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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7日，周恩来第四次大手术后的第十八天。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他终日卧床不起，不得不取消了所有的接待活动和日常散步。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这一天，周恩来嘱秘书转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托王冶秋将此情况转达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辞海》编辑委员会，在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中，须将此史实写入，以免湮没无闻。
1975年12月，周恩来的指示，通过时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金冲及，传达到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
辞书修订
时任辞海编辑所副总编、后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的巢峰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编辑《辞海》，每一个词条都必须反复考证，有证明材料，不能出错。而周恩来的这个说法虽然权威，但却缺乏资料证明。调研的任务，交给了历史地理编辑室主任谈宗英。
1936年，《辞海》第一次出版，由时任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所长舒新城主编。1957年，已经退休的舒新城向毛泽东进言，建议再次修订《辞海》，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次年，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舒新城再次主持《辞海》的修订工作，直至1960年去世。
1959年，29岁的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谈宗英被借调到辞海编辑所，参与了该版《辞海》的修订工作，负责历史类词条。
“杨度”词条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有关杨度的资料很少。他们只知道，袁世凯死后，杨度可能去了上海，但没有查到可靠的记载。他们还找了上海市文史馆副馆长陶菊隐的书来看。陶菊隐当年是行走在老上海滩的记者，他在文章中曾提及，杨度晚年与共产党人走得很近。当然，这个说法不可能在词条中得到采用。
1965年4月，《辞海》（未定稿）在内部发行。关于杨度的词条写道：
杨度（1875～1932年），近代政客。字皙子。湖南湘潭人，王贻运门生，留学日本。1902年与杨笃生创刊《游学译编》，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破坏革命，拥袁窃国。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院参政，次年勾结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组织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1916年袁世凯死后被通缉，流寓上海。
“未定稿”本拟第二年定稿发行，但“文革”爆发，新修订的《辞海》没能出版。
1971年3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指示，要继续修订《辞海》，并将其纳入国家出版计划。在“工宣队”和“军宣队”领导的大批判下，这项工作断断续续。
1974年，中宣部、中组部、外交部、国家民委、国务院侨办、国家宗教事务局等部门组织力量，开始审定《辞海》条目，修订工作才步入正轨。
“筹安会六君子”之首、历史教科书中的“帝制余孽”，忽然成为周恩来口中的共产党员，让谈宗英大吃一惊。84岁的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接到任务后，他开始搜集历史资料，寻找杨度后人。
“二等公民”
杨度有2个妻子，8个孩子。大太太黄华育有2子：杨公庶和杨公兆。二太太徐粲楞育有3子3女：杨云慧、杨云碧、杨公素、杨公敏、杨云洁、杨公武。
杨公庶和杨公兆1914年留学德国，分别攻读化学和地质学。1915年末袁世凯称帝后，他们被留学生中的进步组织摒除在外。两人不再关心政治，埋头读书，得到博士学位后才归国。
其他几个子女则一直在杨度身边长大。长女杨云慧记得，中学时上历史课，老师讲袁世凯复辟时，提到“助纣为虐”的杨度，话说得很不好听，她埋着头，唯恐周围人知道自己就是杨度的女儿。
杨度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了建国后。
1952年，杨公庶的小儿子、17岁的杨友麒参加高考，因成绩优异被选入留苏预备班。一年后，全年级有1/3的同学因为出身问题被刷了下来，他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之前，他和所有17岁的孩子一样，懵懵懂懂，不关心政治。这次，他受到了很大打击，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二等公民”。
他选择了有苏联专家的大连工学院化工系。因为俄文免修，他自学了英语，大三后又自学了德语。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多次申请入党，“久经考验”后，才终于被吸纳入党。
相比之下，哥哥杨友龙比他幸运。
1951年，杨友龙考上清华大学机械系，一年后入党，曾担任过学生会副主席，毕业后留校任教。“文革”时，他从未因为杨度的原因被批斗。“文革”结束后，他进入北京市经委任总工程师，直到退休。
一直以来，关于杨度的真实身份，在杨家是一个复杂难言的问题。杨友麒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建国前就已经知道，祖父和共产党走得很近。谈宗英等人在杨家收获不大。他们向北京有关部门去函征询情况，也没有结果。因为当时历史地理编辑室任务繁重，他们很快投入到其他词条的准备工作中去了。
“杨度确是同志”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78年。
这年7月30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难忘的记忆》，披露了周恩来嘱咐他为杨度恢复名誉一事。
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时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的文章《关于杨度入党问题》，文章白纸黑字地写道：“杨度确是党员，确是同志。”李一氓说，他1930年就听说，杨度是党员。此外，在上海的中共中央1930年出版的《红旗日报》的报头，就是杨度题的。
同样在这一版，还刊登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组副书记夏衍的文章《杨度同志二三事》。夏衍在文章中说：“现在，知道杨度是‘筹安会六君子’者多，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者少，因此，跟他有过工作关系的人，有实事求是地说明事实、表扬他的晚节的责任。” 夏衍写道，李大钊牺牲后，杨度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和章士钊奔走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周济遇难者家属。1929年秋，经周恩来批准，他加入了中共。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组织上决定，由夏衍和他单线联系。
夏衍每月跟他联系一次，给他送去党内刊物和市面上买不到的“禁书”，也与他谈论国内外形势。他则不止一次地把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经由夏衍转给上级组织。夏衍最初只知这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才知道，这便是鼎鼎大名的杨度。
夏衍回忆，杨度曾对他说：“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我拒绝和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指孙中山）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孙中山先生认过错;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了错。”
对自己的入党动机，杨度曾跟夏衍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
从丙等到乙等
有了王冶秋、夏衍和李一氓等人的相关文章，周恩来交代的任务可以完成了。
谈宗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辞海》的编辑中，历史类词条分特、甲、乙、丙、丁5个等级。特等就是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词条，甲等是孔子、汉武帝等。丁等是最低一级的，如某个皇帝的年号。等级越高，字数越多。他的印象中，“杨度”词条从原来的丙等提升到了乙等。
重要的条目，会送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普通词条则由编审（上海各出版社都派了编审参加审稿工作）审定。“杨度”词条由辞海编辑所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主编陈旭麓（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执笔修改，经辞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和总编三审定稿。谈宗英记得，因相关资料详实可考，“杨度”词条没有专门送审。
最终修订的“杨度”词条，约276字：
杨度（1874～1931年），近代湖南湘潭人。字皙子。王贻运门生，留学日本。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与杨笃生等创刊《游学译编》，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院参政，次年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联名组织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袁世凯死后被通缉。后倾向革命，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前后，他曾多方营救。晚年移居上海，加入中国互济会及其他进步团体。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在词条中，杨度的生卒年均做了更正。同时，“破坏革命”、“拥袁窃国”、“勾结”等负面定性词语都消失了。
巢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回过头去看，杨度为党所做的贡献，当时说得还不够多，可以再增加更多的细节。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本文作者：徐天）（图片 50 （3）.jpg 图注：1905年，在日本留学时的杨度。 50 （4）.jpg 图注：1920年，杨度和家人在长沙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杨云慧、杨云洁、二太太徐粲楞、大太太黄华、 杨度母亲、杨度、杨云碧、杨公素、杨公敏。长子杨公庶和二儿子杨公兆在德国留学，最小的儿子杨公武尚未出生。）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这一天，周恩来嘱秘书转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托王冶秋将此情况转达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辞海》编辑委员会，在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中，须将此史实写入，以免湮没无闻。
1975年12月，周恩来的指示，通过时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金冲及，传达到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
辞书修订
时任辞海编辑所副总编、后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的巢峰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编辑《辞海》，每一个词条都必须反复考证，有证明材料，不能出错。而周恩来的这个说法虽然权威，但却缺乏资料证明。调研的任务，交给了历史地理编辑室主任谈宗英。
1936年，《辞海》第一次出版，由时任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所长舒新城主编。1957年，已经退休的舒新城向毛泽东进言，建议再次修订《辞海》，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次年，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舒新城再次主持《辞海》的修订工作，直至1960年去世。
1959年，29岁的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谈宗英被借调到辞海编辑所，参与了该版《辞海》的修订工作，负责历史类词条。
“杨度”词条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有关杨度的资料很少。他们只知道，袁世凯死后，杨度可能去了上海，但没有查到可靠的记载。他们还找了上海市文史馆副馆长陶菊隐的书来看。陶菊隐当年是行走在老上海滩的记者，他在文章中曾提及，杨度晚年与共产党人走得很近。当然，这个说法不可能在词条中得到采用。
1965年4月，《辞海》（未定稿）在内部发行。关于杨度的词条写道：
杨度（1875～1932年），近代政客。字皙子。湖南湘潭人，王贻运门生，留学日本。1902年与杨笃生创刊《游学译编》，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破坏革命，拥袁窃国。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院参政，次年勾结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组织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1916年袁世凯死后被通缉，流寓上海。
“未定稿”本拟第二年定稿发行，但“文革”爆发，新修订的《辞海》没能出版。
1971年3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指示，要继续修订《辞海》，并将其纳入国家出版计划。在“工宣队”和“军宣队”领导的大批判下，这项工作断断续续。
1974年，中宣部、中组部、外交部、国家民委、国务院侨办、国家宗教事务局等部门组织力量，开始审定《辞海》条目，修订工作才步入正轨。
“筹安会六君子”之首、历史教科书中的“帝制余孽”，忽然成为周恩来口中的共产党员，让谈宗英大吃一惊。84岁的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接到任务后，他开始搜集历史资料，寻找杨度后人。
“二等公民”
杨度有2个妻子，8个孩子。大太太黄华育有2子：杨公庶和杨公兆。二太太徐粲楞育有3子3女：杨云慧、杨云碧、杨公素、杨公敏、杨云洁、杨公武。
杨公庶和杨公兆1914年留学德国，分别攻读化学和地质学。1915年末袁世凯称帝后，他们被留学生中的进步组织摒除在外。两人不再关心政治，埋头读书，得到博士学位后才归国。
其他几个子女则一直在杨度身边长大。长女杨云慧记得，中学时上历史课，老师讲袁世凯复辟时，提到“助纣为虐”的杨度，话说得很不好听，她埋着头，唯恐周围人知道自己就是杨度的女儿。
杨度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了建国后。
1952年，杨公庶的小儿子、17岁的杨友麒参加高考，因成绩优异被选入留苏预备班。一年后，全年级有1/3的同学因为出身问题被刷了下来，他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之前，他和所有17岁的孩子一样，懵懵懂懂，不关心政治。这次，他受到了很大打击，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二等公民”。
他选择了有苏联专家的大连工学院化工系。因为俄文免修，他自学了英语，大三后又自学了德语。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多次申请入党，“久经考验”后，才终于被吸纳入党。
相比之下，哥哥杨友龙比他幸运。
1951年，杨友龙考上清华大学机械系，一年后入党，曾担任过学生会副主席，毕业后留校任教。“文革”时，他从未因为杨度的原因被批斗。“文革”结束后，他进入北京市经委任总工程师，直到退休。
一直以来，关于杨度的真实身份，在杨家是一个复杂难言的问题。杨友麒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建国前就已经知道，祖父和共产党走得很近。谈宗英等人在杨家收获不大。他们向北京有关部门去函征询情况，也没有结果。因为当时历史地理编辑室任务繁重，他们很快投入到其他词条的准备工作中去了。
“杨度确是同志”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78年。
这年7月30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难忘的记忆》，披露了周恩来嘱咐他为杨度恢复名誉一事。
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时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的文章《关于杨度入党问题》，文章白纸黑字地写道：“杨度确是党员，确是同志。”李一氓说，他1930年就听说，杨度是党员。此外，在上海的中共中央1930年出版的《红旗日报》的报头，就是杨度题的。
同样在这一版，还刊登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组副书记夏衍的文章《杨度同志二三事》。夏衍在文章中说：“现在，知道杨度是‘筹安会六君子’者多，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者少，因此，跟他有过工作关系的人，有实事求是地说明事实、表扬他的晚节的责任。” 夏衍写道，李大钊牺牲后，杨度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和章士钊奔走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周济遇难者家属。1929年秋，经周恩来批准，他加入了中共。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组织上决定，由夏衍和他单线联系。
夏衍每月跟他联系一次，给他送去党内刊物和市面上买不到的“禁书”，也与他谈论国内外形势。他则不止一次地把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经由夏衍转给上级组织。夏衍最初只知这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才知道，这便是鼎鼎大名的杨度。
夏衍回忆，杨度曾对他说：“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我拒绝和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指孙中山）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孙中山先生认过错;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了错。”
对自己的入党动机，杨度曾跟夏衍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
从丙等到乙等
有了王冶秋、夏衍和李一氓等人的相关文章，周恩来交代的任务可以完成了。
谈宗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辞海》的编辑中，历史类词条分特、甲、乙、丙、丁5个等级。特等就是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词条，甲等是孔子、汉武帝等。丁等是最低一级的，如某个皇帝的年号。等级越高，字数越多。他的印象中，“杨度”词条从原来的丙等提升到了乙等。
重要的条目，会送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普通词条则由编审（上海各出版社都派了编审参加审稿工作）审定。“杨度”词条由辞海编辑所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主编陈旭麓（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执笔修改，经辞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和总编三审定稿。谈宗英记得，因相关资料详实可考，“杨度”词条没有专门送审。
最终修订的“杨度”词条，约276字：
杨度（1874～1931年），近代湖南湘潭人。字皙子。王贻运门生，留学日本。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与杨笃生等创刊《游学译编》，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院参政，次年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联名组织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袁世凯死后被通缉。后倾向革命，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前后，他曾多方营救。晚年移居上海，加入中国互济会及其他进步团体。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在词条中，杨度的生卒年均做了更正。同时，“破坏革命”、“拥袁窃国”、“勾结”等负面定性词语都消失了。
巢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回过头去看，杨度为党所做的贡献，当时说得还不够多，可以再增加更多的细节。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本文作者：徐天）（图片 50 （3）.jpg 图注：1905年，在日本留学时的杨度。 50 （4）.jpg 图注：1920年，杨度和家人在长沙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杨云慧、杨云洁、二太太徐粲楞、大太太黄华、 杨度母亲、杨度、杨云碧、杨公素、杨公敏。长子杨公庶和二儿子杨公兆在德国留学，最小的儿子杨公武尚未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