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孔子他老人家对“洗剪吹”恨之入骨，他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如果没有管仲，我们中国人都要变成披发与左扣衣襟的夷狄了。
　　当时中国汉人都束发，在他们眼里，蛮夷才披头散发，很不文明。那时齐国的智库老大管仲提出“尊王攘夷”，主张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所以，孔子夸管仲厉害，保住了汉人的发型和国格。
　　鲁迅推测孔子晚年患有胃下垂，被折磨得不轻，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气性大，若是生活在清朝，孔子可能会被活活气死。清朝末年，发型的释义更不得了，流亡在国外的先进革命党，纷纷剪断辫子，以示反清之决心。这里，发型的较量，被提到了社会思潮更替的高度。发型的变化，即国家的变化。
　　在美国电影《锅盖头》中，一个国家的“发型”，居然可以被嘲讽。每个美国新兵入伍后，都会迅速被理成锅盖头。留这发型的男人，面临着内心苦闷、女友出轨、无止境的黄色玩笑。锅盖头发型掩盖不了心理的迷茫与对战争的恐惧。最终，这种发型成为国家灵魂深处的一个笑话。
　　消费时代，发型不再有那么多隐喻。我记得儿童时期的锅盖头，出自一个老人之手，大家称他为黄大公。
　　当时我非常抗拒理发，一是怕成为黄大公的刀下俎，二是因为他理出来的发型实在太丑。每次看到黄大公来了，都吓得钻被子。我的爷爷强制性地将我绑架到黄大公的理发器下，惨遭蹂躏。
　　到了小学五年级时，黄大公突然驾鹤。他在家里吃完饭打了个喷嚏，打完后倒下去再没有站起来。这样，一月一次的理发大典不能如期举行，我的头发终于长了，有了中分发型的雏形。我时不时站在镜子前捋自己的头发，捋成中分，但中分不了几分钟就消失了。我意识到，中分发型的建立，是项巨大的工程，要长期经过电吹风的搅动和啫喱水的浸淫。
　　等到我上高中时，中分发型便开始沦亡，一种新发型——偏分——开始大规模流行。中分之所以走到末路，是因为缺少变数，太中规中矩。偏分则不同，三七分，四六分，发线可弯可直，可实可虚，全由自己决定。这一次我毫不犹豫地率先留了偏分。
　　学校宿舍里面有一个叫大兵的胖子，一直留着寸头，潮流势不可挡的情况下，他也开始将头发兵分两路。在缺乏啫喱水的清贫时代，每次洗完头发，他就直挺挺地躺床上睡发型。最后，他把发型睡成了零十分。而且此人上课不背书包，喜欢拎一个劣质的皮革公文包，再加上走路大摇大摆，整个一土老帽的即视感。
　　大学军训就像绞肉机，无情地毁掉了我们的偏分发型，锅盖头的乌托邦重现了。军训结束后，一个尊崇自然主義的我逐渐诞生。自然主义者的发型应该是随意的，不受吹风机和化学剂的左右。在我眼中，“洗剪吹”和“杀马特”的极端审美思潮，与自然主义者温和而低调的性格格格不入。于是，在理发店，我就两字：毛寸。
　　毛寸代表着豁达、简洁。在我这里，毛寸没有任何寓意，注重的是自己的体会：清爽、舒适，是穿衣打扮的自然法精神的体现。几次理发师和出租车司机都问我是不是当兵的，在文人、知识与书生意气贬值的时代，当兵的可能比书生更受待见。
　　一名记者第一次见到法国作家加缪时说：“感谢上帝您不像知识分子，倒像个运动员，头脑清晰，一副普通人模样，稳重，爱说善意的讥讽话。”不像搞文字工作的，我把这评价看做是褒奖。
　　隐藏在毛寸之下的心灵对自由的热爱，比艺术家邋遢的长发更具持久性，更具隐藏在芸芸众生的隐秘性。一个自然主义者，当他选择以不张扬的形式表达自由时，也许才是真正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