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35轮，一个马拉松式的谈判—中欧投资协定（CAI）—终于在2020年的倒数第二天宣告如期完成。
　　考虑到中国、欧盟经济体量之和达到全球的40%，协定一旦生效，不仅对中国来说不亚于“二次入世”，对全球化而言，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尤其是特朗普发起贸易战的轰鸣已经两年多时间。
　　作为全球两个巨无霸经济体之一，中国与欧盟每天都有无数的航班、轮船、火车，载着货物，贸易往返。但是，中欧之间的投资行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明显不足的状态。
　　仅2019这一年，欧盟超越美国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同年，欧盟在华直接投资存量仅占中国外商投资存量的5.6%，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存量也微乎其微，占总体对外投资存量的4.3%。
　　相比贸易体量，坐拥无数顶尖企业、优质资源与广阔市场的这两个庞大的经济体，为何多年里的投资额如此不匹配？又为何就投资问题一谈就谈了数7年？
　　交锋中，到底哪个环节产生了分歧？

欧洲人在担心什么

　　按照如今披露的中欧投资协定内容，有关国企补贴的问题，则应当算其中产生分歧的关键环节之一。
　　为什么？首先，我们要厘清中欧投资协议到底在谈什么。
　　通俗点说，就是让中国和欧盟的企业在多个领域，相互开放市场，相互进行投资。
　　过去，中国与欧洲企业之间不是没有投资，而是有负面清单、有限制。比如，在医疗、电信、金融等领域，基本上是不允许外资投入的，或是像汽车、运输等部分领域的外资，其投资股本上限规定为50%。
　　这样的一些限制就导致了那些想投资的企业望而却步。
　　现在，中欧投资协议谈妥后，我们看到，中欧两方的企业就能更自由、直接地进行投资、进行全资运营了。
　　就中国而言，我们将在多个领域全面取消对欧洲企业的投资限制，放宽外国企业准入门槛，特别是欧美一直针对的高端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并不再强迫外企与中方分享敏感技术。
　　既然大家要去做生意、搞运营了，那么，企业首先要确保一个事—自己有没有被一视同仁，有没有受到歧视性待遇。
　　就这一点而言，欧盟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的国企，并一直在敦促中国就国企补贴透明度方面制定高标准。
　　如此警惕，来自两方面。
　　一来，中国在近几年里走出国门的主力正是“国”字头的企业。美国荣鼎咨询公司在2015年的一份研究就显示， 2000年以来中国在欧洲投资的60%是国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国企一度主导了中国在欧的直接投资，但之后也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数据显示，2018年为41%，2019年进一步降到了11%。
　　但如果仔细观察历年来中国对外投资额最大的100强企业中的企业性质，会发现，国企仍是主角。据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前20强无一例外都是央企和国企，而前100强内，除了华为、复星、万达少数几家巨头，民企身影寥寥。
　　这样企业的阵型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担忧—来自国企的钱，背后带有国家意志，投资越多威胁越大，一系列的限制和审查措施也就随之而来。

相比注重多边贸易的RCEP谈判，中欧投资在除市场开放之外，则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补贴透明度等制度性规则的谈判上。

　　二来，中国国企的垄断经营、高额补贴和不公平竞争等问题，其实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产生贸易摩擦的老生常谈问题了。
　　商务部曾统计的一个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反补贴调查的最大目标国，全球70%以上的反补贴调查针对中国，地方政府的政策则成为调查要点。此前，美国针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产品发起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其中就包括山西太钢、天津太钢、宝钢等一批大型国企，反补贴税率高达190%。
　　单从比例上看，的确十分惊人。但导致这个结果的因素很复杂，包括我国贸易顺差增加、产品本身具有低价优势、别国故意为之等。
　　站在其他国家的角度来看，政府补贴往往会带来价格不平等问题，它会导致企业的产能过剩，向国外倾销，让世界市场价格过低。
　　这相当于你的价格形成了一个洼地，而你的其他竞争对手，特别是没有实力和靠山的中小型企业就傻眼了。
　　所以，相比注重多边贸易的RCEP谈判，中欧投资在除市场开放之外，則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补贴透明度等制度性规则的谈判上。

补贴可能产生“坏企业”

　　站在我国的立场上看，谈判艰难而漫长也不难理解。
　　经过多年发展，国企对现有的国民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就像铁路、航空、电力、石化以及钢铁等产业，虽然冗员多、资源多、亏损多，但属于国家经济的基础行业，对稳定国家经济有着重要作用，无须赘言。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就表示，过去，中国的价格系统扭曲非常严重，政府在改革时必须要提供一些补贴。在它们困难时国家会给予“救助”，不使它们破产倒闭，用经济术语来讲，就是科尔奈提出的“软预算约束”，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
　　现在，中国政府已经不会对国企进行系统性的补贴了，且在改革过程中，中国其实一直都在不断自我修订。中国入世，为适应WTO的要求，财政部将清理、规范政策性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到了2007年，国家对一般经营性企业的亏损补贴逐步取消、终止了。 　　入世助推了国企新一轮的转型与改革。问题是，政府针对国企表面上的亏损补贴已经取消，但严格说，特殊行业的国企补贴依旧没有消失。比如，在2007年到2009年期间，中石油和中石化在有整体巨额利润的情况下，仍然获得了共774亿元的补贴。
　　不仅如此，国企享受补贴不仅仅来自财政的补贴，还有其他隐形的补贴。
　　融资成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7年“降成本”调研报告显示，在样本企业中，2014-2016年国企的银行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明显低于民企，分别为6.13%、5.91%和5.26%，而民企则为7.65%、7.41%和6.79%。
　　企业的强势、弱势一看便知。国企在贷款这件事上，能够以优惠的价格获得足够规模的融资，这是其他所有制企业所不具有的。
　　这也是我们常常看到，有的国企资产负债率高达100%还能获得银行贷款支持的原因。
　　此外，还不可忽视的一种补贴，是产业补贴。
　　政府对行业的补贴，本是作为期望能实现市场有效竞争并达到创新预期的手段，然而，结果往往是进一步增加了政府保护和扭曲的风险。
　　缺陷在于，一方面，政府规划程序冗长，难以应付各个行业变化迅速的困境。其次，产业补贴实则拔苗助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不振的根源。在产能过剩下，即使政府挹注再多资金，本就有漏洞的那些企业还是难逃关门的命运。
　　经济学家张维迎就曾公开指出，中国启动了大幅度的产业政策、给了很多补贴，使得很多企业学坏了，“不少企业就整天想办法申请政府补贴，并不去真正创新”。
　　此话一针见血，这样的“坏企业”在光伏行业和电动汽车行业中屡见不鲜。
　　当2016年新能源企业行业抽查时就发现，仅苏州金龙一家就多申报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近5.2个亿，让业界大呼意外。这还只是一家车企的骗补金额，事实上，93家汽车企业有72家均涉骗补，金额高达92.7亿元。
　　这让我们再次看到，任何改革都有潜在风险和既得利益群体这两重的阻力。

让具有法律效力的高标准国际协议来倒逼改革，可能比国内策划、立法更有效，这也是一种通用的思维和办法。

　　如果单从内部改良往往陷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困境，那么，让具有法律效力的高标准国际协议来倒逼改革，可能比国内策划、立法更有效，这也是一种通用的思维和办法。

开放协议击不倒国企

　　中欧投资协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为了改变中欧双方相关解释“各执一词”的情况，谈判耗时数7年时间，中欧投资协定就国企补贴问题最终达成一致。
　　中欧投资协定所确立的国企相关纪律，填补了WTO框架下关于国企规则的空白。在WTO规则下，仅针对国营贸易企业中涉及货物贸易领域的企业，在有限范围内设定了规则，而对一般意义上的国企并未设置任何专门规则。
　　中欧协定则提出了更高标准。
　　具体来说，在其非歧视义务的纪律下，我国应确保国企在购买货物或服务时，给予欧盟投资方所提供货物或服务的待遇不低于国企，且在销售货物或服务时，同样一视同仁，确保执法活动的一致性。
　　而当某欧盟投资方认为，我国国企对其在该条下的利益造成了不利影响的时候，也就是认为我国国企有产生负面影响的额外补贴的时候，就可以书面要求我国国企在与实施该条款相关的范围内，提供相应实体的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了：该企业的股权结构、组织架构、年收入、依法享有的免责和豁免、监管机构等信息。
　　这就是中欧投资双方应履行补贴透明度的义务。
　　重要的是，中国还承担了应要求提供具体信息的义务，评估企业行为是否符合协定中所规定的应当承担的义务。如果问题仍是无法解决，可以在中欧协定下，诉诸争端解决机制。
　　这份协定将是中国第一份履行国有企业行为义务和全面透明补贴规则的协议，也是中方首次对包括服务业和非服务业在内的所有行业以负面清单形式作出承诺，实现与《外商投资法》确立的外资负面清单管理体制全面对接。

　　协议生效后，接下来两三年，中国企业将与更高的市场标准接轨，直面国际巨头，与它们同台竞技。
　　这势必给中国企业带来一番大浪淘沙般的洗礼，但它正是中国眼下所需要的。
　　2020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就是旨在增强国企活力、提高效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今年1月的第十四届亚洲金融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中也表示，考虑到国企承担的更广泛的社会责任，国企总体上从政府得到的是负补贴。
　　“负补贴”一说尽管估算模糊，但是却释放出一种强烈的信号—让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去解决一直想解决但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根据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对于国有企业实行分类考核，商业类企业中的公益类业务，按照不同类别业务分类核算相应的投入和成本。方案更提出，要规范补偿机制，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惯例的补贴体系。

说到底，英雄从来成长于风浪中，击倒国企的从来不是开放协议。

　　中国的经济规模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自身经济的发展，还是与世界各国的合作，都来到了必须改变的节点。如今比起投资协定的落实，没了补贴，或补贴越来越少的国企，能否顶住市场迅速开放的压力，是接下来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从入世到现在，其实没有什么开放协议能把中国击倒，相反，每一次都能倒逼出了许多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的技术攻坚，像是北斗系统、华为芯片。
　　开放市场的冲击，这应该是中国决策层在谈判时必须面对的，同时也应该是已经考虑到的。
　　谈判7年，也让中国做了充足准备，有信心对欧洲全面开放市场。
　　比如金融业。回顾两年前，不难发现，中国整顿金融市场，尝试数字货币，这都可以视为跟欧洲签订投资协定而未雨绸缪，就是为了防止来自欧洲强大的金融业的“降維打击”。
　　国企改革亦如此。恰恰就在中欧投资协定达成共识的前一天，2020年12 月29日，中国国有企业混改基金设立，总规模达2000 亿美元，就是为了通过市场化运作，广泛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国企改革。
　　随着近年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外资股占比松绑。它们的进入将产生鲶鱼效应，激发市场活力，更能推动中国企业加快转型步伐，有助于中国经济寻找新驱动力，也会逼迫产业升级，这也符合近年来我国的经济转型战略。
　　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就是特斯拉。国内的新能源汽车拖拖拽拽弄了十多年，国家补贴了十多年，直到特斯拉进入后，才真正出现了提速发展的势头。
　　与之对应的反例是当年与德国宝马合资的国企华晨。如果仔细翻看其近几年财报会发现，华晨自主品牌板块早已是亏损状态。
　　公开数据显示，扣掉宝马所贡献的利润，华晨中国在2015年至2019年总计亏损了35亿元，反观合资品牌华晨宝马，在过去五年时间为华晨汽车持续贡献了累计利润达269亿元。
　　国企华晨汽车可以说全靠跟宝马合资、每年分得巨额利润，以及银行放贷的续命，而撑着一口气。但就是守着这么一个“香馍馍”宝马，却丧失危机感、再无建树的华晨汽车在去年11月宣布破产了。
　　这样不争气的国企，只是众多中国合资品牌之殇的一个缩影，即使惋惜，但不救也罢。
　　说到底，英雄从来成长于风浪中，击倒国企的从来不是开放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