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看了个电影，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有些时候，某个关于巴黎的电影就像是巴黎的旅游片，比如《A天使》，看着看着就忘了故事情节，只顾着看巴黎的风景，只顾着回忆自己在巴黎的漫步了。有一次我去巴黎采访，住在郊外，只有四个小时可以自由支配，我进城暴走了一圈，从凯旋门开始，走到铁塔，沿塞纳河走到奥塞、莎士比亚书店、圣母院，调头回来走到卢浮宫，一边走一边用手机拍照。当然，巴黎有很多条美丽的散步路线，近日有一本新书叫《世上最优美的散步》，写的就是巴黎，作者约翰·巴克斯特说：“巴黎就是属于人行道的。在这儿，人们自然而然地选择走路。也只有通过步行，你才能发掘它的丰富多彩。”他说他对法国的喜爱早在他第一次阅读海明威的时候就开始了。
　　我想，我对巴黎的喜爱肯定是从阅读海明威的《流动的圣节》开始，这本书后来在各种旅游笔记中不断出现，而在我年轻时，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写小说。这梦想太庸俗了，我都不好意思承认，但我还是老实点儿吧。所以，当我看到《午夜巴黎》那一幕，一个文学青年在巴黎的酒馆里碰到了海明威，我不由得惊叹一声，啊，他在这儿。《午夜巴黎》是一个文青的“穿越戏”，那个文青回到了巴黎的“爵士时代”，他见到了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毕加索、斯坦因夫人等等。实际上，海明威当年来到巴黎，何尝不是穿越到一个美妙的幻境，1922年3月，海明威刚到巴黎3个月，拿着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信，去拜访格特鲁德·斯坦因，“他是一个相当英俊的青年，23岁。这之后不久大家就都26岁了。那是属于26岁的时光。在那两三年所有的年轻人都26岁。”那时，多斯·帕索斯一面在索邦大学上课，一面写自己的小说。菲茨杰拉德，带着成名作《人间天堂》和《爵士时代的故事》，正和妻子过着游手好闲的日子。海明威每天早晨6点起来写作。1925年菲茨杰拉德完成《伟大的盖茨比》，他和海明威也在这一年相识。1926年《太阳照常升起》出版。
　　对于文青而言，那些伟大的作家一直活着，他们甚至比身边的朋友更真实地存在，《巴黎评论》采访海明威的一个访谈里，大作家说过，写作者都是和那些已经死去的作家做比较的。说起来，我前两年也曾穿越过一次，那是在布拉格。逛完老犹太区之后，看见了一家小书店，书店只有一排书架，主要就卖几个人的书——所有和卡夫卡有关的书，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各种版本，赫拉巴尔的小说各种版本，哈维尔的书，服务员是个60出头的阿姨，我挑了三本书，《我伺候过英国国王》，《TOTAL FEARS》，《赫拉巴尔访谈录》，阿姨拿过书，我掏信用卡，阿姨说：“这里只收现金。”我只好给她一张五百的，她拿着我的零钱，不肯给我：“我们去喝上一杯？兴许我们在酒馆里能碰见赫拉巴尔！”大妈把书店门板上了，带我在老城区七拐八拐的，找到一家金老虎酒馆，我们进去，里面有一大堆球迷，正在看布拉格的同城德比，赫拉巴尔就在人群之中。可酒馆里还有个老作家，我盯着他看，原来是写《好兵帅克》的那个哈谢克！我激动地过去和他握手：“我可是看着《好兵帅克》长大的！我太喜欢你了！”赫拉巴尔有点儿不高兴：“你到底是谁的粉丝？”
　　我有些窘，这两个老孙子哈哈大笑，比赛开始了，他们就不再搭理我。书店大妈这时走过来，问：“你想去看看卡夫卡吗？”“想去！”书店大妈带我出了酒馆，走到河边，看见一座桥，桥上有个小黑影儿在徘徊：“看，那就是卡夫卡，他在构思，不要打扰他！”我掏出笔记本：“我能上去要个签名吗？”大妈一把把我抱住：“你不能去打扰他！”我使劲挣脱，但这个大妈足有90公斤，抱得我喘不过气来，桥上的小人被这边惊动了，他扭过身来，在他背后，一片乌鸦惊起，呱呱叫着飞满了天。
　　你看，我们都可以穿越，只是，我们干吗要穿越到清朝去呢？我们去清朝找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