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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延昌，吉林临江人。通化市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延安文学》《散文选刊》《星星》《绿风》等。获第三届中国冶金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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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浏览网页时，一个标题吸引了我，截至目前，地球上到底生存过多少人？美国人口学调查机构给出的答案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总共生存过大约1167亿人口。也就是说，在过去的5万年里，至少有1100亿个人的生命之花在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上曾盛开过鲜活过但最终又都纷纷凋谢并归于虚无。他们在浩渺的旧时光里一定是刻骨铭心地爱过也难以自持地恨过。在他们生命最旺盛的时段里，因为人类所特有的精神世界和人际情感的交互作用，曾一度认为有些东西是可以永远和永恒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对永远和永恒所持的执念不过是人类精神和情感的附属物，而精神和情感也不过是人类生命的附属物罢了，它们必将随着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消亡而寂灭。
老蔡作为过去5万年里寂灭的大约1100亿个鲜活的生命之一，活着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得到过什么，永别的时候又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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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9月份，我技工学校采矿班毕业，被分配在吉林通化钢铁公司大栗子铁矿小栗子采矿车间。车间出于安全管理的考虑，再说我们这帮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小青年也无法直接上岗位单独工作，就把我们一个个分给老师傅带。
我那时瘦小，还没长开，像个小公狗，其实长到现在也没出息到哪去。领导可能看我干不了什么重活，就让我跟着老蔡在小班干机动工。小班机动工没有固定的任务，机动嘛，每个班由段长临时安排任务，没有特殊情况，就搞井下文明生产。当时车间计划恢复已停止很久的360米中段的二区作业点，但巷道片帮、冒落十分严重，我和老蔡的任务就是专门清理堆积在井下运输线上的白石渣。
每个班用一台三吨电機车顶六个空车皮进去，用耙子和铁簸子装白石渣，这活也叫扫道。扫道的活是个良心活，可以多干，也可以以电车或车皮掉道难处理、巷道冒落块大等理由少干，但不能不干。
老蔡一看就是个老实人，没什么话，说话慢悠悠的。即使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你也不会看到还有哪个老头会留一缕白不白灰不灰的山羊胡了，他的形象显得很老旧，甚至有那么一点点滑稽。特别是他开电车时，手举电车导电弓子，弓子与架线形成回路溅出一串串电火花时，他微仰着脸，那缕滑稽的山羊胡就硬戳戳地翘着，干瘦的长脸也没有什么表情，在火花中就像一尊冰冷的石刻雕像，一明一暗的。
老蔡大个子，干瘦，不弓腰就能触到电车架线，可能常年在井下弓腰，我和他在一起干活时，他已经形成了弯月般的身型，想直腰也直不起来了。
用苍老这个词来形容他是不为过的，不具有我想象中领导阶级的成员该有的形象。上下班就是一身洗得发白的老式蓝制服，在我的记忆里，他就那么一套衣裤，对了，还有一顶成色与衣裤相配套的帽子。
其实我和老蔡在一起干活也就两三个月的时间，在一起也很少说话。他干活慢，也看不出很累的样子。也许是年轻心浮气躁的缘故，我对哈腰吭哧吭哧干活就是没有热情，我总是在猛干一阵后喊他，蔡师傅，抽烟歇会吧！他会在坐下之前用电石灯仔细照看一番我们要坐的上方岩石有没有危险，他说，小年轻的，活干多少没关系，我得照顾好你的安全。
段长每个班都会拎个明晃晃的大铜碗电石灯到我们干活的地方看看，这是段长的职责，叫巡掌子。我干得少，歇得多，但还不想给段长留下不能干活不愿干活的印象。每次坐倚在那里时，我就会时刻留意着巷道里的动静和有没有电石灯光亮，只要段长一来，我就会立马起来卖力干活。段长来了，用灯照一照车皮里的渣，看装了多少，再照一照附近的围岩情况后，会和我们坐下来抽烟，我一般都是离他俩稍远一点默不作声休息。几乎每次段长都会用灯快速地晃我一下，问，怎么样？小伙子，累不累？我都会无声地笑一下，说，还行。段长总是拉着长音“嗯”那么一声。多年后，当我具有了足够的井下工作经验时，才明白，老段长用灯光那么一晃我，我干没干活，干了多少活，他已了然于心。
段长和老蔡东一句西一句地聊一会，无非是刚才处理掉道车了，哪个掌子风水管路有问题了这些生产上的事。当时我也听不明白，再说也不关心这些，就坐在那里想心事。都想了些什么，也没留下印象，应该是不重要的事情。段长走时，会很长者地高声说一句，小伙子，好好跟蔡师傅干啊。应该是良心的作用，虚伪和欺骗后会产生一种内疚心理，段长走后，我会卖力干上一阵。老蔡总是慢悠悠地说，累了，就歇会吧，你还不习惯呢。这时我就会觉得老蔡真是个好人。
一般情况下，一个班次，装满六个车皮，大都是老蔡慢悠悠干出来的，我也没干多少。活干的少，时间就有些难捱，就一支接一支抽烟。那时也没有女生和我处对象，就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可想，挺无聊的。看老蔡在腰间系一个布袋，里面装着东西，我也用一个布袋装一本武侠书拿到井下就着电石灯看。老蔡干累了，就会坐下来，温和地问我看什么书呢，爱学习可是好事呀，我就头也不抬地说，瞎看着玩哪。
跟着老蔡干活，其实大都是老蔡在干活，心里会时不时地感到过意不去，就会在老蔡休息的工夫主动靠近他，和他说几句话。掏出烟卷给他，他也不接，他不抽烟卷。老蔡那个帆布袋，穿一根导火线系在腰间。他会在入井时把装着散装烟丝的塑料袋和另一个显然是专门缝制的有眼镜盒大小的小布袋外加一块方形毛巾装在里面。每一次抽烟时，他先从小布袋里取出一个通体暗红色外表锃亮的个头挺大的烟斗来，慢条斯理地装上烟，用火柴点燃。那时候气体打火机已经完全普及，火柴基本上没有人用了，他把烟丝装满烟斗，再用大拇指肚轻轻地按一按，用火柴点烟斗时，用火苗转着小圈一遍一遍地轻燎着烟丝，然后，微微勾头用手托着烟斗慢慢地吸着。整个过程，烟斗始终含在嘴里，这样喷出的烟就会缭绕着勾坐在那里的他，竟还有些很意象的感觉。抽完一斗还会再来一斗，很享受很沉思的样子，也不说话，不知道是在想什么还是什么都没想。
井下潮气大，烟丝装在塑料口袋里是为了防潮。在井下抽散装烟的都这样，大都用厚实的奶粉包装袋。但一个烟斗还用得着特意制作一个布袋宝贝似地装着么？有时候看他小心地从大布袋里掏出小布袋，再更小心地从小布袋里往外捏咕烟斗，小袋套大袋，不够麻烦的，我想。 我也真是不知道和他能聊些什么，其实我也没兴趣和他聊天，但是实在无聊。我问他，蔡师傅，你是本地长大的吗？他含着烟斗吐出两字，不是。停了一会，我又说，你不是本地人呐，那你是什么地方人？老蔡就又吐出两字，江苏。其实，他是哪里人我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就是在那没话找话。我还不死心，就又问，江苏，挺远的省份啊，那在江苏什么地方呀？老蔡足足地抽了口烟又慢慢地喷出来，盐城。我就重复着，是盐城啊。
我就想，问问他儿子姑娘什么的，他该会是很高兴吧，岁数大的人一般都很喜欢谈谈自己的儿女，当然，儿女不争气的除外。就问起他的姑娘儿子来，没想到，老蔡沉默了老大一会儿，说，没了。我一下子让烟给呛了一口，咳嗽了好几声，以后没再敢问老蔡有关家里的情况。
看老蔡不厌其烦地从特制的小布袋里小心地往外捏咕烟斗和往里装烟丝，我就问，蔡师傅，你那烟斗是个好烟斗吧？老蔡没回答我，抽完两斗烟后，在手里转动着，欣赏着，告诉我，这是斯大林的烟斗。斯大林的烟斗？我刚要兴奋起来，又想，历史巨人斯大林用过的烟斗被你带到千尺井下来给你老蔡头过烟瘾来了？应该是斯大林牌子的烟斗吧！我配合着老蔡对烟斗的膜拜神情小心翼翼地毕恭毕敬地双手迎取过来，拿在手里借着电石灯光看着那个通体暗红色外表泛着水晶光泽的烟斗。烟斗个头在我看来有些大，不过以老蔡的个头来说，正合适。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完全是金属的重量，但给人一种很温润的手感，材质极其质密，看着又像是木质的，还有着均匀的细密的纹理，光滑细腻但又不是很滑手。烟斗也不是没接触过，但这个烟斗拿在手里还真是有一种非凡的气度，厚重、温润、大气。仔细看，在烟锅外壁的前方竟有雕刻存在，用手摸还感觉不到雕刻的刻纹，但是又那么清晰，我靠近灯光眯眼细看，是两个人在对弈。两个人物虽小，但是雕刻精致，形神兼备，毫发毕现，斯大林和罗斯福，二战两个巨头！
烟斗倒是好烟斗，但怎么会是斯大林同志的烟斗呢，斯大林同志的烟斗怎么会流落到了老蔡的手里呢。上面雕刻了斯大林就是斯大林么？我也在手里转动着，欣赏着，笑着说，也许是罗斯福的吧，这里还缺个丘吉尔观棋不语。没想到老蔡一本正经地告诉我，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老蔡虽然是一本正经的，但我怎么会相信这些，就有些戏谑地问那斯大林回敬了罗斯福什么东西？老蔡没法回答了，沉默了一下，说，那就不知道了。
但是有意无意间，我注意到，老蔡对那个自称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烟斗还真是很在意，每次用完放入小布袋再放进那个挂在腰间的帆布袋后都要用手大把地抓那么一下，以确信烟斗放进去了。下了班，在澡堂子里洗完澡，在车间大门外等通勤车时，老蔡必是要美美地吸上一斗烟丝的，吸完了，将烟斗放进上衣的下摆兜里后，也会下意识地用手抓那么一下。我在心里暗笑老蔡，呵呵，这个老蔡，可真有意思，还真把烟斗当成稀世珍宝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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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蔡在我上班后的不长时间就退休了，因为国家有规定，从事矿山井下、高温、低温、冷水等特殊工种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就可以在五十五周岁申请提前退休。所以说，我和老蔡在一起干活的那段时间里，他应该是五十三四岁的样子。工友们无论大小，都喊他老蔡，只有我喊他一声“蔡师傅”，不过，他不在场的情况下，我也一口一个“老蔡”地叫。比如，要坐车升井了，老蔡还没来，我会喊一声，还差老蔡呢。不过，老蔡也就是显得苍老，五十冒点头，怎么看都像六七十岁的人。
有一次，老蔡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没来上班，我自己费了很大的劲儿好不容易才把装白石渣的空车皮顶进了作业点，所幸车皮没有掉道（脱轨），要是掉道了，我可就麻爪了。平时有老蔡在，怎么干活，干多少，我什么也不去想，反正有老蔡呢。那天突然地需要我自己独立作业了，这才猛然感觉到，原来这么长时间以来，老蔡除了坐下来用斯大林的烟斗抽几斗烟丝，几乎都是他一个人在闷声不响地干了我们两个人的活。而我，不是坐在那里抽烟就是看武侠小说，闲得无聊了才会干上那么一会儿。他还总鼓励我说，年轻人只要爱看书，总归是个好事，书是没有白看的，等你看到一定程度了，你就不再是你了。我就笑，那我是谁了？他也笑，说反正不是现在的你，他那胡子还一抖一抖的。
他哪里知道我是在看武侠小说呀，但是，老蔡说的话我承认是个很朴素的真理。书，确实会使一个人发生改变，是那种渐渐的不易察觉的由里向外的改变。今天，我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才意识到，其实从那时因为不安心干活而打发无聊时间而看武侠小说时起，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竟没有离开过书，竟始终在阅读着，当然，萍踪侠影江湖恩怨早已不能满足我了。那时候，年轻，身体好，精力足，也不知道干什么好，见到书就看，缺头少尾的书都能看下去，有一次忘记在哪里看到一本挺厚的缺了很多页的《阿尔巴尼亚妇女问题研究》，这也能让我一字不落地看完。現在想起来，真有些不可思议，你说我闲着没事关心人家阿尔巴尼亚的妇女问题干什么？反正不管怎么说看书的习惯应该是从那时起养成的，戒也戒不掉了。这和老蔡有没有关系呢，或者说有没有点关系呢，他的话在潜意识里是不是起到了教化作用呢，这个也确实是很难界定了。
那天因为老蔡没来，我要是活干得太少的话，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就格外卖力，干得热汗蒸腾。段长应该是不放心我，巡掌子来了两次。能看出来段长对我能干多少活倒不是很在意，只是嘱咐我要注意安全。段长看我满头汗，笑了，说活不能干的太猛，你这干法是蛤蟆尿就那么一杆儿，你没看老蔡怎么干活么，就是干到下班也还是那个劲头。提到老蔡了，段长就有些感慨，老蔡是个好人哪，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没有过二话。干了一辈子，也快退休了，老伴走得早，你说这老了老了，可就那么一个儿子还惹出了大祸。我一下就想到了那次和老蔡不合时宜的聊天。段长说，老蔡唯一的一个儿子，两年前在内蒙古制造了一起很血腥的案件，好像是一家四口被灭门，几个月过去了，都无法破案，说是内蒙当地请来了公安部的破案高手才终于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元凶，也就是老蔡的儿子。段长说，要不的话，就这事情，咱也不可能知道的，是他儿子作了案后，回到了矿里，在家里都住了一些日子了，突然有一天下半夜，一帮警察冲进老蔡家将老蔡的儿子铐了起来。随后，临江电视台播出了一个几分钟的新闻，有抓捕现场的画面，介绍说，老蔡的儿子牵连到呼和浩特市的一起特大灭门血案。内蒙警方前来抓捕，抓到后，内蒙警察连夜带犯罪嫌疑人就回内蒙了，官方的说法是——此案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具体怎么回事，咱也没法知道了，段长说。毫无疑问，老蔡儿子是要被执行死刑的，后来咱们派出所就通知老蔡了，说老蔡儿子要在呼和浩特执行死刑，要家属去见最后一面并收尸。老蔡去了，行刑当天，儿子与老蔡见最后一面，脚镣手铐哗啦一响，儿子扑通跪地，大喊我对不起你呀爸，爸，现在我只能给你磕头了。说着俯身用头猛磕地，第三个头没等磕，用力过猛，儿子昏了过去，掐人中也没醒过来。因为最高院死刑复核完毕，已经签发了执行死刑的命令，案件在当地影响又特别巨大，有很多记者和群众要见证老蔡儿子伏法，后来就那么拖死狗一样把老蔡儿子弄上刑车。临枪决验明正身的时候，老蔡的儿子被两名法警架扶着，头耷拉着，一点反应都没有，枪决是在两名法警的架扶下执行的。枪决要打头部，穿白大褂的法医上前矫正了好几次耷拉的头，枪几乎是抵着老蔡儿子的后脑勺开的，枪一响，溅了两名法警一身的血和白得耀眼的脑浆。 我就也跟着段长唏嘘，怪不得老蔡显得那么老啊，原来他……段长摇摇头，说，也不全是这个，老工人讲，老蔡1958年来咱们通钢，来的时候还穿着军装呢，腰板溜直，风纪扣都不习惯打开。但他绝不是复员的军人，再说，一个江苏籍军人怎么复员也复不到咱们吉林通钢来。也不是招工来的，那时招工也是在省内一个地方一批那么招。他一个江苏人，也没人认识，就来得有些蹊跷，工人们除了知道他是江苏人外，其他情况他半字不提，这么些年，人们也不知道他的来路。但是，时间长了，人们也想明白了，他能有什么来路，有来路还能和咱们井下大老黑一轱辘就轱辘几十年？这么一想也就没觉得他有什么了，再说，老蔡他人好，能干，从不多事。
说着说着，段长又摇了摇头，不过，老蔡这人肯定还是有些内容，要不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几年……说到这里，突然打住不说了，可能是觉得老蔡不在，和我一个刚来的小年轻说这些不太妥帖。我看他手里的烟也快抽完了，就不失时机地给段长再上一支烟，段长看了我一眼，把烟叼上用手里的烟蒂继续点烟，我又执意而恭敬地用双手给段长点烟，自己也点一支，小鸡对着老母鸡一样等着段长继续讲。段长又看着我，我坚持着不错眼珠，段长终于喷出了那股浓烟。那一刻，我看到了矿山人的厚道和善良。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几年有好几拨江苏地方上的和部队方面的人来咱们通钢搞外调，取老蔡的证实材料，还要带老蔡走，但咱们通钢务实，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年月里，也还是抓了革命又搞好了生产，所以对文化大革命那些搞材料整人的事情并不积极。几次外省带着红头介绍信搞外调并要带老蔡走，都让通钢想尽办法给顶了回去，并坚持不让带人。你知道，那时除了部队，咱们炼钢炼铁工人，也是有分量的。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整人最凶的那几年，通钢的领导一点没糊涂，真是好样的，对待自己的职工，是绝对保护的。听老工人讲，有一次几个部队的外调人员还搬动了通化军分区的人，要查老蔡的档案，通钢以档案在运动中遭到破坏和丢失为由硬是没有配合。一个普通的井下工人，通钢给了全力保护，我想老蔡他对待工作的态度和这些也有关系。我还真有点好奇了，就问，那他们到底来调查老蔡的什么事，他的档案里到底有些什么呢。对这些，段长也没有答案，说老蔡来通钢之前经历了什么事，咱是谁也不知道，他也没说过，老蔡的档案里有些什么，那咱也不是管档案的，上哪知道去。
一口气说完这些，看出来段长还是有些后悔了，猛地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一扫尘埃地高叹一声，这都多少年的事情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事你是不知道，一句都不想再提了，真想从脑袋里把它抠掉。老蔡，不管怎么说，肯定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他要是真有点什么，你说通钢能那么保护他么。老蔡在井下老老实实干了一辈子，也快退休了，退休就好了，他也该享享清闲了。
那天段长说了那么多老蔡，突然站起来拍拍屁股要走，显然是不想再说了，分明是有些后悔的意思。其实，这真没啥，段长说了这么多，我一点没感到有损于老蔡什么，老蔡还是那个闷声不响干活，在休息时用斯大林的烟斗抽几斗烟丝，把自己用缭绕的烟雾笼罩起来的老蔡。但老蔡儿子的血腥事件，以及老蔡颇有些神秘的来历，或者说老蔡档案里是不是封锁着令人震惊的秘密，却像一道闪电一样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记。人，对未知事物尤其是新奇的怪异的事物是永远保持着猎奇心理的。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那本侦破小说《刑警队长》，过去多少年了，我至今还记着那里面的一句话，永远的谜才是永远的诱惑，永远的诱惑才会有永远的魅力！其实，这句话在今天的我看来，并不能产生电光石火之感，只是，它被一个懵懂的对世界充满想象和好奇的青年恰巧看到了，所以它注定会被这个青年牢牢记住。
其实，经段长这么一说，我也挺想问问段长知不知道老蔡的那个斯大林烟斗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不能再问了，段长为他说了那么多都有点后悔的意思了，我再问就是找白眼了。再一个，我也朦朦胧胧意识到，老蔡手里的那个烟斗是不是斯大林的这样的问题，比之于他1958年以前的某些經历，或者说他档案里可能有的某些记载，似乎有些小巫见大巫了。
再跟老蔡一起干活，看着他用铁耙子一下下把白石渣耙进铁簸子，再端起来倒进矿车里，不快不慢，周而复始，身影在巷道里忽大忽小、忽高忽低，像个设定好了程序的机器人一样不知疲倦，我就想，这个老蔡能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经历呢？看着他用手托着烟斗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烟雾笼罩着他苍老的脸，像是在想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想，我真想问问他那烟斗真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么？斯大林的烟斗怎么就到了你的手里呢？想着想着，我在心里就又笑了，觉得我这简直是无聊至极，就凭老蔡那慢腾腾闷声不响任劳任怨的样子，横竖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曾有着非凡经历的人。
有一次，他在我身边坐下抽烟，我就直接问老蔡，蔡师傅，你那天说，这个烟斗，我指了指他手里的烟斗，是斯大林用过的，还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真的？老蔡托着烟斗让烟斗在手里摆动了两下，慢吞吞地说，这烟斗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礼物，没有第二个，是外蒙古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大使全家逃到中国避难时把它带到中国的。我附和着点头，那它……我的意思是那它怎么又到你的手里了，老蔡不会听不见也不会不明白我的意思，但老蔡没再满足我的好奇一路说下去，看着手里的烟斗所问非所答地说，是谁送给谁的，是谁用过的也没什么，对于我它就是个念想。父亲，老蔡在说到父亲这两字时明显地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就留给我这么一件东西。我等着他继续说呢，停了一会，老蔡仿佛从很久远的时光里艰难地挣脱出来，被刷新了一下似的，说，再装上一车也该下班了。我看他站起来，就劝他说，蔡师傅，今天不干也行了，这不都装好几车了么？老蔡看着我，温和地说了句，你还没习惯，干活也挺好的，累了之后再休息才会轻松，就像赎罪过后那么轻松。这老蔡，平时蔫声不语，你不问，他几乎不说话，有时候，他说的话还真让你有种说不上的感觉来。不是云山雾罩，也不是暗藏机锋，是那种说完后让你的思路和反应稍微的有那么一点停顿或者说被轻微地硌了一下的感觉，但回神一想，好像又没有什么，也挺平常的。 后来，我也没再问他什么，一个没了老伴又没了儿子的快退休的孤独老头，我能对他保持多久和多大的兴趣呢。
没多久，我就被安排到别的工段干岩助去了，就是给凿岩工打下手。与老蔡不在一个工段，班次也错开了，也就很少看到老蔡了，只是偶尔的在上下班时能看到他瘦长的弯月般的身影，依稀的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老式蓝制服衣裤，还有那顶成色与衣裤相配套的帽子。好像是自从和他不在一个班次后，就没再和他说过话，应该是没有近距离正面地遇到过吧。
不知不觉的，老蔡这个人也没有人说也没有人提的，我也没再想起他。井下三班倒作业，忙忙碌碌，颠三倒四的，等某一天冷不丁一下想起老蔡来，才发现，老蔡早已经退休了，再也不会在上下班时看到他了，用段长的话说，他是回家享清闲了，他可以轻轻松松地用斯大林的烟斗吞云吐雾聊以度日了。我这还路漫漫其修远兮啊，还得在井下继续干，一个班一个班地熬，什时候能熬到老蔡那个年龄呢，一想，头都疼。
一想到老蔡那个斯大林的烟斗，我仔细地回放了和老蔡一起干活时的种种画面，时间虽然不长，也就两三个月，但记忆还是深刻的，毕竟那是我走上工作岗位最初的几个月。我断定老蔡不是个说谎的人。一般来说，内向的，沉默的，话少的人，是不会轻易撒谎的。再一个，从他那次说起烟斗的来历时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那个烟斗，应该是父亲留给他的唯一的东西。我想，几乎没有人会在说起父亲给他留下一件东西的时候，要在这个环节编造几句谎话，并且是他的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更何况是永远离开的父亲留下的唯一的东西。他编造这个谎话有什么用呢？从心理层面讲，人的任何行为都是有动机和目的的，哪怕是下意识的，我想不明白老蔡这么说谎的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那么，至少那个烟斗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唯一念想，这一点是可信的。至于那个烟斗是不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又怎么到了老蔡父亲的手里，关于这些，老蔡也许知情，也许不知情。还有，老蔡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大人物？在我所知道的建国前后的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里，姓蔡的就那么几位，蔡锷、蔡元培、蔡和森倒都是大人物，但他们全部都在民国时期就离世了，这有点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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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后，在我看到老蔡的档案之后，才知道老蔡在退休七年后的那个深秋去世了。这七年里，我只遇到过老蔡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是个春天，我们几个人在一个同学家里喝完酒，有点飘飘然，就在大街上瞎溜达。紧贴街边慢慢走着一个老头，走近了，我感觉那个人站住了，并且在看着我们几个人。无意的一眼，我认出了老蔡，老蔡一直在看着我。我一下窜到老蔡面前，惊喜地喊了声蔡师傅。老蔡的山羊胡还在那里，但又老了许多，脸上几乎没有了肉。能感觉到老蔡对我能认出他来并那么热情很激动，嘴唇大幅抖动着，一个劲地念叨着是延昌，是延昌啊！还是那么慢声慢语，山羊胡也跟着抖动，那副表情给人感觉就要老泪纵横了。我也是喝了酒的缘故，情绪极易被感染，也有些说不出的激动和感慨。记得我们后来就蹲在街边，握着手，头挨得很近。那天和老蔡好像说了很多话，那几个同学看我和一个老头蹲下来了，就都走了。现在我只要一回想那一次遇到老蔡，老蔡那顫巍巍的表情立刻鲜活起来，那种感觉仍然很真切，那缕白不白灰不灰的山羊胡子还是硬戳戳的，只有我和他那么近的距离，才能看得见他的胡稍在春天的风里歪了一点。
之所以印象深刻，可能还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和一个老人拉着手久久不放。老蔡干瘦的长手，温度十足，似乎还能感受到他曾经的力道。那时，我和父亲几乎不交流，也说不上为什么，就是别扭着，他一天老沉个脸，好像全家人都是白吃似的。我一直暗想，将来，我可不会给我儿子那种感觉。我要让我儿子把我当朋友，他将来长大了，我们甚至像铁哥们一样端起酒杯。
至于那天和老蔡都说了些什么，怎么可能都还记得清呢，能记住的，他问过我一句，你还那么爱看书么？我大概是有些无可奈何地回答他，咳，无聊，瞎看呗，要不还能干啥。他用力握了握我的手，又小幅地拉了几下，书你还得看，不能扔下，还是不到时候啊。印象最深的是，老蔡对我说，延昌，你是个好孩子，就是，就是有一点软弱了，什么事你都想得有点多，就有点顾虑了。你呀，再勇敢一点就好了。长这么大，没有人像老蔡一样这么说我，这么温厚地切中我性格中隐藏得最深也是最敏感最薄弱的地方，我自己似乎知道它的存在，但从来没有要面对过它，甚至要把它摘下来放在阳光下晾晒一番，使之具有韧性和强度。到今天，我都承认，是老蔡领着我并为我打开了那扇我从来都不想去甚至说是不敢去开启的门，是老蔡领着我审视了那属于我自己的一块幽闭的从不想示人的地方。那一刻，就是觉得这么多年以来，有个词我一直都没有给它找到个合适地方安放，今天，终于找到了，这个词就是——亲切。
我也用力握着老蔡的手，看着老蔡，然后，我们都笑了。
当时，怎么会去想，这将是我和老蔡的最后一次相见呢。在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人，相见似乎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它发生在每一天，每一天的每时每刻。但是最后一次相见，或者说是永别，这样沉重的事情，它竟然也许在你不经意间就发生了。在那么多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在冥冥之中，你与许多人的永别已然发生，只是当时你还没有意识到而已。李商隐对此一定是深有体悟的，要不怎么会写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千古名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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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老蔡的档案不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生活怎么会给一个喜欢写作的人那么多偶然的机会呢，事实上是我具备了可以看到老蔡档案的条件了。
从19岁技工学校毕业在通钢大栗子铁矿上班以来，在井下干过支柱工、运搬工、电车工、井下调度，后来终于脱离了井下一线，在车间干了地质工、测量工这样的技术工种。在车间技术组那几年里，就不必再三班倒作业了，就有了更多的时间看书，还参加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考试。国有企业就是这样，是很重视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的，从集团公司到各厂矿子公司再到各基层单位的车间，都是有宣传报道稿件任务的，那时单位的领导也很在意本单位的宣传，就让我写，我就琢磨着写，一写竟还行，每月都有稿件发在我们集团公司主办的《通钢报》上，那时能在企业报上发个稿件也是很可以的。后来企业搞征文、演讲赛什么的，我的稿件竟能连连获奖，演讲稿质量也不错，矿里选拔选手到集团公司参加演讲也指定由我写演讲稿，一点点的就算是小有名气了，那期间还入了党。 这时候，我是不是该提一笔老蔡呢，因为老蔡是屡次叮嘱过我的，书是不能扔的，是要坚持看的。
2003年，我调到矿机关的宣传部了，专门从事企业思想政治宣传工作。2005年，国有企业改制成立国有控股股份制企业，一些具有社会职能的和非生产主体的单位如学校、医院、物业、汽运、基建等就移交了地方政府或进行了剥离，企业就进行了所谓的“减负瘦身”。以前作为一个独立部门的宣传部也在改制中被精简了，我又被划到新成立的党群工作部。机构精简意味着部门管理职能增加，人员精干则意味着一个人要兼着一项或几项业务。成立新部门后，我兼任了纪检监察和组织管理这两项工作，这两项工作都会涉及到调取并查阅人事和组织档案，特别是组织管理这项业务更是需要我三天两头地与档案打交道。有组织关系查证的、转移的，每有党员预备期满转正成为正式党员后，我还要一丝不苟地建立组织档案放入他的人事档案中。实话说，这些档案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负担，它增加了我的工作量，我对那一个个或薄或厚的用一根绒线绳在两组圆形纸质小卡片上缠绕数圈而做简单密封的因年代不同而成色各异的牛皮纸档案袋一点都不感兴趣。
老蔡的档案和许许多多档案一样就沉睡在那个偌大的档案室的一排排铁质档案架上的某一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找到老蔡的档案看一看。其实不是不想看，是我这些年来没有想起过老蔡，老蔡对于我来说是有记忆的，并且是深刻的。我说过，我跟他在一起虽然只有两三个月，但那毕竟是我走上工作岗位最初的几个月。但是你发现没有，有些记忆深刻的人和事，在后来接踵而来的岁月里特别是在你步入了被生活繳械的中年以后，如果没有诱因激发，没有某种勾连，它却很难在你沦陷般的生活里浮现出来。都说当你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回忆往事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已经步入了中年，我觉得这一推论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成立的。现时的中年时光里，你走的绝不是那秋日里铺满金黄落叶的适合回忆的林中小径，你手里是一团乱麻，你周边是一地鸡毛，你想去摘一朵花却踩了一脚粑粑，乱着呢，烦着呢，累着呢。某一时刻，当你真的想起那个曾令你害过单相思的同学或初恋情人时，你是否惊讶过，呀，我已经好久都没有想起过他（她）了。
这些年来，老蔡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浮现出来，是因为我无暇沉湎过往，是因为我没有遇到过他，也更因为没有人提到过他，我怎么会想起他呢，他怎样了，还在不在，我怎么会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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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通钢集团，在企业改制以前叫通化钢铁公司，成立于1958年。今年是通钢建厂六十周年。去年年末集团就下发了六十周年厂庆方案，主题是传承六十年，建设新通钢。2014年以来，钢铁市场始终低迷不振，好多钢铁企业停产倒闭。在如此严峻的市场形势下，通钢集团还是挺了过来，特别是在经过国家为期三年的钢铁去产能政策调控后，钢铁市场开始逐渐回暖并显现了生机，我们通钢恰逢六十一甲子，九转一轮回，当然要大张旗鼓地搞一下厂庆活动，以提振士气。所以设计了很多活动，其中就有一项“通钢走过六十年”的征文活动，征文内容要倾情赞颂通钢六十年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热情讴歌几代通钢人爱岗敬业默默奉献的感人事迹等等。
那天，集团公司党委工作部负责宣传的领导给我发微信，说是特别约稿，要我好好酝酿争取拿出一篇好东西来，但要求我要写个老一代的普通工人，而不是什么标兵劳模似的人物，说现在这些人一写就写标兵劳模，都一个模式，一点都不新鲜。他说他看过我在《延安文学》发表过的一篇小说《一九九三年的诗人》，觉得我写人物还行，尤其我有在井下工作的经历，一准能行。
人家是集团总部负责宣传这一块的人，还挺高看你，我就说好，我琢磨琢磨，我尽力。
这样，我才开始回忆那些我曾遇到过的老工人。老蔡，这个与我只相处过两三个月的老工人就再一次在我的记忆中浮现了出来。我竟发现，关于老蔡的记忆，可谓历历在目，鲜活异常。我似乎又一次看到了老蔡那微仰着的干瘦的长脸在电车行进时溅出的一串串电火花中一明一暗的，那缕滑稽的山羊胡就那么硬戳戳地翘着，像一尊冰冷的石刻雕像。老蔡好像就坐在我的身边，将散装烟丝装满烟斗，再用大拇指肚轻轻地按一按，用火苗转着小圈一遍一遍地轻燎着烟丝，然后，微微勾头用手托着烟斗慢慢地吸着，喷出的烟雾笼罩着他苍老的脸。我还能感到老蔡握着我的手，微微颤动着，温度十足……
我决定写老蔡，不夸饰不虚构。
写老蔡这个人物，很顺利，当写到六千多字的时候，我发现我写不下去了，因为提到了老蔡的档案，老蔡的档案切断了我的思路。老蔡1958年以前的身份和经历已经彻底占据了我的思维空间，想知道老蔡档案内容的好奇心使得我一个字都写不下去了。其实，写东西这事情是很神奇的，甚至有些神秘，在写之前，你构思的是一个样，你觉得行了，可以下笔了，但写着写着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你笔下的人物一旦有了血肉有了灵魂，那坏了，你会发现，你笔下的人物活了，不听你摆布了，不是你在写他，而是他在牵着你走，所以你下笔前的那些构思就都成了狗屎了，用不上了。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有多么厉害，把老蔡写活了，老蔡不用我写，他本来就是那样子的。
其实我知道到底是什么影响了我继续写下去，就是因为我现在具备了查看老蔡档案的条件了，查看老蔡的档案对我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退一步说，如果我现在的业务不涉及到档案，没有办法去查看老蔡的档案，我真的会写不下去么，不能，那这个东西至少在下半部分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已经没法知道了，当然你也没机会看到了。反正我想说的是，如果作品是以结尾来标志作品的最终完成的话，那么，从作品开始到结尾，这中间的部分是有无限可能的，但遗憾的是，作者只能给出一种可能。也许，之所有那么多的人痴迷于写作，正是因了作品的这种无限可能性在诱惑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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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老蔡的档案竟也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原以为按档案号在那一排排档案里一扒拉就抽出来了。档案员打开电脑，输入老蔡的名字，蔡云帜，没有显示任何信息，也就是说老蔡的档案没有被编号输入电脑。再输入“蔡”字，姓蔡的倒是有那么十几个人，但是也没有和老蔡的名字有谐音的，我们甚至输入了柴、菜、才字，还是没有。我的心一吊，老蔡的档案哪里去了呢。我就问，如果这个人已经去世了，是什么情况，档案员说，人事档案是永久保存的，不会被销毁。档案员想了想，说还有一种可能，职工家属在持死亡证明来办理职工丧葬费后，我们会将死亡证明存入档案，同时将档案抽出放入专门的一个地方，因为人已经去世，他的档案几乎再没有人来查阅了，抽出来集中放，也方便管理，这批档案就没有编号输入电脑。我吊着的心在放下来的同时，想，老蔡这个人，可能已经不在了。 老蔡的档案最终还是在那批没有再重新编号输入电脑的档案里找到了。那一刻，还真有些激动，档案会告诉我些什么呢。我没有马上打开，小心地拂去档案袋上的灰尘拿回了办公室，我要坐下来看。
老蔡一张一寸青春照贴在泛黄的有些发脆的纸张上，应该是在当兵时照的，脸稍长，下颚微尖，脸部棱角分明，目光有神，称得上是英气逼人了。
档案显示，蔡云帜，1939年出生于江苏盐城，射阳县南洋岸蔡尖乡高级小学毕业。1956年参军，服役于驻扎徐州的南京军区第68军203师，警卫连班长。除父母外，无兄弟姐妹。
档案里，记载了老蔡1963年生有一子，叫蔡功。
在1958年的6月末，蔡云帜作为一名南京军区一个师的警卫连班长，突然来到东北的吉林省通化地区，成为位于中朝边境鸭绿江边的大栗子铁矿的一名井下工人，这实在有点匪夷所思。一名荷枪实弹的警卫连班长，怎么就突然地横跨好几个省由南方到东北由军人变为矿工了呢？档案里有沈阳军区政治部发给通化军分区的带编号的红头函件，指令通化军分区政治处与通化地方武装部门协调，将警卫连班长蔡云帜以军人复员的方式安置进地方厂矿，函件中并未提到因何原因。虽然档案里没有看到南京军区与沈阳军区之间的任何公文函件，想必，跨军区为一个小小的警卫连班长进行复员安置，一定有过函件往来的。
再往下看，看到一封盐城专区人民政府发给南京军区驻徐州203师的公函：
……
其父蔡云旗，42岁，反动军官成分，1937年加入国民党，1938年任国军排长、连长、营长，1941年任国军少校团副、游击大队长、联络参谋。
1946年，蔡云旗任云南省昆明预备第二师谍报组长时，与谍报队长陈国华同谋实施对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二人的暗杀行动。
1949年潜回盐城，1957年4月被公安部门追捕归案。
1958年4月26日，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杀害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蔡云旗死刑，立即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老蔡的父亲亲手制造了这两起震惊中外的政治事件！
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我们几代人在中学课本上都学到的《最后一次演讲》的那个文学家、爱国诗人闻一多，那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爱国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正是老蔡的父亲蔡云旗策划、组织、实施了对他们的暗杀。
李公朴和闻一多的相继被害，是民国后期最著名的两起政治暗杀。在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国民政府宣告案件侦破，并将两名凶手公审枪决。但实际上，真相并没这么简单，那两名被处决的凶手不过是替罪羊而已。多年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公开，人们发现，就连当时负责调查和处理此案的国民党要员也曾在调查处理中，因一系列的证据和事件发生后的反常现象而暗暗认为，这两场暗杀均出自蒋介石的直接授意。但不管是不是和蒋介石有关系，现在回看历史，这两起暗杀事件激起了举国上下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愤怒声讨，对民心向背和众多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在国共之间的选择上是产生过深刻影响的。
到此，不必多说什么了，对于老蔡被跨军区由南方到东北由军人变为矿工的复员安置的疑问已经解开了。对于老蔡从58年起由一个英武的警卫连班长变为井下矿工后的从不提自己的身份来历的疑问也已经解开了。
我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看来，十年动乱期间，地方的和部队的外调人员来调查老蔡，要看老蔡的档案，未必是单纯地要调查老蔡。现在看，在那样一个年代，当年还那么年轻的革命战士老蔡因為父亲出了这样的问题，能被跨军区地由南方到东北被复员安置，南京军区是很人性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也具有很明显的保护意味。事情不论大小，跨军区的事情没有军区首长发话、表态甚至是签署个意见什么的恐怕是不行的。所以，那些来搞外调的人针对的正是当年掌握实权的军区首长也未可知。要知道，1958年，南京军区的司令员是赫赫有名的许世友，沈阳军区司令员是邓华。
关于老蔡的父亲蔡云旗，这个国民党高级特务的有关信息只在老蔡的档案里夹着的这封盐城专区人民政府发出的公函有所体现，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我将蔡云旗这几个字输入互联网检索，关于这个人的引擎链接还真不少，基本都是关于李公朴、闻一多案的内容。不得不承认，这个国民党高级特务竟有着一副异常英俊的面孔，老蔡档案上的照片竟和他父亲年轻时的模样惊人地相似，遗传的力量可真神奇，神奇得可以让父子俩的模样在某一时期严丝合缝地重合。蔡云旗有着宽阔的前额，有着在那个年代只有具有一定身份和处于优渥生活中才会有的光滑油亮的头发，眉骨微凸，两道剑眉衬着炯炯有神的眼睛，目光冷峻逼人，笔直高挺的鼻梁下是棱角分明的嘴唇，透着精明和干练。说实话，我真不愿意相信是具有这样一副神采俊逸的面孔的人组织、策划并实施了对李公朴和闻一多的枪杀。据凶手之一的崔宝山交代，闻一多在参加李公朴追悼大会发表完载入史册的《最后一次演讲》后，与儿子闻立鹤行至距闻公馆附近的西仓坡时，蔡云旗就是开枪的杀手之一。
李·闻暗杀事件在当时的社会上激起极大义愤，在全国一片声讨声和美国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为平息舆论处决了两个替罪羊，却将蔡云旗这样的真凶直接用飞机押往南京城防司令部关押，实际上是保护起来了，有一种说法是在南京避风头的五个月中，蒋介石曾亲自召见了他。1946年底，风头已过，蔡云旗突然重现昆明，身着笔挺的国民党军服，没几日，即到汉口的绥靖公署任了中校参谋。
蔡云旗这个人颇有一番经历，扬州中学高中毕业，曾是青帮门徒，后参加国民党，在部队中一路升迁，中央军校第八期毕业，特工专业，在戴笠手下工作时，以机智果敢善应变得到戴笠的赏识，受戴笠指派乔装护送过其夫人毛秀竹。在昆明任军统预备第二师谍报组长时，素有“蔡老虎”的称号，那个阶段应该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几年，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势力。据他后来交代，当时就是宪兵司令部遇到棘手的事务也要找他出面解决。 其实，单从他给儿子老蔡起的名字这一点上，也能看出蔡云旗这个人思维方式的与众不同来，很大胆很创意很前卫，不知道那个年代是不是盛行这码事。一个名字叫蔡云旗的父亲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蔡云帜，将儿子的名字大胆地一反常规地沿用了自己的“云”字，父子两人名字的第三个字合在一起，旗帜！似乎在祈求一种完满，好像在寄予一种愿望，又好像在彰显一种气势，反正这么给儿子起名也真是令人刮目。
国民党退却台湾时，不知为什么，蔡云旗没有去台湾，而是隐姓埋名潜回老家盐城做起了油坊生意，很可能是肩负着特殊使命潜伏起来，以图有朝一日台湾那边反攻大陆好作内应。在当时，军统和中统确实在大陆留下了大批肩负特殊使命的潜伏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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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一天，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在家中一个隐秘的角落发现了一个不大的油布包裹，打开后看到了一把精致的小手枪和子弹，还有一枚甚是好看的圆形带挂坠的胸章。孩子已经知道枪和子弹是杀器是危险的东西了，于是将小包放回原处，将那枚可以挂在胸前的佩章拿了出去，在街上与小伙伴们玩起了将军检阅部队的游戏。那枚佩章被孩子们争相佩戴着，谁佩戴上谁就是将军，那枚晶亮的青天白日勋章不时在阳光下耀眼地一闪。这时街上走来一个穿干部制服的人，孩子胸前的一道光亮晃了一下他的眼睛，这一道光亮引起了那个穿干部制服的人的注意，他停了下来，和蔼地询问，小朋友们，这个小东西是哪里来的呀……
那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就是蔡云帜，那个穿干部制服的人就是侦察兵出身的射阳县公安局局长季亚东。
我想起了老蔡在井下干活时说过的那句话，干活也挺好的，累了之后再休息才会轻松，就像赎罪过后那么轻松。这样看来，老蔡同志因为父亲的事情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是有负罪感的，但这种负罪感又很可能是双重地交集在一起的，更是难以理清的。一边是他的父亲，很可能父亲对这个唯一的儿子又非常地宠爱，正是因为他儿时的贪玩行为导致了父亲苦心经营的藏匿暴露，一边又是父亲犯下了令天下人得而诛之的深重罪孽。从得知父亲是个人民的罪人时开始，或者从知道了自己的行为导致了父亲的身份败露时开始，少年的老蔡就开始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十字架在成长着在生活着，他的闷声不语和辛苦劳作几十年，不正认证了他从心理到肉体的一种赎罪么。
还有，老蔡的负罪感也许还有另外一层复杂的因素，那就是在他暮年时，他接近三十岁的儿子蔡功竟亲手制造了杀死四条人命然后纵火焚烧罪案现场的大案。在档案里我遇到了二十多年前井下老段长提到过的那个灭门案制造者老蔡唯一的儿子——蔡功。虽然只是记载了他的名字和出生日期，但蔡功临刑前跪地给老蔡猛磕头以至于昏死过去，执行枪决时已没有意识，穿白大褂戴大口罩的法医一次次矫正耷拉的头，枪声一响，鲜红的血和白得耀眼的脑浆溅了法警一身的画面仍然那么清晰那么强烈地冲击着我。
互联网时代真是了不起，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即使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但你只要输入几个关键词，轻轻点击鼠标，你会发现，那些人和那些事竟然都在互联网的某个链接里鲜活着……
1990年4月1日凌晨，呼和浩特一处小楼突然一声巨响，被惊醒的人们发现小楼已经是烟火冲天。消防警察一边救火一边冲进楼房，在燃烧最厉害的二楼书房里，一家四口横尸于屋内，一对夫妇，一个十五岁少年，一个不到满月的婴儿在大火中成为烧焦的肉段……
法医结论为，四名死者在被燃烧前曾遭到发泄性地杀戮，尤其那个成年男性的上半身布满了被利器猛烈捅刺的孔洞。现场显示，凶手在杀死四人后，不但从容地从厕所放水冲洗了痕迹，而且将煤气搬运至书房，然后纵火焚烧现场，有意破坏掉了作案痕迹。再加上消防人员高压水枪灭火，更使现场一片狼藉，这一切，显然都在凶手的安排之中。从刑侦的角度说，现场有价值的痕迹、物证、足迹、指纹等都被破坏掉了。案发后的四十多天里，内蒙警方在侦破这一案件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排查了大量的利害关系人，甚至因此还挖出了一个黑社会组织，但这些都和被害人找不到没必然的关联性，侦破工作始终原地踏步，被困住了，警方甚至都不能确定作案工具、作案人数，也无法定性是仇杀还是财杀。
事隔多年，我还能记得老段长说过，为破获此案，内蒙警方请来了公安部的破案高手。的确，由于被灭门的家庭主人是呼市一个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商，以前曾是银行行长，牵涉了太多的债务纠纷，社会关系极其复杂。他的一家被灭门，又被纵火焚烧，犯罪手段极其残忍，民众一直高度关注，内蒙古警方面对一片烈火燃烧同时又被高压水枪喷射后的狼藉现场束手无策，所有的刑侦手段都难以有效施展，可以说压力很大。于是报请公安部，公安部派来了刚刚特聘的现场勘查和病理损伤鉴定专家闵建雄到呼市参与侦破此案。
当时公安部为促进全国刑侦战线尽快涌现出一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优秀刑侦工作者，让一批身怀绝技能够解决侦查办案中疑难问题的侦查专家，带动和促进刑侦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经国务院批准，启动了“专家工程”。闵建雄等八名在公安刑侦工作中具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被公安部特聘，成为了共和国刑侦领域的顶级专家。
1990年呼市这起被命名为“4·01”案件已经过去接近三十年了，今天我之所以能较为详细地介绍给你们，是因为这八名刑侦专家被特聘的同时，公安部金盾影视中心在中央电视台也推出了系列电视专题片《共和国刑侦专家》，每一名专家都在专题片里做了专辑介绍，这在互联网上是能搜索到的。
这“八大名捕”也真是各自身怀绝技，在他们的刑侦生涯中亲手破获的大要案，在我看来比经典的侦破小说要精彩的多。闵建雄精于法医理论和罪案现场勘查，不止一次上演过让死者说话的奇迹，在国内法医界独树一帜。经过闵建雄对死者的尸检和现场勘查，被大火和高压水枪破坏掉的最具刑侦价值的信息一条条在闵建雄的脑海里清晰起來，随之，罪案现场也一点点重新建立起来。凶器为质地非常好的双刃带护柄利器，很可能是军用或警用匕首;是由强到弱地杀害;一人作案;案犯熟悉环境并且懂水懂火懂电懂气……一个个结论被记入闵建雄的勘查笔记。 这起案件最令人称奇的是，一天夜里，案犯竟然与公安部派来的刑侦专家闵建雄相遇了。因为案件发生在凌晨两点，一天夜里，闵建雄带领两名警员在凌晨准备再次进入现场，希望有所发现。在接近现场时，看到一个醉汉在那里徘徊，看到有人走近似乎有些惊慌，两名警员上前盘问，醉汉一边摇晃着酒瓶一边说自己是个退伍的消防警察，警员放走了那个醉汉。等两名警员回来，闵建雄随口问了一句是什么情况，过了一会，几个词在闵建雄的意识里闪映起来，犯罪现场、醉酒、心理压力、重返犯罪现场……我不知道该怎样来解释这种现象，我想，这一定是职业的敏感发生了神奇的作用吧。
他们追了出去，沿路狂追那个喝醉的自称是退役消防警察的人，但是，漫漫夜色里，那个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呼市警方马上组织人手调查退役的消防警察情况……
蔡功正是一名退役的消防警察，但到底是什么使蔡功如此愤怒如此凶残，到底是什么样的仇恨让蔡功大开杀戒，然而，这个启用了共和国刑侦专家的大案，这起灭绝人性的杀戮的最初动因却是那么地让人不可思议。
在呼和浩特服役的消防警察蔡功退役后不久就辞去了给安排的工作，获得自由身想趁年轻干出一番业绩来，几年下来，生活并不如意，以至于接近穷困潦倒的边缘。1990年的春节前夕，蔡功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某个拐弯处被一辆豪华轿车别倒，两人发生争执，蔡功被随后涌过来的富商的随从打得鼻口流血，临走，富商朝着蔡功的脸狠狠地唾了一口。在富商被簇拥着扬长而去的那一刻，处于穷困潦倒边缘的蔡功起了杀心，并记住了车号……
人稠广众之中一个小小的摩擦竟引发了这样的悲剧，我不知道共和国刑侦专家闵建雄在案件破获以后，面对这样的案件起因引起了他怎样的思考，电视专题片侧重的是对闵建雄探案传奇经历的介绍，并没有对这起案件所富含的另外层面的东西做出任何的剖析和评论。但当我时隔二十多年后了解到这些时，我似乎能想象和感受到一个踉跄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的最底层小人物有着怎样脆弱而敏感的神经，他极其自卑又极其自尊着，在生活面前他顽强地挣扎着，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又时时看到了自己的卑微和毫无前景的未来。一旦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心都被无情地打碎在地时，绝望会使他产生强烈的复仇和毁灭一切的决绝心理，猛然窜起的复仇烈焰烧毁的可能就不仅仅是他自己了。当然，从社会和时代的广阔角度来看，这犹如漫漫黑夜里燃烧的一支火柴，一闪即逝，是不会留下任何灼痕的。但毫无疑问，这给老蔡带来的痛苦是巨大的，他要默默承受丧子之痛和儿子犯下罪行的另一重的双重煎熬。
前几天，在书上看到一位作家的话，穷人容易残忍，富人需要温柔，觉得他看透了人性中的一些东西。这句话当然不仅指经济上的穷与富，你想想，事业上，精神上，职场里，商场中，在其他许多方面不都是这样么。其实，在常态下，穷人是温柔的是善良的，因为穷人身无长物没有蛮横的底气，所以他小心翼翼温顺柔和。因为穷人的神经是敏感的，其内心其情感也会更丰富，所以他更有可能善解人意温良恭俭。但作为拥有各种条件和资源的“富人”往往是为富不仁的，他们往往会忽略“穷人”的感受，忽略“穷人”也有着同样是或隐秘幽深或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你想，在很多时候，“穷人”他真的没有什么了，可能有的就剩下他那一点可怜的自尊和惨淡的生活了，当你把他的自尊也打碎在地并狠狠地唾了一口，当你让他觉得你都逼得他没法生活了，在绝望中他一定会产生毁灭掉什么的心理。所以，这位作家说穷人容易残忍，而没有说穷人是残忍的。成语有穷寇勿追有困兽犹斗，谚语有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兔子急了也要咬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富人”如果是忘乎所以的是飞扬跋扈的，特别是对“穷人”都毫无怜悯之心了，对弱者都不能给予理解和同情了，那他其实是极其危险的，只是，忘乎所以的他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时时处在了危险的境地而已。所以说，“富人”最忌讳的就是不“温柔”。
我曾有一位朋友，非要怀揣一把锋利的匕首去找总和他“过不去”的领导谈一盘，用他的话说“不行就捅了他！”愤怒的他说出的话让我当场就笑了。他说，他妈个×的，他满山放火都行，我在自己家门前点个小蜡头，他都给我吹灭了！产生“杀掉他得了”这样的想法，并着了魔一样在心里无数次地进行事前演练，我清晰地记得，我也有过两次。还有一次是单位的一个领导跟我们总经理说我将食堂的馒头“偷”回了家。没几天，我就知道了这件窝火的事情。那段时间我非常想不开，非常压抑，精神压力也大，竟因为精神紧张心理压力过大患上了面瘫，脸都歪了。那次，我曾决定在他步行上下班（他非常注重养生）必经的闲置已久的运输铁路线上暴打他一顿。后来，因为我正上托儿所的儿子的一句话，我决定放弃那次行动。那个欠我一顿揍的领导到现在都不知道，正是我儿子的一句话，他脱过了我的一顿暴打，他该感谢我的儿子才對。
这些事情，我想，时机成熟，我会把它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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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蔡云旗被射阳县公安局逮捕。但在进一步调查蔡云旗的历史问题时，发现蔡云旗在1949年时已经填过一张自首登记表，表上显示他是陈明仁率领的起义部队的一名下级军官，在部队遣散时选择了回乡务农。由于证据不足，蔡云旗被关押73天后又得到释放。也许他以为躲过了那一次凶险从此就可以平安无事了，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高级特务万万没有想到，那一道晃过射阳县公安局长眼睛的光亮已经变成巨大的问号深深地刻在了季亚东的脑海里。从此，蔡云旗这个人物便纳入了射阳公安的侦查视线，一部真实版的《无悔追踪》已悄悄地展开……
在盐城专员公署公安处的支持下，射阳县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经过数年的秘密内查外调，上海、昆明、南京等地询问证人和查找档案，最终掌握了一系列的确凿证据，在1957年4月将蔡云旗逮捕并提起公审。
1956年，十七岁的蔡云帜参军，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老蔡的光荣参军是不是精明的父亲出于对他自身处境或儿子未来的某种考虑，我们不得而知，但现在看，那时让儿子成为一名军人似乎是最好的安排。 蔡云旗最终被执行死刑，但也许蔡云旗的命运故事注定不是几笔就能写完的，在最后下达死刑判决前，此案竟然惊动了共和国的几位最重要的领导人。
1957年7月2日，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蔡云旗涉李公朴、闻一多被杀一案进行审理，当时主要从收集的证据来看，蔡云旗在此案中并非主犯，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十四天后，新华社向海内外发布了一则新闻：曾经积极参与暗杀爱国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蔡云旗，已于7月2日，被江苏省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这一条不足百字的新闻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各地群众反响强烈，大多认为判刑太轻。有人就写信给一些领导，强烈要求重审该案。
要知道，当年两位民主人士遇害时，这几位共和国领导人都曾电唁过其家属的，对群众如此强烈的反应，当时最高领导们是否作了批示和作了怎样的批示，目前无资可查。但很快的，在8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就發函给江苏省高院，望该院速就此案判决加以审查。江苏省高院随即撤销了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于该案的刑事判决，裁定发回重审。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蔡云旗的死刑判决已经不可逆转，蔡云旗终于在1958年的4月26日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被执行了死刑，终年42岁。这个年纪应该是一个人最为成熟的年纪吧，这个年纪的人如果还有抱负也正是应该大干事业的年纪，就是还能做很多事情，也还有很多事情正需要他去做。从最百姓的角度说，他的儿子才刚刚成人，还有父母和妻子需要照顾吧。不知道蔡云旗临刑前，对自己的一生做没做过总结又做了怎样的总结。
总之，他的一生结束了。
而现在，我在他儿子蔡云帜的档案中看到，他儿子的一生也结束了。在档案的最后一页，是一张比烟盒大不了多少的死亡证明贴在一张档案纸上，这是老蔡作为一个生命在人世间留下的最后一份记录，2001年11月8日，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那天，我在干什么呢，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这便无从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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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老蔡的档案，眼前总是浮现出老蔡手托烟斗一口一口喷着烟雾的样子，挥之不去，难以消散。突然，一个念头电光石火般地在我的脑海里一闪，对，还有那个他父亲留给他的唯一的一个念想——斯大林烟斗！档案里当然不会有关于这个烟斗的记载。在这里，我只能做一些合理的推想了。
应该是，1958年的时候，蔡云旗在临刑前或者直接或者托人转交给儿子蔡云帜一个烟斗作为纪念，并告诉儿子这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一个烟斗。从老蔡与我说的只言片语中可知，这个烟斗是当年一个外蒙古国驻苏联的一个大使避难到中国时送给蔡云旗的。
从可供查阅的二战史料书籍和网络信息资源上看，1935年12月，在蒙古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场外交招待会上，铁腕的斯大林粗暴地训斥和嘲讽担任过蒙古国第二任总统和得到其支持时任第九任总理的蒙古国领导人根登，对根登没有很好地执行他的对蒙古国宗教阶层的清洗政策十分不满。根登这个人，内心有着很深的宗教情结。嘲讽与凌辱，激怒了有着蒙古人特有的冲动与血性且已经喝了不少酒的根登，愤怒瞬间爆发，破口大骂。就在现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之际，蒙古国领导人冲过去，一把夺过斯大林的烟斗，扔在了地上，并就势掀翻了酒桌。这是一场非常著名的外交闹剧。斯大林脸色很难看，很快被随同官员们劝走。结果是根登因此遭到了报复，回到蒙古国后很快被免除了职务，并被骗到苏联黑海疗养，其实是软禁起来了，接着被逮捕。1937年底，根登以反革命罪和日本间谍罪的罪名，在莫斯科被处决。
在这个外交闹剧中，斯大林的一只烟斗被根登抢下来扔在地上，这是任何一个版本中都被提到的细节。老蔡手里的那个烟斗，会不会就是那场外交闹剧中的烟斗呢？是不是捡起烟斗的那个蒙古国外交官，后来辗转到中国时，为报答给予庇护之恩的那个中国人，而把烟斗送给了他？而这个人就是蔡云旗呢。也有可能是，蔡云旗知道了某人拥有这个烟斗的来历后，以他特有的手段搞到了烟斗。这对具有特殊身份和特殊手段的蔡云旗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有个问题，按老蔡的说法，烟斗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罗斯福与斯大林这两个巨人一生中只有过两次会面，第一次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第二次在1945年的雅尔塔。在所有介绍这两次著名会面的细节中，都没有提到过罗斯福赠送斯大林烟斗。第二次会见是斯大林作为东道主在苏联本土雅尔塔招待罗斯福与丘吉尔的。记载显示，斯大林觉得会见的是贵宾，就拿出烟卷招待罗斯福和丘吉尔。罗斯福没有看到斯大林的烟斗，曾开玩笑地问道：斯大林同志，你的大烟斗哪去了？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两年前的第一次会面，罗斯福应该没有送过斯大林烟斗作为纪念。如果送过的话，斯大林不会不用那个烟斗表达对老朋友的尊重的。斯大林作为一个老政治家不会不懂外交礼节，从而让罗斯福问出那样令他尴尬的话。
就算罗斯福在这两次会见中赠送过斯大林烟斗，那根登怎么会在1935年摔了斯大林1943年或1945年拿在手里的烟斗呢？这在时间上根本说不通。如果老蔡手里的烟斗就是被根登夺下扔在地上的，并且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那只能是罗斯福在1935年之前在还没有同斯大林见面时通过外交渠道赠送的。没有会面的领导人之间互赠礼物，这在国际外交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从那个烟斗本身来说，在我依稀的印象里，它通体暗红，光滑温润，有沉甸甸的手感，确实有那么一种非凡的气韵。在想象里，如果把它嫁接在斯大林手中，会是什么样子呢？在许多人的印象里，斯大林都是一副左手微屈拿着一个大烟斗，或直接叼着烟斗在伏案工作，当然少不了那两排浓重的胡须。斯大林确实喜欢烟斗，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烟斗，在与人谈话或小型会议研究工作发言时，往往是嘴里含着烟斗并开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然后旁若无人地说着话并开始慢慢地吸烟斗。一般来说，斯大林在抽烟斗时思想都是高度集中的，所以他说出的话条理分明、简明扼要，听众很容易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同时他边走边谈的样子使人觉得更为亲切，同时也显露出他作为最高领袖的风度。在斯大林的上衣口袋中，里面放着烟斗和火柴，他喜欢掰开香烟，从里面取出烟丝，再装入烟斗中继续抽。 不管怎么说，烟斗已经成了斯大林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斯大林的烟斗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特殊作用，就是要掩盖他左手的残疾。1917年，他曾对第二任妻子娜杰日达解释过，小时候，有一辆四轮马车从他手上轧过，当时没钱请不起医生，伤处溃疡了，导致胳膊没长好，手就伸不直了。有专家在苏联已经解密的档案中的斯大林《病历》中找到了这个说法，这个病历是根据斯大林的口述记下的，左手肩关节和肘关节萎缩，原因是6岁时碰伤后肘部长期溃疡。
斯大林的一生应该用过许多烟斗，他用的烟斗无疑都是上等货，如果是罗斯福一样的人物赠送的，当然就具有了别样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也是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斯大林这位钢铁元帅在这场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苏联人曾这样形象地赞颂过他们的最高领袖，说二战就装在斯大林的烟斗里。还有一副很著名的二战题材的绘画，有个很醒目的标题——斯大林同志的烟斗喷倒了人民的敌人。
1972年尼克松访华由周总理陪同用餐时用过的一双筷子，被现场的一位记者趁人不备快速装进了口袋。水门事件尼克松下台后，有人出重金收藏了这双具有纪念意义的筷子。今天这双筷子就放置在尼克松总统博物馆中。同样，斯大林的烟斗也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烟斗了，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所以说，老蔡手里的烟斗如果是斯大林用过的，已经很有文物收藏价值了，更不要说罗斯福总统送给斯大林的了。
那个烟斗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那组雕刻，斯大林和罗斯福在对弈，虽然经过这么多年，我还是能记清那两个雕刻人物毫发毕现，形神兼备，确定是斯大林和罗斯福无疑。
我花费心思不厌其烦地在网上搜寻，在网上那么多的烟斗收藏品中，确实没找到雕有斯大林和罗斯福对弈图案的烟斗。看来，这还真不是当时我不以为然认为的那样，不过是大批量生产的斯大林牌子的烟斗而已。现在来看，好像不是那样。
那这个被老蔡仔细放在特制的小口袋里的烟斗，看来是有些特别了，但我怎么才能找到重要的线索或者答案呢？应该说，老蔡的父亲蔡云旗也真是有些特殊经历的，被处决前对交给儿子的唯一信物也是有说明的。他要不确定应该是不会瞎说的。临死的人是不会说假话的。我说的这个假话是对说话的人内心而言的，而不是指事物本身的真与假。
终于查到的一则记载让我眼前一亮，美国一个国际象棋代表团在访问苏联时曾送给斯大林一个特别礼物，是一个雕有斯大林和罗斯福对弈造型图案的烟斗，记载说斯大林特别喜欢这个烟斗。但这是1946年的事情，而罗斯福在1945年的4月份已经因为突发脑溢血逝世了。显然，罗斯福是不会在逝世以后委托象棋代表团送给斯大林礼物的，但斯大林的手里终于出现了一个雕有这样图案的烟斗了。如果真是这个烟斗，那这个烟斗又怎么到了蒙古国外交大使手里呢？最后又怎么到了蔡云旗手里？这中间的环节恐怕永远也难以落实了，我只能根据这些有限的信息进行推测甚至假设了。
那段时间里，为了求证老蔡的烟斗，我脑袋里像在放一部大型史诗片的精彩花絮，时空交错，影像重叠。一会是二战巨头们的风云际会，一会是老蔡劳作的身影在巷道里忽大忽小忽高忽低;一会是斯大林左手端着烟斗在来回踱步思考着如何做出最后的决策，一会是笼罩在烟雾里嘴里含着烟斗的老蔡坐在巷道里一口一口地不停喷着烟;一会是穿着国民党军官服的蔡云旗在策划着什么特殊行动，一会是身着解放军军装的警卫连班长蔡云帜在执行警卫任务;一会是罗斯福与斯大林在喷云吐雾地对弈，一会又是根登一下夺下斯大林的烟斗摔在地上接着掀翻了桌子……
现在，这些人都去世了，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对与错是与非全都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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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老蔡的一生以档案的形式静悄悄地摆在我的桌上，我能说看了老蔡的档案就了解老蔡了么？老蔡的一切是我看到的这些么？我对老蔡的一些想象和猜测有多少是对的呢？
老蔡的烟斗是不是斯大林的，又是不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我没有找到答案。我感觉好像也无法找到答案了。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结尾。我经常会在写不下去的时候，一个人到江边走走，想想怎么往下写，或者干脆就不想这些事情。
东北刚过了年，还是很冷，有风，江边的雪一点都没化。走累了，干脆就坐在江堤的雪里，雪很厚，一坐下，整个人就像坐进很深的沙发里，很舒适。
天有些黑了，还能看到我面对的东山的轮廓，整个东山是一片大坟场。我们这个坐落在长白山脚下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隔鸭绿江相望的地质储量丰富含铁品位极高的于1938年日本人建立的矿山，曾遭到小日本疯狂的掠夺式开采。建矿80年以来，所有去世的人都会葬在东山上，山上坟挨着坟，有一种别样的拥挤别样的热闹。我看着暮色中的东山，就想，老蔡他也是葬在那里的，挤挤挨挨中一定有一堆隆起的土包是属于他的。
他去世的时候是2001年，我们这个地方是2005年才开始实行火化的，这个我有印象。那么说，老蔡是没有火化就下葬的，那么，他现在就一定是以一具白骨的形式躺在我对面的东山上的一堆土包下的，空洞的骷髅没有表情，牙齿散落，那缕山羊胡没有了，腿骨和手臂像被摆放过一样很规整。那具白骨应该长长的，因为他的个子很高。
我想到了他的那双在那个我酒后遇到他的春天里握过我的大手，手指骨一节一节地摊开着，现在是一点力道也没有了。那个他说的斯大林的烟斗会不会被他带进了坟墓呢，现在那个烟斗就在他已经摊开着的手指骨上，或者被他揣进兜里就散落在白骨旁，会不会呢。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说，这座坟山上，还埋葬着一个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烟斗，如果它真的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
想到这，我突然有点兴奋，就掏出烟来点燃，一口烟深深吸入我的肺部，我屏住呼吸，让烟在我的肺部缓慢回旋着，又想到老蔡也是抽烟的，就一边往外喷吐着被我的肺叶过滤过的烟，一边恭敬地将那支烟插在身旁的雪上。再点一支吸着，吸到一多半的时候，我偏头看了一眼插在雪地里的那支烟，它没灭，正在微微的冷风里闪着红红的火亮……
責任编辑：张天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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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浏览网页时，一个标题吸引了我，截至目前，地球上到底生存过多少人？美国人口学调查机构给出的答案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总共生存过大约1167亿人口。也就是说，在过去的5万年里，至少有1100亿个人的生命之花在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上曾盛开过鲜活过但最终又都纷纷凋谢并归于虚无。他们在浩渺的旧时光里一定是刻骨铭心地爱过也难以自持地恨过。在他们生命最旺盛的时段里，因为人类所特有的精神世界和人际情感的交互作用，曾一度认为有些东西是可以永远和永恒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对永远和永恒所持的执念不过是人类精神和情感的附属物，而精神和情感也不过是人类生命的附属物罢了，它们必将随着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消亡而寂灭。
老蔡作为过去5万年里寂灭的大约1100亿个鲜活的生命之一，活着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得到过什么，永别的时候又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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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9月份，我技工学校采矿班毕业，被分配在吉林通化钢铁公司大栗子铁矿小栗子采矿车间。车间出于安全管理的考虑，再说我们这帮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小青年也无法直接上岗位单独工作，就把我们一个个分给老师傅带。
我那时瘦小，还没长开，像个小公狗，其实长到现在也没出息到哪去。领导可能看我干不了什么重活，就让我跟着老蔡在小班干机动工。小班机动工没有固定的任务，机动嘛，每个班由段长临时安排任务，没有特殊情况，就搞井下文明生产。当时车间计划恢复已停止很久的360米中段的二区作业点，但巷道片帮、冒落十分严重，我和老蔡的任务就是专门清理堆积在井下运输线上的白石渣。
每个班用一台三吨电機车顶六个空车皮进去，用耙子和铁簸子装白石渣，这活也叫扫道。扫道的活是个良心活，可以多干，也可以以电车或车皮掉道难处理、巷道冒落块大等理由少干，但不能不干。
老蔡一看就是个老实人，没什么话，说话慢悠悠的。即使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你也不会看到还有哪个老头会留一缕白不白灰不灰的山羊胡了，他的形象显得很老旧，甚至有那么一点点滑稽。特别是他开电车时，手举电车导电弓子，弓子与架线形成回路溅出一串串电火花时，他微仰着脸，那缕滑稽的山羊胡就硬戳戳地翘着，干瘦的长脸也没有什么表情，在火花中就像一尊冰冷的石刻雕像，一明一暗的。
老蔡大个子，干瘦，不弓腰就能触到电车架线，可能常年在井下弓腰，我和他在一起干活时，他已经形成了弯月般的身型，想直腰也直不起来了。
用苍老这个词来形容他是不为过的，不具有我想象中领导阶级的成员该有的形象。上下班就是一身洗得发白的老式蓝制服，在我的记忆里，他就那么一套衣裤，对了，还有一顶成色与衣裤相配套的帽子。
其实我和老蔡在一起干活也就两三个月的时间，在一起也很少说话。他干活慢，也看不出很累的样子。也许是年轻心浮气躁的缘故，我对哈腰吭哧吭哧干活就是没有热情，我总是在猛干一阵后喊他，蔡师傅，抽烟歇会吧！他会在坐下之前用电石灯仔细照看一番我们要坐的上方岩石有没有危险，他说，小年轻的，活干多少没关系，我得照顾好你的安全。
段长每个班都会拎个明晃晃的大铜碗电石灯到我们干活的地方看看，这是段长的职责，叫巡掌子。我干得少，歇得多，但还不想给段长留下不能干活不愿干活的印象。每次坐倚在那里时，我就会时刻留意着巷道里的动静和有没有电石灯光亮，只要段长一来，我就会立马起来卖力干活。段长来了，用灯照一照车皮里的渣，看装了多少，再照一照附近的围岩情况后，会和我们坐下来抽烟，我一般都是离他俩稍远一点默不作声休息。几乎每次段长都会用灯快速地晃我一下，问，怎么样？小伙子，累不累？我都会无声地笑一下，说，还行。段长总是拉着长音“嗯”那么一声。多年后，当我具有了足够的井下工作经验时，才明白，老段长用灯光那么一晃我，我干没干活，干了多少活，他已了然于心。
段长和老蔡东一句西一句地聊一会，无非是刚才处理掉道车了，哪个掌子风水管路有问题了这些生产上的事。当时我也听不明白，再说也不关心这些，就坐在那里想心事。都想了些什么，也没留下印象，应该是不重要的事情。段长走时，会很长者地高声说一句，小伙子，好好跟蔡师傅干啊。应该是良心的作用，虚伪和欺骗后会产生一种内疚心理，段长走后，我会卖力干上一阵。老蔡总是慢悠悠地说，累了，就歇会吧，你还不习惯呢。这时我就会觉得老蔡真是个好人。
一般情况下，一个班次，装满六个车皮，大都是老蔡慢悠悠干出来的，我也没干多少。活干的少，时间就有些难捱，就一支接一支抽烟。那时也没有女生和我处对象，就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可想，挺无聊的。看老蔡在腰间系一个布袋，里面装着东西，我也用一个布袋装一本武侠书拿到井下就着电石灯看。老蔡干累了，就会坐下来，温和地问我看什么书呢，爱学习可是好事呀，我就头也不抬地说，瞎看着玩哪。
跟着老蔡干活，其实大都是老蔡在干活，心里会时不时地感到过意不去，就会在老蔡休息的工夫主动靠近他，和他说几句话。掏出烟卷给他，他也不接，他不抽烟卷。老蔡那个帆布袋，穿一根导火线系在腰间。他会在入井时把装着散装烟丝的塑料袋和另一个显然是专门缝制的有眼镜盒大小的小布袋外加一块方形毛巾装在里面。每一次抽烟时，他先从小布袋里取出一个通体暗红色外表锃亮的个头挺大的烟斗来，慢条斯理地装上烟，用火柴点燃。那时候气体打火机已经完全普及，火柴基本上没有人用了，他把烟丝装满烟斗，再用大拇指肚轻轻地按一按，用火柴点烟斗时，用火苗转着小圈一遍一遍地轻燎着烟丝，然后，微微勾头用手托着烟斗慢慢地吸着。整个过程，烟斗始终含在嘴里，这样喷出的烟就会缭绕着勾坐在那里的他，竟还有些很意象的感觉。抽完一斗还会再来一斗，很享受很沉思的样子，也不说话，不知道是在想什么还是什么都没想。
井下潮气大，烟丝装在塑料口袋里是为了防潮。在井下抽散装烟的都这样，大都用厚实的奶粉包装袋。但一个烟斗还用得着特意制作一个布袋宝贝似地装着么？有时候看他小心地从大布袋里掏出小布袋，再更小心地从小布袋里往外捏咕烟斗，小袋套大袋，不够麻烦的，我想。 我也真是不知道和他能聊些什么，其实我也没兴趣和他聊天，但是实在无聊。我问他，蔡师傅，你是本地长大的吗？他含着烟斗吐出两字，不是。停了一会，我又说，你不是本地人呐，那你是什么地方人？老蔡就又吐出两字，江苏。其实，他是哪里人我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就是在那没话找话。我还不死心，就又问，江苏，挺远的省份啊，那在江苏什么地方呀？老蔡足足地抽了口烟又慢慢地喷出来，盐城。我就重复着，是盐城啊。
我就想，问问他儿子姑娘什么的，他该会是很高兴吧，岁数大的人一般都很喜欢谈谈自己的儿女，当然，儿女不争气的除外。就问起他的姑娘儿子来，没想到，老蔡沉默了老大一会儿，说，没了。我一下子让烟给呛了一口，咳嗽了好几声，以后没再敢问老蔡有关家里的情况。
看老蔡不厌其烦地从特制的小布袋里小心地往外捏咕烟斗和往里装烟丝，我就问，蔡师傅，你那烟斗是个好烟斗吧？老蔡没回答我，抽完两斗烟后，在手里转动着，欣赏着，告诉我，这是斯大林的烟斗。斯大林的烟斗？我刚要兴奋起来，又想，历史巨人斯大林用过的烟斗被你带到千尺井下来给你老蔡头过烟瘾来了？应该是斯大林牌子的烟斗吧！我配合着老蔡对烟斗的膜拜神情小心翼翼地毕恭毕敬地双手迎取过来，拿在手里借着电石灯光看着那个通体暗红色外表泛着水晶光泽的烟斗。烟斗个头在我看来有些大，不过以老蔡的个头来说，正合适。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完全是金属的重量，但给人一种很温润的手感，材质极其质密，看着又像是木质的，还有着均匀的细密的纹理，光滑细腻但又不是很滑手。烟斗也不是没接触过，但这个烟斗拿在手里还真是有一种非凡的气度，厚重、温润、大气。仔细看，在烟锅外壁的前方竟有雕刻存在，用手摸还感觉不到雕刻的刻纹，但是又那么清晰，我靠近灯光眯眼细看，是两个人在对弈。两个人物虽小，但是雕刻精致，形神兼备，毫发毕现，斯大林和罗斯福，二战两个巨头！
烟斗倒是好烟斗，但怎么会是斯大林同志的烟斗呢，斯大林同志的烟斗怎么会流落到了老蔡的手里呢。上面雕刻了斯大林就是斯大林么？我也在手里转动着，欣赏着，笑着说，也许是罗斯福的吧，这里还缺个丘吉尔观棋不语。没想到老蔡一本正经地告诉我，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老蔡虽然是一本正经的，但我怎么会相信这些，就有些戏谑地问那斯大林回敬了罗斯福什么东西？老蔡没法回答了，沉默了一下，说，那就不知道了。
但是有意无意间，我注意到，老蔡对那个自称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烟斗还真是很在意，每次用完放入小布袋再放进那个挂在腰间的帆布袋后都要用手大把地抓那么一下，以确信烟斗放进去了。下了班，在澡堂子里洗完澡，在车间大门外等通勤车时，老蔡必是要美美地吸上一斗烟丝的，吸完了，将烟斗放进上衣的下摆兜里后，也会下意识地用手抓那么一下。我在心里暗笑老蔡，呵呵，这个老蔡，可真有意思，还真把烟斗当成稀世珍宝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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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蔡在我上班后的不长时间就退休了，因为国家有规定，从事矿山井下、高温、低温、冷水等特殊工种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就可以在五十五周岁申请提前退休。所以说，我和老蔡在一起干活的那段时间里，他应该是五十三四岁的样子。工友们无论大小，都喊他老蔡，只有我喊他一声“蔡师傅”，不过，他不在场的情况下，我也一口一个“老蔡”地叫。比如，要坐车升井了，老蔡还没来，我会喊一声，还差老蔡呢。不过，老蔡也就是显得苍老，五十冒点头，怎么看都像六七十岁的人。
有一次，老蔡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没来上班，我自己费了很大的劲儿好不容易才把装白石渣的空车皮顶进了作业点，所幸车皮没有掉道（脱轨），要是掉道了，我可就麻爪了。平时有老蔡在，怎么干活，干多少，我什么也不去想，反正有老蔡呢。那天突然地需要我自己独立作业了，这才猛然感觉到，原来这么长时间以来，老蔡除了坐下来用斯大林的烟斗抽几斗烟丝，几乎都是他一个人在闷声不响地干了我们两个人的活。而我，不是坐在那里抽烟就是看武侠小说，闲得无聊了才会干上那么一会儿。他还总鼓励我说，年轻人只要爱看书，总归是个好事，书是没有白看的，等你看到一定程度了，你就不再是你了。我就笑，那我是谁了？他也笑，说反正不是现在的你，他那胡子还一抖一抖的。
他哪里知道我是在看武侠小说呀，但是，老蔡说的话我承认是个很朴素的真理。书，确实会使一个人发生改变，是那种渐渐的不易察觉的由里向外的改变。今天，我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才意识到，其实从那时因为不安心干活而打发无聊时间而看武侠小说时起，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竟没有离开过书，竟始终在阅读着，当然，萍踪侠影江湖恩怨早已不能满足我了。那时候，年轻，身体好，精力足，也不知道干什么好，见到书就看，缺头少尾的书都能看下去，有一次忘记在哪里看到一本挺厚的缺了很多页的《阿尔巴尼亚妇女问题研究》，这也能让我一字不落地看完。現在想起来，真有些不可思议，你说我闲着没事关心人家阿尔巴尼亚的妇女问题干什么？反正不管怎么说看书的习惯应该是从那时起养成的，戒也戒不掉了。这和老蔡有没有关系呢，或者说有没有点关系呢，他的话在潜意识里是不是起到了教化作用呢，这个也确实是很难界定了。
那天因为老蔡没来，我要是活干得太少的话，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就格外卖力，干得热汗蒸腾。段长应该是不放心我，巡掌子来了两次。能看出来段长对我能干多少活倒不是很在意，只是嘱咐我要注意安全。段长看我满头汗，笑了，说活不能干的太猛，你这干法是蛤蟆尿就那么一杆儿，你没看老蔡怎么干活么，就是干到下班也还是那个劲头。提到老蔡了，段长就有些感慨，老蔡是个好人哪，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没有过二话。干了一辈子，也快退休了，老伴走得早，你说这老了老了，可就那么一个儿子还惹出了大祸。我一下就想到了那次和老蔡不合时宜的聊天。段长说，老蔡唯一的一个儿子，两年前在内蒙古制造了一起很血腥的案件，好像是一家四口被灭门，几个月过去了，都无法破案，说是内蒙当地请来了公安部的破案高手才终于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元凶，也就是老蔡的儿子。段长说，要不的话，就这事情，咱也不可能知道的，是他儿子作了案后，回到了矿里，在家里都住了一些日子了，突然有一天下半夜，一帮警察冲进老蔡家将老蔡的儿子铐了起来。随后，临江电视台播出了一个几分钟的新闻，有抓捕现场的画面，介绍说，老蔡的儿子牵连到呼和浩特市的一起特大灭门血案。内蒙警方前来抓捕，抓到后，内蒙警察连夜带犯罪嫌疑人就回内蒙了，官方的说法是——此案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具体怎么回事，咱也没法知道了，段长说。毫无疑问，老蔡儿子是要被执行死刑的，后来咱们派出所就通知老蔡了，说老蔡儿子要在呼和浩特执行死刑，要家属去见最后一面并收尸。老蔡去了，行刑当天，儿子与老蔡见最后一面，脚镣手铐哗啦一响，儿子扑通跪地，大喊我对不起你呀爸，爸，现在我只能给你磕头了。说着俯身用头猛磕地，第三个头没等磕，用力过猛，儿子昏了过去，掐人中也没醒过来。因为最高院死刑复核完毕，已经签发了执行死刑的命令，案件在当地影响又特别巨大，有很多记者和群众要见证老蔡儿子伏法，后来就那么拖死狗一样把老蔡儿子弄上刑车。临枪决验明正身的时候，老蔡的儿子被两名法警架扶着，头耷拉着，一点反应都没有，枪决是在两名法警的架扶下执行的。枪决要打头部，穿白大褂的法医上前矫正了好几次耷拉的头，枪几乎是抵着老蔡儿子的后脑勺开的，枪一响，溅了两名法警一身的血和白得耀眼的脑浆。 我就也跟着段长唏嘘，怪不得老蔡显得那么老啊，原来他……段长摇摇头，说，也不全是这个，老工人讲，老蔡1958年来咱们通钢，来的时候还穿着军装呢，腰板溜直，风纪扣都不习惯打开。但他绝不是复员的军人，再说，一个江苏籍军人怎么复员也复不到咱们吉林通钢来。也不是招工来的，那时招工也是在省内一个地方一批那么招。他一个江苏人，也没人认识，就来得有些蹊跷，工人们除了知道他是江苏人外，其他情况他半字不提，这么些年，人们也不知道他的来路。但是，时间长了，人们也想明白了，他能有什么来路，有来路还能和咱们井下大老黑一轱辘就轱辘几十年？这么一想也就没觉得他有什么了，再说，老蔡他人好，能干，从不多事。
说着说着，段长又摇了摇头，不过，老蔡这人肯定还是有些内容，要不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几年……说到这里，突然打住不说了，可能是觉得老蔡不在，和我一个刚来的小年轻说这些不太妥帖。我看他手里的烟也快抽完了，就不失时机地给段长再上一支烟，段长看了我一眼，把烟叼上用手里的烟蒂继续点烟，我又执意而恭敬地用双手给段长点烟，自己也点一支，小鸡对着老母鸡一样等着段长继续讲。段长又看着我，我坚持着不错眼珠，段长终于喷出了那股浓烟。那一刻，我看到了矿山人的厚道和善良。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几年有好几拨江苏地方上的和部队方面的人来咱们通钢搞外调，取老蔡的证实材料，还要带老蔡走，但咱们通钢务实，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年月里，也还是抓了革命又搞好了生产，所以对文化大革命那些搞材料整人的事情并不积极。几次外省带着红头介绍信搞外调并要带老蔡走，都让通钢想尽办法给顶了回去，并坚持不让带人。你知道，那时除了部队，咱们炼钢炼铁工人，也是有分量的。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整人最凶的那几年，通钢的领导一点没糊涂，真是好样的，对待自己的职工，是绝对保护的。听老工人讲，有一次几个部队的外调人员还搬动了通化军分区的人，要查老蔡的档案，通钢以档案在运动中遭到破坏和丢失为由硬是没有配合。一个普通的井下工人，通钢给了全力保护，我想老蔡他对待工作的态度和这些也有关系。我还真有点好奇了，就问，那他们到底来调查老蔡的什么事，他的档案里到底有些什么呢。对这些，段长也没有答案，说老蔡来通钢之前经历了什么事，咱是谁也不知道，他也没说过，老蔡的档案里有些什么，那咱也不是管档案的，上哪知道去。
一口气说完这些，看出来段长还是有些后悔了，猛地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一扫尘埃地高叹一声，这都多少年的事情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事你是不知道，一句都不想再提了，真想从脑袋里把它抠掉。老蔡，不管怎么说，肯定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他要是真有点什么，你说通钢能那么保护他么。老蔡在井下老老实实干了一辈子，也快退休了，退休就好了，他也该享享清闲了。
那天段长说了那么多老蔡，突然站起来拍拍屁股要走，显然是不想再说了，分明是有些后悔的意思。其实，这真没啥，段长说了这么多，我一点没感到有损于老蔡什么，老蔡还是那个闷声不响干活，在休息时用斯大林的烟斗抽几斗烟丝，把自己用缭绕的烟雾笼罩起来的老蔡。但老蔡儿子的血腥事件，以及老蔡颇有些神秘的来历，或者说老蔡档案里是不是封锁着令人震惊的秘密，却像一道闪电一样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记。人，对未知事物尤其是新奇的怪异的事物是永远保持着猎奇心理的。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那本侦破小说《刑警队长》，过去多少年了，我至今还记着那里面的一句话，永远的谜才是永远的诱惑，永远的诱惑才会有永远的魅力！其实，这句话在今天的我看来，并不能产生电光石火之感，只是，它被一个懵懂的对世界充满想象和好奇的青年恰巧看到了，所以它注定会被这个青年牢牢记住。
其实，经段长这么一说，我也挺想问问段长知不知道老蔡的那个斯大林烟斗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不能再问了，段长为他说了那么多都有点后悔的意思了，我再问就是找白眼了。再一个，我也朦朦胧胧意识到，老蔡手里的那个烟斗是不是斯大林的这样的问题，比之于他1958年以前的某些經历，或者说他档案里可能有的某些记载，似乎有些小巫见大巫了。
再跟老蔡一起干活，看着他用铁耙子一下下把白石渣耙进铁簸子，再端起来倒进矿车里，不快不慢，周而复始，身影在巷道里忽大忽小、忽高忽低，像个设定好了程序的机器人一样不知疲倦，我就想，这个老蔡能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经历呢？看着他用手托着烟斗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烟雾笼罩着他苍老的脸，像是在想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想，我真想问问他那烟斗真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么？斯大林的烟斗怎么就到了你的手里呢？想着想着，我在心里就又笑了，觉得我这简直是无聊至极，就凭老蔡那慢腾腾闷声不响任劳任怨的样子，横竖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曾有着非凡经历的人。
有一次，他在我身边坐下抽烟，我就直接问老蔡，蔡师傅，你那天说，这个烟斗，我指了指他手里的烟斗，是斯大林用过的，还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真的？老蔡托着烟斗让烟斗在手里摆动了两下，慢吞吞地说，这烟斗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礼物，没有第二个，是外蒙古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大使全家逃到中国避难时把它带到中国的。我附和着点头，那它……我的意思是那它怎么又到你的手里了，老蔡不会听不见也不会不明白我的意思，但老蔡没再满足我的好奇一路说下去，看着手里的烟斗所问非所答地说，是谁送给谁的，是谁用过的也没什么，对于我它就是个念想。父亲，老蔡在说到父亲这两字时明显地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就留给我这么一件东西。我等着他继续说呢，停了一会，老蔡仿佛从很久远的时光里艰难地挣脱出来，被刷新了一下似的，说，再装上一车也该下班了。我看他站起来，就劝他说，蔡师傅，今天不干也行了，这不都装好几车了么？老蔡看着我，温和地说了句，你还没习惯，干活也挺好的，累了之后再休息才会轻松，就像赎罪过后那么轻松。这老蔡，平时蔫声不语，你不问，他几乎不说话，有时候，他说的话还真让你有种说不上的感觉来。不是云山雾罩，也不是暗藏机锋，是那种说完后让你的思路和反应稍微的有那么一点停顿或者说被轻微地硌了一下的感觉，但回神一想，好像又没有什么，也挺平常的。 后来，我也没再问他什么，一个没了老伴又没了儿子的快退休的孤独老头，我能对他保持多久和多大的兴趣呢。
没多久，我就被安排到别的工段干岩助去了，就是给凿岩工打下手。与老蔡不在一个工段，班次也错开了，也就很少看到老蔡了，只是偶尔的在上下班时能看到他瘦长的弯月般的身影，依稀的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老式蓝制服衣裤，还有那顶成色与衣裤相配套的帽子。好像是自从和他不在一个班次后，就没再和他说过话，应该是没有近距离正面地遇到过吧。
不知不觉的，老蔡这个人也没有人说也没有人提的，我也没再想起他。井下三班倒作业，忙忙碌碌，颠三倒四的，等某一天冷不丁一下想起老蔡来，才发现，老蔡早已经退休了，再也不会在上下班时看到他了，用段长的话说，他是回家享清闲了，他可以轻轻松松地用斯大林的烟斗吞云吐雾聊以度日了。我这还路漫漫其修远兮啊，还得在井下继续干，一个班一个班地熬，什时候能熬到老蔡那个年龄呢，一想，头都疼。
一想到老蔡那个斯大林的烟斗，我仔细地回放了和老蔡一起干活时的种种画面，时间虽然不长，也就两三个月，但记忆还是深刻的，毕竟那是我走上工作岗位最初的几个月。我断定老蔡不是个说谎的人。一般来说，内向的，沉默的，话少的人，是不会轻易撒谎的。再一个，从他那次说起烟斗的来历时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那个烟斗，应该是父亲留给他的唯一的东西。我想，几乎没有人会在说起父亲给他留下一件东西的时候，要在这个环节编造几句谎话，并且是他的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更何况是永远离开的父亲留下的唯一的东西。他编造这个谎话有什么用呢？从心理层面讲，人的任何行为都是有动机和目的的，哪怕是下意识的，我想不明白老蔡这么说谎的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那么，至少那个烟斗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唯一念想，这一点是可信的。至于那个烟斗是不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又怎么到了老蔡父亲的手里，关于这些，老蔡也许知情，也许不知情。还有，老蔡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大人物？在我所知道的建国前后的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里，姓蔡的就那么几位，蔡锷、蔡元培、蔡和森倒都是大人物，但他们全部都在民国时期就离世了，这有点不太可能。
4
十几年后，在我看到老蔡的档案之后，才知道老蔡在退休七年后的那个深秋去世了。这七年里，我只遇到过老蔡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是个春天，我们几个人在一个同学家里喝完酒，有点飘飘然，就在大街上瞎溜达。紧贴街边慢慢走着一个老头，走近了，我感觉那个人站住了，并且在看着我们几个人。无意的一眼，我认出了老蔡，老蔡一直在看着我。我一下窜到老蔡面前，惊喜地喊了声蔡师傅。老蔡的山羊胡还在那里，但又老了许多，脸上几乎没有了肉。能感觉到老蔡对我能认出他来并那么热情很激动，嘴唇大幅抖动着，一个劲地念叨着是延昌，是延昌啊！还是那么慢声慢语，山羊胡也跟着抖动，那副表情给人感觉就要老泪纵横了。我也是喝了酒的缘故，情绪极易被感染，也有些说不出的激动和感慨。记得我们后来就蹲在街边，握着手，头挨得很近。那天和老蔡好像说了很多话，那几个同学看我和一个老头蹲下来了，就都走了。现在我只要一回想那一次遇到老蔡，老蔡那顫巍巍的表情立刻鲜活起来，那种感觉仍然很真切，那缕白不白灰不灰的山羊胡子还是硬戳戳的，只有我和他那么近的距离，才能看得见他的胡稍在春天的风里歪了一点。
之所以印象深刻，可能还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和一个老人拉着手久久不放。老蔡干瘦的长手，温度十足，似乎还能感受到他曾经的力道。那时，我和父亲几乎不交流，也说不上为什么，就是别扭着，他一天老沉个脸，好像全家人都是白吃似的。我一直暗想，将来，我可不会给我儿子那种感觉。我要让我儿子把我当朋友，他将来长大了，我们甚至像铁哥们一样端起酒杯。
至于那天和老蔡都说了些什么，怎么可能都还记得清呢，能记住的，他问过我一句，你还那么爱看书么？我大概是有些无可奈何地回答他，咳，无聊，瞎看呗，要不还能干啥。他用力握了握我的手，又小幅地拉了几下，书你还得看，不能扔下，还是不到时候啊。印象最深的是，老蔡对我说，延昌，你是个好孩子，就是，就是有一点软弱了，什么事你都想得有点多，就有点顾虑了。你呀，再勇敢一点就好了。长这么大，没有人像老蔡一样这么说我，这么温厚地切中我性格中隐藏得最深也是最敏感最薄弱的地方，我自己似乎知道它的存在，但从来没有要面对过它，甚至要把它摘下来放在阳光下晾晒一番，使之具有韧性和强度。到今天，我都承认，是老蔡领着我并为我打开了那扇我从来都不想去甚至说是不敢去开启的门，是老蔡领着我审视了那属于我自己的一块幽闭的从不想示人的地方。那一刻，就是觉得这么多年以来，有个词我一直都没有给它找到个合适地方安放，今天，终于找到了，这个词就是——亲切。
我也用力握着老蔡的手，看着老蔡，然后，我们都笑了。
当时，怎么会去想，这将是我和老蔡的最后一次相见呢。在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人，相见似乎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它发生在每一天，每一天的每时每刻。但是最后一次相见，或者说是永别，这样沉重的事情，它竟然也许在你不经意间就发生了。在那么多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在冥冥之中，你与许多人的永别已然发生，只是当时你还没有意识到而已。李商隐对此一定是深有体悟的，要不怎么会写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千古名句呢？
5
看到老蔡的档案不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生活怎么会给一个喜欢写作的人那么多偶然的机会呢，事实上是我具备了可以看到老蔡档案的条件了。
从19岁技工学校毕业在通钢大栗子铁矿上班以来，在井下干过支柱工、运搬工、电车工、井下调度，后来终于脱离了井下一线，在车间干了地质工、测量工这样的技术工种。在车间技术组那几年里，就不必再三班倒作业了，就有了更多的时间看书，还参加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考试。国有企业就是这样，是很重视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的，从集团公司到各厂矿子公司再到各基层单位的车间，都是有宣传报道稿件任务的，那时单位的领导也很在意本单位的宣传，就让我写，我就琢磨着写，一写竟还行，每月都有稿件发在我们集团公司主办的《通钢报》上，那时能在企业报上发个稿件也是很可以的。后来企业搞征文、演讲赛什么的，我的稿件竟能连连获奖，演讲稿质量也不错，矿里选拔选手到集团公司参加演讲也指定由我写演讲稿，一点点的就算是小有名气了，那期间还入了党。 这时候，我是不是该提一笔老蔡呢，因为老蔡是屡次叮嘱过我的，书是不能扔的，是要坚持看的。
2003年，我调到矿机关的宣传部了，专门从事企业思想政治宣传工作。2005年，国有企业改制成立国有控股股份制企业，一些具有社会职能的和非生产主体的单位如学校、医院、物业、汽运、基建等就移交了地方政府或进行了剥离，企业就进行了所谓的“减负瘦身”。以前作为一个独立部门的宣传部也在改制中被精简了，我又被划到新成立的党群工作部。机构精简意味着部门管理职能增加，人员精干则意味着一个人要兼着一项或几项业务。成立新部门后，我兼任了纪检监察和组织管理这两项工作，这两项工作都会涉及到调取并查阅人事和组织档案，特别是组织管理这项业务更是需要我三天两头地与档案打交道。有组织关系查证的、转移的，每有党员预备期满转正成为正式党员后，我还要一丝不苟地建立组织档案放入他的人事档案中。实话说，这些档案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负担，它增加了我的工作量，我对那一个个或薄或厚的用一根绒线绳在两组圆形纸质小卡片上缠绕数圈而做简单密封的因年代不同而成色各异的牛皮纸档案袋一点都不感兴趣。
老蔡的档案和许许多多档案一样就沉睡在那个偌大的档案室的一排排铁质档案架上的某一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找到老蔡的档案看一看。其实不是不想看，是我这些年来没有想起过老蔡，老蔡对于我来说是有记忆的，并且是深刻的。我说过，我跟他在一起虽然只有两三个月，但那毕竟是我走上工作岗位最初的几个月。但是你发现没有，有些记忆深刻的人和事，在后来接踵而来的岁月里特别是在你步入了被生活繳械的中年以后，如果没有诱因激发，没有某种勾连，它却很难在你沦陷般的生活里浮现出来。都说当你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回忆往事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已经步入了中年，我觉得这一推论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成立的。现时的中年时光里，你走的绝不是那秋日里铺满金黄落叶的适合回忆的林中小径，你手里是一团乱麻，你周边是一地鸡毛，你想去摘一朵花却踩了一脚粑粑，乱着呢，烦着呢，累着呢。某一时刻，当你真的想起那个曾令你害过单相思的同学或初恋情人时，你是否惊讶过，呀，我已经好久都没有想起过他（她）了。
这些年来，老蔡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浮现出来，是因为我无暇沉湎过往，是因为我没有遇到过他，也更因为没有人提到过他，我怎么会想起他呢，他怎样了，还在不在，我怎么会知道呢。
6
我所在的通钢集团，在企业改制以前叫通化钢铁公司，成立于1958年。今年是通钢建厂六十周年。去年年末集团就下发了六十周年厂庆方案，主题是传承六十年，建设新通钢。2014年以来，钢铁市场始终低迷不振，好多钢铁企业停产倒闭。在如此严峻的市场形势下，通钢集团还是挺了过来，特别是在经过国家为期三年的钢铁去产能政策调控后，钢铁市场开始逐渐回暖并显现了生机，我们通钢恰逢六十一甲子，九转一轮回，当然要大张旗鼓地搞一下厂庆活动，以提振士气。所以设计了很多活动，其中就有一项“通钢走过六十年”的征文活动，征文内容要倾情赞颂通钢六十年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热情讴歌几代通钢人爱岗敬业默默奉献的感人事迹等等。
那天，集团公司党委工作部负责宣传的领导给我发微信，说是特别约稿，要我好好酝酿争取拿出一篇好东西来，但要求我要写个老一代的普通工人，而不是什么标兵劳模似的人物，说现在这些人一写就写标兵劳模，都一个模式，一点都不新鲜。他说他看过我在《延安文学》发表过的一篇小说《一九九三年的诗人》，觉得我写人物还行，尤其我有在井下工作的经历，一准能行。
人家是集团总部负责宣传这一块的人，还挺高看你，我就说好，我琢磨琢磨，我尽力。
这样，我才开始回忆那些我曾遇到过的老工人。老蔡，这个与我只相处过两三个月的老工人就再一次在我的记忆中浮现了出来。我竟发现，关于老蔡的记忆，可谓历历在目，鲜活异常。我似乎又一次看到了老蔡那微仰着的干瘦的长脸在电车行进时溅出的一串串电火花中一明一暗的，那缕滑稽的山羊胡就那么硬戳戳地翘着，像一尊冰冷的石刻雕像。老蔡好像就坐在我的身边，将散装烟丝装满烟斗，再用大拇指肚轻轻地按一按，用火苗转着小圈一遍一遍地轻燎着烟丝，然后，微微勾头用手托着烟斗慢慢地吸着，喷出的烟雾笼罩着他苍老的脸。我还能感到老蔡握着我的手，微微颤动着，温度十足……
我决定写老蔡，不夸饰不虚构。
写老蔡这个人物，很顺利，当写到六千多字的时候，我发现我写不下去了，因为提到了老蔡的档案，老蔡的档案切断了我的思路。老蔡1958年以前的身份和经历已经彻底占据了我的思维空间，想知道老蔡档案内容的好奇心使得我一个字都写不下去了。其实，写东西这事情是很神奇的，甚至有些神秘，在写之前，你构思的是一个样，你觉得行了，可以下笔了，但写着写着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你笔下的人物一旦有了血肉有了灵魂，那坏了，你会发现，你笔下的人物活了，不听你摆布了，不是你在写他，而是他在牵着你走，所以你下笔前的那些构思就都成了狗屎了，用不上了。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有多么厉害，把老蔡写活了，老蔡不用我写，他本来就是那样子的。
其实我知道到底是什么影响了我继续写下去，就是因为我现在具备了查看老蔡档案的条件了，查看老蔡的档案对我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退一步说，如果我现在的业务不涉及到档案，没有办法去查看老蔡的档案，我真的会写不下去么，不能，那这个东西至少在下半部分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已经没法知道了，当然你也没机会看到了。反正我想说的是，如果作品是以结尾来标志作品的最终完成的话，那么，从作品开始到结尾，这中间的部分是有无限可能的，但遗憾的是，作者只能给出一种可能。也许，之所有那么多的人痴迷于写作，正是因了作品的这种无限可能性在诱惑着吧。
7
找到老蔡的档案竟也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原以为按档案号在那一排排档案里一扒拉就抽出来了。档案员打开电脑，输入老蔡的名字，蔡云帜，没有显示任何信息，也就是说老蔡的档案没有被编号输入电脑。再输入“蔡”字，姓蔡的倒是有那么十几个人，但是也没有和老蔡的名字有谐音的，我们甚至输入了柴、菜、才字，还是没有。我的心一吊，老蔡的档案哪里去了呢。我就问，如果这个人已经去世了，是什么情况，档案员说，人事档案是永久保存的，不会被销毁。档案员想了想，说还有一种可能，职工家属在持死亡证明来办理职工丧葬费后，我们会将死亡证明存入档案，同时将档案抽出放入专门的一个地方，因为人已经去世，他的档案几乎再没有人来查阅了，抽出来集中放，也方便管理，这批档案就没有编号输入电脑。我吊着的心在放下来的同时，想，老蔡这个人，可能已经不在了。 老蔡的档案最终还是在那批没有再重新编号输入电脑的档案里找到了。那一刻，还真有些激动，档案会告诉我些什么呢。我没有马上打开，小心地拂去档案袋上的灰尘拿回了办公室，我要坐下来看。
老蔡一张一寸青春照贴在泛黄的有些发脆的纸张上，应该是在当兵时照的，脸稍长，下颚微尖，脸部棱角分明，目光有神，称得上是英气逼人了。
档案显示，蔡云帜，1939年出生于江苏盐城，射阳县南洋岸蔡尖乡高级小学毕业。1956年参军，服役于驻扎徐州的南京军区第68军203师，警卫连班长。除父母外，无兄弟姐妹。
档案里，记载了老蔡1963年生有一子，叫蔡功。
在1958年的6月末，蔡云帜作为一名南京军区一个师的警卫连班长，突然来到东北的吉林省通化地区，成为位于中朝边境鸭绿江边的大栗子铁矿的一名井下工人，这实在有点匪夷所思。一名荷枪实弹的警卫连班长，怎么就突然地横跨好几个省由南方到东北由军人变为矿工了呢？档案里有沈阳军区政治部发给通化军分区的带编号的红头函件，指令通化军分区政治处与通化地方武装部门协调，将警卫连班长蔡云帜以军人复员的方式安置进地方厂矿，函件中并未提到因何原因。虽然档案里没有看到南京军区与沈阳军区之间的任何公文函件，想必，跨军区为一个小小的警卫连班长进行复员安置，一定有过函件往来的。
再往下看，看到一封盐城专区人民政府发给南京军区驻徐州203师的公函：
……
其父蔡云旗，42岁，反动军官成分，1937年加入国民党，1938年任国军排长、连长、营长，1941年任国军少校团副、游击大队长、联络参谋。
1946年，蔡云旗任云南省昆明预备第二师谍报组长时，与谍报队长陈国华同谋实施对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二人的暗杀行动。
1949年潜回盐城，1957年4月被公安部门追捕归案。
1958年4月26日，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杀害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蔡云旗死刑，立即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老蔡的父亲亲手制造了这两起震惊中外的政治事件！
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我们几代人在中学课本上都学到的《最后一次演讲》的那个文学家、爱国诗人闻一多，那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爱国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正是老蔡的父亲蔡云旗策划、组织、实施了对他们的暗杀。
李公朴和闻一多的相继被害，是民国后期最著名的两起政治暗杀。在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国民政府宣告案件侦破，并将两名凶手公审枪决。但实际上，真相并没这么简单，那两名被处决的凶手不过是替罪羊而已。多年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公开，人们发现，就连当时负责调查和处理此案的国民党要员也曾在调查处理中，因一系列的证据和事件发生后的反常现象而暗暗认为，这两场暗杀均出自蒋介石的直接授意。但不管是不是和蒋介石有关系，现在回看历史，这两起暗杀事件激起了举国上下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愤怒声讨，对民心向背和众多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在国共之间的选择上是产生过深刻影响的。
到此，不必多说什么了，对于老蔡被跨军区由南方到东北由军人变为矿工的复员安置的疑问已经解开了。对于老蔡从58年起由一个英武的警卫连班长变为井下矿工后的从不提自己的身份来历的疑问也已经解开了。
我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看来，十年动乱期间，地方的和部队的外调人员来调查老蔡，要看老蔡的档案，未必是单纯地要调查老蔡。现在看，在那样一个年代，当年还那么年轻的革命战士老蔡因為父亲出了这样的问题，能被跨军区地由南方到东北被复员安置，南京军区是很人性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也具有很明显的保护意味。事情不论大小，跨军区的事情没有军区首长发话、表态甚至是签署个意见什么的恐怕是不行的。所以，那些来搞外调的人针对的正是当年掌握实权的军区首长也未可知。要知道，1958年，南京军区的司令员是赫赫有名的许世友，沈阳军区司令员是邓华。
关于老蔡的父亲蔡云旗，这个国民党高级特务的有关信息只在老蔡的档案里夹着的这封盐城专区人民政府发出的公函有所体现，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我将蔡云旗这几个字输入互联网检索，关于这个人的引擎链接还真不少，基本都是关于李公朴、闻一多案的内容。不得不承认，这个国民党高级特务竟有着一副异常英俊的面孔，老蔡档案上的照片竟和他父亲年轻时的模样惊人地相似，遗传的力量可真神奇，神奇得可以让父子俩的模样在某一时期严丝合缝地重合。蔡云旗有着宽阔的前额，有着在那个年代只有具有一定身份和处于优渥生活中才会有的光滑油亮的头发，眉骨微凸，两道剑眉衬着炯炯有神的眼睛，目光冷峻逼人，笔直高挺的鼻梁下是棱角分明的嘴唇，透着精明和干练。说实话，我真不愿意相信是具有这样一副神采俊逸的面孔的人组织、策划并实施了对李公朴和闻一多的枪杀。据凶手之一的崔宝山交代，闻一多在参加李公朴追悼大会发表完载入史册的《最后一次演讲》后，与儿子闻立鹤行至距闻公馆附近的西仓坡时，蔡云旗就是开枪的杀手之一。
李·闻暗杀事件在当时的社会上激起极大义愤，在全国一片声讨声和美国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为平息舆论处决了两个替罪羊，却将蔡云旗这样的真凶直接用飞机押往南京城防司令部关押，实际上是保护起来了，有一种说法是在南京避风头的五个月中，蒋介石曾亲自召见了他。1946年底，风头已过，蔡云旗突然重现昆明，身着笔挺的国民党军服，没几日，即到汉口的绥靖公署任了中校参谋。
蔡云旗这个人颇有一番经历，扬州中学高中毕业，曾是青帮门徒，后参加国民党，在部队中一路升迁，中央军校第八期毕业，特工专业，在戴笠手下工作时，以机智果敢善应变得到戴笠的赏识，受戴笠指派乔装护送过其夫人毛秀竹。在昆明任军统预备第二师谍报组长时，素有“蔡老虎”的称号，那个阶段应该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几年，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势力。据他后来交代，当时就是宪兵司令部遇到棘手的事务也要找他出面解决。 其实，单从他给儿子老蔡起的名字这一点上，也能看出蔡云旗这个人思维方式的与众不同来，很大胆很创意很前卫，不知道那个年代是不是盛行这码事。一个名字叫蔡云旗的父亲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蔡云帜，将儿子的名字大胆地一反常规地沿用了自己的“云”字，父子两人名字的第三个字合在一起，旗帜！似乎在祈求一种完满，好像在寄予一种愿望，又好像在彰显一种气势，反正这么给儿子起名也真是令人刮目。
国民党退却台湾时，不知为什么，蔡云旗没有去台湾，而是隐姓埋名潜回老家盐城做起了油坊生意，很可能是肩负着特殊使命潜伏起来，以图有朝一日台湾那边反攻大陆好作内应。在当时，军统和中统确实在大陆留下了大批肩负特殊使命的潜伏人员。
8
1950年的一天，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在家中一个隐秘的角落发现了一个不大的油布包裹，打开后看到了一把精致的小手枪和子弹，还有一枚甚是好看的圆形带挂坠的胸章。孩子已经知道枪和子弹是杀器是危险的东西了，于是将小包放回原处，将那枚可以挂在胸前的佩章拿了出去，在街上与小伙伴们玩起了将军检阅部队的游戏。那枚佩章被孩子们争相佩戴着，谁佩戴上谁就是将军，那枚晶亮的青天白日勋章不时在阳光下耀眼地一闪。这时街上走来一个穿干部制服的人，孩子胸前的一道光亮晃了一下他的眼睛，这一道光亮引起了那个穿干部制服的人的注意，他停了下来，和蔼地询问，小朋友们，这个小东西是哪里来的呀……
那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就是蔡云帜，那个穿干部制服的人就是侦察兵出身的射阳县公安局局长季亚东。
我想起了老蔡在井下干活时说过的那句话，干活也挺好的，累了之后再休息才会轻松，就像赎罪过后那么轻松。这样看来，老蔡同志因为父亲的事情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是有负罪感的，但这种负罪感又很可能是双重地交集在一起的，更是难以理清的。一边是他的父亲，很可能父亲对这个唯一的儿子又非常地宠爱，正是因为他儿时的贪玩行为导致了父亲苦心经营的藏匿暴露，一边又是父亲犯下了令天下人得而诛之的深重罪孽。从得知父亲是个人民的罪人时开始，或者从知道了自己的行为导致了父亲的身份败露时开始，少年的老蔡就开始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十字架在成长着在生活着，他的闷声不语和辛苦劳作几十年，不正认证了他从心理到肉体的一种赎罪么。
还有，老蔡的负罪感也许还有另外一层复杂的因素，那就是在他暮年时，他接近三十岁的儿子蔡功竟亲手制造了杀死四条人命然后纵火焚烧罪案现场的大案。在档案里我遇到了二十多年前井下老段长提到过的那个灭门案制造者老蔡唯一的儿子——蔡功。虽然只是记载了他的名字和出生日期，但蔡功临刑前跪地给老蔡猛磕头以至于昏死过去，执行枪决时已没有意识，穿白大褂戴大口罩的法医一次次矫正耷拉的头，枪声一响，鲜红的血和白得耀眼的脑浆溅了法警一身的画面仍然那么清晰那么强烈地冲击着我。
互联网时代真是了不起，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即使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但你只要输入几个关键词，轻轻点击鼠标，你会发现，那些人和那些事竟然都在互联网的某个链接里鲜活着……
1990年4月1日凌晨，呼和浩特一处小楼突然一声巨响，被惊醒的人们发现小楼已经是烟火冲天。消防警察一边救火一边冲进楼房，在燃烧最厉害的二楼书房里，一家四口横尸于屋内，一对夫妇，一个十五岁少年，一个不到满月的婴儿在大火中成为烧焦的肉段……
法医结论为，四名死者在被燃烧前曾遭到发泄性地杀戮，尤其那个成年男性的上半身布满了被利器猛烈捅刺的孔洞。现场显示，凶手在杀死四人后，不但从容地从厕所放水冲洗了痕迹，而且将煤气搬运至书房，然后纵火焚烧现场，有意破坏掉了作案痕迹。再加上消防人员高压水枪灭火，更使现场一片狼藉，这一切，显然都在凶手的安排之中。从刑侦的角度说，现场有价值的痕迹、物证、足迹、指纹等都被破坏掉了。案发后的四十多天里，内蒙警方在侦破这一案件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排查了大量的利害关系人，甚至因此还挖出了一个黑社会组织，但这些都和被害人找不到没必然的关联性，侦破工作始终原地踏步，被困住了，警方甚至都不能确定作案工具、作案人数，也无法定性是仇杀还是财杀。
事隔多年，我还能记得老段长说过，为破获此案，内蒙警方请来了公安部的破案高手。的确，由于被灭门的家庭主人是呼市一个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商，以前曾是银行行长，牵涉了太多的债务纠纷，社会关系极其复杂。他的一家被灭门，又被纵火焚烧，犯罪手段极其残忍，民众一直高度关注，内蒙古警方面对一片烈火燃烧同时又被高压水枪喷射后的狼藉现场束手无策，所有的刑侦手段都难以有效施展，可以说压力很大。于是报请公安部，公安部派来了刚刚特聘的现场勘查和病理损伤鉴定专家闵建雄到呼市参与侦破此案。
当时公安部为促进全国刑侦战线尽快涌现出一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优秀刑侦工作者，让一批身怀绝技能够解决侦查办案中疑难问题的侦查专家，带动和促进刑侦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经国务院批准，启动了“专家工程”。闵建雄等八名在公安刑侦工作中具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被公安部特聘，成为了共和国刑侦领域的顶级专家。
1990年呼市这起被命名为“4·01”案件已经过去接近三十年了，今天我之所以能较为详细地介绍给你们，是因为这八名刑侦专家被特聘的同时，公安部金盾影视中心在中央电视台也推出了系列电视专题片《共和国刑侦专家》，每一名专家都在专题片里做了专辑介绍，这在互联网上是能搜索到的。
这“八大名捕”也真是各自身怀绝技，在他们的刑侦生涯中亲手破获的大要案，在我看来比经典的侦破小说要精彩的多。闵建雄精于法医理论和罪案现场勘查，不止一次上演过让死者说话的奇迹，在国内法医界独树一帜。经过闵建雄对死者的尸检和现场勘查，被大火和高压水枪破坏掉的最具刑侦价值的信息一条条在闵建雄的脑海里清晰起來，随之，罪案现场也一点点重新建立起来。凶器为质地非常好的双刃带护柄利器，很可能是军用或警用匕首;是由强到弱地杀害;一人作案;案犯熟悉环境并且懂水懂火懂电懂气……一个个结论被记入闵建雄的勘查笔记。 这起案件最令人称奇的是，一天夜里，案犯竟然与公安部派来的刑侦专家闵建雄相遇了。因为案件发生在凌晨两点，一天夜里，闵建雄带领两名警员在凌晨准备再次进入现场，希望有所发现。在接近现场时，看到一个醉汉在那里徘徊，看到有人走近似乎有些惊慌，两名警员上前盘问，醉汉一边摇晃着酒瓶一边说自己是个退伍的消防警察，警员放走了那个醉汉。等两名警员回来，闵建雄随口问了一句是什么情况，过了一会，几个词在闵建雄的意识里闪映起来，犯罪现场、醉酒、心理压力、重返犯罪现场……我不知道该怎样来解释这种现象，我想，这一定是职业的敏感发生了神奇的作用吧。
他们追了出去，沿路狂追那个喝醉的自称是退役消防警察的人，但是，漫漫夜色里，那个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呼市警方马上组织人手调查退役的消防警察情况……
蔡功正是一名退役的消防警察，但到底是什么使蔡功如此愤怒如此凶残，到底是什么样的仇恨让蔡功大开杀戒，然而，这个启用了共和国刑侦专家的大案，这起灭绝人性的杀戮的最初动因却是那么地让人不可思议。
在呼和浩特服役的消防警察蔡功退役后不久就辞去了给安排的工作，获得自由身想趁年轻干出一番业绩来，几年下来，生活并不如意，以至于接近穷困潦倒的边缘。1990年的春节前夕，蔡功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某个拐弯处被一辆豪华轿车别倒，两人发生争执，蔡功被随后涌过来的富商的随从打得鼻口流血，临走，富商朝着蔡功的脸狠狠地唾了一口。在富商被簇拥着扬长而去的那一刻，处于穷困潦倒边缘的蔡功起了杀心，并记住了车号……
人稠广众之中一个小小的摩擦竟引发了这样的悲剧，我不知道共和国刑侦专家闵建雄在案件破获以后，面对这样的案件起因引起了他怎样的思考，电视专题片侧重的是对闵建雄探案传奇经历的介绍，并没有对这起案件所富含的另外层面的东西做出任何的剖析和评论。但当我时隔二十多年后了解到这些时，我似乎能想象和感受到一个踉跄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的最底层小人物有着怎样脆弱而敏感的神经，他极其自卑又极其自尊着，在生活面前他顽强地挣扎着，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又时时看到了自己的卑微和毫无前景的未来。一旦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心都被无情地打碎在地时，绝望会使他产生强烈的复仇和毁灭一切的决绝心理，猛然窜起的复仇烈焰烧毁的可能就不仅仅是他自己了。当然，从社会和时代的广阔角度来看，这犹如漫漫黑夜里燃烧的一支火柴，一闪即逝，是不会留下任何灼痕的。但毫无疑问，这给老蔡带来的痛苦是巨大的，他要默默承受丧子之痛和儿子犯下罪行的另一重的双重煎熬。
前几天，在书上看到一位作家的话，穷人容易残忍，富人需要温柔，觉得他看透了人性中的一些东西。这句话当然不仅指经济上的穷与富，你想想，事业上，精神上，职场里，商场中，在其他许多方面不都是这样么。其实，在常态下，穷人是温柔的是善良的，因为穷人身无长物没有蛮横的底气，所以他小心翼翼温顺柔和。因为穷人的神经是敏感的，其内心其情感也会更丰富，所以他更有可能善解人意温良恭俭。但作为拥有各种条件和资源的“富人”往往是为富不仁的，他们往往会忽略“穷人”的感受，忽略“穷人”也有着同样是或隐秘幽深或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你想，在很多时候，“穷人”他真的没有什么了，可能有的就剩下他那一点可怜的自尊和惨淡的生活了，当你把他的自尊也打碎在地并狠狠地唾了一口，当你让他觉得你都逼得他没法生活了，在绝望中他一定会产生毁灭掉什么的心理。所以，这位作家说穷人容易残忍，而没有说穷人是残忍的。成语有穷寇勿追有困兽犹斗，谚语有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兔子急了也要咬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富人”如果是忘乎所以的是飞扬跋扈的，特别是对“穷人”都毫无怜悯之心了，对弱者都不能给予理解和同情了，那他其实是极其危险的，只是，忘乎所以的他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时时处在了危险的境地而已。所以说，“富人”最忌讳的就是不“温柔”。
我曾有一位朋友，非要怀揣一把锋利的匕首去找总和他“过不去”的领导谈一盘，用他的话说“不行就捅了他！”愤怒的他说出的话让我当场就笑了。他说，他妈个×的，他满山放火都行，我在自己家门前点个小蜡头，他都给我吹灭了！产生“杀掉他得了”这样的想法，并着了魔一样在心里无数次地进行事前演练，我清晰地记得，我也有过两次。还有一次是单位的一个领导跟我们总经理说我将食堂的馒头“偷”回了家。没几天，我就知道了这件窝火的事情。那段时间我非常想不开，非常压抑，精神压力也大，竟因为精神紧张心理压力过大患上了面瘫，脸都歪了。那次，我曾决定在他步行上下班（他非常注重养生）必经的闲置已久的运输铁路线上暴打他一顿。后来，因为我正上托儿所的儿子的一句话，我决定放弃那次行动。那个欠我一顿揍的领导到现在都不知道，正是我儿子的一句话，他脱过了我的一顿暴打，他该感谢我的儿子才對。
这些事情，我想，时机成熟，我会把它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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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蔡云旗被射阳县公安局逮捕。但在进一步调查蔡云旗的历史问题时，发现蔡云旗在1949年时已经填过一张自首登记表，表上显示他是陈明仁率领的起义部队的一名下级军官，在部队遣散时选择了回乡务农。由于证据不足，蔡云旗被关押73天后又得到释放。也许他以为躲过了那一次凶险从此就可以平安无事了，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高级特务万万没有想到，那一道晃过射阳县公安局长眼睛的光亮已经变成巨大的问号深深地刻在了季亚东的脑海里。从此，蔡云旗这个人物便纳入了射阳公安的侦查视线，一部真实版的《无悔追踪》已悄悄地展开……
在盐城专员公署公安处的支持下，射阳县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经过数年的秘密内查外调，上海、昆明、南京等地询问证人和查找档案，最终掌握了一系列的确凿证据，在1957年4月将蔡云旗逮捕并提起公审。
1956年，十七岁的蔡云帜参军，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老蔡的光荣参军是不是精明的父亲出于对他自身处境或儿子未来的某种考虑，我们不得而知，但现在看，那时让儿子成为一名军人似乎是最好的安排。 蔡云旗最终被执行死刑，但也许蔡云旗的命运故事注定不是几笔就能写完的，在最后下达死刑判决前，此案竟然惊动了共和国的几位最重要的领导人。
1957年7月2日，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蔡云旗涉李公朴、闻一多被杀一案进行审理，当时主要从收集的证据来看，蔡云旗在此案中并非主犯，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十四天后，新华社向海内外发布了一则新闻：曾经积极参与暗杀爱国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蔡云旗，已于7月2日，被江苏省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这一条不足百字的新闻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各地群众反响强烈，大多认为判刑太轻。有人就写信给一些领导，强烈要求重审该案。
要知道，当年两位民主人士遇害时，这几位共和国领导人都曾电唁过其家属的，对群众如此强烈的反应，当时最高领导们是否作了批示和作了怎样的批示，目前无资可查。但很快的，在8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就發函给江苏省高院，望该院速就此案判决加以审查。江苏省高院随即撤销了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于该案的刑事判决，裁定发回重审。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蔡云旗的死刑判决已经不可逆转，蔡云旗终于在1958年的4月26日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被执行了死刑，终年42岁。这个年纪应该是一个人最为成熟的年纪吧，这个年纪的人如果还有抱负也正是应该大干事业的年纪，就是还能做很多事情，也还有很多事情正需要他去做。从最百姓的角度说，他的儿子才刚刚成人，还有父母和妻子需要照顾吧。不知道蔡云旗临刑前，对自己的一生做没做过总结又做了怎样的总结。
总之，他的一生结束了。
而现在，我在他儿子蔡云帜的档案中看到，他儿子的一生也结束了。在档案的最后一页，是一张比烟盒大不了多少的死亡证明贴在一张档案纸上，这是老蔡作为一个生命在人世间留下的最后一份记录，2001年11月8日，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那天，我在干什么呢，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这便无从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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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老蔡的档案，眼前总是浮现出老蔡手托烟斗一口一口喷着烟雾的样子，挥之不去，难以消散。突然，一个念头电光石火般地在我的脑海里一闪，对，还有那个他父亲留给他的唯一的一个念想——斯大林烟斗！档案里当然不会有关于这个烟斗的记载。在这里，我只能做一些合理的推想了。
应该是，1958年的时候，蔡云旗在临刑前或者直接或者托人转交给儿子蔡云帜一个烟斗作为纪念，并告诉儿子这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一个烟斗。从老蔡与我说的只言片语中可知，这个烟斗是当年一个外蒙古国驻苏联的一个大使避难到中国时送给蔡云旗的。
从可供查阅的二战史料书籍和网络信息资源上看，1935年12月，在蒙古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场外交招待会上，铁腕的斯大林粗暴地训斥和嘲讽担任过蒙古国第二任总统和得到其支持时任第九任总理的蒙古国领导人根登，对根登没有很好地执行他的对蒙古国宗教阶层的清洗政策十分不满。根登这个人，内心有着很深的宗教情结。嘲讽与凌辱，激怒了有着蒙古人特有的冲动与血性且已经喝了不少酒的根登，愤怒瞬间爆发，破口大骂。就在现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之际，蒙古国领导人冲过去，一把夺过斯大林的烟斗，扔在了地上，并就势掀翻了酒桌。这是一场非常著名的外交闹剧。斯大林脸色很难看，很快被随同官员们劝走。结果是根登因此遭到了报复，回到蒙古国后很快被免除了职务，并被骗到苏联黑海疗养，其实是软禁起来了，接着被逮捕。1937年底，根登以反革命罪和日本间谍罪的罪名，在莫斯科被处决。
在这个外交闹剧中，斯大林的一只烟斗被根登抢下来扔在地上，这是任何一个版本中都被提到的细节。老蔡手里的那个烟斗，会不会就是那场外交闹剧中的烟斗呢？是不是捡起烟斗的那个蒙古国外交官，后来辗转到中国时，为报答给予庇护之恩的那个中国人，而把烟斗送给了他？而这个人就是蔡云旗呢。也有可能是，蔡云旗知道了某人拥有这个烟斗的来历后，以他特有的手段搞到了烟斗。这对具有特殊身份和特殊手段的蔡云旗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有个问题，按老蔡的说法，烟斗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罗斯福与斯大林这两个巨人一生中只有过两次会面，第一次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第二次在1945年的雅尔塔。在所有介绍这两次著名会面的细节中，都没有提到过罗斯福赠送斯大林烟斗。第二次会见是斯大林作为东道主在苏联本土雅尔塔招待罗斯福与丘吉尔的。记载显示，斯大林觉得会见的是贵宾，就拿出烟卷招待罗斯福和丘吉尔。罗斯福没有看到斯大林的烟斗，曾开玩笑地问道：斯大林同志，你的大烟斗哪去了？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两年前的第一次会面，罗斯福应该没有送过斯大林烟斗作为纪念。如果送过的话，斯大林不会不用那个烟斗表达对老朋友的尊重的。斯大林作为一个老政治家不会不懂外交礼节，从而让罗斯福问出那样令他尴尬的话。
就算罗斯福在这两次会见中赠送过斯大林烟斗，那根登怎么会在1935年摔了斯大林1943年或1945年拿在手里的烟斗呢？这在时间上根本说不通。如果老蔡手里的烟斗就是被根登夺下扔在地上的，并且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那只能是罗斯福在1935年之前在还没有同斯大林见面时通过外交渠道赠送的。没有会面的领导人之间互赠礼物，这在国际外交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从那个烟斗本身来说，在我依稀的印象里，它通体暗红，光滑温润，有沉甸甸的手感，确实有那么一种非凡的气韵。在想象里，如果把它嫁接在斯大林手中，会是什么样子呢？在许多人的印象里，斯大林都是一副左手微屈拿着一个大烟斗，或直接叼着烟斗在伏案工作，当然少不了那两排浓重的胡须。斯大林确实喜欢烟斗，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烟斗，在与人谈话或小型会议研究工作发言时，往往是嘴里含着烟斗并开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然后旁若无人地说着话并开始慢慢地吸烟斗。一般来说，斯大林在抽烟斗时思想都是高度集中的，所以他说出的话条理分明、简明扼要，听众很容易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同时他边走边谈的样子使人觉得更为亲切，同时也显露出他作为最高领袖的风度。在斯大林的上衣口袋中，里面放着烟斗和火柴，他喜欢掰开香烟，从里面取出烟丝，再装入烟斗中继续抽。 不管怎么说，烟斗已经成了斯大林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斯大林的烟斗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特殊作用，就是要掩盖他左手的残疾。1917年，他曾对第二任妻子娜杰日达解释过，小时候，有一辆四轮马车从他手上轧过，当时没钱请不起医生，伤处溃疡了，导致胳膊没长好，手就伸不直了。有专家在苏联已经解密的档案中的斯大林《病历》中找到了这个说法，这个病历是根据斯大林的口述记下的，左手肩关节和肘关节萎缩，原因是6岁时碰伤后肘部长期溃疡。
斯大林的一生应该用过许多烟斗，他用的烟斗无疑都是上等货，如果是罗斯福一样的人物赠送的，当然就具有了别样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也是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斯大林这位钢铁元帅在这场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苏联人曾这样形象地赞颂过他们的最高领袖，说二战就装在斯大林的烟斗里。还有一副很著名的二战题材的绘画，有个很醒目的标题——斯大林同志的烟斗喷倒了人民的敌人。
1972年尼克松访华由周总理陪同用餐时用过的一双筷子，被现场的一位记者趁人不备快速装进了口袋。水门事件尼克松下台后，有人出重金收藏了这双具有纪念意义的筷子。今天这双筷子就放置在尼克松总统博物馆中。同样，斯大林的烟斗也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烟斗了，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所以说，老蔡手里的烟斗如果是斯大林用过的，已经很有文物收藏价值了，更不要说罗斯福总统送给斯大林的了。
那个烟斗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那组雕刻，斯大林和罗斯福在对弈，虽然经过这么多年，我还是能记清那两个雕刻人物毫发毕现，形神兼备，确定是斯大林和罗斯福无疑。
我花费心思不厌其烦地在网上搜寻，在网上那么多的烟斗收藏品中，确实没找到雕有斯大林和罗斯福对弈图案的烟斗。看来，这还真不是当时我不以为然认为的那样，不过是大批量生产的斯大林牌子的烟斗而已。现在来看，好像不是那样。
那这个被老蔡仔细放在特制的小口袋里的烟斗，看来是有些特别了，但我怎么才能找到重要的线索或者答案呢？应该说，老蔡的父亲蔡云旗也真是有些特殊经历的，被处决前对交给儿子的唯一信物也是有说明的。他要不确定应该是不会瞎说的。临死的人是不会说假话的。我说的这个假话是对说话的人内心而言的，而不是指事物本身的真与假。
终于查到的一则记载让我眼前一亮，美国一个国际象棋代表团在访问苏联时曾送给斯大林一个特别礼物，是一个雕有斯大林和罗斯福对弈造型图案的烟斗，记载说斯大林特别喜欢这个烟斗。但这是1946年的事情，而罗斯福在1945年的4月份已经因为突发脑溢血逝世了。显然，罗斯福是不会在逝世以后委托象棋代表团送给斯大林礼物的，但斯大林的手里终于出现了一个雕有这样图案的烟斗了。如果真是这个烟斗，那这个烟斗又怎么到了蒙古国外交大使手里呢？最后又怎么到了蔡云旗手里？这中间的环节恐怕永远也难以落实了，我只能根据这些有限的信息进行推测甚至假设了。
那段时间里，为了求证老蔡的烟斗，我脑袋里像在放一部大型史诗片的精彩花絮，时空交错，影像重叠。一会是二战巨头们的风云际会，一会是老蔡劳作的身影在巷道里忽大忽小忽高忽低;一会是斯大林左手端着烟斗在来回踱步思考着如何做出最后的决策，一会是笼罩在烟雾里嘴里含着烟斗的老蔡坐在巷道里一口一口地不停喷着烟;一会是穿着国民党军官服的蔡云旗在策划着什么特殊行动，一会是身着解放军军装的警卫连班长蔡云帜在执行警卫任务;一会是罗斯福与斯大林在喷云吐雾地对弈，一会又是根登一下夺下斯大林的烟斗摔在地上接着掀翻了桌子……
现在，这些人都去世了，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对与错是与非全都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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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老蔡的一生以档案的形式静悄悄地摆在我的桌上，我能说看了老蔡的档案就了解老蔡了么？老蔡的一切是我看到的这些么？我对老蔡的一些想象和猜测有多少是对的呢？
老蔡的烟斗是不是斯大林的，又是不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我没有找到答案。我感觉好像也无法找到答案了。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结尾。我经常会在写不下去的时候，一个人到江边走走，想想怎么往下写，或者干脆就不想这些事情。
东北刚过了年，还是很冷，有风，江边的雪一点都没化。走累了，干脆就坐在江堤的雪里，雪很厚，一坐下，整个人就像坐进很深的沙发里，很舒适。
天有些黑了，还能看到我面对的东山的轮廓，整个东山是一片大坟场。我们这个坐落在长白山脚下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隔鸭绿江相望的地质储量丰富含铁品位极高的于1938年日本人建立的矿山，曾遭到小日本疯狂的掠夺式开采。建矿80年以来，所有去世的人都会葬在东山上，山上坟挨着坟，有一种别样的拥挤别样的热闹。我看着暮色中的东山，就想，老蔡他也是葬在那里的，挤挤挨挨中一定有一堆隆起的土包是属于他的。
他去世的时候是2001年，我们这个地方是2005年才开始实行火化的，这个我有印象。那么说，老蔡是没有火化就下葬的，那么，他现在就一定是以一具白骨的形式躺在我对面的东山上的一堆土包下的，空洞的骷髅没有表情，牙齿散落，那缕山羊胡没有了，腿骨和手臂像被摆放过一样很规整。那具白骨应该长长的，因为他的个子很高。
我想到了他的那双在那个我酒后遇到他的春天里握过我的大手，手指骨一节一节地摊开着，现在是一点力道也没有了。那个他说的斯大林的烟斗会不会被他带进了坟墓呢，现在那个烟斗就在他已经摊开着的手指骨上，或者被他揣进兜里就散落在白骨旁，会不会呢。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说，这座坟山上，还埋葬着一个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烟斗，如果它真的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
想到这，我突然有点兴奋，就掏出烟来点燃，一口烟深深吸入我的肺部，我屏住呼吸，让烟在我的肺部缓慢回旋着，又想到老蔡也是抽烟的，就一边往外喷吐着被我的肺叶过滤过的烟，一边恭敬地将那支烟插在身旁的雪上。再点一支吸着，吸到一多半的时候，我偏头看了一眼插在雪地里的那支烟，它没灭，正在微微的冷风里闪着红红的火亮……
責任编辑：张天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