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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北省沽源县“梳妆楼”古墓自1999年发掘后，陆续有学者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考证，其中影响最大的为赵琦先生于2003年发表的“河北省沽源县‘梳妆楼’元蒙古贵族墓墓主考”，但笔者参考《元史》等相关资料发现仍有可补充和纠正之处。
关键词：“梳妆楼”古墓 墓主 赵琦
赵琦先生于2003年发表了一篇关于河北省沽源县“梳妆楼”元蒙贵族墓墓主的考证论文，且据“梳妆楼”遗址残碑上的“襄阔里吉思”、“敕撰”、“翰”、“臣为”等残字及元代著名文臣许有壬《晋宁忠襄王碑序》等资料，认定其墓主为元后期宫廷重臣晋宁忠襄王阔里吉思。赵琦先生论证得相当细致，但文中有几处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赵琦先生首先从遗址出土的残碑上的“襄阔里吉思”入手，查得《元史》中名阔里吉思，且谥号带“襄”字的只有《顺帝纪三》提及的，前面所讲的晋宁忠襄王阔里吉思；然，在古代，“襄”为丧葬制度，有“襄理丧事”之意，古墓碑文中常见此字，列于名前。因此并不一定就可以认为碑文中的“襄”为“忠襄王”之义，且“襄”与“阔里吉思”相连，若为谥号的一部分，应刻为“忠襄王阔里吉思”，少“王”一字，意义可能就大不相同。
文中赵琦先生也是提到了对于主墓墓主身份，“目前报刊、网站多采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提供的意见，认为墓主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公元1260～1294年在位）的汪古部高唐王、驸马阔里吉思”，也提及这位驸马阔里吉思“先娶过两位忽必烈的公主。但出土的元至大（公元1308～1311年）铜钱表明墓葬时代应在元代后期。”因而否认了墓主为驸马阔里吉思的观点。但查《元史·诸公主表》可知“赵国大长公主忽答迭迷失，裕宗女，适爱不花子赵忠献王阔里吉思，继室以赵国大长公主爱牙失里，成宗女也。”成宗，为世祖忽必烈的继任铁穆耳（1295～1307），而这裕宗，查《元史·列传第二》可知“裕宗，讳真金，世祖嫡子也。”由此可知裕宗、成宗均为成祖忽必烈之子，而驸马阔里吉思所娶的二位公主均为忽必烈的孙女，因此不能仅断驸马阔里吉思为忽必烈时代的人。且“至大”为蒙元世系中第七位皇帝武宗海山（1308～1311）的年号，而据蒙元世系所列世祖忽必烈为第五位皇帝（1260～1294），其时间相差并不甚远，且驸马阔里吉思也并不仅为忽必烈时代的人，因此不能以出土的铜钱为至大铜钱而否以墓主绝非驸马阔里吉思。相反，笔者认为，恰是这至大铜钱，可间接证明此墓墓主就为驸马阔里吉思，据《元史·列传第五》阔里吉思传载，驸马阔里吉思曾于成宗年间（1295～1307）请战于西北，且于大德二年冬因“三战三克，阔里吉思乘胜逐北，深入险地，后骑不继，马踬陷敌，遂为所执。”后“竟不屈死焉”于敌境；至大三年，驸马阔里吉思子“术安袭赵王，…… 。一日，召王傅脱欢，司马阿昔思谓曰：‘先王族殡卜罗，荒远之地，神灵将何依，吾痛心欲无生，若请于上，得归葬先茔，瞑目无憾矣。’二人言之知枢密院事也里吉尼以闻，帝嗟悼久之，曰：‘术安孝子也。’即赐阿昔思黄金一瓶，得脱欢之子失忽都鲁、王傅术忽难之子阿鲁忽都、断事官也先等一十九人，乘驿以往，复赐从者钞五百贯。淇阳王月赤察兒、丞相脱禾出八都鲁差兵五百人，护其行至殡所，奠告启视，尸体如生，遂归葬。”可见，驸马阔里吉思归莽元地乃为至大年间之事，在古墓中出土至大铜钱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且，这至大铜钱，似也可以否认墓主主人为赵琦先生所提的忠襄王阔里吉思，因《元史》无忠襄王阔里吉思传，赵琦先生在文中根据《晋宁忠襄王碑序》和《元史》的零星记载，曾对他的生平做一简单勾勒，提及“阔儿（里）吉思是跟随明宗‘盘桓屯难，草行露宿’的少数心腹之一”，且“《碑序》记阔里吉思寿五十五。他的卒年应在《元史》中最后出现他名字的1335年至授谥号的公元1340年间。”明宗为蒙元世系中第十二位皇帝（1329），而忠襄王阔里吉思的卒年据赵琦先生推测为1335～1340年间，即元朝最后一位皇帝、顺帝妥欢帖睦尔在位时期（1333～1368），由此可推测忠襄王阔里吉思主要活动的年代为蒙元世系后四帝一明宗、文宗、宁宗、顺帝在位时期，而“至大”为蒙元世系中第七位皇帝武宗海山的年号，虽武宗与明宗相差不远，但第七位的武宗与忠襄王阔里吉思卒时年代的第十五位皇帝顺帝相差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又据古代皇帝即位一般改铸本年号的铜钱（年号钱）来看，顺帝时，武帝时期的至大铜钱应不多见，即使有，也不应在忠襄王阔里吉思墓中大量出土，可见赵琦先生认定的“梳妆楼”古墓墓主为忠襄王阔里吉思是相当值得商榷的。
笔者更偏向于“梳妆楼”古墓墓主为汪古部高唐王，即上面已经提及的驸马阔里吉思，除前已提到的至大铜钱佐证外，从墓穴我们可以发现，墓穴上圹内东西排列3个长方形砖室，以中室最长最宽，棺内盛装一具男性尸骨，西侧和东侧棺内为女性尸骨，且从三个棺墓中出土的具有元代蒙古族特色的衣物、金饰等珍贵文物来看，三人均为蒙元贵族，且二女尸分别于主棺两边并排而设，可见二女地位相当，均应为正室，这很符合驸马阔里吉思先后娶两位蒙元公主的记载。其次，据另一块较大的残碑上有‘王帅（师？）’‘王在（？）’‘司已封（？）’等几个残缺不全的字，再看《元史·列传第五》驸马阔里吉思传，有“西北不安，请于帝，愿往平之，再三请，帝乃许”，“九年，追封高唐忠献王，加赠推忠宣力崇文守正亮节保德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驸马都尉，追封赵王。公主忽答的迷失追封齐国长公主，爱牙失里封齐国公主，并加封赵国。”等句，与残碑所提阔里吉思生平较相符。所以笔者认为，古墓墓主应如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提出的汪古部商唐王、驸马阔里吉思。
参考文献：
[1]（元）许有壬.晋宁忠襄王碑序.至正集卷三四[M].北京：四库全书，1868.
[2]（明）宋濂.元史（1076年版）[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赵琦.河北省洁源县“梳妆楼”元蒙古贵族墓墓主考[J].中国史研究，2003（2）.
◇责任编辑 龙惠慧◇
关键词：“梳妆楼”古墓 墓主 赵琦
赵琦先生于2003年发表了一篇关于河北省沽源县“梳妆楼”元蒙贵族墓墓主的考证论文，且据“梳妆楼”遗址残碑上的“襄阔里吉思”、“敕撰”、“翰”、“臣为”等残字及元代著名文臣许有壬《晋宁忠襄王碑序》等资料，认定其墓主为元后期宫廷重臣晋宁忠襄王阔里吉思。赵琦先生论证得相当细致，但文中有几处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赵琦先生首先从遗址出土的残碑上的“襄阔里吉思”入手，查得《元史》中名阔里吉思，且谥号带“襄”字的只有《顺帝纪三》提及的，前面所讲的晋宁忠襄王阔里吉思；然，在古代，“襄”为丧葬制度，有“襄理丧事”之意，古墓碑文中常见此字，列于名前。因此并不一定就可以认为碑文中的“襄”为“忠襄王”之义，且“襄”与“阔里吉思”相连，若为谥号的一部分，应刻为“忠襄王阔里吉思”，少“王”一字，意义可能就大不相同。
文中赵琦先生也是提到了对于主墓墓主身份，“目前报刊、网站多采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提供的意见，认为墓主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公元1260～1294年在位）的汪古部高唐王、驸马阔里吉思”，也提及这位驸马阔里吉思“先娶过两位忽必烈的公主。但出土的元至大（公元1308～1311年）铜钱表明墓葬时代应在元代后期。”因而否认了墓主为驸马阔里吉思的观点。但查《元史·诸公主表》可知“赵国大长公主忽答迭迷失，裕宗女，适爱不花子赵忠献王阔里吉思，继室以赵国大长公主爱牙失里，成宗女也。”成宗，为世祖忽必烈的继任铁穆耳（1295～1307），而这裕宗，查《元史·列传第二》可知“裕宗，讳真金，世祖嫡子也。”由此可知裕宗、成宗均为成祖忽必烈之子，而驸马阔里吉思所娶的二位公主均为忽必烈的孙女，因此不能仅断驸马阔里吉思为忽必烈时代的人。且“至大”为蒙元世系中第七位皇帝武宗海山（1308～1311）的年号，而据蒙元世系所列世祖忽必烈为第五位皇帝（1260～1294），其时间相差并不甚远，且驸马阔里吉思也并不仅为忽必烈时代的人，因此不能以出土的铜钱为至大铜钱而否以墓主绝非驸马阔里吉思。相反，笔者认为，恰是这至大铜钱，可间接证明此墓墓主就为驸马阔里吉思，据《元史·列传第五》阔里吉思传载，驸马阔里吉思曾于成宗年间（1295～1307）请战于西北，且于大德二年冬因“三战三克，阔里吉思乘胜逐北，深入险地，后骑不继，马踬陷敌，遂为所执。”后“竟不屈死焉”于敌境；至大三年，驸马阔里吉思子“术安袭赵王，…… 。一日，召王傅脱欢，司马阿昔思谓曰：‘先王族殡卜罗，荒远之地，神灵将何依，吾痛心欲无生，若请于上，得归葬先茔，瞑目无憾矣。’二人言之知枢密院事也里吉尼以闻，帝嗟悼久之，曰：‘术安孝子也。’即赐阿昔思黄金一瓶，得脱欢之子失忽都鲁、王傅术忽难之子阿鲁忽都、断事官也先等一十九人，乘驿以往，复赐从者钞五百贯。淇阳王月赤察兒、丞相脱禾出八都鲁差兵五百人，护其行至殡所，奠告启视，尸体如生，遂归葬。”可见，驸马阔里吉思归莽元地乃为至大年间之事，在古墓中出土至大铜钱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且，这至大铜钱，似也可以否认墓主主人为赵琦先生所提的忠襄王阔里吉思，因《元史》无忠襄王阔里吉思传，赵琦先生在文中根据《晋宁忠襄王碑序》和《元史》的零星记载，曾对他的生平做一简单勾勒，提及“阔儿（里）吉思是跟随明宗‘盘桓屯难，草行露宿’的少数心腹之一”，且“《碑序》记阔里吉思寿五十五。他的卒年应在《元史》中最后出现他名字的1335年至授谥号的公元1340年间。”明宗为蒙元世系中第十二位皇帝（1329），而忠襄王阔里吉思的卒年据赵琦先生推测为1335～1340年间，即元朝最后一位皇帝、顺帝妥欢帖睦尔在位时期（1333～1368），由此可推测忠襄王阔里吉思主要活动的年代为蒙元世系后四帝一明宗、文宗、宁宗、顺帝在位时期，而“至大”为蒙元世系中第七位皇帝武宗海山的年号，虽武宗与明宗相差不远，但第七位的武宗与忠襄王阔里吉思卒时年代的第十五位皇帝顺帝相差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又据古代皇帝即位一般改铸本年号的铜钱（年号钱）来看，顺帝时，武帝时期的至大铜钱应不多见，即使有，也不应在忠襄王阔里吉思墓中大量出土，可见赵琦先生认定的“梳妆楼”古墓墓主为忠襄王阔里吉思是相当值得商榷的。
笔者更偏向于“梳妆楼”古墓墓主为汪古部高唐王，即上面已经提及的驸马阔里吉思，除前已提到的至大铜钱佐证外，从墓穴我们可以发现，墓穴上圹内东西排列3个长方形砖室，以中室最长最宽，棺内盛装一具男性尸骨，西侧和东侧棺内为女性尸骨，且从三个棺墓中出土的具有元代蒙古族特色的衣物、金饰等珍贵文物来看，三人均为蒙元贵族，且二女尸分别于主棺两边并排而设，可见二女地位相当，均应为正室，这很符合驸马阔里吉思先后娶两位蒙元公主的记载。其次，据另一块较大的残碑上有‘王帅（师？）’‘王在（？）’‘司已封（？）’等几个残缺不全的字，再看《元史·列传第五》驸马阔里吉思传，有“西北不安，请于帝，愿往平之，再三请，帝乃许”，“九年，追封高唐忠献王，加赠推忠宣力崇文守正亮节保德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驸马都尉，追封赵王。公主忽答的迷失追封齐国长公主，爱牙失里封齐国公主，并加封赵国。”等句，与残碑所提阔里吉思生平较相符。所以笔者认为，古墓墓主应如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提出的汪古部商唐王、驸马阔里吉思。
参考文献：
[1]（元）许有壬.晋宁忠襄王碑序.至正集卷三四[M].北京：四库全书，1868.
[2]（明）宋濂.元史（1076年版）[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赵琦.河北省洁源县“梳妆楼”元蒙古贵族墓墓主考[J].中国史研究，2003（2）.
◇责任编辑 龙惠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