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那年，我得到了人生的第一本书 ——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此前关于书听说是我一岁时抓住了一本旧农历，把它撕成了一堆刨花叶。看来我和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并不友好。
　　 我在一个秋天里跟在姐姐后面上学了，她牵着我沾染了鲜红的芍药汁的手，如拉着一只不愿入圈的羔羊。课堂是借用我大伯家坑坑洼洼的堂屋，因父亲不买白色的圆领汗衫而哭红了眼睛的老师在一块黑板上写“大、小、人、口”，然后呜咽着领读。空气中我们稚嫩的童声混合着牛粪的味道，我高声大气的伯母在外面吆喝她的一群母鸡。发现自己说的话可以用这些点、横、撇、捺组合起来，惊叹不已！我的书包里除了课本还有一支粉笔，没有纸、铅笔。粉笔很奢侈，除了老师，只有我有，同桌的珍儿很是羡慕。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我就半跪在板凳上依葫芦画瓢。课桌上一排排并不周正的字把珍儿的位置都占了，她很乐意。别的同学拿手指头在课桌上划来划去，有时他们还会沾上口水。我很快当了头儿，字写得好的同学我就奖他们半支粉笔，我的父亲发现粉笔的开销大了，每天限定母亲给我两支。
　　 至于算数，进入冬天了还没有算术书，老师要我们各自带二十个小竹片去学算数。第二天早上上学时发现没有竹片可带，我急的大哭，倚在山墙边嚎啕着不肯上学，父亲操起一把扫帚打过来，我立马拔腿飞跑。刚上第二节课，父亲就送来了一串削好的竹片。天啦！它们太美了，淡淡的黄绿色，散发着竹子的清香。每一片都相当光滑，两头是半圆形，不厚不薄。二十根竹片一模一样，它们被一根细细的麻绳串在一起，作为我书包里的宝贝，谁也不可以借。直到我妹妹上学，我也用不上了，才当一份大礼物送给了她。
　　 我学会了一些字后，就有想表现的欲望，可村里看不到字，我的小表哥来我家玩，他在我家大门的石板门框上用粉笔写下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后面是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我每天放学回家都大声读出来，这几个大字一直保存了好长时间才慢慢淡去。我的三伯，他阴差阳错地上了大学，去了外地工作。他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女儿芳儿，每逢过年三伯回来探亲，总是带几本连环画书回来，我们称为“小人书”。他一回家总是和我的三伯母躲在里屋吵得天翻地覆，而我和堂姐芳儿坐在炉火边，头挨着头津津有味地读着故事，随着故事中的人和事欢笑、紧张、发愁……完全不知道三伯与伯母什么时候又合好了，两人在厨房忙活。从那些连环画上，我开始知道了我的村庄外还有村庄，我的课本外还有更有趣儿的故事。那里面有弄得我晕头转向的大观园，有可爱之极的猪八戒，有高尔基胖胖的外祖母，还有鲁镇的祥林嫂。我总是喜欢呆在三伯家里，不爱在家照顾妹妹，每每受到母亲的责骂，我就坐在厢房门外的石墩上，想像自己也像阿毛一样被狼叼走了。可试了几次，不仅没有狼来，除了那只懒洋洋晒太阳的猫，只看到了一只蟋蟀。母亲更是没有领会我的盘算，她像被风赶着似的，急忙忙经过我的石墩，去喂猪，去挑水，去田里割草，我心里真是失落啊。三伯最后一次回来带走了我的堂姐，我的堂姐带走了那些小人书，我为此烦恼了很久。听说我的堂姐进城后也烦恼了很久，她带走了书，但带不走泥土、樟树叶与狗尾巴草，还有我这个跟屁虫一样陪她读书的堂妹。课本总是被我读得乱透，废旧的作业本上也写满了那些“小人书”的故事，而我对它们的想念直到昨夜还在梦里。
　　 我用父亲专门做的一个小背篓，背着一袋包谷面、一碗黑豆食，走了两个多小时陡峭崎岖的山路，才到达山脚下的中学。我兴奋的小脸通红，老师们当着我的面相互谈论我，说我的作文写得几多好，比我的姐姐还好，这让我很是得意。学校的校长我们叫他谦老师，他身板高高大大，脸上出过天花。他教语文，好多学生都怕他，可是我看他就像我的一个大伯父。他把我的作文经常拿到二年级去展示，全校唯一的一本课外读物是他订阅的一本《儿童文学》，新书一到他总是第一个拿给我看。他对所有的学生说，只有我一个人能有这种特殊待遇。一个初二的男学生，双腿残疾了，行走困难，但特别聪明，学习刻苦，尤其数学成绩好，老师们都叫他“数学家”。但我很怕这个“数学家”，全校老师学生就他看我很讨厌我。我在走廊上、楼梯上遇到他就狠不得长出一米五的长腿来。有一次还是被他拦住了，他艰难地扭动着腿一边扶爬楼梯一边回头，盯着身后想一口气跑掉的我，坚定而又愤愤然地说：“我一定要超过你！”后来校长就把《儿童文学》给他看了。接下来的新学期开学，“数学家”没来，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校长把我叫去，说“数学家”回村里当会计去了，他爹说好不容易村里有这个空缺，就不读书了。“数学家”把他的一支钢笔请校长送给我，钢笔很旧，我拿在手里很重。校长长叹了一口气说，好好读书吧。
　　 高中时我离开了那个山脚下的中学，跟随我的姑妈去邻县的一个乡镇生活，并在那边读高中。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学校，我异乡的口音总被那些青春期的男生嘲笑，加上两地教学进度差别很大，一些功课跟不上。每天放学我都把自己关在姑妈的小阁楼上，苦闷、发呆、想念家，想念想起的每一个人，甚至觉得回村里当个会计也不错。姑妈在自家楼下开着店铺做些针头线脑的买卖，秋天里镇上来了一个河南小伙子，精瘦精瘦，挑着两担书。他请我姑妈充许他在屋檐下卖书租书，姑妈说那我姑娘借书不收钱，两人当下达成协议。小伙子马上拉开架势，用两条长凳子在屋檐下搁上我姑妈猪圈里闲置的一块旧木板，木板上摆上了各种各样的书。乡镇上第一次来了这么多书，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书摊前马上围上来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我在这个河南小伙子的书摊上读到了第一本小说《林海雪原》，读到了《红与黑》，还有一本《青春期心理卫生》，实在不好意思，没有借来看。那个小伙子也读过很多书，我放学就兴冲冲地回家，把回村里当会计的想法甩到了九霄云外。我先不进门，就在书摊前与小伙子交流正在读的某本书。小伙子很怕我姑妈，只有姑妈的柜台前来了买货的人，他才敢和我说话，但多半时间姑妈都无所事事坐在柜台旁，漫不经心看着大门外。我一个人叽叽喳喳地讲，他半天说一句话“书里都有，你去看吧！”姑妈总是在催“快进屋吃饭”。
　　 秋天还没结束，姑妈说，那个河南人，身上有股子怪味，不能让他在屋檐下卖书了。我听了很奇怪，特意跑到书摊子前去闻了闻，回来告诉姑妈说，人家没有味道啊！是你猪圈里的旧木板有味道吧？没过两天，放学回来屋檐下干干净净，书摊子没了，我的嘴一下子嘟起来。姑妈说：“再不走，我看你要抱本书，跟人家跑河南耍猴子去了！”于是，我不好意思再对姑妈使小性子。
　　 我终是幸运的，凭借兴趣读过的那几本书帮助我走出了穷乡僻壤，有机会读更多的书，有能力拥有更多的书，更有幸的是能结识一样喜欢读书的人。
　　 我的整个青春时代几乎都与梅无法分开，她是一个淘书高手，我们一起钻图书馆，逛书店，一起认识了三毛，认识了普鲁斯特，认识了张爱玲。在停电的夜晚我们点着蜡烛高声朗读沈从文的散文，在小城一天就是一年，一年就是一辈子的时光里，我们过得充实、快乐、惬意。梅不喜欢做饭，那时小馆子又少，钱更少，她少不了以做媒的由头，用我的单身身份换取免费的午餐，当然我们有时也合谋。有一次我们得以有个机会去宜昌相亲，两人在媒婆家大吃一顿出来，想起来刚才桌子上坐着两个男人，差不多一样的年龄，一样的黝黑健壮，一样的热情，哪个是呢？梅说那个坐你旁边，像你农村来的幺舅舅的就是。因为笑的肚子疼，我们只好蹲在宜昌的大马路上。后来想想来宜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我们相扶着站起来，打着饱嗝一起去解放路书店买了一大捆书。
　　 后来我就见到了一个叫毛子的人，那活脱脱就是一个中年闰土的苦巴巴的模样，可这一次梅不依不饶，要我耐心与这个人保持联系。“这人有一柜子你难得买到的书！”说这话时梅的语气仿佛是怀揣着一件家族的秘密。我去了，带着逛书店的心情，书架前毛子的脸一改闰土的灰暗，像极了我的那个启蒙老师，看到书就是呜咽的眼里也会有亮光。一年后毛子提议，书借来还去的麻烦，放在一起读吧！我立马就同意了。于是这个人连同四个书柜浩浩荡荡搬进了我小小的居室。多少年来，我无数次想把这个性情乖张，衬衣里面穿上秋衣的家伙从我的窗口扔出去，可是一想到他有时比字典还中用，我就劝自己还是留下了。
　　 我努力想对这个世界追寻一种清楚的表达，努力想用语言诠释那些灵魂深处模糊的感觉和质问，我也拥有了电脑、电视等多种学习媒体，但只有书像床一样让我感到妥帖、踏实和可靠。它所特有的纸香、色泽、质地和手感，竟成了我念旧的贴身用品。
　　 幾年前，我回到了故乡，大伯的房子早已荡然无存。我在一片浓密的包谷地里见到了儿时一起读书的珍儿，她已俨然是我大伯母木讷笨重的模样。她局促地看着我，像看一个人物，羡慕我的好命。
　　 山下我曾就读的中学已修建了高楼，有朗朗的读书声传出，那里面应当有珍的儿子吧！
　　责任编辑 郭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