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题材方面来归纳，《寻找咸丰米店》是一部基层官场小说。
　　作为一名读者，我必须如实说出我的感受：对于这类小说，我已经有些审美疲劳。市面上的官场小说层出不穷，或纠缠于权力斗争，或纠缠于潜规则，或是与企业家的斗智斗勇，有时也夹杂点权色交易，总之，形式多样，但本质上倒没太大差别：打着官场小说的旗号，迎合的是读者对于官场内幕的一种“窥私欲”。《寻找咸丰米店》值得评述，首先就在于它没有落入这个窠臼。它关注的是基层官场的干群关系，小说的切入口很小，讲述了一封上访信引发的风波。
　　在普通老百姓眼里，有着两个官场。一个是离他们的生活很远的、高不可及的神秘场域，官员们聚集于此进行种种重大的筹谋规划、顶层设计。当然，高处不胜寒，这个官场里有种种特权、诱惑，也不免有种种斗争。这个官场是一系列官场小说热衷于描述的。另外一个官场是存在于老百姓生活周边的基层官场，官员们其实是“基层小吏”，基层工作“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官员们整日忙碌于老百姓种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小冲突。这个官场反倒是很多作家会发怵的，因为第一个官场可以想象、可以意淫、有胡编乱造的空间（毕竟读者很难验证），但基层官场充满日常化、生活化、真实化的气息，几乎每个人都曾与基层干部打过交道，他们颇为熟悉基层官场的氛围，写作者若不是深入其中，一写就容易露馅。基层官场的写作是有难度的，也因此在官场小说中较为少见。至于《寻找咸丰米店》这种从上访信入手的，更是凤毛麟角。
　　小说的主要冲突并不复杂，县长收到一封来自一个叫阴福生的人的“讨债报告”。报告里称，他的爷爷阴寿堂曾是咸丰米店的老板，1934年，为支援红军，在县苏维埃政府的动员下，借了500担稻谷给红军。现在由于其本人生活困難，要求县政府偿还当年向他爷爷借走的稻谷，按现时价折价人民币10万元整。阴福生在报告后面还附了两份证明材料：一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县志上记载咸丰米店借谷给红军的内容复印件，另一份是县志办出具的情况属实证明。县长在阴福生的报告右上角作了如下批示：“请信访局调查核实并上报。”
　　小说的叙述者“我”是信访局的局长，小说的行进动力就来自于“核实”。《寻找咸丰米店》打一开始就抛出悬念：咸丰米店是否借谷给红军？咸丰米店的老板是否真的是阴寿堂，而阴寿堂是否是阴福生的爷爷？
　　这有点像解谜，或者是侦探小说里的“破案”，读者有一种阅读的快感。《寻找咸丰米店》颇为“好看”，但这种好看并不是来自于对官场内幕的窥视，而是来自于小说文本本身的情节设置。“我”在解开一个谜团之后，又会陷入新的谜团。从咸丰米店的历史，到阴寿堂的一生经历（包括“文革”中遭遇的批斗，闹饥荒被饿死），再到阴福生的父亲阴松林一段情感，最后是阴福生本人。抽次剥茧，“我”才发现最大的谜团是历史，是人。
　　小说隐蔽而巧妙地完成焦点转换，“我”本是寻找咸丰米店，其实最后是寻找历史和人。表面上看，关于阴寿堂、阴松林的叙述与小说的主干似乎并不相关，其实不然，这些“闲笔”展现了历史本身，人物的坎坷命运足以令人反思我们曾经走过的歪路错路，而另一方面，这些“闲笔”也令小说更具一种生活化气息。老百姓的街谈巷议里，本就是充斥着关于往事和故人的闲言碎语或不知真假的流言，它们的确没有“意义”，但它们却是生活的一部分。
　　當然，谜团的核心是阴福生，整个事件因他而起，也必须回到他这里才能够最终解决。阴福生给人的印象，是个“刺头”，他虽性情耿直，但脾气暴躁，爱惹是生非，爱与政府对着干。当然，与读者设想的一样，这林林总总的坏印象不过是先抑后扬。“我”发现阴福生的本质并不坏。他考上厦门大学，因为得了肝炎，读了半年就退学了。做了屠夫之后，为人豪爽也乐于助人，他曾意外砍了以公谋私的收税员的手指头，但好多居民都联名要求对他从轻发落。阴福生真正性情大变，是妻子的意外死去。阴福生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与政府对着干的，他曾申请公租房好多年，但因为不符合规定而迟迟批不下来，妻子死去后，他可能就将不幸归咎于政府：要不是住在这样的破房子里，妻子可能就不会死。
　　在此，小说再一次完成了焦点转移，小说的关注点转移到了基层官场小说的老命题上，即对干群关系的思考。为什么有些老百姓会对社会产生敌视心态？为什么他们会觉得社会不公？为什么他们会“将平时积累的对社会的不满，以一种情绪化的、过激的和非理性的极端情感的宣泄方式释放出来”？经由阴福生的经历，“我”对他们有了一种“理解的同情”。阴福生“经历的不公平让他对社会产生一种抵触心理”，但他“强硬甚至蛮不讲理的外表下其实掩饰着渴望被理解与同情的心灵”，“如果他的这种抵触心理得不到正确的引导，政府部门处置不当，那么就会让矛盾更激化”。
　　那矛盾是如何解决的？因为一个又一个意外。“刚好”洪水来了；因公租房事宜与阴福生存在矛盾的王大妈“刚好”救了阴福生的父亲，并不幸牺牲；阴福生的爷爷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5万斤谷的借谷票“刚好”在洪水中找到。县政府已经特事特办，同意连本带息偿还他家的债务20万元。但再次和读者预想的一样，阴福生没有收下，并且选择撤案。随之便是叙述者的总结陈词了：“其实我们的老百姓是很容易满足的，他们对我们没有很大的要求，只要我们不要忘记曾经对他们许下的诺言就行。”至此，一封上访信引发的风波就这样解决了。
　　小说的结尾部分，出现了多次意外，更关键的是，阴福生与政府、干部的矛盾的解决，也全部依赖于这些意外。有一个不甚严密但却屡试不爽的标准是：判断一部小说是否立得住，就看它叙述的主要矛盾的解决是否依赖于死亡与意外，如果是，小说基本立不住了。很遗憾，《寻找咸丰米店》也属于这种情况。试想一下，如果不是这些意外，阴福生心中的症结该如何化解？干部们有开导他的方法吗？没有。小说并没有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对于政策与现实之间矛盾的调和语焉不详。这并不是说叙述者关于干群关系的感悟是错的，恰恰相反，它们是正确的，也因此，叙述者终于“忍不住”犯了官场小说的通病：主题先行，故事和人物滑向套路，它们不过是那些再正确不过的语录的附庸和证明。语录的确正确，但它是大的，框架式的，如果它缺乏细节，没有肌理，终究会显得空洞。
　　总而言之，《寻找咸丰米店》似乎是由两部分组成。它既有超脱出一般官场小说套路的地方，它从一封上访信入手，以悬念推进，关注人心和历史，小说的可读性和艺术品质大大加强；可它不免又有俗套和模式化的地方，刺头是我们熟悉的刺头，矛盾的化解全靠意外，感悟是我们在官方文件或政治课本里能读到的，这又让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力度大打折扣。这多少有些可惜，它本可以更好的。
　　责任编辑 林东涵