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6年10月28日，83歲的霍英东在北京去世，遗下289亿元的资产。作为香港商界在中央政府政治地位最高的人，霍英东从1993年3月开始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是中国大陆知名度最高的香港商人之一，以其对中国改革事业的全情投入而在中国高层颇具影响力。
1923年5月生于广东番禺的霍英东，童年家境贫寒，父母以捕捞为生。霍英东13岁入读香港英国政府开办的第一间官立学校，受到全英式的西化教育。语言与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第一批与西方思想对接的华人少年。毕业后他从最底层干起，当过铲煤工、机场苦力、地下机车司机等。他赚的第一桶金得益于一次政府拍卖，霍英东借了100元参加投标，拍中一套1．8万元的机器设备，之后转手赚到2．2万元。1953年，霍英东创办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及有荣有限公司，任董事长，从此开始了他的“商业王国”的辉煌历程。
霍英东生前先后担任过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永远名誉会长，香港足球总会会长、永远名誉会长，国际足联执委，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名誉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推选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霍英东还是香港捐献最多的慈善家，除在1977年以他的名字创立的霍英东基金会外，据统计，霍英东在过去数十年里用于慈善的捐献，超过150亿港元，在推动各地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科学与文化艺术、山区扶贫、干部培训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有香港媒体评价说，霍英东的一生成功演绎了一则传奇的“香港故事”。
与邓小平私交甚厚见证改革关键时刻
“我和他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这是何振梁听说霍英东逝世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他说，他生病的事，我早就知道，前些天本来还要去看他，但是他不让，他不想让人看到他生病的样子。”
据他介绍，霍英东1983年查出患淋巴癌，在香港做完手术后到北京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很成功，所以他总是说，还是祖国的医学好。当时一些医生建议他进行冷水浴，说冷水浴对身体非常好，结果他一坚持就是20年。他家里游泳池的水温都是调到10度以下，有一次他在北京住在贵宾楼，游泳池的水温是正常温度，他嫌不够凉，结果让工作人员往里加冰块降温。可见他是一个多么有毅力的人。
早就听说霍英东与邓小平私交甚厚，这次在何振梁这里得到了证实。记者调阅了大量当年的报刊资料、经多方查证了解到，霍英东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是在1964年，当时霍英东随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一同来到北京，国庆招待会上霍英东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并且亲切握手。13年后的1977年，作为香港足球协会主席、亚洲足协执委会委员的霍英东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省港杯”足球邀请赛的现场，在贵宾室里又一次见到邓小平。
1979年1月，56岁的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他提出要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他投资1350万美元，由白天鹅宾馆再向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合作期为15年(以后又延长五年)，这是建国后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高级酒店，也是第一家五星级酒店。非常了解霍英东性格的何振梁说，为了证明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对的，霍英东把作为民族品牌的白天鹅宾馆建得非常精心，甚至内部细小的设备部件他都要亲自过问。霍英东曾经说：“建白天鹅宾馆，就是要让中国老百姓看看改革开放有多么好。”他告诉宾馆的管理人员，要让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入宾馆。这个当时投资额最大的一项中外合资项目，再一次证明了改革开放，引资建酒店是正确的。“刚开门迎客的时候，周围的平民百姓都来参观，有些人还专门来用卫生间。结果工作人员发现一天之间就少了大量的卫生纸，但是霍英东说没有关系，地毯脏了也可以再换，就是要让普通百姓感受到改革开放的好。”说到这里，何振梁不禁笑了起来。
1984年2月，邓小平来到广州白天鹅宾馆。霍英东曾回忆说：“邓小平很欣赏白天鹅宾馆的面包，当他要离开广州去上海的时候，还在宾馆买了一些面包带到上海，到上海以后，他宣布再开放14个沿海城市。”
1987年7月，在北戴河浴场，邓小平接见了霍英东及其家人，谈话时流露出他对香港回归的决心十分的坚定，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十分宽松的谈话。就在霍英东准备告辞之际，邓小平对他说：“以后，我们每年在这里见一次面吧。”对于邓小平的盛情邀请，霍英东爽快地接受了。从此，就在这片海滩，霍英东与世界伟人邓小平共有过5次难忘的会面。
霍英东在这份持续了近30年的特殊友谊中，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并且尽自己所能给予推动。霍英东一直坚信：中国体育的辉煌应当归功于邓小平领导下的经济发展，他曾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天(经济)的发展速度：没有经济的发展，中国体育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一生钟爱体育为提升国家地位不遗余力
何振梁回忆说，他初次见到霍英东是在1973年5月，当时霍英东率领香港体育代表团来内地访问。“那时我负责国际体育组织方面的工作，霍先生来访后我们初步接触时谈的是关于国际体育组织方面的事。”早在1958年，中国因国际体育组织视台湾为完整国家，毅然宣布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继而失去了多个国际体育组织会员席位。“1974年5月，国际足联代表大会召开时，科威特足协和伊朗足协提出开除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足协合法席位的提案，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霍先生，请他支持。在那次大会上，这个提案获得了广大亚非国家的支持，取得了59比47的多数。但是，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必须超过三分之二才能通过，所以没有成功。不过，霍英东在那次会上当选为国际足联执委。他当选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要为祖国做事。70年代，霍英东、霍震霆父子为中国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地位，做出过不懈的努力，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
“1974年，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第七届亚运会，霍英东和他的长子霍震霆都参加了。他们也分别出席了亚洲足联、亚洲羽联、亚洲自行车联等会议，这些单项组织的议程里都有我们提出的入会申请。在我们和霍家父子的多方努力下，那次大会以21票赞成、3票反对、2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开除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何振梁说，中国加入亚足联是遇到困难最多的，中国足球队在参加国际赛事中也因此受到种种限制。在这方面霍英东功不可没。因为当时亚足联有规定，只有国际足联在亚洲的会员组织，才能加入亚足联。中国足 联的入会申请一开始就因此被拒绝。“但是霍英东没有气馁，他联络了13个足协代表联名写信，要求讨论中国会籍问题。会前他又进行了大量的疏通工作，会上又辩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以25票赞成、8票反对获得通过。这样，在第七届亚运会上全部解决了中国的合法席位问题，非常圆满。”
“霍老把国家形象看得比什么都重，而且非常细心。”在何振梁的印象中，霍英东不仅对祖国的体育事业特别关心，而且非常看中国家形象，对朋友重情重义。他深情地回忆起1981年的一段往事那年何振梁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赴伦敦出差。霍英东对何振梁说：“今后你要在国际上和很多高层人物打交道，形象上也要十分注意。”他知道中国官员出国领取的置装费数额不多，就特意让霍震霆陪何振梁去伦敦最昂贵的百货公司Harrod’s为他置装。在何振梁一再推辞之下，霍震霆说，父亲有交代，关系到国家形象，一定要买。何振梁这才挑选了一套合体的西服。后来，何振梁穿着这套西服出席国际奥组委的会议，萨马兰奇见了还拍着他的肩膀说：“这件衣服的料子不错嘛。”
霍英东曾经对何振梁说，为了使中国在国际体育中获得与大国地位相称的位置，他花多少精力都在所不惜。至于物质上的支持，更是慷慨之至。1990年，中国获准主办第11届亚运会，由于原来的场馆多数都达不到国际比赛所要求的标准，所以大部分需要重建。霍英东主动带头捐款1亿元，用于建造一所现代化的游泳馆(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英东游泳馆)，并且还在北京饭店旁边投资兴建了极具中国特色的贵宾楼饭店。1993年奥林匹克博物馆在洛桑落成，馆中央有座大理石墙，墙上每块大理石都刻有捐款100美元以上的捐款者的名字。别的石头上都是捐款的各大公司的名字，只有最居中的一块刻着唯一捐款的奥委会——“中国奥委会”。然而，真正的捐款者，却是不愿留名的霍英东。这是他在1988年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为奥林匹克博物馆捐献的100万美元。
为了鼓励中国运动员在奥运等国际比赛争取好成绩，他成立了“霍英东体育基金”，重金奖励健儿为国争光。在中国运动员从洛杉矶奥运会首次捧回15块金牌的庆功宴上，他说，体育水平也是国家兴衰的标志。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国，理应跻身世界体育强国之林。
霍老常挂在口边是“强国必先强身”，他早年喜欢足球，在香港支持发展足球运动，促成了省港杯足球赛、港澳埠际赛，又协助中国体育运动打入国际体坛。他渴望中国可以举办奥运，为此出钱出力，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后，他兴奋得半夜游泳了半小时，并捐出两亿元支持兴建奥运游泳场馆，如今正在兴建的“水立方”游泳馆工程，其中有两亿资金就是霍英东那次捐赠的。
可惜的是，穷尽毕生之力致力于打造体育强国的霍英东，却等不到在中国土地上看到自己的祖国主办的奥运会。提及此处，何振梁不禁黯然神伤。
事业发展三大脉络子承父业早有安排
霍英东的事业分三大脉络：一是他一向关注的体育事业，二是家族企业，三是对南沙家乡的投资开发。
霍氏家庭企业霍兴业堂發展出来的商业王国，则交由霍震寰掌管。霍震寰目前已出任中总会长，还承担起发展父亲慈善捐献方面的事业，出任培华教育基金主席。
霍英东的后代人脉兴旺，除了元配吕燕妮所生的三儿三女，还有另外两名太太所育的多名子女。在霍英东的子女中，以霍震霆、霍震寰最为知名。据说，霍英东生前定下家规，除了震字系的三名儿子可继承父业外，余者皆不可靠父荫。
霍英东不但致力促使祖国在国际扬威，更梦想将家乡番禺南沙，开发成一个以商贸为基础，以高科技为动力的现代化海滨新城，回馈乡亲。
1987年他初次踏足南沙，看中这里位处珠三角中心地带，决定投资开发这片人称“白骨岗”、“烂石塘”的荒芜土地。十多年来，霍英东在南沙投资超过40亿元人民币，包括在南沙兴建东发码头、直航香港的高速船码头、高尔夫球场等。他又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展南沙资讯科技园，吸引多家大型国际企业如丰田车厂等进驻。
霍英东亲力亲为开发南沙，曾经每周到南沙实地视察，但地方官员将他视为送上门的“肥猪肉”，向他苛索敛财。在南沙投资遭遇的阻力和问题并没有让他放弃开发家乡经济的想法，他仍然以坚强的信心和意志继续他的宏图伟制。
霍英东对经济和体育向来持有辩证的观点。他坚信经济的发展才能真正带动体育的进步；同时，他也强调“强国须从强体开始”。他说：“体育水平也是国家兴盛的标志。体育在和平发展时期的影响力是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所无法替代的。”
他还表示，北京奥运会孕育着巨大商机。他说：“1964年日本举办奥运会后，经济腾飞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韩国经济也腾飞了，我希望北京奥运会也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动力。”
1923年5月生于广东番禺的霍英东，童年家境贫寒，父母以捕捞为生。霍英东13岁入读香港英国政府开办的第一间官立学校，受到全英式的西化教育。语言与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第一批与西方思想对接的华人少年。毕业后他从最底层干起，当过铲煤工、机场苦力、地下机车司机等。他赚的第一桶金得益于一次政府拍卖，霍英东借了100元参加投标，拍中一套1．8万元的机器设备，之后转手赚到2．2万元。1953年，霍英东创办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及有荣有限公司，任董事长，从此开始了他的“商业王国”的辉煌历程。
霍英东生前先后担任过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永远名誉会长，香港足球总会会长、永远名誉会长，国际足联执委，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名誉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推选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霍英东还是香港捐献最多的慈善家，除在1977年以他的名字创立的霍英东基金会外，据统计，霍英东在过去数十年里用于慈善的捐献，超过150亿港元，在推动各地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科学与文化艺术、山区扶贫、干部培训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有香港媒体评价说，霍英东的一生成功演绎了一则传奇的“香港故事”。
与邓小平私交甚厚见证改革关键时刻
“我和他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这是何振梁听说霍英东逝世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他说，他生病的事，我早就知道，前些天本来还要去看他，但是他不让，他不想让人看到他生病的样子。”
据他介绍，霍英东1983年查出患淋巴癌，在香港做完手术后到北京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很成功，所以他总是说，还是祖国的医学好。当时一些医生建议他进行冷水浴，说冷水浴对身体非常好，结果他一坚持就是20年。他家里游泳池的水温都是调到10度以下，有一次他在北京住在贵宾楼，游泳池的水温是正常温度，他嫌不够凉，结果让工作人员往里加冰块降温。可见他是一个多么有毅力的人。
早就听说霍英东与邓小平私交甚厚，这次在何振梁这里得到了证实。记者调阅了大量当年的报刊资料、经多方查证了解到，霍英东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是在1964年，当时霍英东随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一同来到北京，国庆招待会上霍英东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并且亲切握手。13年后的1977年，作为香港足球协会主席、亚洲足协执委会委员的霍英东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省港杯”足球邀请赛的现场，在贵宾室里又一次见到邓小平。
1979年1月，56岁的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他提出要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他投资1350万美元，由白天鹅宾馆再向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合作期为15年(以后又延长五年)，这是建国后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高级酒店，也是第一家五星级酒店。非常了解霍英东性格的何振梁说，为了证明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对的，霍英东把作为民族品牌的白天鹅宾馆建得非常精心，甚至内部细小的设备部件他都要亲自过问。霍英东曾经说：“建白天鹅宾馆，就是要让中国老百姓看看改革开放有多么好。”他告诉宾馆的管理人员，要让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入宾馆。这个当时投资额最大的一项中外合资项目，再一次证明了改革开放，引资建酒店是正确的。“刚开门迎客的时候，周围的平民百姓都来参观，有些人还专门来用卫生间。结果工作人员发现一天之间就少了大量的卫生纸，但是霍英东说没有关系，地毯脏了也可以再换，就是要让普通百姓感受到改革开放的好。”说到这里，何振梁不禁笑了起来。
1984年2月，邓小平来到广州白天鹅宾馆。霍英东曾回忆说：“邓小平很欣赏白天鹅宾馆的面包，当他要离开广州去上海的时候，还在宾馆买了一些面包带到上海，到上海以后，他宣布再开放14个沿海城市。”
1987年7月，在北戴河浴场，邓小平接见了霍英东及其家人，谈话时流露出他对香港回归的决心十分的坚定，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十分宽松的谈话。就在霍英东准备告辞之际，邓小平对他说：“以后，我们每年在这里见一次面吧。”对于邓小平的盛情邀请，霍英东爽快地接受了。从此，就在这片海滩，霍英东与世界伟人邓小平共有过5次难忘的会面。
霍英东在这份持续了近30年的特殊友谊中，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并且尽自己所能给予推动。霍英东一直坚信：中国体育的辉煌应当归功于邓小平领导下的经济发展，他曾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天(经济)的发展速度：没有经济的发展，中国体育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一生钟爱体育为提升国家地位不遗余力
何振梁回忆说，他初次见到霍英东是在1973年5月，当时霍英东率领香港体育代表团来内地访问。“那时我负责国际体育组织方面的工作，霍先生来访后我们初步接触时谈的是关于国际体育组织方面的事。”早在1958年，中国因国际体育组织视台湾为完整国家，毅然宣布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继而失去了多个国际体育组织会员席位。“1974年5月，国际足联代表大会召开时，科威特足协和伊朗足协提出开除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足协合法席位的提案，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霍先生，请他支持。在那次大会上，这个提案获得了广大亚非国家的支持，取得了59比47的多数。但是，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必须超过三分之二才能通过，所以没有成功。不过，霍英东在那次会上当选为国际足联执委。他当选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要为祖国做事。70年代，霍英东、霍震霆父子为中国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地位，做出过不懈的努力，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
“1974年，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第七届亚运会，霍英东和他的长子霍震霆都参加了。他们也分别出席了亚洲足联、亚洲羽联、亚洲自行车联等会议，这些单项组织的议程里都有我们提出的入会申请。在我们和霍家父子的多方努力下，那次大会以21票赞成、3票反对、2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开除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何振梁说，中国加入亚足联是遇到困难最多的，中国足球队在参加国际赛事中也因此受到种种限制。在这方面霍英东功不可没。因为当时亚足联有规定，只有国际足联在亚洲的会员组织，才能加入亚足联。中国足 联的入会申请一开始就因此被拒绝。“但是霍英东没有气馁，他联络了13个足协代表联名写信，要求讨论中国会籍问题。会前他又进行了大量的疏通工作，会上又辩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以25票赞成、8票反对获得通过。这样，在第七届亚运会上全部解决了中国的合法席位问题，非常圆满。”
“霍老把国家形象看得比什么都重，而且非常细心。”在何振梁的印象中，霍英东不仅对祖国的体育事业特别关心，而且非常看中国家形象，对朋友重情重义。他深情地回忆起1981年的一段往事那年何振梁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赴伦敦出差。霍英东对何振梁说：“今后你要在国际上和很多高层人物打交道，形象上也要十分注意。”他知道中国官员出国领取的置装费数额不多，就特意让霍震霆陪何振梁去伦敦最昂贵的百货公司Harrod’s为他置装。在何振梁一再推辞之下，霍震霆说，父亲有交代，关系到国家形象，一定要买。何振梁这才挑选了一套合体的西服。后来，何振梁穿着这套西服出席国际奥组委的会议，萨马兰奇见了还拍着他的肩膀说：“这件衣服的料子不错嘛。”
霍英东曾经对何振梁说，为了使中国在国际体育中获得与大国地位相称的位置，他花多少精力都在所不惜。至于物质上的支持，更是慷慨之至。1990年，中国获准主办第11届亚运会，由于原来的场馆多数都达不到国际比赛所要求的标准，所以大部分需要重建。霍英东主动带头捐款1亿元，用于建造一所现代化的游泳馆(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英东游泳馆)，并且还在北京饭店旁边投资兴建了极具中国特色的贵宾楼饭店。1993年奥林匹克博物馆在洛桑落成，馆中央有座大理石墙，墙上每块大理石都刻有捐款100美元以上的捐款者的名字。别的石头上都是捐款的各大公司的名字，只有最居中的一块刻着唯一捐款的奥委会——“中国奥委会”。然而，真正的捐款者，却是不愿留名的霍英东。这是他在1988年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为奥林匹克博物馆捐献的100万美元。
为了鼓励中国运动员在奥运等国际比赛争取好成绩，他成立了“霍英东体育基金”，重金奖励健儿为国争光。在中国运动员从洛杉矶奥运会首次捧回15块金牌的庆功宴上，他说，体育水平也是国家兴衰的标志。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国，理应跻身世界体育强国之林。
霍老常挂在口边是“强国必先强身”，他早年喜欢足球，在香港支持发展足球运动，促成了省港杯足球赛、港澳埠际赛，又协助中国体育运动打入国际体坛。他渴望中国可以举办奥运，为此出钱出力，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后，他兴奋得半夜游泳了半小时，并捐出两亿元支持兴建奥运游泳场馆，如今正在兴建的“水立方”游泳馆工程，其中有两亿资金就是霍英东那次捐赠的。
可惜的是，穷尽毕生之力致力于打造体育强国的霍英东，却等不到在中国土地上看到自己的祖国主办的奥运会。提及此处，何振梁不禁黯然神伤。
事业发展三大脉络子承父业早有安排
霍英东的事业分三大脉络：一是他一向关注的体育事业，二是家族企业，三是对南沙家乡的投资开发。
霍氏家庭企业霍兴业堂發展出来的商业王国，则交由霍震寰掌管。霍震寰目前已出任中总会长，还承担起发展父亲慈善捐献方面的事业，出任培华教育基金主席。
霍英东的后代人脉兴旺，除了元配吕燕妮所生的三儿三女，还有另外两名太太所育的多名子女。在霍英东的子女中，以霍震霆、霍震寰最为知名。据说，霍英东生前定下家规，除了震字系的三名儿子可继承父业外，余者皆不可靠父荫。
霍英东不但致力促使祖国在国际扬威，更梦想将家乡番禺南沙，开发成一个以商贸为基础，以高科技为动力的现代化海滨新城，回馈乡亲。
1987年他初次踏足南沙，看中这里位处珠三角中心地带，决定投资开发这片人称“白骨岗”、“烂石塘”的荒芜土地。十多年来，霍英东在南沙投资超过40亿元人民币，包括在南沙兴建东发码头、直航香港的高速船码头、高尔夫球场等。他又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展南沙资讯科技园，吸引多家大型国际企业如丰田车厂等进驻。
霍英东亲力亲为开发南沙，曾经每周到南沙实地视察，但地方官员将他视为送上门的“肥猪肉”，向他苛索敛财。在南沙投资遭遇的阻力和问题并没有让他放弃开发家乡经济的想法，他仍然以坚强的信心和意志继续他的宏图伟制。
霍英东对经济和体育向来持有辩证的观点。他坚信经济的发展才能真正带动体育的进步；同时，他也强调“强国须从强体开始”。他说：“体育水平也是国家兴盛的标志。体育在和平发展时期的影响力是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所无法替代的。”
他还表示，北京奥运会孕育着巨大商机。他说：“1964年日本举办奥运会后，经济腾飞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韩国经济也腾飞了，我希望北京奥运会也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