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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投资》对张毅的采访中,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她的个人魅力包括理解问题、语言风格、性格特点等无疑对她的融资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尽量体现这一点,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未加雕饰,保持了采访中张毅语言的原汁原味。
一个风险投资机构害了我
1998年5、6月份的时候,我还在摩根斯坦利工作,当时我写了一个叫"天天通"的投资方案,是跟电信运营有关的一个技术型公司。拿着这个方案我找了几家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最著名的像英特尔、高盛等。在看过"天天通"这个计划书之后,英特尔美国方面的负责人表示很感兴趣,就带着我跟他们北京的负责人见了面。北京的负责人看了这个计划书以后,同样说很好,并说他们应该会考虑投资给我。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跟风险投资打过交道,我在摩根斯坦利做的是投资银行,全都是跟大公司的基金在打交道。所以,在听了英特尔的话之后,我就毫不犹豫地正式向摩根斯坦利递交了辞呈,专心于把这个计划写得更好一些。
大概是辞职后的第3天,我怀着很高兴的心情第三次去了英特尔,没想到他们给我派了一个特别苛刻的中国人,这个人见了我之后,就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他说得很清楚:"你这个东西简直一无是处,我们不可能投资你。"但这时候,我已经正式递交了辞呈。
离开英特尔之后,我心里惟一在想的就是"英特尔把我给害了"。原因在于他们的沟通很不畅,似乎一项决议是很随意的。当时我就觉得,英特尔的投资这部分早晚是要失败的。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他们投的乱七八糟的,往往是想投就投,不想投就不投,没有一个原则。他们所谓的原则是英特尔投资的项目要能够直接对英特尔的产品带来效应。但这一点是非常难以衡量的。其实投资不应该只看它对公司本身现有产品的影响,更应该看的是它的资本回报,只要行业对路就可以了。所以,在我看来,英特尔的投资比较乱,不讲究回报,对回报的要求很随意。
但英特尔当时给我的一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依你的这个投资方案,你不要找任何风险投资家,没有人会给你投资的,你只能去找个人投资者,就是天使投资人。当时虽然非常生气,但我还是听进去了这句话。所以,我掉过回头去,就再也不找任何一家风险投资了,我只找天使投资人,就是那些很富有的个人。我了解到,天使投资人跟那些正规的风险投资公司的区别是,天使投资人不看你的商业计划书,它看的是你这个人,看你这个人是不是有能力,是不是可信任,是不是有毅力,是不是有当领导者的潜在素质,眼光是不是长远并敏锐,是不是有创造力,等等,总之,它投得是人,不是一个公司;而风险投资公司要看你的商业计划书、业务模式、管理团队、投资回报等。我想,没有退路了,那就去找天使投资人,也看看我是不是他们愿意投资的人。
找到那些富有的嗅觉灵敏的天使
当我掉头去找天使投资人的时候,在不到半年的时间,我融到了我需要的所有的资金。这就是我的第一轮融资。
有些人说,是不是因为你在摩根斯坦利认识了很多人,这能帮助你很顺利地找到天使投资人并拿到他们的钱。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认识的那几个天使投资人,从认识他们到他们给我投资,不超过半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完全就像你今天认识我,过了半个月我就从你那里拿到了钱一样。在一开始,我与我的天使投资人就是与陌生人的关系。
我还记得,我的天使投资人中投得最多的那个人,他投了30万美金给我。他就是在见了我之后的第三天,他就把钱给我了。他与我谈了4个小时的话,问我从小是怎么长大的,怎么上的学,怎么进的清华,怎么去的美国,怎么读的MBA,怎么进的摩根斯坦利,现在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公司,等等。问完之后的第三天,他就把钱给我汇过来了。那时我们还没有签合同,什么都没有签。所以,天使投资人投的不是公司,而是人,他相信我的能力。
天使投资人认为看你的商业计划书不如就就看你这个人,当然,他不是看你这个人长得好看难看,身高体重,投资人要看你过去所做了什么事情,怎么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等。在很短的时间内,例如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时间内,你要让他了解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要争取他的投资,你可能给他带来什么,这也是建立一个很深的个人信任的过程。我觉得这就像争夺一个好的工作、一个好的机会,你要凭个人能力在很激烈的竞争当中胜出。并不是说你张牙舞爪或者大吹大擂就行,一切都是本色的表现。天使投资人对是不是你本色的表现有最灵敏的直觉,而且他能很快断定你说得是不是真的,以及你真正的能力是不是如你所表述的那样。
所以,我从摩根斯坦利辞职到拿到天使投资人的钱,前后不过20天的时间,共融得100万美金,够我们花半年到1年的时间。这说明,别人对你的打击是件坏事,也是件好事。但是如果你根本不去听别人说什么,那么你可能就一条道一直走下去,直到走入死胡同。既然英特尔告诉我,风险投资公司不会理睬我的,那么,我就不再去找风险投资公司。所以,当时我就迅速掉头。现在看来,在别人刺耳的话里挑出对自己有用的话来是多么明智啊。
我找的天使投资人比较分散,这是为了风险回避。因为依我在投资银行工作的经验,投资人分布的地区越广越好,因为这个人不能帮你,那个人能帮你,整个能帮你的人就比较多了。另外,世界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总有不平衡和时间差异。这里不好那里好,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就是我的原则。所以,我的天使投资人分散在好几个国家。
风险投资为我狂
在我拿到第一轮融资之后,我就接着把我的商业计划书写得更详细一些,产品也开始开发起来。但这时候,更为明确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我必须要拿到第二轮融资。如果没有第二轮融资的话,所有的商业计划都不可能实施。我的天使投资人也都清楚地告诉我,"你拿到第一轮钱所有的作用,就是让你找到一个商业模式,从而你可以写出一个好的商业计划书去拿到真正的机构投资人的钱。"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去找风险投资。所以,在第二轮融资之前,我始终怀着对风险投资既爱又恨的感情。我知道,我不要轻易碰他们,除非我认为我一碰他们,他们就能接受我,否则,我是不会去碰他们的。所以,第二轮融资之前,我在产品开发及业务拓展发展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这样,1999年11月的时候,我认为去找风险投资公司的时机基本成熟了。我决定先在12月份摸清楚当时的市场环境。12月份是个休假期,国外在过圣诞节,中国在过新年。很多人在12月中旬以后,就不再工作了,一般决定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做的。但是,我相信,投资往往是在一种非常休闲的状态下产生的。所以,我在12月份的时候去了美国加州。在跟很多当地圣诞或者party派对人士一起聚会当中,认识了很多已经上市的成功的私人企业家,也有了自己的意向。于是,第二年我们准备正式在1月中旬的时候进行路演。可是,当时我的一个主要投资人,突然走不开身了。他是新加坡电信的董事长,而那时侯新加坡电信要收购香港电信,香港电信里面又跳出李泽楷跟他抢。他们二人每天都在抢香港电信,就顾不得我的融资了。所以,最后我们不得已只能在亚洲、香港和新加坡随便找几家风险投资人来试,没有去硅谷进行路演。
最后,我们在2月初的时候开始做第一次路演,整个路演共花了10天左右的时间,见了大概将近15家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是这样的,要是没有第一家想投你,谁也不想投;要是有一家投了,谁都跟着投。他们是跟羊的,是跟风的。所以,我们的第一任务就是确定一个主投资方。当时有几家愿意做主投资方的风险投资公司,给我的出资各不相同。我挑了一个中间价,不高不低的。因为出资最高的那家将时间拖得很长,出价中间的那家同意第二天就可以定下来,虽然高盛也说可以马上定下来但是它出价最低,所以,我最终选择了中间那家。当时我的董事会有些争议,认为我应该抓住出价最高的那家。我说,我不愿意找出价最高的那家,因为担心它在拖时间的过程中出意外。我依据以前做包装上市和兼并重组等大项目的经验知道,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出现大的意外,从而整个棋就可能死了。所以,我不贪心不要最高资金,也不求名不要最好的品牌高盛。我的选择非常实际,我就是要最快,我知道,时间是最重要的,是唯一不可替代的资源。名声我可以以后再找,更多的资金我可以在公司继续发展的基础上再找,只有时间是失去就失去了,无法弥补。最后,整个董事会还是拖了10天,才决定同意出价中间的那家做主投资方。
如果说,赢得天使投资人完全是靠我自己的话,那么等到我去找机构投资人的时候,天使投资人则帮了我的大忙。因为后来给我投资的一些机构投资人,几乎都是那些天使投资人自己的网络。这多家机构投资人里,真正跟我一对一见面谈过的,只有2家。其他4家都是由于我的天使投资人和领投投资人把我公司的情况介绍给他们的关系户,结果别的机构投资人就同意了。然后就派他们的经理来一起做尽职调查。所以,我第二轮融资应该说相当的顺利,而且相当迅速,整个过程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全部完成了。从我启动路演,到融资的3000万美金全部到位,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而且是在股市最好到崩盘之前这段时间做的。
当时的风险投资还未走出关于神话的传说,再加上风险投资跟风的特性,使得风险投资对我的融资计划趋之若骛。
虽然我们没有去美国做路演,但在我们亚洲各地区做路演之后,同意给我们融资的资金数已经超过了1亿美金,而本来我们计划融资3000万美金。我们赶紧说,行,停了,我们不能再谈了。那些想投我们的人,每天还在打电话"骚扰"我,几乎是求着我把股票卖给他,求着我多分一些股份给他们,甚至悄悄地求着我把个人股份卖给他们一点。其中有一个欧洲的投资体,它是由四、五百个富有的个人组织在一起的投资基金。这个投资基金的负责人希望我能去欧洲做路演,让这四、五百个人中感兴趣的人去听我们这个故事,然后再去分配他们所拿到的那部分资金。结果我去了一趟欧洲,连着开了4、5个会,其中很多是像诺基亚这样已经很成功的大公司的管理者或者发起人。他们听完我的路演之后,表现出让我吃惊不已的兴趣来。我在欧洲的那几天,也是不断地受到"骚扰"。有人就说"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一定要把你的股份考虑卖给我一些,你讲的是我们特别特别喜欢的故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效果,我想是因为在欧洲关于中国的故事很少,那么欧洲投资人在听到一个好的中国故事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想投。这是供需的问题。那边需求量大,但是供应少。所以,在那家投资基金想让我去欧洲做路演的时候,我就同意了。
然后,我都回来了,我们的融资也已经全部结束了。然而我发现我们银行帐号上还在不断地进钱,甚至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因为有不少人就想,"我先把钱给你寄过去,你愿不愿意给我股票你自己看着办"。所以,我当时很头疼的一件事是,银行拿过来一张汇款单,只有钱数,对方只有一个帐号,没有姓名,或者只有一个公司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该跟哪个人对号去,因为根本不在我们融资对象的范围内。最小的一笔大概是50万美金。挺可笑的,当时我还要花很多精力把钱给准确地退回去。我记得有一个人就每天给我打电话,又发传真,又发e-mail,说,我求求你了,你只要肯收我的钱,你什么价格都可以要。我曾经跟我的董事长商量说,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钱进来,不如我们就把这些钱留下来,多发些股票算了。结果董事长不同意,他说,一个公司说发行多少就是多少,不能再多发了。
所以,当投资人喜欢你的创业计划,跟风效应起来之后,他们像发疯了似的。但是融资就是融资,结束了就是结束了。再多的人要进来也不能再进了,融资是很规范的事情。
现在我们有100多位天使投资人,有TDF技术投资基金、香格里拉的控股方嘉里集团、日本的光通讯、欧洲几家电信设备生产商的创始人成立的基金等多家机构投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