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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西方发展经济学引人中国的第一位学者，撰写的《发展经济学》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此学科的专著，首次提出“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他就是被称为中国发展经济学鼻祖的谭崇台。
这位在中国经济学领域的标志性人物，那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渊博学识，精湛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淡泊名利、虚怀若谷的道德人格，诲人不倦、奖掖后学的大家风范，令人敬仰、崇敬和爱戴。专访中，记者深深感受到他经济思想之精湛深厚、治学之认真严谨、为人之谦和风趣。老人一再说：“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做得很不够，深感不安。”
从四川乐山到武汉珞珈山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1947年底，谭崇台满怀报国激情，谢绝师友们的挽留，毅然自美国启程回国。在途中，他陷入了回忆之由……
1939年，谭崇台考取了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时值抗日战争正酣，武大被搬到四川乐山。在那里，谭崇台总听到高年级的同学回忆武大校园的美景，美丽的珞珈山、俊秀的东湖。当时的他对珞珈山始终有一种向往之情，曾在诗中写道：“东湖碧波梦，珞珈翠微心。国破山河在，何年到汉荆。”当时，谭崇台的国文老师叶圣陶先生在诗后批了这样一句话：“爱国爱校之心深也。”
谭崇台说，那时候，自己本可以被保送至西南联合大学的，可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因素未能如愿。于是，后来考试时就直接选择了武汉大学。他戏称自己是怀着一种报复心理走进武汉大学的。“当时武大内迁到四川乐山，教学条件相当艰苦。我们的宿舍就是一个当铺的库房，又黑又暗，而且非常潮湿。一天三顿全靠‘八宝饭’来维持生活，这‘八宝饭’就是掺有杂粮、沙子的米饭。”谭崇台仿佛又回到了那段艰难的求学岁月。
谭崇台清楚地记得叶圣陶先生“每两周都会给我们布置一篇作文，我们把作文上交之后，他都会一篇一篇仔细地阅读，每个学生上交的作文本都会留下他用红笔修改过的痕迹。叶圣陶先生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在我以后的从教生涯中时常会想起他在灯下为我们批改作文的情形，不断地激励我保持一种认真的治学态度”。
毕业时，学校把他们一批没有着落的学生统派到资源委员会。不久，谭崇台被派到湖南一个厂当会计，随后又被介绍到直接税局工作。谭崇台对这样的安排毫无兴趣，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渴望，使他感到十分困惑。
正在彷徨之际，得悉教育部将举行公开的留学考试，要从数千名大学毕业生中选取320多人，其中财经类约招50人，谭崇台暗下决心，搏一搏。经过短暂时间的准备和沉着从容的应试，他以第5名的成绩而如愿以偿。谭崇台的第一选择是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经济系。
1944年底，谭崇台实现了走出四川盆地、到外地去求学的愿望，和陈观烈、陈文蔚等中国留学生踏上了赴美求学的旅程。他们先从重庆飞抵昆明，傍晚乘美军运输机在夜色的掩护下，经过“驼峰航线”到达印度，再乘船经澳大利亚、新西兰抵达美国西海岸，历时42天。据谭崇台回忆，每一个路段都有生命危险。用他的话来说，那时候就是命悬一线。
到马萨诸塞州查里河边的哈佛大学后，谭崇台和陈观烈、陈文蔚等专业相同、经历相似、性情相投的中国留学生同吃、同住、同行，形影不离，一时间被誉为“哈佛三剑客”(此前，韩德培、吴于廑、张培刚也有此说法)。谭崇台至今还记得他们当年在查理河边芳草地上月夜漫步、谈古论今、切磋砥砺的情景。“多情查理河边月，年年犹忆三人行”的诗句，就是他对当年友谊的追忆。
1947年初，受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列昂惕夫、汉森的指导和教诲，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正处于鼎盛时期完成学业并取得硕士学位的谭崇台，到华盛顿远东委员会任专门助理，作战后日本经济和赔偿问题的研究工作。在这里，他得心应手，先后撰写了《“论日本赔偿问题”》、《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等论文，待遇也很优厚。然而，谭崇台深切地感受到，“江山信美非吾土”，作为华夏子孙，不如归国倾全力。谭崇台坦言：他1948年回国自然而然，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正像中小学生放学必须回家一样，作为异域求知的学子回到祖国的怀抱，天经地义。
为此，年仅27岁的谭崇台谢绝了众多师友的挽留，回到了风雨飘摇的祖国，后受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回到“从未谋面”的地处珞珈山的母校武汉大学执教。“我清楚地记得是在1948年3月1日回到母校，之后就担任起副教授的职务。”
此时的国统区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谭崇台月薪是9000多万法币，但在市场上只能买到6瓶醬油，这使只带了两个铺盖卷的谭崇台夫妇陷入了困境。就在这时候，儿子谭力文呱呱坠地，这让他们又喜又忧——他们拮据得连孩子出生的费用也支付不起。幸好得到复旦大学陈观烈教授的汇款，他们才得以解除困境。
让谭崇台高兴的是：“当时的武汉大学是非常辉煌的，师资队伍异常壮大，有货币银行学专家杨端六先生、财政学专家刘炳麟先生、会计学专家戴铭巽先生等，周鲠生先生又招纳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张培刚先生、韩德培先生、吴于廑先生、吴纪先先生等学术界的精英。在这一批人的带领之下，学校的学术氛围和学习风气特别浓厚。”从此，他扎根珞珈山。
1980年，谭崇台再度赴美访问，一家电台的记者采访时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了解你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离美返国，当时你下这一决心时感到困难吗?几十年后的今天你有何想法?”谭崇台回答说：“我对美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情感。但是，我是中国人，应该回去给中国做点事情。当年我就是这样下了决心的，现在我也毫不感到遗憾。”
1989年1月至7月，谭崇台又应邀去美国讲学，他的妻子也同行。这期间北京发生了六，四事件，一些美国人士极力戏他滞留不归，并提供多种工作机会由他选择，但他一一婉言谢绝，如期回到祖国。
迎来迟到的学术青春
在1958年“反右”运动中，谭崇台被迫离开武汉大学经济系到外语系教英语。随着“文化大革命”等开始，谭崇台一教英语就是20年。
谭崇台内敛和“与世无争”的禀性，使他在10年内乱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潜心于教学，这实，乃整个经济学界的幸运。他常说：“我痛心的是经济学的停滞和倒退。”不过，他在20多年中还是不断写作，尽管也不能发表，文稿不少在“文革”中散失了，从而形成一段学术履历“空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谭崇台重新回到经济系。待他能够重操旧业的时候，已经是年近花甲之人了，但是学术青春才刚刚开始。他不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教学和科研，而且还担负起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武汉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行政和业务领导工作，为武汉大学及其经济管理学院(后名商学院)的建设和 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谭崇台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的引进、推进、教学和研究工作，认为发展经济学这一门新兴的学科所研究论证的问题，是一切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所必须通盘考虑的问题，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做出很大努力去解决而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他深入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984年，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评述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专著。1989年，他又主编出版了被列为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高校重点教材的《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该书被国家教委授予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并被推荐为全国研究生通用教材。1993年，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武汉大学出版社)，被誉为国内外第一部以经济发展思想为脉络的西方经济学说史，后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名字同发展经济学紧紧连在一起
长期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谭崇台，被认为是将西方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发展经济学对我国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政策，少走弯路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可以说，谭崇台的名字同发展经济学紧紧连在一起。他强调，要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以经济增长的速度代替经济发展的效果。谭崇台说，经济增长指社会财富或总产出的增长。衡量经济增长通用尺度是GDP(国内生产总值)或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经济发展指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的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变化，如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一般生活水平和分配状况的变化，卫生健康状况的变化，文化教育状况的变化以及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变化。可见，经济增长内涵较狭，经济发展内涵较广。他说，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经济发展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量化，但更偏于是一个质量概念。“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和目的。没有经济增长，不可能有发展。”
在确定经济增长的速度时，要考虑经济发展究竟取得什么样的效果，社会目标究竟会不会完美实现，谭崇台的话语重心长。他说，决不能把经济增长指标等同于经济发展战略，或者把经济发展战略简单化为经济增长指标。“在开发项目时，不要只着眼于它本身经济效益，而要关注它的社会经济效果和影响。对每项投资项目，都要进行科学的项目评估，作出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分析和论证。对一切经济工作的考察都应当把视角从经济增长扩大到经济发展。只从经济增长的观点看经济工作，看见的往往只是眼前的、自身的价值，而忽视的往往是长远的、外部的害处，以致不可能权衡取舍，作出正确的决策。从经济发展的观点看经济工作，可以看见长远的、全局的利害得失，从而有利于权衡取舍，作出正确的决策。一言以蔽之，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他认为，当前以民为本、统筹兼顾、促进经济平衡快速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发展问题认识的一个飞跃，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称职的教书匠”那独特的人格魅力
寄望尽早解开发展中大国最复杂、最艰深的经济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的谭崇台，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与他交谈时，他往往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与其杰出的理论成就相媲美的是他淡泊名利、虚怀若谷的崇高道德人格。他经常提醒学生和自己：“做学问之前要先学会做人，七分做人，三分做学问；要始终保持谦虚学习的心态。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你们可以随进进行批评。”
几十年来，谭崇台不仅桃李馨香远播，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实践人才，还以担任社会职务、研究报告等方式，积极为国家经济建设献计献策。直到今天，已耄耋之年的谭崇台仍然奋战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依然保持着学术上的朝气、敏锐与激情。他严谨的学术品格、高尚的思想情操，深深影响了一茬一茬的学子。至于他自己，他以为不过是一名“称职的教书匠”。
尽管头发斑白，但是谭崇台精神矍铄、步履稳健、耳聪目明。谭崇台笑着说，“现在家里的人说悄悄话我都能听到，耳朵一点也不聋”。说到养生，他这样总结：“我有3条经验。一是有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一辈子生活都很有规律，从来都不‘开夜车’，每天都在11点以前休息。二是保持心态平稳，一辈子心淡如水，上升时不得意，失意时不沮丧。另外，还需要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老人慈祥随和，思路清晰。
采访结束后，谭崇台赠记者一部43萬字许的《谭崇台选集》。细细翻阅这部凝聚他学术成就的著作，品味到他经济思想的博大精深，一个个富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观点让人大开眼界。翻到后记，记者感动了：“只要一篇文章还有正确的方面，错误的东西就让它保持原样，使读者可以看出我曾经何等浅薄而现在是何等需要不断探索，从而对我的一生有较全面的了解。”透过这些文字，记者读到了老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难怪他年已高龄仍然坚持给博士生上课，并从不迟到一分钟，讲稿也是经过仔细推敲并不断更新。他说：“如果我还是沿袭老一套的思想和观点去随便应付一下，这样做不仅对不起学生，更愧对自己。”
博学、严谨、谦虚、淡泊，这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独特的人格魅力。这一切，在谭崇台身上得到体现。他不愧是中国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一面旗帜!
文字编辑：余玮
这位在中国经济学领域的标志性人物，那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渊博学识，精湛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淡泊名利、虚怀若谷的道德人格，诲人不倦、奖掖后学的大家风范，令人敬仰、崇敬和爱戴。专访中，记者深深感受到他经济思想之精湛深厚、治学之认真严谨、为人之谦和风趣。老人一再说：“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做得很不够，深感不安。”
从四川乐山到武汉珞珈山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1947年底，谭崇台满怀报国激情，谢绝师友们的挽留，毅然自美国启程回国。在途中，他陷入了回忆之由……
1939年，谭崇台考取了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时值抗日战争正酣，武大被搬到四川乐山。在那里，谭崇台总听到高年级的同学回忆武大校园的美景，美丽的珞珈山、俊秀的东湖。当时的他对珞珈山始终有一种向往之情，曾在诗中写道：“东湖碧波梦，珞珈翠微心。国破山河在，何年到汉荆。”当时，谭崇台的国文老师叶圣陶先生在诗后批了这样一句话：“爱国爱校之心深也。”
谭崇台说，那时候，自己本可以被保送至西南联合大学的，可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因素未能如愿。于是，后来考试时就直接选择了武汉大学。他戏称自己是怀着一种报复心理走进武汉大学的。“当时武大内迁到四川乐山，教学条件相当艰苦。我们的宿舍就是一个当铺的库房，又黑又暗，而且非常潮湿。一天三顿全靠‘八宝饭’来维持生活，这‘八宝饭’就是掺有杂粮、沙子的米饭。”谭崇台仿佛又回到了那段艰难的求学岁月。
谭崇台清楚地记得叶圣陶先生“每两周都会给我们布置一篇作文，我们把作文上交之后，他都会一篇一篇仔细地阅读，每个学生上交的作文本都会留下他用红笔修改过的痕迹。叶圣陶先生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在我以后的从教生涯中时常会想起他在灯下为我们批改作文的情形，不断地激励我保持一种认真的治学态度”。
毕业时，学校把他们一批没有着落的学生统派到资源委员会。不久，谭崇台被派到湖南一个厂当会计，随后又被介绍到直接税局工作。谭崇台对这样的安排毫无兴趣，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渴望，使他感到十分困惑。
正在彷徨之际，得悉教育部将举行公开的留学考试，要从数千名大学毕业生中选取320多人，其中财经类约招50人，谭崇台暗下决心，搏一搏。经过短暂时间的准备和沉着从容的应试，他以第5名的成绩而如愿以偿。谭崇台的第一选择是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经济系。
1944年底，谭崇台实现了走出四川盆地、到外地去求学的愿望，和陈观烈、陈文蔚等中国留学生踏上了赴美求学的旅程。他们先从重庆飞抵昆明，傍晚乘美军运输机在夜色的掩护下，经过“驼峰航线”到达印度，再乘船经澳大利亚、新西兰抵达美国西海岸，历时42天。据谭崇台回忆，每一个路段都有生命危险。用他的话来说，那时候就是命悬一线。
到马萨诸塞州查里河边的哈佛大学后，谭崇台和陈观烈、陈文蔚等专业相同、经历相似、性情相投的中国留学生同吃、同住、同行，形影不离，一时间被誉为“哈佛三剑客”(此前，韩德培、吴于廑、张培刚也有此说法)。谭崇台至今还记得他们当年在查理河边芳草地上月夜漫步、谈古论今、切磋砥砺的情景。“多情查理河边月，年年犹忆三人行”的诗句，就是他对当年友谊的追忆。
1947年初，受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列昂惕夫、汉森的指导和教诲，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正处于鼎盛时期完成学业并取得硕士学位的谭崇台，到华盛顿远东委员会任专门助理，作战后日本经济和赔偿问题的研究工作。在这里，他得心应手，先后撰写了《“论日本赔偿问题”》、《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等论文，待遇也很优厚。然而，谭崇台深切地感受到，“江山信美非吾土”，作为华夏子孙，不如归国倾全力。谭崇台坦言：他1948年回国自然而然，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正像中小学生放学必须回家一样，作为异域求知的学子回到祖国的怀抱，天经地义。
为此，年仅27岁的谭崇台谢绝了众多师友的挽留，回到了风雨飘摇的祖国，后受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回到“从未谋面”的地处珞珈山的母校武汉大学执教。“我清楚地记得是在1948年3月1日回到母校，之后就担任起副教授的职务。”
此时的国统区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谭崇台月薪是9000多万法币，但在市场上只能买到6瓶醬油，这使只带了两个铺盖卷的谭崇台夫妇陷入了困境。就在这时候，儿子谭力文呱呱坠地，这让他们又喜又忧——他们拮据得连孩子出生的费用也支付不起。幸好得到复旦大学陈观烈教授的汇款，他们才得以解除困境。
让谭崇台高兴的是：“当时的武汉大学是非常辉煌的，师资队伍异常壮大，有货币银行学专家杨端六先生、财政学专家刘炳麟先生、会计学专家戴铭巽先生等，周鲠生先生又招纳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张培刚先生、韩德培先生、吴于廑先生、吴纪先先生等学术界的精英。在这一批人的带领之下，学校的学术氛围和学习风气特别浓厚。”从此，他扎根珞珈山。
1980年，谭崇台再度赴美访问，一家电台的记者采访时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了解你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离美返国，当时你下这一决心时感到困难吗?几十年后的今天你有何想法?”谭崇台回答说：“我对美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情感。但是，我是中国人，应该回去给中国做点事情。当年我就是这样下了决心的，现在我也毫不感到遗憾。”
1989年1月至7月，谭崇台又应邀去美国讲学，他的妻子也同行。这期间北京发生了六，四事件，一些美国人士极力戏他滞留不归，并提供多种工作机会由他选择，但他一一婉言谢绝，如期回到祖国。
迎来迟到的学术青春
在1958年“反右”运动中，谭崇台被迫离开武汉大学经济系到外语系教英语。随着“文化大革命”等开始，谭崇台一教英语就是20年。
谭崇台内敛和“与世无争”的禀性，使他在10年内乱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潜心于教学，这实，乃整个经济学界的幸运。他常说：“我痛心的是经济学的停滞和倒退。”不过，他在20多年中还是不断写作，尽管也不能发表，文稿不少在“文革”中散失了，从而形成一段学术履历“空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谭崇台重新回到经济系。待他能够重操旧业的时候，已经是年近花甲之人了，但是学术青春才刚刚开始。他不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教学和科研，而且还担负起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武汉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行政和业务领导工作，为武汉大学及其经济管理学院(后名商学院)的建设和 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谭崇台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的引进、推进、教学和研究工作，认为发展经济学这一门新兴的学科所研究论证的问题，是一切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所必须通盘考虑的问题，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做出很大努力去解决而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他深入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984年，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评述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专著。1989年，他又主编出版了被列为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高校重点教材的《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该书被国家教委授予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并被推荐为全国研究生通用教材。1993年，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武汉大学出版社)，被誉为国内外第一部以经济发展思想为脉络的西方经济学说史，后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名字同发展经济学紧紧连在一起
长期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谭崇台，被认为是将西方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发展经济学对我国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政策，少走弯路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可以说，谭崇台的名字同发展经济学紧紧连在一起。他强调，要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以经济增长的速度代替经济发展的效果。谭崇台说，经济增长指社会财富或总产出的增长。衡量经济增长通用尺度是GDP(国内生产总值)或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经济发展指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的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变化，如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一般生活水平和分配状况的变化，卫生健康状况的变化，文化教育状况的变化以及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变化。可见，经济增长内涵较狭，经济发展内涵较广。他说，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经济发展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量化，但更偏于是一个质量概念。“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和目的。没有经济增长，不可能有发展。”
在确定经济增长的速度时，要考虑经济发展究竟取得什么样的效果，社会目标究竟会不会完美实现，谭崇台的话语重心长。他说，决不能把经济增长指标等同于经济发展战略，或者把经济发展战略简单化为经济增长指标。“在开发项目时，不要只着眼于它本身经济效益，而要关注它的社会经济效果和影响。对每项投资项目，都要进行科学的项目评估，作出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分析和论证。对一切经济工作的考察都应当把视角从经济增长扩大到经济发展。只从经济增长的观点看经济工作，看见的往往只是眼前的、自身的价值，而忽视的往往是长远的、外部的害处，以致不可能权衡取舍，作出正确的决策。从经济发展的观点看经济工作，可以看见长远的、全局的利害得失，从而有利于权衡取舍，作出正确的决策。一言以蔽之，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他认为，当前以民为本、统筹兼顾、促进经济平衡快速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发展问题认识的一个飞跃，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称职的教书匠”那独特的人格魅力
寄望尽早解开发展中大国最复杂、最艰深的经济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的谭崇台，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与他交谈时，他往往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与其杰出的理论成就相媲美的是他淡泊名利、虚怀若谷的崇高道德人格。他经常提醒学生和自己：“做学问之前要先学会做人，七分做人，三分做学问；要始终保持谦虚学习的心态。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你们可以随进进行批评。”
几十年来，谭崇台不仅桃李馨香远播，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实践人才，还以担任社会职务、研究报告等方式，积极为国家经济建设献计献策。直到今天，已耄耋之年的谭崇台仍然奋战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依然保持着学术上的朝气、敏锐与激情。他严谨的学术品格、高尚的思想情操，深深影响了一茬一茬的学子。至于他自己，他以为不过是一名“称职的教书匠”。
尽管头发斑白，但是谭崇台精神矍铄、步履稳健、耳聪目明。谭崇台笑着说，“现在家里的人说悄悄话我都能听到，耳朵一点也不聋”。说到养生，他这样总结：“我有3条经验。一是有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一辈子生活都很有规律，从来都不‘开夜车’，每天都在11点以前休息。二是保持心态平稳，一辈子心淡如水，上升时不得意，失意时不沮丧。另外，还需要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老人慈祥随和，思路清晰。
采访结束后，谭崇台赠记者一部43萬字许的《谭崇台选集》。细细翻阅这部凝聚他学术成就的著作，品味到他经济思想的博大精深，一个个富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观点让人大开眼界。翻到后记，记者感动了：“只要一篇文章还有正确的方面，错误的东西就让它保持原样，使读者可以看出我曾经何等浅薄而现在是何等需要不断探索，从而对我的一生有较全面的了解。”透过这些文字，记者读到了老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难怪他年已高龄仍然坚持给博士生上课，并从不迟到一分钟，讲稿也是经过仔细推敲并不断更新。他说：“如果我还是沿袭老一套的思想和观点去随便应付一下，这样做不仅对不起学生，更愧对自己。”
博学、严谨、谦虚、淡泊，这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独特的人格魅力。这一切，在谭崇台身上得到体现。他不愧是中国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一面旗帜!
文字编辑：余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