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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97年2月19日，一代伟人邓小平离开了他深爱的这片土地。他留给中国最大的遗产就是改革开放。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展示给我们的不但是叱咤风云的硬汉；红色政治舞台下的他，同样是令人敬仰的多子多孙家庭的核心，同样万般柔情。今天，在邓小平逝世16周年之际，本刊发表《红舞台下的凡人邓小平》，以飨读者。
当历史学家以巨大的精力投入邓小平及其时代的研究时，未尝不可将历史的镜头对准政治舞台外的邓小平。或许，这一侧面的“镜像”更为引人入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凡人邓小平的非凡情趣。
沉默与幽默
邓小平临危不惧，遇喜而不亢，沉稳内向，平时言谈不多，但却富于幽默感。邓朴方这样说：“父亲的沉默往往比语言更为有力！”
生前，他曾多次说过：“我不要别人为我写传，不要过份地宣传个人”。他平时很少对别人，包括自己的家人讲述个人的家世。谢世后，随着大型电视文献片《邓小平》的播放，人们才对邓小平的家乡与身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对子女的教育，常常是身教重于言教，身教多于言教。在同儿女谈话、谈心、聊天、忆历史、讲传统时，他从来不向他们摆自己的功，诉自己的劳，说自己的好，称自己的能，夸自己的才。有时子女问到他的那些重要关头或重大问题的处理和重大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什么作用时，他总是淡然微笑地说得那么简单。
长征路上，每一位红军战士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可是，当女儿问父亲在长征时干了些什么工作时，他用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跟着走”。谁能想到，关于父亲的历史，他的子女是“文革”中看小报才第一次知道的。邓林说：“他在家中与我妈妈都不谈自己的经历，从不说‘废话’。”邓小平老了，才和子女说话多一点，也爱听他们讲话。孩子们也越来越都感到他是一个内向、含蓄、感情不外露的人。
罗荣桓和邓小平是心心相印的战友。80年代初，在编写《罗荣桓传》时，传记组的同志曾委托邓小平女儿询问邓小平同罗荣桓30年代交往的情形，邓小平只是说了一句话：“交了一个朋友”。问到长征中两人交往的情形，也只说了一句：“我们是无话不谈。”
邓小平性格沉默寡言，而夫人卓琳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为了协调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卓琳在婚后不久就向邓小平提出了要求：“我有什么话对你说，你要耐心地听下去，不对的可以批评，但不能不让我说。”邓小平则表示完全同意妻子的建议。正是这种相互包容和理解，使得邓小平和卓琳的爱情与婚姻非常幸福美满。
其实，他不言则已，一言必中，诙谐而善辩。在他异常鲜明的个性中，充满着矛盾的和谐。平常，他言谈不多，但言简意赅，当他酝酿成熟、深思熟虑而作出决策或决断之时，所发出的声音则是掷地有声、字字铮铮，往往震撼山岳。他曾教过课，作过许多报告，据当年的一些学员回忆：邓小平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风趣有余，不停地打着手势，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向学员讲解革命道理，做报告也如同拉家常。
邓小平不喜欢一些形式的东西，是一个务实派。晚年在外地休假时，地方有关领导总爱请他接见、讲话，他都一一婉言加以谢绝，说：“我来休假，就是休假嘛！”在他身上绝无丝毫哗众取宠的习气，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在他身上灼然可见。
是的，作为政治家，他既是一个威严的人，又是一个幽默的人。在重大原则的问题上，他从来没有、也决不会作出半点让步。在待人接物上，他又十分平易近人，举止随和，谈笑风生，富于幽默感。他的个性反映到语言上，就是鲜明、新颖、别致的个性化语言。如“扭着不放”、“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些带川味的个性语言实在形象、生动，让人回味无穷。
1979年1月，邓小平前往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的郊外住宅，参加一次别有风味的家宴。宴会上，宾主觥筹交错，笑语声声。酣畅之间，布热津斯基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他在国内碰到一些政治上的困难，你在政治上也碰到许多困难吧？”邓小平哈哈一笑之后，机智地答道：“是的，我也碰到困难，在台湾省，有一些人就表示反对。”布热津斯基没有料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借用他的提问来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次日晚上，卡特总统和夫人在华盛顿举行盛大国宴，欢迎邓小平和夫人。宴会上，邓小平始终谈笑风生。当美国女演员雪莉·麦克莱恩对他个人的经历表示兴趣时，邓小平风趣地告诉她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置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参加国宴并在首席作陪，他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并积极呼吁中美关系正常化。“贵庚？”邓小平问。“72岁。”费正清答。“我今年74岁。”“但你仍满头乌发，而我早已秃头了。”“这证明你脑筋用得太得了。”这些在美国国宴和家宴上的对答片段可谓精彩。
邓小平在接见的无数外国记者中，谈话最长的是作风泼辣、提问尖锐的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对那次著名的谈话，世界舆论反映极好，认为邓小平向记者交了一份高水平的答卷。事隔6年后，他面对的是另一位不易对付的名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而且是他从未经历过的一对一的电视专访，这无疑是对邓小平这位年事已高的老人智慧和精力的又一次更严格的考试。他同早早等候的华莱士握了握手，华莱士兴奋地说：“我把今天同您的交谈看成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记者不太容易得到专访您的机会。”“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的人，我这个人讲话比较随便。”邓小平微笑着，语调平缓稳重。邓小平坦率质朴的言语、平易近人的风度，使他同记者在正式提问开始前的谈话就像老熟人之间的聊天，娓娓道来。不多时，当人们看到那张熟悉的东方人在面容在美国电视屏幕上谈笑风生时，都深深地叹服这位时代风云人物卓越的才能、超人的智慧。美国轰动了！世界轰动了！
坦诚、直率而不矫揉造作，这是邓小平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他对不赞成的东西决不曲意奉迎。比如，他是传统京剧艺术的爱好者，他对江青搞的京剧改革和革命样板戏并不赞成，因而取不屑一顾的态度。据说，有一次，看江青主持拍摄的一部新影片，邓小平未等终场就走了。他就是这样从不掩饰个人真实的观点，这种坦诚就是他的个人魅力。 亲情与真情
大凡伟人，特别是革命家、政治家，往往富有一个普通人的人情冷暖。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平民领袖。他以自己真挚情感作为中介，调理着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那特有的乡情、恋情、亲情、友情、同志情，渗有浓浓的真情……
邓小平故居一如普通的农家院落，是当是川东农村中常见的木结构的三合院，青瓦土墙泥地，朴实无华，屋后是苍翠浓密的竹林。如今，这牌坊村被人们称为“伟人村”。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复出后，四川省政府和广安县政府曾有意在此筹建纪念馆，但邓小平坚决不同意：“照现在样子原封不动，让乡亲们继续住在那里。”故而，邓家的房舍归村里所有，但当地人还是将旧居拨出老房三间供来访者参观。
自1920年离开家乡后，邓小平再也没有回去过，但他一直关心着家乡的建设与发展。1982年，卓琳代表丈夫亲笔致书邓在家乡的至亲舅父与舅母，一者问好，二者嘱他们不可给当地政府添麻烦。出于这种缘故，二位老人依靠邓小平每月寄回的几十元钱和自己微薄的工薪过着简朴的生活。
无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轰轰烈烈的和平建设时期，一辈子生活朴素的邓小平始终对家乡四川的圆口布鞋情有独钟。他的妹夫张仲仁多年来一直坚持为他买鞋送京。后来布鞋市场断档，张仲仁心急如焚，打听许多布鞋厂得知绝大多数已关停并转。后来，好不容易找到当地一位做布鞋的老师傅余腾清，并请老人连夜赶制了五双精美的布鞋。邓小平收到这五双鞋后非常高兴，赞不绝口。经试穿后只是感觉稍微紧了一点，他老人家幽默风趣地开玩笑：“这是家乡人给我的穿的‘小鞋’哟！”老人家的一句玩笑话使余腾清那几天茶饭不思，食寝难安。余腾清又第二次按40码规格做了三双送去，邓小平非常满意，于是春节前又送去了两双。张仲仁按邓小平的要求付鞋钱，余腾清执意不取分文。几经推让，最后张仲文按每双38.8元的价格付了钱。并且为了感谢余腾清的深情厚意，邓小平特地托张仲仁转赠一本精装的《邓小平》册送给了他。有了家乡柔软的圆口布鞋朝夕相伴，邓小平的足迹遍布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他的内心深处始终难了故里情结。
如同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一样，他在爱情婚姻的问题上也历经了一段曲折坎坷的道路。邓小平曾两次失妻。如果说第一次是由于天灾所致，第二次则是“人祸”所为。但邓小平与卓琳的结合可称得上是生死不渝、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
他同张锡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既是同学，又是战友。漂亮、温柔、开朗、热情的张锡瑗，朋友很多，当时追求她的人也不少，可她最终选择了邓小平。1928年初，两人结为一对感情圣洁而又纯真的年轻夫妻，志同道合，情趣相投，互敬互爱。当时住在楼上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曾这样说：他们常常听见邓小平和张锡瑗在楼下又说又笑的。没想到，张锡瑗偏偏在生小孩时难产，自己落个产褥热而不幸去世。
张锡瑗的不幸去世，使邓小平失去了一位好妻子、好同志。多年来，邓小平一直将张锡瑗深深地埋在心底。解放后，邓小平同卓琳一起去上海四处找张锡瑗的坟墓，并取出被水淹的遗骨，后被安葬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
1931年7月，邓小平经中央批准从上海乘船经广西赴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和他同行的，有一位同岁的女同志，名叫金维映，人们都称她阿金。后来两人结为夫妻。人这一生真不知要经历多少悲欢离合，要经受多少事业和生活上的磨难，才能达到涅槃超俗的境地。金维映离开邓小平，不能不说是人为的原因。邓小平被“左”倾领导者关进了“审讯室”的时候，金维映被迫把离婚书送到邓小平面前。邓小平为了不使妻子受株连，狠狠地一咬牙，拿起笔来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金维映于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期间死于战乱。邓小平气度很大，对在挫折期间离已而去的金维映并无什么怨气。
1939年，邓小平从太行山赴延安开会期间，在战友、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将陕北公学毕业的年轻女生卓琳介绍给自己。卓琳性格开朗，喜欢社交，但当时对邓小平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是一位老红军战士、一位在前线的领导干部，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她却一点儿不清楚。然而，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生活追求，把两位共产党人联系到了一块。这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的山坡上摆出一些桌子，他们及另一对新婚夫妇一起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婚礼上，大家开怀畅饮，邓小平来者不拒，有敬有饮，一杯接一杯，竟然未醉。熟悉邓小平的刘英对他如此“豪饮”而不醉不解。纳闷中，丈夫张闻天悄悄告诉她，“里面有假”。原来，邓小平喝的是白开水。几天后，卓琳就和新婚的邓小平一道启程，奔赴前方。
卓琳是1952年带着全家从重庆随邓小平来到北京的。当时，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去工作，言行要谨慎。这一要求也非常符合卓琳的性格，她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出风头的人。进北京后，她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专心致志地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又有一些组织请卓琳出面工作，她还是谢绝了，她曾对自己的好朋友、著名外交家黄镇的夫人朱霖说：我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
多年的共同生活，使卓琳十分了解邓小平爽直、真诚的内心世界。因而，无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幻多端，始终挡不住她对邓小平的一片深情，丝毫动摇不了他们夫妻间多年建立起来的信任。特别是在“文革”年代，邓小平遭到诬陷、迫害的时候，她始终以善良、贤惠的心去爱抚丈夫那颗深受伤害的心。邓小平的一生之所以能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杰出贡献，与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自己支持与帮助的妻子是分为开的。
卓琳关心邓小平，邓小平也十分爱护卓琳。有一次，卓琳患了重感冒，她担心传染给邓小平，就嘱咐警卫人员：不要让老爷子到我的房间，免得传染给他。邓小平那天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出门前他特意嘱咐工作人员：给卓琳找个医生看看。会议结束，邓小平一进门就问：卓琳怎么样了？他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径直来到卓琳的房间，仔细询问病情，嘱咐卓琳一定要多喝水，按时吃药。夫妻情深可见一斑。 在家里，卓琳虽是主妇，但烹调手艺并不被孩子们看好。在孩子心目中，父亲的烹饪技术要高出母亲一筹，做的菜特别具有川菜风味。因而，有时候，邓小平特意为卓琳寻找“实习锻炼”的好机会。
爱儿女，乃人之常情。邓小平疼爱子女，从来都是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不厚此薄彼。当然，对在“文革”中被造反派红卫兵迫害致残的长子邓朴方，给予更多的是同情和抚爱。第一次见到瘫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当时被下放到江西的邓小平和卓琳面对现实，用慈祥的父爱和温暖的母爱去抚平儿子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内心分外难受的邓小平，帮邓朴方脱下衣服，用毛巾轻轻为儿子擦澡。为了充实儿子的精神生活，他将《资治通鉴》等中外名著送到邓朴方的床头。在邓朴方向命运抗争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中，无不包含着父母的一片苦心。
说到哥哥邓朴方对自己写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的帮助，邓榕声音哽咽了：“写‘文革’中的父亲，就不能不提到我哥哥邓朴方。他是我们家受迫害最重的人。他给我回忆起‘文革’中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讲得很平静，仿佛不是在讲述自己的经历，而是别人的故事。听着听着，我的泪水听出来了，我不愿意在哥哥面前哭，可这不争气的眼泪止也止不住。我对哥哥说，我真不愿意让你讲述那段经历，知道你最不愿意提起‘文革’，可为了写书还得让你讲。哥哥是理解我的，他把那些平时不愿意回忆起的细节，给我讲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哭得很厉害，连自己笔下的字都看不清了。我真的太感谢哥哥了。我也在这拜托各位记者一句，你们今后采访邓朴方时，最好不要提‘文革”那段儿，说起‘文革”，他就会特别伤心，这种伤心是刻骨铭心的。”
邓榕写到哥哥出事后，有关父亲的一些情况，使我们感受出一个慈父的人格力量：“父母得知哥哥出事后，妈妈一连哭了三天，而爸爸却没有流泪，只是默默地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内心的痛苦，一点也不比妈妈差，由于自己的所谓‘问题’，使亲生儿子受到了如此残酷的迫害，他因内疚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当父母把哥哥接到江西后，又见当年欢蹦乱跳的儿子，如今成了这个样子，他没有从语言上安慰儿子，而是把深深的父爱化作了照顾儿子的平凡小事。在江西的那段日子里，父亲已是60多岁的老人，可他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呀！每天给儿子翻身，每晚给儿子擦澡，他那细致入微的动作里，充满了人间平平常常的父子亲情。”
邓榕的话，让人想起了朱自清笔下那个父亲缓慢的背影，一个有血有肉的邓小平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作为慈父的邓小平，十分喜爱自己的孩子。然而，出于工作的需要，他很少和孩子相聚，共享天伦之乐。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邓小平夫妇观点比较一致，都比较民主，注意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培养他们自强、自立的意识。在子女相处时，他抓住各种机会，利用聊天或摆龙门阵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教育。以往每次重大政治运动来临，邓小平都要将子女们召集在一起，要求每个人自珍自重，谁出了问题他也不保。
余暇时间，他爱听儿女们聊天说笑，喜欢与与小孙子、孙女同室相处。孙子孙女们都会高兴地到爷爷那里去。与小孩们聊天，听他们谈天、做游戏，是他最开心的事。邓小平逝世后，卓琳和孩子们依旧住在北京景山后街附近的那个老院子里，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生前，邓小平有两个心愿：他想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他想活到2000年，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与邓小平相伴一生的卓琳替他实现了这两个心愿。
邓小平对工作人员比较随和、关心，于下级他有着同志般的体贴与关照、朋友般的真诚与谅解。每逢过年，总是叫他们早点回家团聚。如身边工作人员经济上有困难，总是尽力给予帮助。每年入冬后，邓小平的一些老乡会从四川捎来四五箱广柑和柚子，他照例分给他的秘书和工作人员，还叫人捡些送去给邓颖超、康克清、王光美和聂荣臻。他的谦和、关爱之情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对医院、医护人员他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曾说：“医院是谁也离不开的地方，人吃五谷杂粮哪能担保一辈子不生病。”在他心目中，医院还是人才密集的智力群体。到医院查体，有更多的机会走到知识分子中间去。他非常尊重医护人员，每次到医院总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或普通病人，没有任何特殊要求，总是为医护人员着想，不给他们增添麻烦。“我没事”，几乎是所有与他接触的医护人员都熟悉的他的一句口头话。对专家的诊断和治疗，邓小平也总是给予充分的信任。有一次手术前，老专家向他汇报，他说：“我没事，你放心吧。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出什么问题，由我、由我们全家负责——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们医院。”他对为他服务的医生和护士总是心存感激，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很敬业，很辛苦，技术上也很强，我很感激他们对我的关心和服务”。医院有规定，医护人员不得要求与住院的首长照相。邓小平则主动提出与医护人员合影。
1991年，江淮流域发生特大水灾，邓小平慷慨捐助，但不肯宣传自己，而中央也果真对此采取低调的淡化介绍。时任总理的李鹏在讲话里只轻轻提了一句：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也捐了款，但他不愿意透露他的姓名……
乐山与乐水
热爱祖国山山水水的邓小平喜欢游览名山大川，从自然物象中吸取智慧。早年在长征路上，他就经受过千山万水的洗礼。新中国成立后，游览过井冈山、峨眉山、长白山及漓江、西湖、长江三峡等名胜山川。他仰观俯瞰，兴趣盎然，被祖国大好河山的雄伟壮丽深深吸引。
1959年后，由于腿部曾经骨折过，伤愈后脚力很差，邓小平便听从医生的建议，认真进行体育疗法，开始每天散步以恢复脚力，安步当车，坚持不懈，久而久之，便逐渐养成了每天散步的习惯。不仅如此，他还时常同一些老同志或随亲眷去登景山，攀北海的琼岛，爬香山。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不负全国人民的重望，日理万机，散步的习惯虽说坚持下来了，但时间相对减少了。
1979年7月，75岁的邓小平登上了海拔1800米高的黄山。当时负责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向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等同志说：“邓副主席此次是利用休假时间和家人一起到黄山旅游的，对外不宣传，不封山，不断游，更不能影响群众游览黄山。邓副主席说了，要与群众同走一条路，同看一处景。”于是，有关单位取消了原定的记者随行采访计划。 60里山路蜿蜒曲折，年迈75岁高龄的邓小平却走在前面开路，一口气登上30来个陡峭的台阶，竟把随行的亲属甩在了后面。尤其有趣的是，他这样一位年长的老者还不时回过头去一再嘱咐年轻人要当心。时而，稍事休息后，他弯腰挽起裤管，接过手杖，铿锵一声“走！”顿时大家增添了力量，一行于是又继续前行。期间，他向大家传授了两条登山的经验：一是把裤脚卷到膝盖上面；二是走起来步子不要太快。大家按照他的方法一试，果然轻快多了。
许多来自海内外的宾客，欣悉邓小平登览黄山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都盼望能在此胜地见一见他。保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还是想悄悄控制一下上山游客的人数，结果被邓小平发觉了。他严肃地说：要让群众上山，不要搞得戒备森严。一路上，遇到身后有年轻人或挑担子的老百姓，他就连忙停到路边让道，招呼随行的人员：“让一让，请他们先走。”然而，许多游客往往赶到邓小平身边就不走了，同他亲切攀谈起来，似乎一见如故。邓小平是那样谦和，使游人一点也不感到拘束。
当快到鳌鱼洞时，有一位年轻姑娘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跑了上来。邓小平一行以为她急着赶路，连忙让路。但她走到跟前却突然停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邓伯伯，您好！我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本来已经下山了，听到您老人家在这里，我们又赶来了……”他便问这位学生念的什么专业，当听说读的是新闻专业时，不由感叹：“噢，难怪消息这样灵通。”邓小平幽默而风趣的话语，把大家都逗乐了……
用三天的时间，邓小平举步攀援，纵横踏过了黄山森罗的群峰。饱览黄山秀色后，他风趣地说：“爬了黄山，天下的名山都不在话下嘛！”真可谓踏遍青山人未老，高山仰止！
邓小平总是把自己看成人民中的普通一员，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吴山越水，西子湖畔，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小平同志和普通群众相处的动人故事。1983年2月11日，他来到杭州灵隐寺，不少游客认出了他，人群中立即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他向人们挥手致意，还不时地握握游客的手。当他看见一位小女孩在大人的怀抱中拍着可爱的小手欢迎他时，就笑着用手摸了摸孩子的小脸说：“这娃娃长得好胖啊！叫什么名字？”从南京来杭探亲的孩子父母激动得满脸通红，一个劲地教孩子快叫“邓爷爷好”。两岁的孩子乖巧地叫了声“邓爷爷好！”邓小平高兴地笑着说：“好！好！”第二天，他在三潭印月又碰到了这位小女孩。邓小平直呼只有一面之交的小女孩。小女孩大声地叫“邓爷爷好！”并展开双手扑向他的怀抱。邓小平用他那温暖的手抚摸着孩子，亲昵地说：“来，跟爷爷亲亲！”孩子高兴地在他的脸上亲着，邓小平亲热地搂着她，和孩子的小脸庞紧贴在一起。
在三潭印月，还留下了邓小平让一位青年工人拍照的故事。当时，一位来自宁波的青年工人正在三潭印月游玩，当他看到邓小平一行人向他缓步走来时，便端起相机对着邓小平按下了快门。见到有人拍照，邓小平赶忙停下脚步，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非常和蔼地与这位青年攀谈了起来，问他是哪里人，做什么工作，是不是坐火车来的，等等。当得知这位青年是宁波人时，他风趣地说：“宁波不错，很大嘛”。这位青年拍摄的照片，后来在上海出版的《青年报》上发表，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邓小平的一生几乎都与波峰浪谷有不解之缘，他历经坎坷，其中有三次大落大起，几近灭顶之灾，然而他都否极泰来，由危转安，化险为夷。这位在政治风浪面前往往如履平地的伟人，在大海涛涛白浪中同样是能劈波斩浪，沉着稳健，胜似闲庭信步。正如孔子所言，“智者乐水”。邓小平喜爱游泳，从年轻时代起就养成了洗冷水浴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一直没有间断。
“乐水派”邓小平曾对来访的李政道说：“我的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错。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个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一股气势。”1983年夏，邓小平在黄海之滨的棒槌岛之游所留下的影像记录，使一切敬仰邓小平的人们形象地看到这位中国政治风浪中的中流砥柱似的伟人是如何度过他的余暇，并为邓小平健康的体魄深为感惊、庆幸。他运动于蓝色的波峰浪谷之间，与风浪为伍，从容泅渡。白浪滔天，他舒展双臂，从容地向海的深处游去。浪花一个接一个地扑来，他泰然自若，挥臂击水，顽强地向前游去。在他身旁看护的游泳好手们见到风急浪猛，便劝他上岸，但他却没顺从这好意的劝告，照旧在水里畅游不止……已经入海游了90多分钟了，他依然没有丝毫倦色，人们难以置信的是，当时的邓小平已经年近80岁了，竟然如此硬朗，实在难能可贵！此时此刻，他抑或会因沉浮而联想到人生的起落，抑或会因击水而想到奋斗的快乐……这一切不得而知。或许，他那时那刻什么也没想。上岸后，不时地同天真可爱的外孙、外孙女嬉戏，不时和女儿聊上几句……其乐融融，多么温暖的天伦之乐！
大海，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1922年，18岁的邓小平在法国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从此，他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大海，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从百色起义到浴血太行，从挺进中原到决战淮海，从横渡长江到挥师西南，他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共和国的创建立下了不朽功勋。邓小平一生迷恋大海，与波峰浪谷有着不解之缘。一下海，他就舒展双臂，游向深处。无论海多深，风多急，浪多大，他都破浪前行。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不留骨灰、撒入大海——这是把毕生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和人民的邓小平的遗愿。回归大海，回归大自然，他的遗愿得到了实现。
爱好与嗜好
大海，浩浩渺渺，略无涯际。喜爱到大海中游泳的邓小平，其襟怀更更像大海那样深沉、宽广。“我能游泳，特别喜欢大海中游泳，证明我身体还行；还打桥牌，证明我的脑筋还清楚。”晚年邓小平常常这样对友人说。游泳和桥牌这两大业余爱好，使他在体力和智力上得到交替松弛与反复磨练，产生了积极的潜在作用。
早在1981年，世界桥牌记者协会就给邓小平颁发了桥牌荣誉奖，称他为世界上对桥牌贡献最大的人。“桥牌女皇”、美籍华人杨小燕说，邓小平的牌技可不仅仅是业余水平，可够得上专业水平了。战争年代，邓小平统帅精兵决胜疆场的雄姿，只有在枪林弹雨中穿过的老将军们有幸亲睹；不过，邓小平在桥牌桌前展示的运筹帷幄的风采，使许多在和平年代长大的年青一代不难想象他当年的凛凛威风。谁说将军无闲情？邓小平曾操着富有音乐感的四川话说：“打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 打桥牌是邓小平50年代在四川学会的，此后就一直成为他的一大业余爱好。晚年，打桥牌更是成为他暮年寄情之所在，而他的桥牌技艺随之日益精湛，几臻炉火纯青，无怪乎外国人称他为中国的“高级桥牌迷”。他出色的桥牌技艺，莫不与他长期的戎马生涯所练就的素质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性？
一次，他与胡耀邦、万里应邀参加在文津俱乐部举办的“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邀请赛。比赛中，他思路敏捷，与牌友密切配合，叫牌果断，攻守自如，出奇制胜，凭借几十年打桥牌的深厚功底，以神机妙算来掌握桥牌桌上的主动权，结果迫使对方以0比20VP败北。
邓小平自己也说：“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的确，他需要思考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所以他往往连散步时也在思考各种问题。况且，他干什么事情都永远那样认真、那样专心致志，因此打桥牌被邓小平利用来作为换换脑筋的有效休息手段是十分必要的。
在桥牌桌前，他总是那样平易近人地与人一起娱乐，大家都深羡其雅量高致，在他身上看不到丝毫颐指气使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世界桥坛都为有这样一位可敬的桥牌爱好者而引以为豪。有时，他还将全家人动员起来，一同观战，激战中，会不时冒出几句轻松幽默的话语，场上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据对战者介绍：“邓小平牌风稳健，自始至终保持冷静，不论打牌或叫牌，都颇有扼制对方、驾驭全局的气概。面临危局时，更表现出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他打牌时情绪是轻松愉快的，即使输了牌局，也没有不开心的表现。”
他对体育的爱好简直可心说是全方位的，游泳、桥牌、足球、棋类、散步、登山等等都是他的业余爱好所在。他对体育运动的广泛爱好源于好对体育运动的深刻理解，并把个人的爱好、兴趣同锻炼身体、训练脑筋、磨炼意志、陶冶情操结合起来，始终不脱离革命工作这个中心。
他的女儿曾对记者介绍说，父亲生平主要有三个爱好，一为足球，二为言菊朋的京剧，年轻时为此着迷，后来只是耳朵不好使唤而放弃此好，三为桥牌。不过，足球恐怕要算是他历史最久远的业余爱好。据悉，早在书声朗朗的少年时期，足球场上就已经闪动着邓小平敏捷、灵活的身影。青年邓小平远涉重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学习之余，足球依旧对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有一次举行奥运会足球赛，他十分希望能够一睹为快，却苦于没钱，于是深感懊丧。忽然，一个念头闪进他的脑海，“对了！衣服当了不就是钱？”想到这里，邓小平飞快地跑回寓所拿出自己一件外衣送到当铺，买票看了这场精彩的足球赛。
风风雨雨数十载，足球一直是邓小平难以割舍的爱好之一。50年代，他是足球场的常客；以后，他是足球赛电视转播的忠实观众。有一次，正逢一场精彩的足球赛，不幸的是他因腿骨骨折住进医院，在床上吊着腿。可是他并不愿错过这次观看足球赛的难得机会，便躺在病床上看完了整场比赛的电视实况转播。那场精彩纷呈的足球赛似乎使他忘记了骨折的疼痛，使他显得如此兴致勃勃，看得那样津津有味。当时目睹这一情景的一位人士后来曾对记者说，他对邓小平热爱体育活动的劲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首次在群众场合露面就是看足球比赛，他刚刚出现在主席台，群众就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持续了数分钟……
就是这样，中国足球运动从没有离开过他的视野。为了振兴中国足球，邓小平尽了很大的力量，倾注了许多心血，办到了一切可能办到的事情。当中国足球队接连铩羽而归、国人议论啧啧之际，邓小平大声疾呼“从娃娃抓起”。这位在战争年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伟人登高一呼，举国上下应者如云，少年足球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勃然而兴，千万个小选手活跃在绿茵上，中国足球事业显露出迷人的曙色。这无不寄寓着一个伟人的闲情雅趣，也载负着一个伟人热望中国足球事业走出困境的深情厚意。
除足球之外，邓小平喜欢篮球等球类运动。1979年他访问美国时，东道主得悉他喜欢篮球，还在文艺节目中特意安排了一场篮球表演。谁会想到，自己的爱好居然很好地用在了外交上。
生活与生趣
1989年11月，邓小平终于辞去了自己最后一个政治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个伟人主动离开政治舞台，同他步入政治舞台一样，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家人支持他退休，为的是他能更加健康长寿；而他自己一直希望早点退下来，为的则是国家的前途、党的利益。退休后，邓小平的生活是恬静的，虽然晚年含饴弄孙，意趣超然，却时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关心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但对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决不加以掣肘。
作为妻子，卓琳非常了解邓小平的生活习惯和爱好。邓小平爱看书，看马克思、列宁著作及中国历史经典书籍、中外文学名著。因此，卓琳平时很注意收集、借阅邓小平喜爱看的书籍。据说，少年时代的邓小平就聪颖过人，书读三遍即能背诵。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更是接触到大量的革命理论书籍。他早年的读书经历，给他后来的革命活动和生活带来了巨大帮助和精神安慰。邓小平看书时不死记硬背，不读死书，而是特别着眼于运用，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进行思考，着眼于用书本知识正确指导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以读书为最大乐趣，乐此不疲，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家里订了10多份报纸，他每天“雷打不动”，都要将它们浏览一遍，家人常开开玩笑说他是家里的“信息源”，是各种新消息的“发布官”。
自己读书，劝人读书，他还指导编书。1993年，近90岁的邓小平冒着酷暑，亲自审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文稿。他很认真，一篇一篇地看，有时送的速度赶不上他看的速度。邓小平认为，这本书是从大的方面讲的，从大局考虑的，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交代性的东西。他认为革命要靠“两杆子”——“枪杆子”与“笔杆子”。重视“枪杆子”的邓小平也是个“笔杆子”，他才思敏捷，文笔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早在战争年代，与他共事的同志形容他写东西是“倚马可等”。简洁、明快、短小，是他文风上的特点。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严格按自订的作息制度运行。通常，邓小平每天清晨8时起床，然后在庭院内散步半小时左右。院子外围约140米，他每天“定额”走上18圈方才“鸣金收兵”。每转一圈，他走的步数都是一定的，像在虔诚地完成一件十分严肃的任务。他对待散步就像对待工作一样认真，从不偷懒、不取巧、不抄近道。雨雪天不方便，他就在走廊里来回走动。有时，他还做几节自编的健身操，扩胸、伸腿、舒筋骨。这是晚年邓小平“动补”的主要方式。早餐多安排在8点半，多是喝些豆浆，吃些油条或馒头。上午，在阅读国内外报刊新闻摘要，对于中央办公厅送来的简报与文件。 午餐安排在12点，和家人一起用餐，一大家有十三四人分坐两桌。午餐通常是四菜一汤，其中两荦两素、一杯茅台或黄酒；他爱吃辣椒。午饭后，一般稍作休息。下午有时约牌友打桥牌。
晚餐在6点半，常常是一个汤和一碟炸花生、黄豆、杂果仁。吃饭时，爱了解子女的一些情况，但只听不作回答。晚饭后，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没有特殊情况一般是要看的。晚10时许，结束一天的生活。
喝酒也可以说是邓小平的一种嗜好，虽他能喝但从不贪杯。他喜欢喝法国的葡萄酒，但更喜欢喝贵州出产的茅台酒、杭州的黄酒。有一次同一些退下来的老同志团聚，竟接连喝了六杯茅台而脸不改色，仍旧谈笑风生。70年代初，他蒙难江西时，喝茅台困难了，就喝当地最便宜的酒，有时夫妇俩自己酿米酒。他在1989年退休的当天，邓朴方深知父亲的喜好，提出送一瓶好酒给父亲。后来，医护人员出于对邓小平身体健康着想，提议他不喝白酒为好，邓小平欣然接受，改喝加饭酒，进餐时一小杯，从不过量。
曾在邓小平家做过近两年厨师的管建平回忆说：“打心里说小平一家是过日子的人。两年里，我弄什么，他们吃什么，绝对不挑食。只是他们的口味重一点，偏爱辣，我便在做菜时多放点辣椒、辣粉就行了。”据介绍，邓小平用餐时喜欢各色各样的菜都吃一点，于是管建平特意为邓小平准备了一个小盘子，各种菜都夹上一点，戏称为“五味俱全”。回锅肉、扣肉、粉蒸肉、臭豆腐、腌胡萝卜丝，是他常吃的。“他家有一个习惯——不浪费，剩饭剩饭一律下顿做成烩饭、烩菜接着吃，就是炖菜剩下的汤都要留到下顿吃。”无论法定节日还是民俗节日，或者遇上谁的生日，邓家把握住一点，从不办酒席；只有在亲友、同事和部下来时，卓琳才会特地关照厨师加菜，还特地让厨师少放辣子。
20世纪80年代初，在邓小平身边工作的保健医生傅志义说，“小平同志从不吃补品，惟一可算‘补品’的，是每天吃几丸大粒维生素。在他身边工作三年，我竟从未见他患过感冒，也很少见他吃药。”作为保健医生，傅志义明白像邓小平这样有多年烟龄的老人，如果一下子让他戒掉，反而会引起机体的平衡失调，危害更多，“况且他自己也在克制，平时在办公基本上不抽，会见外宾参加重大国事活动也尽量少抽”。
有人说，邓小平是中国的头号烟民。当然，这话是从其政治地位而言的，并非是说他的烟瘾最大。即便是战争时代，也难以离开香烟。在长征途中，没有烟抽，他和罗荣桓两人曾沿路找点破纸、干树叶子，用破纸包上树叶子当烟抽。在江西下放劳动的日子里，邓小平抽着烟，日常陷入深深的思索，居江湖之远而忧国忧民。在恢复工作后日理万机之时，他抽着烟，沉思默想，万家忧乐在心头，以民众苦痛为怀，构思着改革开放的每一个方针、每一项政策、每一次行动。吸烟在这时成了激发他灵感的诱因。
人们曾往往看到，在会议上，邓小平侃侃而谈，听者聚精会神。谈着谈着，他从放在桌上的“熊猫”牌烟中取一支，叨在嘴上，“噌”的划燃火柴，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在前飘浮，接着他又顺着先前的思路讲下去，逸兴遄飞……
不过，吸烟危害身体。为此，家人十分替他担心，为他作出了种种限制性安排。1986年9月2日，他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时，一如往常那样掏出了香烟。记者迈克·华莱士也要了一支，可仔细一看觉得这烟不对劲：“哈哈，过滤嘴比烟还要长。”华莱士的这个发现使邓小平大为得意：“这是专门对付我的。我抽烟的坏习惯改不了啦。”
在一次大会的主席台上，邓小平不知不觉地忘记了大会“不准抽烟”的规定，习惯性地点上一支烟吸了起来。没一会儿，旁边的一位中央领导递给他一张代表写的纸条——“请邓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不要吸烟”。看了看这张纸条，邓小平便当即把烟灭了。这件事被传为佳话，党的领导人和普通代表之间平等相处、自觉遵守公共场合的秩序，赢得了人们的爱戴。退休后，出于健康的考虑，他开始戒烟。对于一个有长期“烟史”的人来说，戒烟无疑是一件需要有坚韧毅力才能做到的事，但邓小平说戒就戒，放下就没有再抽。
如今，一代伟人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留下的是思想、风范与业绩，他的生活情趣与人格魅力似久存的佳酿弥足浓郁，常饮常醉。追思邓小平，我们沉醉于伟人亦浓亦烈的生活情致……
当历史学家以巨大的精力投入邓小平及其时代的研究时，未尝不可将历史的镜头对准政治舞台外的邓小平。或许，这一侧面的“镜像”更为引人入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凡人邓小平的非凡情趣。
沉默与幽默
邓小平临危不惧，遇喜而不亢，沉稳内向，平时言谈不多，但却富于幽默感。邓朴方这样说：“父亲的沉默往往比语言更为有力！”
生前，他曾多次说过：“我不要别人为我写传，不要过份地宣传个人”。他平时很少对别人，包括自己的家人讲述个人的家世。谢世后，随着大型电视文献片《邓小平》的播放，人们才对邓小平的家乡与身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对子女的教育，常常是身教重于言教，身教多于言教。在同儿女谈话、谈心、聊天、忆历史、讲传统时，他从来不向他们摆自己的功，诉自己的劳，说自己的好，称自己的能，夸自己的才。有时子女问到他的那些重要关头或重大问题的处理和重大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什么作用时，他总是淡然微笑地说得那么简单。
长征路上，每一位红军战士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可是，当女儿问父亲在长征时干了些什么工作时，他用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跟着走”。谁能想到，关于父亲的历史，他的子女是“文革”中看小报才第一次知道的。邓林说：“他在家中与我妈妈都不谈自己的经历，从不说‘废话’。”邓小平老了，才和子女说话多一点，也爱听他们讲话。孩子们也越来越都感到他是一个内向、含蓄、感情不外露的人。
罗荣桓和邓小平是心心相印的战友。80年代初，在编写《罗荣桓传》时，传记组的同志曾委托邓小平女儿询问邓小平同罗荣桓30年代交往的情形，邓小平只是说了一句话：“交了一个朋友”。问到长征中两人交往的情形，也只说了一句：“我们是无话不谈。”
邓小平性格沉默寡言，而夫人卓琳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为了协调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卓琳在婚后不久就向邓小平提出了要求：“我有什么话对你说，你要耐心地听下去，不对的可以批评，但不能不让我说。”邓小平则表示完全同意妻子的建议。正是这种相互包容和理解，使得邓小平和卓琳的爱情与婚姻非常幸福美满。
其实，他不言则已，一言必中，诙谐而善辩。在他异常鲜明的个性中，充满着矛盾的和谐。平常，他言谈不多，但言简意赅，当他酝酿成熟、深思熟虑而作出决策或决断之时，所发出的声音则是掷地有声、字字铮铮，往往震撼山岳。他曾教过课，作过许多报告，据当年的一些学员回忆：邓小平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风趣有余，不停地打着手势，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向学员讲解革命道理，做报告也如同拉家常。
邓小平不喜欢一些形式的东西，是一个务实派。晚年在外地休假时，地方有关领导总爱请他接见、讲话，他都一一婉言加以谢绝，说：“我来休假，就是休假嘛！”在他身上绝无丝毫哗众取宠的习气，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在他身上灼然可见。
是的，作为政治家，他既是一个威严的人，又是一个幽默的人。在重大原则的问题上，他从来没有、也决不会作出半点让步。在待人接物上，他又十分平易近人，举止随和，谈笑风生，富于幽默感。他的个性反映到语言上，就是鲜明、新颖、别致的个性化语言。如“扭着不放”、“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些带川味的个性语言实在形象、生动，让人回味无穷。
1979年1月，邓小平前往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的郊外住宅，参加一次别有风味的家宴。宴会上，宾主觥筹交错，笑语声声。酣畅之间，布热津斯基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他在国内碰到一些政治上的困难，你在政治上也碰到许多困难吧？”邓小平哈哈一笑之后，机智地答道：“是的，我也碰到困难，在台湾省，有一些人就表示反对。”布热津斯基没有料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借用他的提问来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次日晚上，卡特总统和夫人在华盛顿举行盛大国宴，欢迎邓小平和夫人。宴会上，邓小平始终谈笑风生。当美国女演员雪莉·麦克莱恩对他个人的经历表示兴趣时，邓小平风趣地告诉她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置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参加国宴并在首席作陪，他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并积极呼吁中美关系正常化。“贵庚？”邓小平问。“72岁。”费正清答。“我今年74岁。”“但你仍满头乌发，而我早已秃头了。”“这证明你脑筋用得太得了。”这些在美国国宴和家宴上的对答片段可谓精彩。
邓小平在接见的无数外国记者中，谈话最长的是作风泼辣、提问尖锐的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对那次著名的谈话，世界舆论反映极好，认为邓小平向记者交了一份高水平的答卷。事隔6年后，他面对的是另一位不易对付的名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而且是他从未经历过的一对一的电视专访，这无疑是对邓小平这位年事已高的老人智慧和精力的又一次更严格的考试。他同早早等候的华莱士握了握手，华莱士兴奋地说：“我把今天同您的交谈看成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记者不太容易得到专访您的机会。”“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的人，我这个人讲话比较随便。”邓小平微笑着，语调平缓稳重。邓小平坦率质朴的言语、平易近人的风度，使他同记者在正式提问开始前的谈话就像老熟人之间的聊天，娓娓道来。不多时，当人们看到那张熟悉的东方人在面容在美国电视屏幕上谈笑风生时，都深深地叹服这位时代风云人物卓越的才能、超人的智慧。美国轰动了！世界轰动了！
坦诚、直率而不矫揉造作，这是邓小平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他对不赞成的东西决不曲意奉迎。比如，他是传统京剧艺术的爱好者，他对江青搞的京剧改革和革命样板戏并不赞成，因而取不屑一顾的态度。据说，有一次，看江青主持拍摄的一部新影片，邓小平未等终场就走了。他就是这样从不掩饰个人真实的观点，这种坦诚就是他的个人魅力。 亲情与真情
大凡伟人，特别是革命家、政治家，往往富有一个普通人的人情冷暖。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平民领袖。他以自己真挚情感作为中介，调理着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那特有的乡情、恋情、亲情、友情、同志情，渗有浓浓的真情……
邓小平故居一如普通的农家院落，是当是川东农村中常见的木结构的三合院，青瓦土墙泥地，朴实无华，屋后是苍翠浓密的竹林。如今，这牌坊村被人们称为“伟人村”。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复出后，四川省政府和广安县政府曾有意在此筹建纪念馆，但邓小平坚决不同意：“照现在样子原封不动，让乡亲们继续住在那里。”故而，邓家的房舍归村里所有，但当地人还是将旧居拨出老房三间供来访者参观。
自1920年离开家乡后，邓小平再也没有回去过，但他一直关心着家乡的建设与发展。1982年，卓琳代表丈夫亲笔致书邓在家乡的至亲舅父与舅母，一者问好，二者嘱他们不可给当地政府添麻烦。出于这种缘故，二位老人依靠邓小平每月寄回的几十元钱和自己微薄的工薪过着简朴的生活。
无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轰轰烈烈的和平建设时期，一辈子生活朴素的邓小平始终对家乡四川的圆口布鞋情有独钟。他的妹夫张仲仁多年来一直坚持为他买鞋送京。后来布鞋市场断档，张仲仁心急如焚，打听许多布鞋厂得知绝大多数已关停并转。后来，好不容易找到当地一位做布鞋的老师傅余腾清，并请老人连夜赶制了五双精美的布鞋。邓小平收到这五双鞋后非常高兴，赞不绝口。经试穿后只是感觉稍微紧了一点，他老人家幽默风趣地开玩笑：“这是家乡人给我的穿的‘小鞋’哟！”老人家的一句玩笑话使余腾清那几天茶饭不思，食寝难安。余腾清又第二次按40码规格做了三双送去，邓小平非常满意，于是春节前又送去了两双。张仲仁按邓小平的要求付鞋钱，余腾清执意不取分文。几经推让，最后张仲文按每双38.8元的价格付了钱。并且为了感谢余腾清的深情厚意，邓小平特地托张仲仁转赠一本精装的《邓小平》册送给了他。有了家乡柔软的圆口布鞋朝夕相伴，邓小平的足迹遍布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他的内心深处始终难了故里情结。
如同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一样，他在爱情婚姻的问题上也历经了一段曲折坎坷的道路。邓小平曾两次失妻。如果说第一次是由于天灾所致，第二次则是“人祸”所为。但邓小平与卓琳的结合可称得上是生死不渝、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
他同张锡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既是同学，又是战友。漂亮、温柔、开朗、热情的张锡瑗，朋友很多，当时追求她的人也不少，可她最终选择了邓小平。1928年初，两人结为一对感情圣洁而又纯真的年轻夫妻，志同道合，情趣相投，互敬互爱。当时住在楼上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曾这样说：他们常常听见邓小平和张锡瑗在楼下又说又笑的。没想到，张锡瑗偏偏在生小孩时难产，自己落个产褥热而不幸去世。
张锡瑗的不幸去世，使邓小平失去了一位好妻子、好同志。多年来，邓小平一直将张锡瑗深深地埋在心底。解放后，邓小平同卓琳一起去上海四处找张锡瑗的坟墓，并取出被水淹的遗骨，后被安葬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
1931年7月，邓小平经中央批准从上海乘船经广西赴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和他同行的，有一位同岁的女同志，名叫金维映，人们都称她阿金。后来两人结为夫妻。人这一生真不知要经历多少悲欢离合，要经受多少事业和生活上的磨难，才能达到涅槃超俗的境地。金维映离开邓小平，不能不说是人为的原因。邓小平被“左”倾领导者关进了“审讯室”的时候，金维映被迫把离婚书送到邓小平面前。邓小平为了不使妻子受株连，狠狠地一咬牙，拿起笔来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金维映于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期间死于战乱。邓小平气度很大，对在挫折期间离已而去的金维映并无什么怨气。
1939年，邓小平从太行山赴延安开会期间，在战友、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将陕北公学毕业的年轻女生卓琳介绍给自己。卓琳性格开朗，喜欢社交，但当时对邓小平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是一位老红军战士、一位在前线的领导干部，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她却一点儿不清楚。然而，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生活追求，把两位共产党人联系到了一块。这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的山坡上摆出一些桌子，他们及另一对新婚夫妇一起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婚礼上，大家开怀畅饮，邓小平来者不拒，有敬有饮，一杯接一杯，竟然未醉。熟悉邓小平的刘英对他如此“豪饮”而不醉不解。纳闷中，丈夫张闻天悄悄告诉她，“里面有假”。原来，邓小平喝的是白开水。几天后，卓琳就和新婚的邓小平一道启程，奔赴前方。
卓琳是1952年带着全家从重庆随邓小平来到北京的。当时，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去工作，言行要谨慎。这一要求也非常符合卓琳的性格，她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出风头的人。进北京后，她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专心致志地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又有一些组织请卓琳出面工作，她还是谢绝了，她曾对自己的好朋友、著名外交家黄镇的夫人朱霖说：我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
多年的共同生活，使卓琳十分了解邓小平爽直、真诚的内心世界。因而，无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幻多端，始终挡不住她对邓小平的一片深情，丝毫动摇不了他们夫妻间多年建立起来的信任。特别是在“文革”年代，邓小平遭到诬陷、迫害的时候，她始终以善良、贤惠的心去爱抚丈夫那颗深受伤害的心。邓小平的一生之所以能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杰出贡献，与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自己支持与帮助的妻子是分为开的。
卓琳关心邓小平，邓小平也十分爱护卓琳。有一次，卓琳患了重感冒，她担心传染给邓小平，就嘱咐警卫人员：不要让老爷子到我的房间，免得传染给他。邓小平那天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出门前他特意嘱咐工作人员：给卓琳找个医生看看。会议结束，邓小平一进门就问：卓琳怎么样了？他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径直来到卓琳的房间，仔细询问病情，嘱咐卓琳一定要多喝水，按时吃药。夫妻情深可见一斑。 在家里，卓琳虽是主妇，但烹调手艺并不被孩子们看好。在孩子心目中，父亲的烹饪技术要高出母亲一筹，做的菜特别具有川菜风味。因而，有时候，邓小平特意为卓琳寻找“实习锻炼”的好机会。
爱儿女，乃人之常情。邓小平疼爱子女，从来都是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不厚此薄彼。当然，对在“文革”中被造反派红卫兵迫害致残的长子邓朴方，给予更多的是同情和抚爱。第一次见到瘫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当时被下放到江西的邓小平和卓琳面对现实，用慈祥的父爱和温暖的母爱去抚平儿子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内心分外难受的邓小平，帮邓朴方脱下衣服，用毛巾轻轻为儿子擦澡。为了充实儿子的精神生活，他将《资治通鉴》等中外名著送到邓朴方的床头。在邓朴方向命运抗争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中，无不包含着父母的一片苦心。
说到哥哥邓朴方对自己写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的帮助，邓榕声音哽咽了：“写‘文革’中的父亲，就不能不提到我哥哥邓朴方。他是我们家受迫害最重的人。他给我回忆起‘文革’中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讲得很平静，仿佛不是在讲述自己的经历，而是别人的故事。听着听着，我的泪水听出来了，我不愿意在哥哥面前哭，可这不争气的眼泪止也止不住。我对哥哥说，我真不愿意让你讲述那段经历，知道你最不愿意提起‘文革’，可为了写书还得让你讲。哥哥是理解我的，他把那些平时不愿意回忆起的细节，给我讲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哭得很厉害，连自己笔下的字都看不清了。我真的太感谢哥哥了。我也在这拜托各位记者一句，你们今后采访邓朴方时，最好不要提‘文革”那段儿，说起‘文革”，他就会特别伤心，这种伤心是刻骨铭心的。”
邓榕写到哥哥出事后，有关父亲的一些情况，使我们感受出一个慈父的人格力量：“父母得知哥哥出事后，妈妈一连哭了三天，而爸爸却没有流泪，只是默默地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内心的痛苦，一点也不比妈妈差，由于自己的所谓‘问题’，使亲生儿子受到了如此残酷的迫害，他因内疚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当父母把哥哥接到江西后，又见当年欢蹦乱跳的儿子，如今成了这个样子，他没有从语言上安慰儿子，而是把深深的父爱化作了照顾儿子的平凡小事。在江西的那段日子里，父亲已是60多岁的老人，可他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呀！每天给儿子翻身，每晚给儿子擦澡，他那细致入微的动作里，充满了人间平平常常的父子亲情。”
邓榕的话，让人想起了朱自清笔下那个父亲缓慢的背影，一个有血有肉的邓小平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作为慈父的邓小平，十分喜爱自己的孩子。然而，出于工作的需要，他很少和孩子相聚，共享天伦之乐。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邓小平夫妇观点比较一致，都比较民主，注意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培养他们自强、自立的意识。在子女相处时，他抓住各种机会，利用聊天或摆龙门阵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教育。以往每次重大政治运动来临，邓小平都要将子女们召集在一起，要求每个人自珍自重，谁出了问题他也不保。
余暇时间，他爱听儿女们聊天说笑，喜欢与与小孙子、孙女同室相处。孙子孙女们都会高兴地到爷爷那里去。与小孩们聊天，听他们谈天、做游戏，是他最开心的事。邓小平逝世后，卓琳和孩子们依旧住在北京景山后街附近的那个老院子里，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生前，邓小平有两个心愿：他想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他想活到2000年，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与邓小平相伴一生的卓琳替他实现了这两个心愿。
邓小平对工作人员比较随和、关心，于下级他有着同志般的体贴与关照、朋友般的真诚与谅解。每逢过年，总是叫他们早点回家团聚。如身边工作人员经济上有困难，总是尽力给予帮助。每年入冬后，邓小平的一些老乡会从四川捎来四五箱广柑和柚子，他照例分给他的秘书和工作人员，还叫人捡些送去给邓颖超、康克清、王光美和聂荣臻。他的谦和、关爱之情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对医院、医护人员他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曾说：“医院是谁也离不开的地方，人吃五谷杂粮哪能担保一辈子不生病。”在他心目中，医院还是人才密集的智力群体。到医院查体，有更多的机会走到知识分子中间去。他非常尊重医护人员，每次到医院总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或普通病人，没有任何特殊要求，总是为医护人员着想，不给他们增添麻烦。“我没事”，几乎是所有与他接触的医护人员都熟悉的他的一句口头话。对专家的诊断和治疗，邓小平也总是给予充分的信任。有一次手术前，老专家向他汇报，他说：“我没事，你放心吧。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出什么问题，由我、由我们全家负责——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们医院。”他对为他服务的医生和护士总是心存感激，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很敬业，很辛苦，技术上也很强，我很感激他们对我的关心和服务”。医院有规定，医护人员不得要求与住院的首长照相。邓小平则主动提出与医护人员合影。
1991年，江淮流域发生特大水灾，邓小平慷慨捐助，但不肯宣传自己，而中央也果真对此采取低调的淡化介绍。时任总理的李鹏在讲话里只轻轻提了一句：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也捐了款，但他不愿意透露他的姓名……
乐山与乐水
热爱祖国山山水水的邓小平喜欢游览名山大川，从自然物象中吸取智慧。早年在长征路上，他就经受过千山万水的洗礼。新中国成立后，游览过井冈山、峨眉山、长白山及漓江、西湖、长江三峡等名胜山川。他仰观俯瞰，兴趣盎然，被祖国大好河山的雄伟壮丽深深吸引。
1959年后，由于腿部曾经骨折过，伤愈后脚力很差，邓小平便听从医生的建议，认真进行体育疗法，开始每天散步以恢复脚力，安步当车，坚持不懈，久而久之，便逐渐养成了每天散步的习惯。不仅如此，他还时常同一些老同志或随亲眷去登景山，攀北海的琼岛，爬香山。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不负全国人民的重望，日理万机，散步的习惯虽说坚持下来了，但时间相对减少了。
1979年7月，75岁的邓小平登上了海拔1800米高的黄山。当时负责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向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等同志说：“邓副主席此次是利用休假时间和家人一起到黄山旅游的，对外不宣传，不封山，不断游，更不能影响群众游览黄山。邓副主席说了，要与群众同走一条路，同看一处景。”于是，有关单位取消了原定的记者随行采访计划。 60里山路蜿蜒曲折，年迈75岁高龄的邓小平却走在前面开路，一口气登上30来个陡峭的台阶，竟把随行的亲属甩在了后面。尤其有趣的是，他这样一位年长的老者还不时回过头去一再嘱咐年轻人要当心。时而，稍事休息后，他弯腰挽起裤管，接过手杖，铿锵一声“走！”顿时大家增添了力量，一行于是又继续前行。期间，他向大家传授了两条登山的经验：一是把裤脚卷到膝盖上面；二是走起来步子不要太快。大家按照他的方法一试，果然轻快多了。
许多来自海内外的宾客，欣悉邓小平登览黄山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都盼望能在此胜地见一见他。保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还是想悄悄控制一下上山游客的人数，结果被邓小平发觉了。他严肃地说：要让群众上山，不要搞得戒备森严。一路上，遇到身后有年轻人或挑担子的老百姓，他就连忙停到路边让道，招呼随行的人员：“让一让，请他们先走。”然而，许多游客往往赶到邓小平身边就不走了，同他亲切攀谈起来，似乎一见如故。邓小平是那样谦和，使游人一点也不感到拘束。
当快到鳌鱼洞时，有一位年轻姑娘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跑了上来。邓小平一行以为她急着赶路，连忙让路。但她走到跟前却突然停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邓伯伯，您好！我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本来已经下山了，听到您老人家在这里，我们又赶来了……”他便问这位学生念的什么专业，当听说读的是新闻专业时，不由感叹：“噢，难怪消息这样灵通。”邓小平幽默而风趣的话语，把大家都逗乐了……
用三天的时间，邓小平举步攀援，纵横踏过了黄山森罗的群峰。饱览黄山秀色后，他风趣地说：“爬了黄山，天下的名山都不在话下嘛！”真可谓踏遍青山人未老，高山仰止！
邓小平总是把自己看成人民中的普通一员，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吴山越水，西子湖畔，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小平同志和普通群众相处的动人故事。1983年2月11日，他来到杭州灵隐寺，不少游客认出了他，人群中立即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他向人们挥手致意，还不时地握握游客的手。当他看见一位小女孩在大人的怀抱中拍着可爱的小手欢迎他时，就笑着用手摸了摸孩子的小脸说：“这娃娃长得好胖啊！叫什么名字？”从南京来杭探亲的孩子父母激动得满脸通红，一个劲地教孩子快叫“邓爷爷好”。两岁的孩子乖巧地叫了声“邓爷爷好！”邓小平高兴地笑着说：“好！好！”第二天，他在三潭印月又碰到了这位小女孩。邓小平直呼只有一面之交的小女孩。小女孩大声地叫“邓爷爷好！”并展开双手扑向他的怀抱。邓小平用他那温暖的手抚摸着孩子，亲昵地说：“来，跟爷爷亲亲！”孩子高兴地在他的脸上亲着，邓小平亲热地搂着她，和孩子的小脸庞紧贴在一起。
在三潭印月，还留下了邓小平让一位青年工人拍照的故事。当时，一位来自宁波的青年工人正在三潭印月游玩，当他看到邓小平一行人向他缓步走来时，便端起相机对着邓小平按下了快门。见到有人拍照，邓小平赶忙停下脚步，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非常和蔼地与这位青年攀谈了起来，问他是哪里人，做什么工作，是不是坐火车来的，等等。当得知这位青年是宁波人时，他风趣地说：“宁波不错，很大嘛”。这位青年拍摄的照片，后来在上海出版的《青年报》上发表，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邓小平的一生几乎都与波峰浪谷有不解之缘，他历经坎坷，其中有三次大落大起，几近灭顶之灾，然而他都否极泰来，由危转安，化险为夷。这位在政治风浪面前往往如履平地的伟人，在大海涛涛白浪中同样是能劈波斩浪，沉着稳健，胜似闲庭信步。正如孔子所言，“智者乐水”。邓小平喜爱游泳，从年轻时代起就养成了洗冷水浴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一直没有间断。
“乐水派”邓小平曾对来访的李政道说：“我的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错。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个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一股气势。”1983年夏，邓小平在黄海之滨的棒槌岛之游所留下的影像记录，使一切敬仰邓小平的人们形象地看到这位中国政治风浪中的中流砥柱似的伟人是如何度过他的余暇，并为邓小平健康的体魄深为感惊、庆幸。他运动于蓝色的波峰浪谷之间，与风浪为伍，从容泅渡。白浪滔天，他舒展双臂，从容地向海的深处游去。浪花一个接一个地扑来，他泰然自若，挥臂击水，顽强地向前游去。在他身旁看护的游泳好手们见到风急浪猛，便劝他上岸，但他却没顺从这好意的劝告，照旧在水里畅游不止……已经入海游了90多分钟了，他依然没有丝毫倦色，人们难以置信的是，当时的邓小平已经年近80岁了，竟然如此硬朗，实在难能可贵！此时此刻，他抑或会因沉浮而联想到人生的起落，抑或会因击水而想到奋斗的快乐……这一切不得而知。或许，他那时那刻什么也没想。上岸后，不时地同天真可爱的外孙、外孙女嬉戏，不时和女儿聊上几句……其乐融融，多么温暖的天伦之乐！
大海，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1922年，18岁的邓小平在法国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从此，他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大海，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从百色起义到浴血太行，从挺进中原到决战淮海，从横渡长江到挥师西南，他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共和国的创建立下了不朽功勋。邓小平一生迷恋大海，与波峰浪谷有着不解之缘。一下海，他就舒展双臂，游向深处。无论海多深，风多急，浪多大，他都破浪前行。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不留骨灰、撒入大海——这是把毕生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和人民的邓小平的遗愿。回归大海，回归大自然，他的遗愿得到了实现。
爱好与嗜好
大海，浩浩渺渺，略无涯际。喜爱到大海中游泳的邓小平，其襟怀更更像大海那样深沉、宽广。“我能游泳，特别喜欢大海中游泳，证明我身体还行；还打桥牌，证明我的脑筋还清楚。”晚年邓小平常常这样对友人说。游泳和桥牌这两大业余爱好，使他在体力和智力上得到交替松弛与反复磨练，产生了积极的潜在作用。
早在1981年，世界桥牌记者协会就给邓小平颁发了桥牌荣誉奖，称他为世界上对桥牌贡献最大的人。“桥牌女皇”、美籍华人杨小燕说，邓小平的牌技可不仅仅是业余水平，可够得上专业水平了。战争年代，邓小平统帅精兵决胜疆场的雄姿，只有在枪林弹雨中穿过的老将军们有幸亲睹；不过，邓小平在桥牌桌前展示的运筹帷幄的风采，使许多在和平年代长大的年青一代不难想象他当年的凛凛威风。谁说将军无闲情？邓小平曾操着富有音乐感的四川话说：“打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 打桥牌是邓小平50年代在四川学会的，此后就一直成为他的一大业余爱好。晚年，打桥牌更是成为他暮年寄情之所在，而他的桥牌技艺随之日益精湛，几臻炉火纯青，无怪乎外国人称他为中国的“高级桥牌迷”。他出色的桥牌技艺，莫不与他长期的戎马生涯所练就的素质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性？
一次，他与胡耀邦、万里应邀参加在文津俱乐部举办的“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邀请赛。比赛中，他思路敏捷，与牌友密切配合，叫牌果断，攻守自如，出奇制胜，凭借几十年打桥牌的深厚功底，以神机妙算来掌握桥牌桌上的主动权，结果迫使对方以0比20VP败北。
邓小平自己也说：“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的确，他需要思考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所以他往往连散步时也在思考各种问题。况且，他干什么事情都永远那样认真、那样专心致志，因此打桥牌被邓小平利用来作为换换脑筋的有效休息手段是十分必要的。
在桥牌桌前，他总是那样平易近人地与人一起娱乐，大家都深羡其雅量高致，在他身上看不到丝毫颐指气使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世界桥坛都为有这样一位可敬的桥牌爱好者而引以为豪。有时，他还将全家人动员起来，一同观战，激战中，会不时冒出几句轻松幽默的话语，场上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据对战者介绍：“邓小平牌风稳健，自始至终保持冷静，不论打牌或叫牌，都颇有扼制对方、驾驭全局的气概。面临危局时，更表现出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他打牌时情绪是轻松愉快的，即使输了牌局，也没有不开心的表现。”
他对体育的爱好简直可心说是全方位的，游泳、桥牌、足球、棋类、散步、登山等等都是他的业余爱好所在。他对体育运动的广泛爱好源于好对体育运动的深刻理解，并把个人的爱好、兴趣同锻炼身体、训练脑筋、磨炼意志、陶冶情操结合起来，始终不脱离革命工作这个中心。
他的女儿曾对记者介绍说，父亲生平主要有三个爱好，一为足球，二为言菊朋的京剧，年轻时为此着迷，后来只是耳朵不好使唤而放弃此好，三为桥牌。不过，足球恐怕要算是他历史最久远的业余爱好。据悉，早在书声朗朗的少年时期，足球场上就已经闪动着邓小平敏捷、灵活的身影。青年邓小平远涉重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学习之余，足球依旧对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有一次举行奥运会足球赛，他十分希望能够一睹为快，却苦于没钱，于是深感懊丧。忽然，一个念头闪进他的脑海，“对了！衣服当了不就是钱？”想到这里，邓小平飞快地跑回寓所拿出自己一件外衣送到当铺，买票看了这场精彩的足球赛。
风风雨雨数十载，足球一直是邓小平难以割舍的爱好之一。50年代，他是足球场的常客；以后，他是足球赛电视转播的忠实观众。有一次，正逢一场精彩的足球赛，不幸的是他因腿骨骨折住进医院，在床上吊着腿。可是他并不愿错过这次观看足球赛的难得机会，便躺在病床上看完了整场比赛的电视实况转播。那场精彩纷呈的足球赛似乎使他忘记了骨折的疼痛，使他显得如此兴致勃勃，看得那样津津有味。当时目睹这一情景的一位人士后来曾对记者说，他对邓小平热爱体育活动的劲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首次在群众场合露面就是看足球比赛，他刚刚出现在主席台，群众就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持续了数分钟……
就是这样，中国足球运动从没有离开过他的视野。为了振兴中国足球，邓小平尽了很大的力量，倾注了许多心血，办到了一切可能办到的事情。当中国足球队接连铩羽而归、国人议论啧啧之际，邓小平大声疾呼“从娃娃抓起”。这位在战争年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伟人登高一呼，举国上下应者如云，少年足球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勃然而兴，千万个小选手活跃在绿茵上，中国足球事业显露出迷人的曙色。这无不寄寓着一个伟人的闲情雅趣，也载负着一个伟人热望中国足球事业走出困境的深情厚意。
除足球之外，邓小平喜欢篮球等球类运动。1979年他访问美国时，东道主得悉他喜欢篮球，还在文艺节目中特意安排了一场篮球表演。谁会想到，自己的爱好居然很好地用在了外交上。
生活与生趣
1989年11月，邓小平终于辞去了自己最后一个政治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个伟人主动离开政治舞台，同他步入政治舞台一样，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家人支持他退休，为的是他能更加健康长寿；而他自己一直希望早点退下来，为的则是国家的前途、党的利益。退休后，邓小平的生活是恬静的，虽然晚年含饴弄孙，意趣超然，却时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关心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但对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决不加以掣肘。
作为妻子，卓琳非常了解邓小平的生活习惯和爱好。邓小平爱看书，看马克思、列宁著作及中国历史经典书籍、中外文学名著。因此，卓琳平时很注意收集、借阅邓小平喜爱看的书籍。据说，少年时代的邓小平就聪颖过人，书读三遍即能背诵。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更是接触到大量的革命理论书籍。他早年的读书经历，给他后来的革命活动和生活带来了巨大帮助和精神安慰。邓小平看书时不死记硬背，不读死书，而是特别着眼于运用，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进行思考，着眼于用书本知识正确指导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以读书为最大乐趣，乐此不疲，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家里订了10多份报纸，他每天“雷打不动”，都要将它们浏览一遍，家人常开开玩笑说他是家里的“信息源”，是各种新消息的“发布官”。
自己读书，劝人读书，他还指导编书。1993年，近90岁的邓小平冒着酷暑，亲自审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文稿。他很认真，一篇一篇地看，有时送的速度赶不上他看的速度。邓小平认为，这本书是从大的方面讲的，从大局考虑的，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交代性的东西。他认为革命要靠“两杆子”——“枪杆子”与“笔杆子”。重视“枪杆子”的邓小平也是个“笔杆子”，他才思敏捷，文笔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早在战争年代，与他共事的同志形容他写东西是“倚马可等”。简洁、明快、短小，是他文风上的特点。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严格按自订的作息制度运行。通常，邓小平每天清晨8时起床，然后在庭院内散步半小时左右。院子外围约140米，他每天“定额”走上18圈方才“鸣金收兵”。每转一圈，他走的步数都是一定的，像在虔诚地完成一件十分严肃的任务。他对待散步就像对待工作一样认真，从不偷懒、不取巧、不抄近道。雨雪天不方便，他就在走廊里来回走动。有时，他还做几节自编的健身操，扩胸、伸腿、舒筋骨。这是晚年邓小平“动补”的主要方式。早餐多安排在8点半，多是喝些豆浆，吃些油条或馒头。上午，在阅读国内外报刊新闻摘要，对于中央办公厅送来的简报与文件。 午餐安排在12点，和家人一起用餐，一大家有十三四人分坐两桌。午餐通常是四菜一汤，其中两荦两素、一杯茅台或黄酒；他爱吃辣椒。午饭后，一般稍作休息。下午有时约牌友打桥牌。
晚餐在6点半，常常是一个汤和一碟炸花生、黄豆、杂果仁。吃饭时，爱了解子女的一些情况，但只听不作回答。晚饭后，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没有特殊情况一般是要看的。晚10时许，结束一天的生活。
喝酒也可以说是邓小平的一种嗜好，虽他能喝但从不贪杯。他喜欢喝法国的葡萄酒，但更喜欢喝贵州出产的茅台酒、杭州的黄酒。有一次同一些退下来的老同志团聚，竟接连喝了六杯茅台而脸不改色，仍旧谈笑风生。70年代初，他蒙难江西时，喝茅台困难了，就喝当地最便宜的酒，有时夫妇俩自己酿米酒。他在1989年退休的当天，邓朴方深知父亲的喜好，提出送一瓶好酒给父亲。后来，医护人员出于对邓小平身体健康着想，提议他不喝白酒为好，邓小平欣然接受，改喝加饭酒，进餐时一小杯，从不过量。
曾在邓小平家做过近两年厨师的管建平回忆说：“打心里说小平一家是过日子的人。两年里，我弄什么，他们吃什么，绝对不挑食。只是他们的口味重一点，偏爱辣，我便在做菜时多放点辣椒、辣粉就行了。”据介绍，邓小平用餐时喜欢各色各样的菜都吃一点，于是管建平特意为邓小平准备了一个小盘子，各种菜都夹上一点，戏称为“五味俱全”。回锅肉、扣肉、粉蒸肉、臭豆腐、腌胡萝卜丝，是他常吃的。“他家有一个习惯——不浪费，剩饭剩饭一律下顿做成烩饭、烩菜接着吃，就是炖菜剩下的汤都要留到下顿吃。”无论法定节日还是民俗节日，或者遇上谁的生日，邓家把握住一点，从不办酒席；只有在亲友、同事和部下来时，卓琳才会特地关照厨师加菜，还特地让厨师少放辣子。
20世纪80年代初，在邓小平身边工作的保健医生傅志义说，“小平同志从不吃补品，惟一可算‘补品’的，是每天吃几丸大粒维生素。在他身边工作三年，我竟从未见他患过感冒，也很少见他吃药。”作为保健医生，傅志义明白像邓小平这样有多年烟龄的老人，如果一下子让他戒掉，反而会引起机体的平衡失调，危害更多，“况且他自己也在克制，平时在办公基本上不抽，会见外宾参加重大国事活动也尽量少抽”。
有人说，邓小平是中国的头号烟民。当然，这话是从其政治地位而言的，并非是说他的烟瘾最大。即便是战争时代，也难以离开香烟。在长征途中，没有烟抽，他和罗荣桓两人曾沿路找点破纸、干树叶子，用破纸包上树叶子当烟抽。在江西下放劳动的日子里，邓小平抽着烟，日常陷入深深的思索，居江湖之远而忧国忧民。在恢复工作后日理万机之时，他抽着烟，沉思默想，万家忧乐在心头，以民众苦痛为怀，构思着改革开放的每一个方针、每一项政策、每一次行动。吸烟在这时成了激发他灵感的诱因。
人们曾往往看到，在会议上，邓小平侃侃而谈，听者聚精会神。谈着谈着，他从放在桌上的“熊猫”牌烟中取一支，叨在嘴上，“噌”的划燃火柴，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在前飘浮，接着他又顺着先前的思路讲下去，逸兴遄飞……
不过，吸烟危害身体。为此，家人十分替他担心，为他作出了种种限制性安排。1986年9月2日，他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时，一如往常那样掏出了香烟。记者迈克·华莱士也要了一支，可仔细一看觉得这烟不对劲：“哈哈，过滤嘴比烟还要长。”华莱士的这个发现使邓小平大为得意：“这是专门对付我的。我抽烟的坏习惯改不了啦。”
在一次大会的主席台上，邓小平不知不觉地忘记了大会“不准抽烟”的规定，习惯性地点上一支烟吸了起来。没一会儿，旁边的一位中央领导递给他一张代表写的纸条——“请邓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不要吸烟”。看了看这张纸条，邓小平便当即把烟灭了。这件事被传为佳话，党的领导人和普通代表之间平等相处、自觉遵守公共场合的秩序，赢得了人们的爱戴。退休后，出于健康的考虑，他开始戒烟。对于一个有长期“烟史”的人来说，戒烟无疑是一件需要有坚韧毅力才能做到的事，但邓小平说戒就戒，放下就没有再抽。
如今，一代伟人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留下的是思想、风范与业绩，他的生活情趣与人格魅力似久存的佳酿弥足浓郁，常饮常醉。追思邓小平，我们沉醉于伟人亦浓亦烈的生活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