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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从政治机会、领袖与组织和第三方的角度比较分析中国两个环保运动案例，我们发现，优势越明显的社会运动，它对政策的影响能力越弱；相反，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下，激进的抗议手法有时比和平的抗议方式更有效。这个反向结论的原因在于，激进的抗议手法激活了政府内部的控制机制——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因此，在中国，封闭的政府决策模式会排斥和平的政策诉求，从而容易在客观上对激进的集体行动产生促动作用。对这一现象需要认真予以反思并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