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艺坛上，谢稚柳先生堪称是位大家，他在绘画、书法、鉴定等方面，均有非常精深的造诣。特别是对于古书画的鉴定。这与他的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有关，他从小就心追手摹学习陈老莲，探索陈洪绶的艺术道路。陈洪绶古拙的画风和超逸的书风，成为他朝思夜想的追摹对象，时间一长他的书画风格都像陈老莲了，他对陈洪绶的艺术人生作了深入的研究，二十五岁那年在《京沪周刊》上发表了《陈老莲传》，初露头角，使人侧目。他十九岁初到南京工作时，就经常到博物馆去观赏古书画，他对每幅古书画的追溯源头的研究，不仅对他书画艺术水平的提高有极大的帮助，同时鉴赏水平也不断提高。在重庆期间又应张伯驹之请至西安观看了张伯驹收藏的许多国宝级书画名迹，使其大开眼界，他与张大干同去敦煌，对敦煌艺术的研究和美术史的研究，使他在每个时代的画页上都留下了他抚摸的指痕，这为他古书画鉴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早在1962年，谢稚柳和张葱玉、刘九庵先生成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三人小组成员，到全国务大博物馆鉴定古书画，所见古书画不计其数。到1983年出任中国古书画鉴定组组长。发表了大量鉴定论文，出版了专著《鉴余杂稿》。经他鉴定确定了柳公权《蒙诏帖》是珍品，将过去的假案彻底推翻。发现了王羲之《上虞帖》的唐摹本确认《论书帖》和《小草千字文》为怀素真迹。(叶鹏飞论谢老书法艺术)这一切都说明了他在书法史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在辽宁博物馆，他亲眼看到了张旭《古诗四帖》的原作，此帖在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究竟是否是张旭所书，一直是个悬案。谢老细致而切实的研究了其用笔的风格和渊源，明确地指出是张旭真迹无疑。张旭草书用笔“笔端逆折、锋正势圆”的特点尽在其中，并以草书衍变历史规律为证据，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指出杨凝式《神仙起居帖》和黄山谷《诸上座帖》皆是师法张旭《古诗四帖》而来。因为杨凝式、黄山谷二帖的书风都有张旭书风之余绪。从而廓清了《古诗四帖》在艺术上所应有的不朽价值和崇高地位。谢老也由此深深地被张旭的草书艺术所吸引。他精心双钩了《古诗四帖》作为更好的学习研究。
　　1966年，史无前例的红色风暴席卷了中华大地，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谢老，首当其冲地剥夺了人生的一切权利，那个时候只有亲自双钩的张旭《古诗四帖》是他的精神支持，他被张旭的艺术魅力所征服，不管批判多凶狠，一有机会就钻研张旭的书法艺术，他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张旭书法研习。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叙》中称张旭“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十艮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中，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鱼虫，草木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书法家所感悟到的，正是从事物的表面现象直抵其内心世界，内在的精髓，内在的神韵。谢老当年在逆境中，就是这样孜孜不倦的努力。经过几年的磨练，为时代所迫，反而孕育了他书法艺术的突飞猛进，下面这幅字是谢老1978年所书，是谢老书风顶盛时期的作品：
　　锦帷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垂手乱翻雕玉佩，折腰争舞郁金裙，石家蜡烛何曾剪，苟令香炉可待熏，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片寄朝云。重今同志属书即正之，戊年十一月在湖上康楼，稚柳。(附图34×136cm)
　　1978年十一月，韩天衡兄与谢稚柳先生来杭州，住在南山路103号康楼，这幅字就是那天晚上天衡兄请谢老为我写的。
　　书法最能体现一个人的风格，谢稚柳先生早年学颜楷汉隶，后学陈老莲行书，草书方面上溯黄山谷、怀素，最后倾一生心血研究张旭，所以他的草书笔笔饱含韧性，刚与柔、曲与直、方与圆、枯与湿、白与黑、虚与实……诸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竭尽变化，而都在法度之中。谢老的书法富有书卷气，整幅书法充满了学者气息，谢老的人品、书品、画品、鉴定权威，名满天下，更赢得了人们的敬仰。
　　咏谢老狂草
　　笔自疏狂格自高，腕底生风自寂寥。
　　短长肥瘦各有态，法度森严出前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