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始吧，事情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等不到整段时间的。”2006年12月12日下午，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在接受《华人世界》的电话采访时，情绪饱满，逻辑缜密。
　　
　　大家都是一个参考系
　　
　　《华人世界》：作为《亚洲周刊》的总编辑，在您看来，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凤凰卫视”以及包括责刊在内的华文传媒，一定意义上是否扮演着中国海外华人智囊固的角色?如果是，这种角色通过怎样的方式和途径去实现?
　　邱立本：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海外华人智囊团的一员。我想，香港传媒乃至华文传媒，其实现这种角色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是以站在民间立场的独立媒体身份，对现实中一些征兆作前瞻性的发现，去诠释现实。新闻是历史的第一份草稿，太史公司马迁曾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新闻媒体也是如此。
　　《华人世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南亚研究室主任赵干城认为在社会关注度方面，香港传媒大于香港智库性质的学术机构，很多内地学者也非常关注香港传媒的报道和评论。在您看来，香港传媒乃至华文传媒，对内地的发展和内地学者有多大的影响?
　　邱立本：重要的一点是，大家都是一个参考系。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到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都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中国往何处去？”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传媒人士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自然也会有这样的意识。
　　至于对内地和内地学者的影响，我想主要是信息更加流通、便捷，对很多问题能够呈现出不同的侧面，从而为了解和观察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提供更多的可能。
　　
　　过分商业主义是个遗憾
　　
　　《华人世界》：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香港媒体有时会成为内地改善形象、发出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这样的事例有很多。在您看来，这是否也属于海外华人智囊团的功能之一?
　　邱立本：香港爱国媒体一直非常支持祖国的发展和进步，对于一些争议和现象，通过香港爱国媒体发出不同形式的声音，可以一定程度上还原事实真相，传递相关方面的看法。当然，虽然声音有所不同，但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
　　《华人世界》：相比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等内地媒体，香港地区的传媒机构在扮演海外华人智囊团角色时，有着怎样的优势和劣势?
　　邱立本：我想，优势可能在于是非官方的想法，更加独立、开放一些。但也有一些遗憾，比如说一个不好的倾向：过分商业主义。的确有一些媒体，为了“票房”，为了市场，添油加醋，添枝加叶，甚至捏造新闻，违反新闻媒体的职业准则，违背国际公认的新闻职业操守。
　　《华人世界》：2006年11月7日，“中国十大著名智库”集体亮相，《亚洲周刊》是否和这十大中国智库有相关交流，对于它们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您的评价如何?
　　邱立本：作为新闻媒体，我们对所有智库都保持关注，也希望和它们建立交流的渠道。不过，智库除了机构智库(官方智库)外，还有很多民间智库和一些智库型的学者，他们的声音有时也有价值。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复古回到“小脚”时代
　　
　　《华人世界》：您认为香港以及其他地区的海外华人智囊团对中国的发展起着怎样的作用?
　　邱立本：这个作用主要是聚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大陆的“脑袋”一起思考，不拘泥于某一个角度，共同推动整个中华民族向前发展。
　　《华人世界》：作为泛概念意义上的海外华人智囊团中的一员，您对目前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有何评价?
　　邱立本：中国的传统文化，要靠一代人努力去弥补因“文革”等原因所造成的断层。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有能量去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但要注意的是，是复兴，不是复古，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曾说“创造性的转化”。我们对仁爱、道义等概念的看法要有更加深刻、本源性的了解，不要停留在表面，更不是复古回到“小脚”时代。实际上现在的儒学不是原来的儒学，我们要上溯到先秦儒家、汉唐盛世去看中国的传统文化。
　　《华人世界》：目前智囊团性质的机构广泛见诸内地诸多领域和地区，比如上海有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甚至连作为为中国决策层提供智力支持的中国十大智库之一的中国科学院，也构建了海外智囊团，为其提供智力支持。在您看来、大陆各个领域和区域都散布着提供智力支持的机构和组织，这种现象本身说明了什么?
　　邱立本：民间社会的力量在逐步规范起来，各个领域将逐渐摆脱泛政治化的影响，智库将综合这些力量，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变革的今天，智库所综合的这些力量，将可以弥补一些思想的真空。
　　《华人世界》：如果用一句话去概括海外华人智囊团的历史使命，您的观点是?
　　邱立本：现在的中国处在一个历史的拐弯点上，海内、海外的华人智囊团应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中華民族复兴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