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忆中，第一次到万州新华书店，是跟着父亲，他拉着我挤到柜台前给我买了一本图文书《骄傲的大白鹅》，那一年，我15岁。
　　我自己第一次到新华书店买书，是在1966年。记得是一个秋阳高照的上午，书店门前早已有人在排队等着买“红宝书”，那时候，不叫“买”，叫“请”。我也排进去，花两块钱“请”回来一套塑胶封面的简装《毛泽东选集》，“供奉”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1968年，我手上有了一点钱，开始经常跑新华书店了。那时的新华书店，只剩下“马恩列斯毛”，以前包括解放后革命文艺工作者出版创作拍摄的电影、戏曲、文学都被冠以“封、资、修”扫荡一空。我惊奇地从中发现，这世界上还有一本叫做《静静的顿河》的小说。
　　进入70年代，“林彪事件”发生后，出版了一批“内部书”。“内部书”的封皮颜色大有讲究，有白皮的，有灰皮的，也有黄皮的。“白皮书”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的书籍，“灰皮书”是政治类图书，主要是前苏联东欧“修正主义”国家作品；而“黄皮书”则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的文学读物，它们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内部读物”。
　　有“内部书”，就有“内部书店”。北京的“内部书店”坐落在西绒线胡同甲一号院子里，面积三百平米，墙上有国画装饰，店内还设有一个首长接待室，里面摆着沙发、茶几。造访“内部书店”的顾客，都是省军级官员。外省城市，达官不多，鸿儒也少，能达到购买资格的不多。
　　当然，比起周边地级、县级城市，在各省省城还是有不少干部能享受一点购买“内部书籍”的资格。因此，成都的新华书店也开辟了一个专门供应这种内部书籍的“内部书店”。有，总比没有好。记得那家“内部书店”门面不大，但对当时求书不得的读者来说，却是显示身分、满足欲望的福地。
　　当时，我认识一位领导，他知道我爱看书，我去求他，承蒙厚爱，以他的名义，给我开过几回介绍信，让我拿了去买“内部书”。图书管理员看了介绍信，允许我在屋内转，我碰到许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的值得一看的好书，飘着书香，很诱人，但他总在节骨眼上关键时刻破坏我的好梦。
　　记得有一次是一进门就发现一本《布拉格之春》摆在架子上，我刚拿起来，他在那边看见了，断然道：“你不能买！”也没解释为什么我不能买。因此我买到的，都是一些没来得及卖完的“文革”前创作的革命作品，“文革”开始后，也被荒唐地打成“封、资、修”里面的那个“修”而下架。这类书不算多，此时胡乱摆放在屋角两个小书架上无人问津，对我来说却是甘霖。
　　“四人帮”被打倒一年多后，国家开始大量出版重印五六十年代曾经广受读者喜爱的中外名著，消息传开，全国各地的读书人比过年还高兴。我所在地的万州新华书店就专门在临街的墙上开了一扇窗，隔不了几天，就会贴出个告示。告示劈头就是“打倒四人帮，文艺得解放”，然后附一个书单，预告书店最近要进什么书，都是让人怦然心动的好书。
　　那时我还在工厂上班，每天下班先到这里转转，成了习惯。如果上夜班，下班后家也不回、觉也不睡，先跑到这里排队；如果碰上白班，我没时间，就把要买的书名写到纸上，把钱交给一帮小姐妹，委托她们帮我买。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1979年底青年人争购《英语广播讲座》的壮观场面。那年刚入秋，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英语广播讲座》教材，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出售。消息传开后，前来购买的青少年，在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龙。那时，我已经是中学老师，那一天，我班上的学生有一多半都没来上课，因为都跑去买书了。
　　1981年，我搬家，新家紧邻书店。每天伏案备课，写得累了，常常就去隔壁书店逛逛。俗话说：“宁可食无鱼，不可居无书。”和书店比邻而居的感觉，就像贾宝玉掉到温柔乡里一样幸福。
　　90年代，我一有时间还经常会跑书店。但是自从网络兴起，尤其是智能手机等出现后，网络包罗万象，信息之丰富、阅读之方便，让纸质书有些失色。不过，我还是会不时在网上买些自己喜欢的书，放在身边抽空读一读。前些天，和朋友闲聊，她说，看了我拿给她的书，她才想起已经有几年时间没看过纸质书了，而她曾经也是爱书之人，我心生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