子的情怀，就是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1966年夏天，常玉绘制了最后一幅油画《奔跑的小象》，和好友达昂通了电话：
常玉：孤独……我开始画一张画。
达昂：是什么样的画？
常玉：您将会看到！
达昂：那要等到几时？
常玉：再过几天之后……我先画，然后再简化它……再简化它……
常玉的小象在沉沉背景中奔跑，即将消失在莽荒。在后期的作品中，无论是盆花还是动物，都显现出荒凉，人和动物在画面上变得很小，像被从天上扔下来一样躺卧在深色的原野中，仿佛马上就要被世界消解融化。
“我的生命中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画家。关于我的作品，我认为毋须赋予任何解释，当观赏我的作品时，应清楚了解我所要表达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常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