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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13日，经济学宗师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辞世，享年94岁。萨缪尔森亲手参与并见证了现代经济学的体系化，他的去世或可视为一个经济学时代的终结。 在萨缪尔森以前，经济学是专业研究，而他的《经济学》教材则让经济学走进了通识教育的大堂。正是因为萨缪尔森，以及遍及经济学每个研究领域的通才和逻辑化、理论化的叙述，才奠定了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萨缪尔森赖以成名的是他的研究方法和创新见解而非政治观点。他既不像加尔布雷斯(John Galbraith)那样“左倾”，也不像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那样迷信市场的力量。从上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经济“滞涨”的出现以及失业问题的严峻，美国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面临了从未有过的挑战，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国家为应对经济危机，纷纷祭出凯恩斯主义的大旗大搞经济刺激，但大家也在警惕大政府主义的倾向。尽管与主张市场至上的弗里德曼进行了很多次论战，萨缪尔森并未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虽然认同凯恩斯关于政府在经济危机时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却反对过于强势的政府，认为过于强大的政府不仅会降低经济效率而且可能扼杀自由。
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0年，1998年他在文集《中间道路的经济学》序言中表示，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喜欢用极端对立的方式思考问题，但这并不是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作风，经验使得他不得不成为折中主义者：在个人的创造性和最优社会规则之间，寻找一条中庸之道。由此，他甚至早早地对过度的放任表示了担忧，“可以肯定地说，完全自由放任主义，不仅会导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到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性一一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与经济不景气，还有投资性金融泡沫与狂躁的价格暴跌危机。”
相较美国自始至终的市场经济环境(即使有凯恩斯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争议)，中国经济1978年以来，面临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萨缪尔森理论的引入如同醍醐灌顶。
对于处在多重转型的中国改革路径，萨缪尔森将其更多理解为从命令式的计划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混合的市场经济。为此，他如是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我不说‘中国正在从共产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这是因为，纯而又纯的资本主义，只是在本世纪20年代的美国才能找到，我就是在这种制度下长大的；现在，它成了一个已经灭绝的物种；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无论哪里也找不到它了。”
萨缪尔森始终恪守学者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他拒绝了肯尼迪总统要他出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邀请，因为他不愿意干一份不能随便说话和随便写作的工作，不愿意为了名利而束缚自己思想的自由。1975年，萨缪尔森在批评尼克松政府的政策时说：如果你把当前的经济衰退翻过来看，底上很清晰地写着“华盛顿制造”。
萨缪尔森曾说：关于全球金融危机我们知道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们所知甚少。他告诫说：投资需要耐心——就像看着油画变干或者看着小草生长一样。如果你渴望以激动人心的方式发财，就应该拿出800美元去拉斯维加斯赌一把。
值得一提的是，萨缪尔森也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2001年，他和其他148名经济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向美国政府施压，促成了中国加入世界留易组织。
萨缪尔森开始学习生涯的1931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大萧条”之中，求解现实世界问题的好奇心成就了其学术生涯。一个学者如果没有对自己研究领域的浓厚兴趣，是不可能成为大师的。用萨缪尔森自己一贯的幽默来说：让我干这么好玩的工作，还要付给我这么多钱，我捡了大便宜了!
“保八”已成功，“保民生”仍须努力
罗书宏
国家发改委官员2009年12月1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4万亿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恢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2009年前三季度GDP平均达到了7.7％，年初提出的全年GDP“保八”增长基本上没有问题。这不仅表明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而且表明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如4万亿投资计划效果显著。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计2010年中国GDP增幅约为9.5％。《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中称“金融危机最大赢家：中国”，并预计中国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9％。
不仅“保八”无忧，而且下一年经济看起来还会更好。但我们仍需要反思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比如中国经济增长存在三个“不”，即基础还不稳固、格局尚不平衡、过程还有不确定性。以及刺激经济的同时，加剧了某些行业产能过剩，造成了某些行业畸形发展；尤其是频繁的贸易摩擦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另外盲目追求GDP还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果，例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恶化等等。
政府“保八”的初衷是好的。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超过2000万，其中大学以下文化的占了95％。为了保证这一部分人的就业，中国就必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基础建设、房地产、服装、采矿等，这些行业对员工文化要求不高，能够解决就业人口。但是附加值很低，利润很低，就像朱镕基说的，要2亿件衬衫才能换1架空客。
中国不是不想发展高附加值的产品，但是这些行业的特点是员工素质要求高，员工数量要求少，每年新增的劳动力需要就业，为了社会稳定，首先要保证就业率，然后逐步调整产业结构。这一个平衡点归结到GDP上来说，就是必须保证8％的增长。
按理说，GDP增长与民生改善是同向而行的。但在现实中，GDP增长并不意味着民生问题随着改变，居然出现了“宏观好，微观不好”的特殊状态。GDP保持在7～8％的水平，作为同步指标的就业率和作为滞后指标的消费者价格也持续下跌，好像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先行和滞后指标都脱钧了，真成了“一枝独秀”的指标。不得不承认，8％左右应该是中国经济的底线，低于这一增长就是萧条!
一揽子经济刺激措施围绕“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进行。既然保增长无忧了，那么我们还要反思扩内需、调结构是否达到预定目标?如果没有达到目标，那么还有多少差距?如何实现预定目标?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实现GDP“保八”就能解决的，必然是“硬骨头”。经济改革的决心还需要加大，步子还需要加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指出，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增长内容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的双重任务，内需外需比例变化要求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内向外向经济格局调整，经济增长需要从政府力量推动为主转向市场力量推动为主。
毫无疑问，4万亿投资计划在“保八”战役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据国家统计局估算，上半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87.6％，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不明显。厉以宁在12月26日的会议上提出，继续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已经陷入投资冲动怪圈。
“保八”已成功，“保民生”仍须努力。让我们重温一下2009年5月份《政府工作报告》的—段话，“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注民生，越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扩大内需与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将公共资源配置更多地向群众直接受益的方面倾斜，加快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人民币今年或重启升值步伐
孙 雯
尽管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1月6日结束的2010年工作会议提出，“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但细心者不难发现，此前关于“增强汇率弹性”、“结合国际资本流动和主要货币走势变化”等字句此番消失不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老调重又提起。
观察人士指出，这可能意味着央行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危机管理”将会逐渐回归到“正常管理”，人民币有望在今年重启升值步伐，但这有赖于出口改善的速度。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近日明确表示，受美元走弱和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影响，人民币面临新一轮升值压力，可能引发热钱大规模流入，给流动性管理增加困难。
而根据国家外管局1月6日公布的最新数据，备受市场关注的短期外债继续攀升，新借人中长期外债大幅下降近半。截至2009年9月末，短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为2219.79亿美元，比2008年末增长111.94亿美元，上升5.31％。市场人士通常将短期外债数据作为观察热钱流入的指标之一。
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下称“外管局”)网站还刊登了2010年外汇管理工作会议的内容。外管局重申，2010年将加强异常跨境资金流出入监测分析，防范和化解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其特别强调，“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频率和形式处于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之中，经济发展、开放度提高对外汇管理的挑战不断增大。”
外管局还列明了2010年外汇管理工作的重点：进一步推进进出口核销、外汇市场发展、外汇账户管理、拓宽资本流出渠道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进～步完善异常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构建完善的监测预警体系、非现场检查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加强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出入的监测分析工作，对地下钱庄等外汇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专项打击行动，防范和化解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央行2010年工作会议也提出，要进一步推进进出口收付汇核销制度改革，简化贸易信贷登记管理，探索为国家“走出去”项目提供外汇资金支持的新模式。其中，“允许企业出口收汇存放境外，便利企业灵活运用外汇资金”的提法被市场视作亮点。
此外，外管局称，今年将进一步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机制，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
是“民进国退”，还是“国进民退”?
刘美娇
国家统计局在2009年12月25日这天公布了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并答记者问。发布会现场提供的数据显示，与2004年第一次普查结果相比，全国第二、三产业495.9万个企业法人中，国有企业14.3万个，减少3.6万个，降幅为20％。私营企业359.5万个，增加161.4万个，增幅为81.4％。同时，在企业资产总额中，国有企业占23％，比2004年下降8.1个百分点；而私营企业占12.3％。比2004年增加3.3％。
对于记者提出的“国进民退”现象，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去年以来，出现了一些现象，发生了若干的案例引起了很多关于“国进民退”问题的关心、讨论。我今天想说的主要是这件事情，目前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支持从总体上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如果说有，那也最多只是个案。在此之前的12月6日，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也对媒体表示，“‘国进民退’现象不存在，政府在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货币政策方面对央企民企一视同仁。”
由于统计局公布的普查数据截止至2008年，12月30日，在不考虑2009年这一年经济变动需要修正的情况下，从数字表面看，确实是民间资本正在高歌猛进，而国有资本却在彼长此消。
数字也许是客观的，但感觉是主观的。东星航空蓝世立的无奈折翅，日照钢铁杜双华的自愿交枪，山西煤老板的被整肃，新华保险的被接盘，地产商绿脸看着国企拿地的狂欢，民营学校孟母三迁躲着官家追杀……所有这些都与统计数字不符。
事实上，评判“国进民退”的标准绝不仅限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就网络上公众对此问题的反馈来看，宣称中国总体上不存在“国进民退”现象也是与多数人的直觉不相符的。因此，我们更应追问的是，为什么“国进民退”的观念在今天如此深入人心?
因为，首先以中石油、中石化、国有金融机构为代表的中央企业越做越大，并且其业务范围正肆意扩张，延伸到房地产、证券、新能源等几乎所有热门领域，没有任何禁区。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至今民间资本至今仍面临诸多行业准入门槛。受贿近2亿元的中石化前老总陈同海有句名言：“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
其次是民间资本发展仍旧面临“融资难”的矛盾，在金融危机一年中频频出现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破产的现象，全国有4000万家中小企业普遍陷入了生产经营困境。与此同时，政府4万亿元刺激政策，信贷10万亿元资本长城，掀起了一场没有红头文件的却又成系统的“国进”狂欢。甚至，2009年颁布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把具体的国企名字和要开展的并购重组计划都列了出来，堪称“十大产业国企振兴规划”。
谈到如何给民企公平的待遇，不得不提到“非公36条”这个政策的困境。自2005年2月24日，“非公经济36条”由新华社受权向社会正式公布，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垄断行业，这放在私营经济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来看，都堪称一份划时代的文件。但是让人失望的是，直到目前，“非公36条”落实很难，也可以说基本没落实，原因是碰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许多业内人士抨击的“玻璃门现象”(看得见但进不去)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2006年12月18日，由国资委起草，国务院办公厅发了一个《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国资委首次明确提出七大行业将由国有经济控制，由此宣布“非公36条”的寿终正寝。显然，民间资本的贡献与其所受的非国民待遇是不成正比的。十七大提出了“平等保护”和“平等竞争”，还是强调一个“平等”。现在看来，个体户、私营企业面临的长久问题就是“平等”。
民间资本对中国就业的巨大贡献，从统计局这次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截至2008年末，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私营企业占比高达44.4％，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及国有独资公司9.2％的比例。
就此意义而言，应该正视而不是急于否认“国进民退”现象存在，对“国进民退”的问题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不能把眼睛仅仅盯在企业数量的增减上。如果因为国企数量的下降就得出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反而遮背了问题的本质，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会恶化问题。
萨缪尔森赖以成名的是他的研究方法和创新见解而非政治观点。他既不像加尔布雷斯(John Galbraith)那样“左倾”，也不像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那样迷信市场的力量。从上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经济“滞涨”的出现以及失业问题的严峻，美国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面临了从未有过的挑战，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国家为应对经济危机，纷纷祭出凯恩斯主义的大旗大搞经济刺激，但大家也在警惕大政府主义的倾向。尽管与主张市场至上的弗里德曼进行了很多次论战，萨缪尔森并未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虽然认同凯恩斯关于政府在经济危机时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却反对过于强势的政府，认为过于强大的政府不仅会降低经济效率而且可能扼杀自由。
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0年，1998年他在文集《中间道路的经济学》序言中表示，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喜欢用极端对立的方式思考问题，但这并不是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作风，经验使得他不得不成为折中主义者：在个人的创造性和最优社会规则之间，寻找一条中庸之道。由此，他甚至早早地对过度的放任表示了担忧，“可以肯定地说，完全自由放任主义，不仅会导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到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性一一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与经济不景气，还有投资性金融泡沫与狂躁的价格暴跌危机。”
相较美国自始至终的市场经济环境(即使有凯恩斯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争议)，中国经济1978年以来，面临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萨缪尔森理论的引入如同醍醐灌顶。
对于处在多重转型的中国改革路径，萨缪尔森将其更多理解为从命令式的计划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混合的市场经济。为此，他如是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我不说‘中国正在从共产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这是因为，纯而又纯的资本主义，只是在本世纪20年代的美国才能找到，我就是在这种制度下长大的；现在，它成了一个已经灭绝的物种；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无论哪里也找不到它了。”
萨缪尔森始终恪守学者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他拒绝了肯尼迪总统要他出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邀请，因为他不愿意干一份不能随便说话和随便写作的工作，不愿意为了名利而束缚自己思想的自由。1975年，萨缪尔森在批评尼克松政府的政策时说：如果你把当前的经济衰退翻过来看，底上很清晰地写着“华盛顿制造”。
萨缪尔森曾说：关于全球金融危机我们知道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们所知甚少。他告诫说：投资需要耐心——就像看着油画变干或者看着小草生长一样。如果你渴望以激动人心的方式发财，就应该拿出800美元去拉斯维加斯赌一把。
值得一提的是，萨缪尔森也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2001年，他和其他148名经济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向美国政府施压，促成了中国加入世界留易组织。
萨缪尔森开始学习生涯的1931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大萧条”之中，求解现实世界问题的好奇心成就了其学术生涯。一个学者如果没有对自己研究领域的浓厚兴趣，是不可能成为大师的。用萨缪尔森自己一贯的幽默来说：让我干这么好玩的工作，还要付给我这么多钱，我捡了大便宜了!
“保八”已成功，“保民生”仍须努力
罗书宏
国家发改委官员2009年12月1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4万亿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恢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2009年前三季度GDP平均达到了7.7％，年初提出的全年GDP“保八”增长基本上没有问题。这不仅表明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而且表明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如4万亿投资计划效果显著。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计2010年中国GDP增幅约为9.5％。《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中称“金融危机最大赢家：中国”，并预计中国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9％。
不仅“保八”无忧，而且下一年经济看起来还会更好。但我们仍需要反思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比如中国经济增长存在三个“不”，即基础还不稳固、格局尚不平衡、过程还有不确定性。以及刺激经济的同时，加剧了某些行业产能过剩，造成了某些行业畸形发展；尤其是频繁的贸易摩擦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另外盲目追求GDP还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果，例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恶化等等。
政府“保八”的初衷是好的。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超过2000万，其中大学以下文化的占了95％。为了保证这一部分人的就业，中国就必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基础建设、房地产、服装、采矿等，这些行业对员工文化要求不高，能够解决就业人口。但是附加值很低，利润很低，就像朱镕基说的，要2亿件衬衫才能换1架空客。
中国不是不想发展高附加值的产品，但是这些行业的特点是员工素质要求高，员工数量要求少，每年新增的劳动力需要就业，为了社会稳定，首先要保证就业率，然后逐步调整产业结构。这一个平衡点归结到GDP上来说，就是必须保证8％的增长。
按理说，GDP增长与民生改善是同向而行的。但在现实中，GDP增长并不意味着民生问题随着改变，居然出现了“宏观好，微观不好”的特殊状态。GDP保持在7～8％的水平，作为同步指标的就业率和作为滞后指标的消费者价格也持续下跌，好像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先行和滞后指标都脱钧了，真成了“一枝独秀”的指标。不得不承认，8％左右应该是中国经济的底线，低于这一增长就是萧条!
一揽子经济刺激措施围绕“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进行。既然保增长无忧了，那么我们还要反思扩内需、调结构是否达到预定目标?如果没有达到目标，那么还有多少差距?如何实现预定目标?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实现GDP“保八”就能解决的，必然是“硬骨头”。经济改革的决心还需要加大，步子还需要加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指出，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增长内容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的双重任务，内需外需比例变化要求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内向外向经济格局调整，经济增长需要从政府力量推动为主转向市场力量推动为主。
毫无疑问，4万亿投资计划在“保八”战役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据国家统计局估算，上半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87.6％，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不明显。厉以宁在12月26日的会议上提出，继续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已经陷入投资冲动怪圈。
“保八”已成功，“保民生”仍须努力。让我们重温一下2009年5月份《政府工作报告》的—段话，“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注民生，越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扩大内需与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将公共资源配置更多地向群众直接受益的方面倾斜，加快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人民币今年或重启升值步伐
孙 雯
尽管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1月6日结束的2010年工作会议提出，“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但细心者不难发现，此前关于“增强汇率弹性”、“结合国际资本流动和主要货币走势变化”等字句此番消失不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老调重又提起。
观察人士指出，这可能意味着央行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危机管理”将会逐渐回归到“正常管理”，人民币有望在今年重启升值步伐，但这有赖于出口改善的速度。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近日明确表示，受美元走弱和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影响，人民币面临新一轮升值压力，可能引发热钱大规模流入，给流动性管理增加困难。
而根据国家外管局1月6日公布的最新数据，备受市场关注的短期外债继续攀升，新借人中长期外债大幅下降近半。截至2009年9月末，短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为2219.79亿美元，比2008年末增长111.94亿美元，上升5.31％。市场人士通常将短期外债数据作为观察热钱流入的指标之一。
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下称“外管局”)网站还刊登了2010年外汇管理工作会议的内容。外管局重申，2010年将加强异常跨境资金流出入监测分析，防范和化解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其特别强调，“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频率和形式处于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之中，经济发展、开放度提高对外汇管理的挑战不断增大。”
外管局还列明了2010年外汇管理工作的重点：进一步推进进出口核销、外汇市场发展、外汇账户管理、拓宽资本流出渠道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进～步完善异常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构建完善的监测预警体系、非现场检查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加强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出入的监测分析工作，对地下钱庄等外汇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专项打击行动，防范和化解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央行2010年工作会议也提出，要进一步推进进出口收付汇核销制度改革，简化贸易信贷登记管理，探索为国家“走出去”项目提供外汇资金支持的新模式。其中，“允许企业出口收汇存放境外，便利企业灵活运用外汇资金”的提法被市场视作亮点。
此外，外管局称，今年将进一步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机制，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
是“民进国退”，还是“国进民退”?
刘美娇
国家统计局在2009年12月25日这天公布了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并答记者问。发布会现场提供的数据显示，与2004年第一次普查结果相比，全国第二、三产业495.9万个企业法人中，国有企业14.3万个，减少3.6万个，降幅为20％。私营企业359.5万个，增加161.4万个，增幅为81.4％。同时，在企业资产总额中，国有企业占23％，比2004年下降8.1个百分点；而私营企业占12.3％。比2004年增加3.3％。
对于记者提出的“国进民退”现象，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去年以来，出现了一些现象，发生了若干的案例引起了很多关于“国进民退”问题的关心、讨论。我今天想说的主要是这件事情，目前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支持从总体上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如果说有，那也最多只是个案。在此之前的12月6日，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也对媒体表示，“‘国进民退’现象不存在，政府在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货币政策方面对央企民企一视同仁。”
由于统计局公布的普查数据截止至2008年，12月30日，在不考虑2009年这一年经济变动需要修正的情况下，从数字表面看，确实是民间资本正在高歌猛进，而国有资本却在彼长此消。
数字也许是客观的，但感觉是主观的。东星航空蓝世立的无奈折翅，日照钢铁杜双华的自愿交枪，山西煤老板的被整肃，新华保险的被接盘，地产商绿脸看着国企拿地的狂欢，民营学校孟母三迁躲着官家追杀……所有这些都与统计数字不符。
事实上，评判“国进民退”的标准绝不仅限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就网络上公众对此问题的反馈来看，宣称中国总体上不存在“国进民退”现象也是与多数人的直觉不相符的。因此，我们更应追问的是，为什么“国进民退”的观念在今天如此深入人心?
因为，首先以中石油、中石化、国有金融机构为代表的中央企业越做越大，并且其业务范围正肆意扩张，延伸到房地产、证券、新能源等几乎所有热门领域，没有任何禁区。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至今民间资本至今仍面临诸多行业准入门槛。受贿近2亿元的中石化前老总陈同海有句名言：“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
其次是民间资本发展仍旧面临“融资难”的矛盾，在金融危机一年中频频出现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破产的现象，全国有4000万家中小企业普遍陷入了生产经营困境。与此同时，政府4万亿元刺激政策，信贷10万亿元资本长城，掀起了一场没有红头文件的却又成系统的“国进”狂欢。甚至，2009年颁布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把具体的国企名字和要开展的并购重组计划都列了出来，堪称“十大产业国企振兴规划”。
谈到如何给民企公平的待遇，不得不提到“非公36条”这个政策的困境。自2005年2月24日，“非公经济36条”由新华社受权向社会正式公布，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垄断行业，这放在私营经济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来看，都堪称一份划时代的文件。但是让人失望的是，直到目前，“非公36条”落实很难，也可以说基本没落实，原因是碰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许多业内人士抨击的“玻璃门现象”(看得见但进不去)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2006年12月18日，由国资委起草，国务院办公厅发了一个《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国资委首次明确提出七大行业将由国有经济控制，由此宣布“非公36条”的寿终正寝。显然，民间资本的贡献与其所受的非国民待遇是不成正比的。十七大提出了“平等保护”和“平等竞争”，还是强调一个“平等”。现在看来，个体户、私营企业面临的长久问题就是“平等”。
民间资本对中国就业的巨大贡献，从统计局这次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截至2008年末，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私营企业占比高达44.4％，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及国有独资公司9.2％的比例。
就此意义而言，应该正视而不是急于否认“国进民退”现象存在，对“国进民退”的问题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不能把眼睛仅仅盯在企业数量的增减上。如果因为国企数量的下降就得出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反而遮背了问题的本质，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会恶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