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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道明的眼里，从童年开始，他就和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检察院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直到今天。母亲是检察院的干部，他就是在这里长大，直至考上了广州市司法学校才离开，在1991年从学校毕业之后，他还是服从组织的安排，又回到这个再熟悉不过的检察院，从事他热爱的检察工作，李道明说之所以这样选择完全是一种情结。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在法官父亲身边倾听案件故事，在检察院的大院里嬉闹玩耍的孩童，已经成为番禺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现在的李道明不仅是案件故事的讲述者，而且还是故事的一部分。
“把所有事情都推到我李道明身上就行了”
《方圆》：进入检察系统后，一直都是在番禺区检察院工作吗？
李道明：从2004年开始，离开过一段时间，不过只有19个月，当时全国正在推行“东西干部交流”活动，广东省检察系统要选派两人去广西挂职锻炼，但必须符合年轻、正科级和在主要业务部门工作这三个条件，我当时32岁，而且已经是公诉科科长，所以就被选派到南宁市武鸣县检察院挂职副检察长，分管反渎和控申两个部门。
《方圆》：突然被交流到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检察院工作，还适应吗？
李道明：经济条件差点无所谓，毕竟是去工作，而且相比起来，在武鸣县检察院工作可比在番禺还要清闲很多，因为武鸣县当时全年的刑事案件才170多件，只有番禺检察院的1/10，而我在1995年当公诉人时，一年办理的案件就有130多件，不过就是在那里，我亲手办理了一个职务犯罪案件，而且颇感压力。
《方圆》：什么案件呢？
李道明：一个看守所的案件，相当敏感的部门。具体情况是值班民警没有按规定去巡岗，两名罪犯趁着这个时机把门锁撬开就跑了，事情发生后，当值的干警和值班的所长都推卸责任，审讯马上就僵住了，后来我用了一个方法，告诉他们罪犯逃跑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肯定要有人承担责任，关键是谁承担最大的责任，这时候他们肯定互相推嘛，而且还说出了具体的理由。然后我们把两方面的笔录一综合，谁应该承担这个责任，答案就很清楚了，但是真正棘手的问题还在后面。
《方圆》：有人说情？
李道明：对，说情的还不是一般人。武鸣县是山区，相对封闭，乡土情结非常重，出事的两人都是本地人，关系错综复杂，当地一些颇有背景的人都出来说情了，能保就保，出现这些情况后，办案的同志都感觉压力太大，我就对他们说把所有事情推到我身上就行了，有人说情就说都是李道明干的“坏事”，反正干部交流的时间马上就到了，2005年12月我就回番禺了。
“办理案件需要职业敏感度”
《方圆》：你在2008年8月才担任反贪局局长，反贪局在你任职的这几年时间里办理的案件数量达到了122件，平均每年40件左右，作为一个基层院，办理这么多案件，有什么秘诀吗？
李道明：关键还是要靠自己，其实每个地方反贪局案件的来源几乎都一样，就是举报、交办、移交和自行发现。其中举报最多，比例往往占到60%左右，但有些线索很虚，最后能够成案的寥寥无几，交办和移交的案件也不会多，剩下的出路就是靠自行发现，这就需要高度的职业敏感度，有时看电视都能发现案子。
《方圆》：看电视也能发现案子？
李道明：确有其事，在2009年，一档电视节目曝光了广州市国土局矿办将一些没有自然灾害的区域谎报称有地质灾害，一些小的地质灾害谎报称大的地质灾害，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一些私营矿主可以挖取更多的土石方，第二天接着又曝光了番禺区国土局矿办存在同样的问题，对其中的两位工作人员直接点名道姓，我当时就意识到这里面肯定存在利益交易的问题，马上安排人手就去查办。
《方圆》：结果如何？
李道明：首先就把那两名被指名的工作人员带了回来，根据他们的交代，直接查到了大岗镇和化龙镇两个很大的石场，这两个石场的业务多，牵连的人也很多，一下子带出了20多个案子，7个处级干部落马，其中包括了番禺区国土局矿办前后两届主任和镇里的一些领导干部。
《方圆》：这是一个典型的窝案串案。
李道明：对，这也是番禺反贪局每年能够办理这么多案件的关键所在，深挖一个案件，牵扯出其他相关案件，而且一扯往往能够扯出10多个案件。在2009年我们还办理了一个很典型的案件，当时接到举报，番禺区一个专做市政工程的承包商存在行贿行为，后来我们查实这个人多次行贿，牵涉镇街、交通局和土地开发中心等等，一共立了16个案件，其中还包括了3名行贿人。
《方圆》：这些窝案串案的数额大吗？
李道明：都不是太大，20万元以上的案件比较少，上百万元的案件就更少了，这是番禺区检察院案件的特点，也是基层院案件普遍的特点。
“300万的大要案，连初查都花了大半年”
《方圆》：办理大要案比小案难度大？
李道明：的确是困难很多，一般在大要案中，涉案的官员级别比较高，涉案金额比较巨大，真是不好查。在2009年我们自己查办了一个案件，对象是一位局长，一开始了解的涉案数目已经非常大了，当时举报信上说这位局长收了100万的贿赂，我们就开始找这笔资金往来，终于从他老婆的存折了发现了这笔钱。本来以为很稳妥就能拿下这个案件，想不到这100万的行贿者和这位局长是铁哥们，把这笔钱称为“借款”，我们当时一下子就卡住了。好在开案前，我们又从他别的存折里发现了两笔共计200万的资金往来记录，这下他就没得狡辩，只有自己老实交代，最后一共交代了300万，而这个案件我们光初查就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方圆》：为什么初查花了这么久的时间？
李道明：不得不说，我们办案的手段还是比较落后了，为了慎重起见，我们派专人到广州市调取这个局长的资产资料，就是这个工作耗费了整整半年的时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要从一家银行调取他的存款情况，因为涉及到客户信息安全问题，银行方面不是很积极配合，在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往往一个月之后才能等到具体的资料。当时我们就很羡慕深圳的反贪局，他们有一个办案指挥中心，掌握了很多信息，需要查某人，直接提交这个人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不到一天的时间，他的存款、房产和车辆信息资料统统到手。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初查，后来也因此出现了些问题。
《方圆》：什么问题呢？
李道明：我们办理这个案子，初查都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半年之后，我们把他带回院里审问，还没等我们自我介绍，他就把我们主要办案人员的名字都讲了出来，原来我们在初查时接触的一些人和这位局长关系相当好，半年前他就知道谁在查他的老底。
“政府聘用人员贪腐现象严重”
《方圆》：大要案和小案你都办理过，怎么看这两类贪腐官员？
李道明：大要案往往能够引起巨大轰动，涉案官员级别高、金额大的特点的确更容易受到公众的关注，但是小案件的主角虽然身份低，涉案金额少，其影响的恶劣程度却毫不逊色，在我们办理的这么多案件中，还发现了一个贪腐的新群体：政府聘用人员，他们就是这些小案的代表人物。
《方圆》：政府聘用人员？
李道明：这是一个统称，这些人和国家公务员一样都受政府聘用，手中还握有行政权力，但是他们都没有政府的编制，就是因为这个编制的差别，月薪往往才2000多，这和番禺地区有编制公务员的月薪有比较大的差距，可是实际的工作很大一部分都由这些月薪2000多的聘用人员来完成，而紧接着就出问题了。
《方圆》：什么问题？
李道明：手中权力和收入的严重不对等往往产生贪腐，在利益诱惑面前，这些人常常被拉下水。现在各个部门和单位都会有这些没有编制的政府聘用人员，这些人手中权力大得可怕。比如规划局，去看现场，是不是违章建筑，有没有按照政府规划来建设，都是他们说了算，收了钱自然对那些违章的视而不见。土地开发中心更厉害，一块地需要填土方，差10公分都不得了，几百亩的地就这样填，涉及的数额可想而知，最后测量的数据都是以他们为准，而且每天都在工地里监管，说你行你就行，很多包工头没办法，只有行贿了事。
《方圆》：这些事情只是局限在和工程建设有关的领域吗？
李道明：不止这些，其实几乎每个部门或单位都有聘用人员，最典型就是公安局的辅警，查酒驾、抄牌和巡逻基本都是这些人在做，比如查酒驾，先收钱，然后酒驾者第二天再抽一次血化验，他们就能把头一天的化验单换掉，这个影响实在太恶劣。
《方圆》：这种群体的贪腐问题好解决吗？
李道明：有一次和番禺区规划局局长聊天，规划局此前有一个人出事了，为了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局长说要派两个人同时到现场办事，互相监督，我当时就说，别说是两个人，就是五个人，那些包工头一样搞定。归根结底，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没有编制，没有高收入，这些人心理不平衡，还是容易出问题，番禺区现在各个单位的编制基本是在2000年时确定下来的，当时番禺的人口才100万，而现在都超过200万了，公务员编制已经满足不了现实的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将这些人的收入和手中权力基本对等，同时我们也会持续严厉打击政府聘用人员的贪腐现象。
大要案往往能够引起巨大轰动，涉案官员级别高、金额大的特点的确更容易受到公众的关注，但是小案件的主角虽然身份低，涉案金额少，其影响的恶劣程度却毫不逊色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在法官父亲身边倾听案件故事，在检察院的大院里嬉闹玩耍的孩童，已经成为番禺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现在的李道明不仅是案件故事的讲述者，而且还是故事的一部分。
“把所有事情都推到我李道明身上就行了”
《方圆》：进入检察系统后，一直都是在番禺区检察院工作吗？
李道明：从2004年开始，离开过一段时间，不过只有19个月，当时全国正在推行“东西干部交流”活动，广东省检察系统要选派两人去广西挂职锻炼，但必须符合年轻、正科级和在主要业务部门工作这三个条件，我当时32岁，而且已经是公诉科科长，所以就被选派到南宁市武鸣县检察院挂职副检察长，分管反渎和控申两个部门。
《方圆》：突然被交流到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检察院工作，还适应吗？
李道明：经济条件差点无所谓，毕竟是去工作，而且相比起来，在武鸣县检察院工作可比在番禺还要清闲很多，因为武鸣县当时全年的刑事案件才170多件，只有番禺检察院的1/10，而我在1995年当公诉人时，一年办理的案件就有130多件，不过就是在那里，我亲手办理了一个职务犯罪案件，而且颇感压力。
《方圆》：什么案件呢？
李道明：一个看守所的案件，相当敏感的部门。具体情况是值班民警没有按规定去巡岗，两名罪犯趁着这个时机把门锁撬开就跑了，事情发生后，当值的干警和值班的所长都推卸责任，审讯马上就僵住了，后来我用了一个方法，告诉他们罪犯逃跑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肯定要有人承担责任，关键是谁承担最大的责任，这时候他们肯定互相推嘛，而且还说出了具体的理由。然后我们把两方面的笔录一综合，谁应该承担这个责任，答案就很清楚了，但是真正棘手的问题还在后面。
《方圆》：有人说情？
李道明：对，说情的还不是一般人。武鸣县是山区，相对封闭，乡土情结非常重，出事的两人都是本地人，关系错综复杂，当地一些颇有背景的人都出来说情了，能保就保，出现这些情况后，办案的同志都感觉压力太大，我就对他们说把所有事情推到我身上就行了，有人说情就说都是李道明干的“坏事”，反正干部交流的时间马上就到了，2005年12月我就回番禺了。
“办理案件需要职业敏感度”
《方圆》：你在2008年8月才担任反贪局局长，反贪局在你任职的这几年时间里办理的案件数量达到了122件，平均每年40件左右，作为一个基层院，办理这么多案件，有什么秘诀吗？
李道明：关键还是要靠自己，其实每个地方反贪局案件的来源几乎都一样，就是举报、交办、移交和自行发现。其中举报最多，比例往往占到60%左右，但有些线索很虚，最后能够成案的寥寥无几，交办和移交的案件也不会多，剩下的出路就是靠自行发现，这就需要高度的职业敏感度，有时看电视都能发现案子。
《方圆》：看电视也能发现案子？
李道明：确有其事，在2009年，一档电视节目曝光了广州市国土局矿办将一些没有自然灾害的区域谎报称有地质灾害，一些小的地质灾害谎报称大的地质灾害，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一些私营矿主可以挖取更多的土石方，第二天接着又曝光了番禺区国土局矿办存在同样的问题，对其中的两位工作人员直接点名道姓，我当时就意识到这里面肯定存在利益交易的问题，马上安排人手就去查办。
《方圆》：结果如何？
李道明：首先就把那两名被指名的工作人员带了回来，根据他们的交代，直接查到了大岗镇和化龙镇两个很大的石场，这两个石场的业务多，牵连的人也很多，一下子带出了20多个案子，7个处级干部落马，其中包括了番禺区国土局矿办前后两届主任和镇里的一些领导干部。
《方圆》：这是一个典型的窝案串案。
李道明：对，这也是番禺反贪局每年能够办理这么多案件的关键所在，深挖一个案件，牵扯出其他相关案件，而且一扯往往能够扯出10多个案件。在2009年我们还办理了一个很典型的案件，当时接到举报，番禺区一个专做市政工程的承包商存在行贿行为，后来我们查实这个人多次行贿，牵涉镇街、交通局和土地开发中心等等，一共立了16个案件，其中还包括了3名行贿人。
《方圆》：这些窝案串案的数额大吗？
李道明：都不是太大，20万元以上的案件比较少，上百万元的案件就更少了，这是番禺区检察院案件的特点，也是基层院案件普遍的特点。
“300万的大要案，连初查都花了大半年”
《方圆》：办理大要案比小案难度大？
李道明：的确是困难很多，一般在大要案中，涉案的官员级别比较高，涉案金额比较巨大，真是不好查。在2009年我们自己查办了一个案件，对象是一位局长，一开始了解的涉案数目已经非常大了，当时举报信上说这位局长收了100万的贿赂，我们就开始找这笔资金往来，终于从他老婆的存折了发现了这笔钱。本来以为很稳妥就能拿下这个案件，想不到这100万的行贿者和这位局长是铁哥们，把这笔钱称为“借款”，我们当时一下子就卡住了。好在开案前，我们又从他别的存折里发现了两笔共计200万的资金往来记录，这下他就没得狡辩，只有自己老实交代，最后一共交代了300万，而这个案件我们光初查就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方圆》：为什么初查花了这么久的时间？
李道明：不得不说，我们办案的手段还是比较落后了，为了慎重起见，我们派专人到广州市调取这个局长的资产资料，就是这个工作耗费了整整半年的时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要从一家银行调取他的存款情况，因为涉及到客户信息安全问题，银行方面不是很积极配合，在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往往一个月之后才能等到具体的资料。当时我们就很羡慕深圳的反贪局，他们有一个办案指挥中心，掌握了很多信息，需要查某人，直接提交这个人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不到一天的时间，他的存款、房产和车辆信息资料统统到手。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初查，后来也因此出现了些问题。
《方圆》：什么问题呢？
李道明：我们办理这个案子，初查都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半年之后，我们把他带回院里审问，还没等我们自我介绍，他就把我们主要办案人员的名字都讲了出来，原来我们在初查时接触的一些人和这位局长关系相当好，半年前他就知道谁在查他的老底。
“政府聘用人员贪腐现象严重”
《方圆》：大要案和小案你都办理过，怎么看这两类贪腐官员？
李道明：大要案往往能够引起巨大轰动，涉案官员级别高、金额大的特点的确更容易受到公众的关注，但是小案件的主角虽然身份低，涉案金额少，其影响的恶劣程度却毫不逊色，在我们办理的这么多案件中，还发现了一个贪腐的新群体：政府聘用人员，他们就是这些小案的代表人物。
《方圆》：政府聘用人员？
李道明：这是一个统称，这些人和国家公务员一样都受政府聘用，手中还握有行政权力，但是他们都没有政府的编制，就是因为这个编制的差别，月薪往往才2000多，这和番禺地区有编制公务员的月薪有比较大的差距，可是实际的工作很大一部分都由这些月薪2000多的聘用人员来完成，而紧接着就出问题了。
《方圆》：什么问题？
李道明：手中权力和收入的严重不对等往往产生贪腐，在利益诱惑面前，这些人常常被拉下水。现在各个部门和单位都会有这些没有编制的政府聘用人员，这些人手中权力大得可怕。比如规划局，去看现场，是不是违章建筑，有没有按照政府规划来建设，都是他们说了算，收了钱自然对那些违章的视而不见。土地开发中心更厉害，一块地需要填土方，差10公分都不得了，几百亩的地就这样填，涉及的数额可想而知，最后测量的数据都是以他们为准，而且每天都在工地里监管，说你行你就行，很多包工头没办法，只有行贿了事。
《方圆》：这些事情只是局限在和工程建设有关的领域吗？
李道明：不止这些，其实几乎每个部门或单位都有聘用人员，最典型就是公安局的辅警，查酒驾、抄牌和巡逻基本都是这些人在做，比如查酒驾，先收钱，然后酒驾者第二天再抽一次血化验，他们就能把头一天的化验单换掉，这个影响实在太恶劣。
《方圆》：这种群体的贪腐问题好解决吗？
李道明：有一次和番禺区规划局局长聊天，规划局此前有一个人出事了，为了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局长说要派两个人同时到现场办事，互相监督，我当时就说，别说是两个人，就是五个人，那些包工头一样搞定。归根结底，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没有编制，没有高收入，这些人心理不平衡，还是容易出问题，番禺区现在各个单位的编制基本是在2000年时确定下来的，当时番禺的人口才100万，而现在都超过200万了，公务员编制已经满足不了现实的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将这些人的收入和手中权力基本对等，同时我们也会持续严厉打击政府聘用人员的贪腐现象。
大要案往往能够引起巨大轰动，涉案官员级别高、金额大的特点的确更容易受到公众的关注，但是小案件的主角虽然身份低，涉案金额少，其影响的恶劣程度却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