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很难去定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岛。
它的面积仅为2.84平方公里,人口3987人,是舟山2000多个岛屿中最小的住人岛,因为形状酷似东海上爬行的蚂蚁,故被人称之为“蚂蚁岛”,是如今海岛经济大潮中再普通不过的一员。
但同时,它却曾不经意间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1958年,就在这座东海小岛上,成立了当时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轰动一时,至今还流传着“小小蚂蚁抵苏联”的说法。
从舟山沈家门渔港出发,向南8.5公里,坐渡轮只需要40分钟便可到达蚂蚁岛,这也是几十年来出入小岛的唯一方式。在渡轮上,随处可见一箱箱的粮油、饮料和啤酒,这些东西都是运往蚂蚁岛的。蚂蚁岛的确很小,只要花一个多小时就几乎全部走遍。岛上看不见一辆汽车,也很少能遇到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仅有的一所小学和一所幼儿园也已经废弃不用,黝黑精瘦的老人三三两两地坐在自家门前,抽烟,闲聊,在他们头顶,挂在电线杆上的大喇叭正在播着一出广播节目。
记者打听人民公社遗址,那个曾经带给他们无限荣耀的地方,老人们指着山脚的方向告诉我:“不远的,你肯定找得到。”
一间砖木结构的平房徐徐展现在眼前,它的正门上写着:“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但除此之外,就再无特别之处。大门是关着的,里面是一个简陋的展览厅,展品不多,因无人管理有些甚至已经发霉,只有墙上的图片还在断断续续地讲述着那段历史。显然,对岛上的人来说,那段历史已渐行渐远,再泛不起半点涟漪。
“小小蚂蚁抵苏联”
蚂蚁岛的故事从1958年开始。
“解放初期的蚂蚁岛,是一个穷山苦岛,全村只有40只捕鱼船,生活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那时候,我们都是吃番薯干过日子的,遇上收成不好,就只好吃野菜了。”
回忆起当年的苦日子,64岁的蔡大伯依旧历历在目,他现在是岛上的三轮车夫,但同时也是50多年前那场运动的见证者。
“就是因为日子快过不下去了,我们才要改变。”
1958年7月26日,海岛的夏天,天黑得很迟,吃过晚饭,外面还是一片亮堂。那一年,蔡大伯正好10岁,在家里跟着母亲织网,听见外面在喊:“开大会啦,要合并大社啦!”母亲便领他出了门。当时蔡大伯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单是觉得好玩,路上到处都是邻居,从四面八方赶去会场。
会场就在乡政府边上的空地,插满了红旗,还有各种标语,主席台前是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有人喊口号,底下的群众跟着呼应,几乎全村的村民都坐在台下。
来自县里的领导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台下很快就安静下来,然后他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宣布:“蚂蚁岛渔业人民大社正式成立!”顿时,人群像炸开了锅,锣鼓声、欢呼声、鼓掌声,一阵接着一阵,声音震天。蔡大伯说:“那情形,一辈子都忘不掉。”
至此,岛上的2000多位居民,以及渔业、农业、供销、信用和手工业五大合作社正式并为蚂蚁岛人民公社。而彼时,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召开不久,开始号召广大农村兴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直接形式——人民公社。这个千里之外的东海小岛,居然一不小心走在了共和国的最前列。10月4日,《人民日报》三版头条刊登了题为《第一个人民公社——访五年来乡社合一的蚂蚁岛》的通讯,更让小小蚂蚁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名噪一时。
1959年,国家主席刘少奇亲自到蚂蚁岛视察,在与人民公社负责人交谈的时候,他亲切地称赞:“小小蚂蚁抵苏联。”直到今天,这句话还在被蚂蚁岛人民不断提及。
当然,关于这些,当初只有十几岁的蔡大伯是毫不知情的,在他的认识里,他们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至于这件伟大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他就说不上来了。他只知道父亲被编入了远洋渔业部,母亲在手工业部,而最令他兴奋的是,公社开设了食堂,吃大锅饭。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单纯地以为人民公社就是天堂。
事实上,头一年人民公社的确进行得不错。海岛不同于陆地,社会封闭,市场流通方式也单一,自然比较容易整合人力物力,形成新的群体意识,在短期内促进生产力。到了1958年底,全社渔农业生产总量比去年翻了近两倍。蚂蚁精神一度成为全国农村学习的榜样。
但随着社员积极性的逐渐回落,人民公社很快遇到了困境,它的生产总值急剧下降。这一点,从公社食堂的变化就看得出来。蔡大伯回忆说,最初一年还有鱼有肉,很快就只剩蔬菜,到最后几年,几乎天天喝白粥。蔡大伯吃不饱,要闹,母亲赶紧捂住他的嘴,把自己碗里的粥偷偷匀给他。
没过几年,公社食堂就宣告关闭了,大家只好重新回到自己家里开灶,“大锅饭”的神话也随之破灭。
人民公社的解体
1983年3月7日,同样是一个傍晚,人民公社迎来了最后一次社员大会。
与25年前那次慷慨激扬的大会相比,这次大会的气氛沉重许多,社里的主要男人都陆续到场了,大家相互递着烟,彼此低声寒暄着。
21岁的李良才坐在角落里,打量着进门的每一个人,这是他第一次以骨干社员的身份参加会。他的岳父就坐在不远处,若无其事地与隔壁的船老大讨论着今年的收成,仿佛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与他们无关。
人数到齐之后,公社负责人开始讲话:“现在中央下达了新的指令,要求解散人民公社组织,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底下传来了三三两两的回应声,然后大家依次在《蚂蚁岛公社分队协议书》签上了名字,如同完成某种约定俗成的仪式。就这样,长达近三十年的蚂蚁岛人民公社解体了。
回到家,妻子张彩芬问李良才:“散了?”
“嗯,散了。”李良才回答道。夫妻俩再也没说话,关上灯,沉沉地睡去了。从今往后,夫妻俩再也不用去公社报到了。
李良才17岁就在公社干活了。那一年,父亲领着他,在社员名册上郑重地加上了他的名字,这意味着正式成为男子汉,可以赚钱养家了。他被分配到了捕捞二队,作为最初级的社员,每天可以赚8个工分,换成人民币一天1块4毛钱,而当时他的船老大,可以挣到捕捞队里的最高工分,18个工分,差不多一天3块钱。
起初船老大并不想要他,嫌他年纪小,挣同样的工分却只能干一半的活。在当时的捕捞队,常有这样的事情。但船老大很快就庆幸起自己当初的决定,几次出海之后,他发现李良才虽然年幼,但胆大心细,仗着健康的体魄,一个人几乎可以抵两个人用。 20岁那一年,李良才已经挣到了15个工分,这是仅次于船老大的最高工分,一时在乡里传为美谈。人人都知道公社有这么一位能干的社员,船老大更是欢喜得不得了,于是把自己女儿张彩芬许配给了他。当时张彩芬小他2岁,也已经参加劳动,是手工艺社的织网女工,一天能挣2个工分。
夫妻俩憧憬着早日挣到公社最高工分,本以为会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完一辈子,没想到一年后就遇到了公社解体。
“我当时是有点想不开的。”李良才说,“按照那时的情况,过不了几年,我就能做船老大了,可是公社一解体,什么都没了。”
公社解体的那天晚上,公社负责人把所有生产资料,以拍卖的形式,分给了各大队的村民。在家人的支持下,李良才和岳父凑齐了5万元,买下了一艘船,独自作业,第一年就还清了全部债务。他的妻子也安心在家里做起了家庭妇女,日子似乎朝着另一条道路越走越开阔。
2003年,37岁的李良才因为腰椎问题,被迫从岳父船上退了下来,他在蚂蚁岛开了一个虾皮加工作坊,一直至今。每年9月开始,虾皮陆续上市,这是他一年之中最忙的时候。他告诉记者,今年他扩大了生产,一口气雇了10个小工,“操劳了半辈子,终于可以享享清福了。”
而几十年前那段公社经历,仿佛已经是上辈子的记忆了。
巨轮从小岛驶出
至于2007年以后的蚂蚁岛,则是一段全然不同的故事了。
2007年初,村里招商引资,把岛上最南面的一大块土地出租给了舟山的龙头企业,扬帆船厂。当时,村民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直到数以千计的务工人员潮水般地涌入了这个原本都快被人遗忘的小岛,村民们这才意识到,他们今后的生活又将迎来一次巨变。
短短几年间,岛上外来人员的数量呈几何倍的增长,最多时将近1万,差不多是本村人口的三倍。他们为小岛带来了无限商机,那些一夜之间冒出的小卖部、家庭宾馆和成排的小饭馆就是最好的佐证。但同时,他们的到来也不可避免地打破了小岛的寂静,KTV、洗头房,蚂蚁岛上几十年来都不曾有过的东西在慢慢滋生。村民与外来人员的隔阂显而易见,村民们迁到了小岛北面的安置房内,而工人们则扎堆在南面的厂区内,除了生意来往,彼此之间几乎从不交道。几十年来,一座工厂头一次把蚂蚁岛简单地划分为两层截然不同的世界,宁静和喧嚣。
在扬帆船厂的厂区里,我们见到了郑烨。相比那些衣着暴露、发型怪异又喜欢扎堆的工人们,郑烨完全不同,他身材瘦小,脸上挂着书卷气,鼻梁上架的那副黑框眼镜成了区分他与其他人的最简便途径。
他近乎自嘲地跟记者说:“我是这里唯一穿马克·华菲的人。”作为厂区乃至蚂蚁岛上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他处处想表现得与别人不一样,他的落寞也因此显而易见。
郑烨是土生土长的舟山人,初中时学校曾组织他们到蚂蚁岛春游,参观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他记得这里并不好玩,而且到处都是蚊子,他对蚂蚁岛最初的印象并不好。当初扬帆船厂刚搬过来的时候,他还在杭州读大一,肯定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会来这里工作,并且一待就是两年。
2010年,郑烨大学毕业,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回舟山,到扬帆船厂做会计,没想到阴差阳错被分配到了蚂蚁岛这个新厂区。
郑烨至今保持着每周回家一次的习惯,他把来去的船票给我看,很厚一叠。厂区里随处可见“建设新蚂蚁”和“新蚂蚁人”的标语,可大多数时候都与郑烨无关。在这里,他把自己的生活圈子集中在宿舍、食堂和岛上唯一一家网吧——这还是同学喊他玩游戏的时候他才会去。
唯一的乐趣就是去看那些他们亲手制造的运输船。他带记者去看一艘今年新打造的运输船,“一次性可以装4000辆汽车!”郑烨边走边兴奋地向记者介绍。男生们总对这种庞然大物心存敬畏,大概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隐约感受到自己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就像人民公社初期的蚂蚁人。
这艘巨轮就停在海岸边,差不多有20米高,全身都用钢板包裹起来。据说这艘船造价高达500万美金,相当于3亿人民币,出口欧洲,差不多抵得上整个蚂蚁岛近十年的全部人均收入。蚂蚁人肯定想不到,这样一个小岛上居然能造出这么一个价值连城的玩意。
一艘艘巨轮被制造出来,然后驶离蚂蚁岛,被带走的还有蚂蚁岛人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它的面积仅为2.84平方公里,人口3987人,是舟山2000多个岛屿中最小的住人岛,因为形状酷似东海上爬行的蚂蚁,故被人称之为“蚂蚁岛”,是如今海岛经济大潮中再普通不过的一员。
但同时,它却曾不经意间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1958年,就在这座东海小岛上,成立了当时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轰动一时,至今还流传着“小小蚂蚁抵苏联”的说法。
从舟山沈家门渔港出发,向南8.5公里,坐渡轮只需要40分钟便可到达蚂蚁岛,这也是几十年来出入小岛的唯一方式。在渡轮上,随处可见一箱箱的粮油、饮料和啤酒,这些东西都是运往蚂蚁岛的。蚂蚁岛的确很小,只要花一个多小时就几乎全部走遍。岛上看不见一辆汽车,也很少能遇到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仅有的一所小学和一所幼儿园也已经废弃不用,黝黑精瘦的老人三三两两地坐在自家门前,抽烟,闲聊,在他们头顶,挂在电线杆上的大喇叭正在播着一出广播节目。
记者打听人民公社遗址,那个曾经带给他们无限荣耀的地方,老人们指着山脚的方向告诉我:“不远的,你肯定找得到。”
一间砖木结构的平房徐徐展现在眼前,它的正门上写着:“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但除此之外,就再无特别之处。大门是关着的,里面是一个简陋的展览厅,展品不多,因无人管理有些甚至已经发霉,只有墙上的图片还在断断续续地讲述着那段历史。显然,对岛上的人来说,那段历史已渐行渐远,再泛不起半点涟漪。
“小小蚂蚁抵苏联”
蚂蚁岛的故事从1958年开始。
“解放初期的蚂蚁岛,是一个穷山苦岛,全村只有40只捕鱼船,生活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那时候,我们都是吃番薯干过日子的,遇上收成不好,就只好吃野菜了。”
回忆起当年的苦日子,64岁的蔡大伯依旧历历在目,他现在是岛上的三轮车夫,但同时也是50多年前那场运动的见证者。
“就是因为日子快过不下去了,我们才要改变。”
1958年7月26日,海岛的夏天,天黑得很迟,吃过晚饭,外面还是一片亮堂。那一年,蔡大伯正好10岁,在家里跟着母亲织网,听见外面在喊:“开大会啦,要合并大社啦!”母亲便领他出了门。当时蔡大伯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单是觉得好玩,路上到处都是邻居,从四面八方赶去会场。
会场就在乡政府边上的空地,插满了红旗,还有各种标语,主席台前是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有人喊口号,底下的群众跟着呼应,几乎全村的村民都坐在台下。
来自县里的领导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台下很快就安静下来,然后他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宣布:“蚂蚁岛渔业人民大社正式成立!”顿时,人群像炸开了锅,锣鼓声、欢呼声、鼓掌声,一阵接着一阵,声音震天。蔡大伯说:“那情形,一辈子都忘不掉。”
至此,岛上的2000多位居民,以及渔业、农业、供销、信用和手工业五大合作社正式并为蚂蚁岛人民公社。而彼时,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召开不久,开始号召广大农村兴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直接形式——人民公社。这个千里之外的东海小岛,居然一不小心走在了共和国的最前列。10月4日,《人民日报》三版头条刊登了题为《第一个人民公社——访五年来乡社合一的蚂蚁岛》的通讯,更让小小蚂蚁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名噪一时。
1959年,国家主席刘少奇亲自到蚂蚁岛视察,在与人民公社负责人交谈的时候,他亲切地称赞:“小小蚂蚁抵苏联。”直到今天,这句话还在被蚂蚁岛人民不断提及。
当然,关于这些,当初只有十几岁的蔡大伯是毫不知情的,在他的认识里,他们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至于这件伟大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他就说不上来了。他只知道父亲被编入了远洋渔业部,母亲在手工业部,而最令他兴奋的是,公社开设了食堂,吃大锅饭。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单纯地以为人民公社就是天堂。
事实上,头一年人民公社的确进行得不错。海岛不同于陆地,社会封闭,市场流通方式也单一,自然比较容易整合人力物力,形成新的群体意识,在短期内促进生产力。到了1958年底,全社渔农业生产总量比去年翻了近两倍。蚂蚁精神一度成为全国农村学习的榜样。
但随着社员积极性的逐渐回落,人民公社很快遇到了困境,它的生产总值急剧下降。这一点,从公社食堂的变化就看得出来。蔡大伯回忆说,最初一年还有鱼有肉,很快就只剩蔬菜,到最后几年,几乎天天喝白粥。蔡大伯吃不饱,要闹,母亲赶紧捂住他的嘴,把自己碗里的粥偷偷匀给他。
没过几年,公社食堂就宣告关闭了,大家只好重新回到自己家里开灶,“大锅饭”的神话也随之破灭。
人民公社的解体
1983年3月7日,同样是一个傍晚,人民公社迎来了最后一次社员大会。
与25年前那次慷慨激扬的大会相比,这次大会的气氛沉重许多,社里的主要男人都陆续到场了,大家相互递着烟,彼此低声寒暄着。
21岁的李良才坐在角落里,打量着进门的每一个人,这是他第一次以骨干社员的身份参加会。他的岳父就坐在不远处,若无其事地与隔壁的船老大讨论着今年的收成,仿佛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与他们无关。
人数到齐之后,公社负责人开始讲话:“现在中央下达了新的指令,要求解散人民公社组织,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底下传来了三三两两的回应声,然后大家依次在《蚂蚁岛公社分队协议书》签上了名字,如同完成某种约定俗成的仪式。就这样,长达近三十年的蚂蚁岛人民公社解体了。
回到家,妻子张彩芬问李良才:“散了?”
“嗯,散了。”李良才回答道。夫妻俩再也没说话,关上灯,沉沉地睡去了。从今往后,夫妻俩再也不用去公社报到了。
李良才17岁就在公社干活了。那一年,父亲领着他,在社员名册上郑重地加上了他的名字,这意味着正式成为男子汉,可以赚钱养家了。他被分配到了捕捞二队,作为最初级的社员,每天可以赚8个工分,换成人民币一天1块4毛钱,而当时他的船老大,可以挣到捕捞队里的最高工分,18个工分,差不多一天3块钱。
起初船老大并不想要他,嫌他年纪小,挣同样的工分却只能干一半的活。在当时的捕捞队,常有这样的事情。但船老大很快就庆幸起自己当初的决定,几次出海之后,他发现李良才虽然年幼,但胆大心细,仗着健康的体魄,一个人几乎可以抵两个人用。 20岁那一年,李良才已经挣到了15个工分,这是仅次于船老大的最高工分,一时在乡里传为美谈。人人都知道公社有这么一位能干的社员,船老大更是欢喜得不得了,于是把自己女儿张彩芬许配给了他。当时张彩芬小他2岁,也已经参加劳动,是手工艺社的织网女工,一天能挣2个工分。
夫妻俩憧憬着早日挣到公社最高工分,本以为会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完一辈子,没想到一年后就遇到了公社解体。
“我当时是有点想不开的。”李良才说,“按照那时的情况,过不了几年,我就能做船老大了,可是公社一解体,什么都没了。”
公社解体的那天晚上,公社负责人把所有生产资料,以拍卖的形式,分给了各大队的村民。在家人的支持下,李良才和岳父凑齐了5万元,买下了一艘船,独自作业,第一年就还清了全部债务。他的妻子也安心在家里做起了家庭妇女,日子似乎朝着另一条道路越走越开阔。
2003年,37岁的李良才因为腰椎问题,被迫从岳父船上退了下来,他在蚂蚁岛开了一个虾皮加工作坊,一直至今。每年9月开始,虾皮陆续上市,这是他一年之中最忙的时候。他告诉记者,今年他扩大了生产,一口气雇了10个小工,“操劳了半辈子,终于可以享享清福了。”
而几十年前那段公社经历,仿佛已经是上辈子的记忆了。
巨轮从小岛驶出
至于2007年以后的蚂蚁岛,则是一段全然不同的故事了。
2007年初,村里招商引资,把岛上最南面的一大块土地出租给了舟山的龙头企业,扬帆船厂。当时,村民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直到数以千计的务工人员潮水般地涌入了这个原本都快被人遗忘的小岛,村民们这才意识到,他们今后的生活又将迎来一次巨变。
短短几年间,岛上外来人员的数量呈几何倍的增长,最多时将近1万,差不多是本村人口的三倍。他们为小岛带来了无限商机,那些一夜之间冒出的小卖部、家庭宾馆和成排的小饭馆就是最好的佐证。但同时,他们的到来也不可避免地打破了小岛的寂静,KTV、洗头房,蚂蚁岛上几十年来都不曾有过的东西在慢慢滋生。村民与外来人员的隔阂显而易见,村民们迁到了小岛北面的安置房内,而工人们则扎堆在南面的厂区内,除了生意来往,彼此之间几乎从不交道。几十年来,一座工厂头一次把蚂蚁岛简单地划分为两层截然不同的世界,宁静和喧嚣。
在扬帆船厂的厂区里,我们见到了郑烨。相比那些衣着暴露、发型怪异又喜欢扎堆的工人们,郑烨完全不同,他身材瘦小,脸上挂着书卷气,鼻梁上架的那副黑框眼镜成了区分他与其他人的最简便途径。
他近乎自嘲地跟记者说:“我是这里唯一穿马克·华菲的人。”作为厂区乃至蚂蚁岛上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他处处想表现得与别人不一样,他的落寞也因此显而易见。
郑烨是土生土长的舟山人,初中时学校曾组织他们到蚂蚁岛春游,参观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他记得这里并不好玩,而且到处都是蚊子,他对蚂蚁岛最初的印象并不好。当初扬帆船厂刚搬过来的时候,他还在杭州读大一,肯定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会来这里工作,并且一待就是两年。
2010年,郑烨大学毕业,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回舟山,到扬帆船厂做会计,没想到阴差阳错被分配到了蚂蚁岛这个新厂区。
郑烨至今保持着每周回家一次的习惯,他把来去的船票给我看,很厚一叠。厂区里随处可见“建设新蚂蚁”和“新蚂蚁人”的标语,可大多数时候都与郑烨无关。在这里,他把自己的生活圈子集中在宿舍、食堂和岛上唯一一家网吧——这还是同学喊他玩游戏的时候他才会去。
唯一的乐趣就是去看那些他们亲手制造的运输船。他带记者去看一艘今年新打造的运输船,“一次性可以装4000辆汽车!”郑烨边走边兴奋地向记者介绍。男生们总对这种庞然大物心存敬畏,大概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隐约感受到自己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就像人民公社初期的蚂蚁人。
这艘巨轮就停在海岸边,差不多有20米高,全身都用钢板包裹起来。据说这艘船造价高达500万美金,相当于3亿人民币,出口欧洲,差不多抵得上整个蚂蚁岛近十年的全部人均收入。蚂蚁人肯定想不到,这样一个小岛上居然能造出这么一个价值连城的玩意。
一艘艘巨轮被制造出来,然后驶离蚂蚁岛,被带走的还有蚂蚁岛人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