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严歌苓笔下的《金陵十三钗》说成是女性之间磨合认同过程的白描，那么张艺谋影像下的“十三女子”便成为了男性社会抑制下的趋同，一种文化表征和符号象征，女性的气息变着微弱，甚至苟延残喘。我们在原著中欣慰地发现了一种“女性主义崛起”表象，但却又在奢华的影像中失望而归。它最终被转译为一种服从于父权社会的话语。
　　无论是从影片本身还是影外世界，《金陵十三钗》始终突破不了父权机制的枷锁。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中，要树立丰碑形象；在世界形势的背景下，要睦邻友好；更是由于导演讲述的是中国沉重的民族灾难背景下的故事，所以不得不使一部出色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向着导演所预设的方向变轨前行，挥洒出男性导演影像下的“女性”爱国主义。使得原著想要传达的思想出现偏离，以致女性又一次在银幕上变成了被看客体，由此陷入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怪圈：一个本应是女性主义题材的作品再次受到女性主义批评的抨击，使得看似女性崛起独立的趋势被扼杀在改编过程的道路上。
　　电影《金陵十三钗》对原著的改编有这样几点：一，男性的地位再次被提升；二，两类不同女性之间的冲突被淡化；三，西方文化符号的强调。这三点也最终使得《金陵十三钗》变为张艺谋的市场化之作。
　　影片中，殡葬师约翰，军人李教官，日本军官，牧师助理乔治，以及象征着上帝的英格曼教父同时构成了男权社会的网络。不妨这样读解，约翰是广义上的女子的配偶，即男人，一个社会个体，也是构成社会的主体；而乔治是男女之子，代表着维系传承，是进一步维系男权社会的象征；日本军官代表着禁忌，即男性的“阉割情结”；李教官象征着国家意识形态，即国家体制；英格曼神父，即神化的表征，象征着神秘的父权制度的不可动摇性（即便圣经是救赎平等的表征，但仍然存在阶级性）。由此可见：以玉墨为代表的群妓和以书娟为代表的女学生在这样的男权网络中步履维艰，不可能获得女性的自由和救赎。是即被保护又受侵害的弱势群体，几乎没有话语权。玉墨离开南京不得不借助约翰的帮助，向着这位男性讲述自己的遭遇，并最终献身于他。她需要躲在权威的教堂避难，需要军人的庇护，即便乔治未成年，也試图充当救世主的男性角色（有意思的是最终被象征性的阉割为女性，这也许是对父权社会的顶礼膜拜）。她们面对日本人的侵犯，没有丝毫退步的余地，只能将在男人眼中物化了的自己呈现在他们面前。无论在影片中的哪一场景，她们都没有成为主角。
　　原著中的女人是绝对的主角。男人的地位被取代，甚至没有话语权。军人无力再保护城中的百姓，神父没有任何办法阻拦日本人的侵犯，教堂中打杂的厨师阿顾和陈乔治也是等同于傀儡的附属品，在这种内无保障，外有威胁的环境下，女人们必须自己生存，作者巧妙的设置“妓女”的角色凸显女性的特征，战争中的她们靠着本性生存。
　　以玉墨为代表的群妓和以书娟为代表的大学生是戏中的主要对立点。这种对立是文化和社会历史继承下的偏见，从唐代的杜牧就开始感慨的《泊秦淮》，文化的传承，让秦淮河有着历史文明的古文化气息。这两个群体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现代文明和殖民文化下的传统东方文明之间。缺少了的是原著中女性之间的极端化的对立——“争夺父亲”。所以，在文化偏见上让这两个群体隔离的做法，不仅仅使得叙事上显得故事孱弱单薄，也无法真正的塑造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人物身上没有了骨子里的“恨意”，开始就以“圣女”（玉墨）的姿态出现，未免有些不真实。在这一点的改编上，就可以看出，讲故事的侧重点已不再是女性之间的爱恨情仇，原谅和救赎的故事。她们之间经历过两次矛盾纠纷，是属于共用同一空间的必然矛盾。日军来袭，书娟引开日军，间接保护了群妓。出于这一原因，两个群体慢慢融合。最终群妓带着某种象征救赎民族希望的使命，踏上了行程。这里传达的是真正的交换：同样是女人，妓女就要代替学生。因为她们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骂名。从一定意义上讲，两个群体之间是有等级差别的，直到影片的最后也没有完成女性之间平等对话。
　　充斥在原著故事中的是学生与群妓之间的较量。两类不同的人群因为战争被迫归置在同一环境下——教堂。
　　原著的开篇描写便是书娟的初潮的反映，一个懵懂的14岁女孩，对身体上的朦胧的认知使她幼小的心灵被恐惧占据，甚至痛苦和错误的认为这与妓女别无二致。书娟对妓女的偏见源于幼时的记忆：父亲对母亲的背叛是因为妓女玉墨。第一，这使她无法得到完整的家庭，被父母送到教堂的学校，直到自己成为女生而非女孩的时候也无法得到母亲的提示和呵护；第二，玉墨抢走了书娟的父亲，女孩的“恋父情节”不得不使玉墨成为她的肉中之刺，这在故事的内部就构成了矛盾--女人之间的争斗，于是书娟把矛头指向了所有和玉墨有着相同特点的人。这是故事中暗含的最大的矛盾冲突。
　　众学生与群妓在教堂的争执纯属口角之争。学生天使般的纯洁无法去接受意识上被认定的肮脏。但群妓们认为：同样是女人，只是她们还不懂罢了。几次争吵之后，学生们看到了英格曼神父拍下的日本暴行照片时，便慢慢感悟到了所谓同命相连的意义。直到豆蔻的悲惨事迹震撼到纯洁少女们的心灵，同时也在群妓的心里打下深深的烙印。豆蔻仅仅想满足浦生的一个愿望，她甚至只想过最平民的生活，哪怕是去讨饭，只要是能给浦生弹琵琶，只是想弹一首《春江花月夜》，但这小小的愿望也不能实现。她的愿望是母性的，是迷幻的。其实一个女人要的最单纯的也就是平稳的，充满惬意的生活，即便她是妓女，但是她有情有意。学生们为豆蔻惋惜，仅仅是心中把豆蔻等同成了一个充满爱心的和她们一样的人而不再是风尘女子。很快的，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她们在心理上完成了从女孩到女人的转变。因为她们意识到女人的共性。正如原著小说中描写到的，“恐怖不止于强暴本身，而在于强暴者面前，女人们无贵无贱，一律平等。对于强暴者，知羞耻者和不知道耻者全是一样；那最圣洁的和最肮脏的女性私处，都被一视同仁，同样对待。”
　　这种一视同仁的对待，让两类人的心慢慢融合。共同的女性特质及男性的压迫最终让她们彼此谅解，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方式抵抗侵略。如果说玉墨和书娟是对立的，是一种“情敌”关系，那么最终也是玉墨以一种母亲的身份带书娟走向成熟。故事中的父亲是缺失的，最终俄狄浦斯式的悲剧又在上演，只不过被放逐的是女性，是担负起所有责任与命运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